调查性报道在新闻学中的意义

一、调查性报道在新闻学中的意义

（一）改变了传统的新闻观

关于新闻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形形色色。陆定一同志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我国新闻界公认的定义。随着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的出现，新闻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新闻报道和新闻事实之间的时间差距越来越小，一些学者认为应将陆定一同志的这一定义延伸为“新闻是新近和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调查性报道的出现对这两条新闻定义提出了质疑。

第一，这一新闻定义强调新闻中包含的事实是新近发生的，但是，调查性报道里的事实却不尽然。诚然，调查性报道的新闻性规定了它的对象是目前社会中存在的、公众关心的问题，但是当记者追根溯源，调查事实背后的原因，揭露被掩盖的真相时，构成新闻主体的事实就不一定是刚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有的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要靠记者一点一点发掘出来。这些事实和一般消息的新闻背景不同，新闻背景是记者添加的用来使受众更好地理解新闻事实的材料，在新闻报道中只起到辅助作用，如果将这一部分舍去，新闻报道仍然能够成立。调查性报道则不同，这些时效性差的材料是事实背后的原因或者真相，它们构成了报道的主体，对于调查性报道，这一部分是新闻受众最关心、最想了解的部分，是不能割舍的。

第二，新闻是新近或者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定义对时间要求十分明确，就是刚刚过去或者正在发生，它十分短暂，甚至就是一刹那，这容易造成在报道复杂的新闻事实时出现截取新闻事实的现象，不能反映新闻事实的整个发展过程。相反，调查性报道强调反映事实的全貌，揭露事实背后的原因，呈现事实的发展过程，是对新闻事实的总体反映。

（二）改变了记者的思维模式

调查性报道对新闻记者思维习惯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新闻记者由呈现式思维过渡为发现式思维。过去，记者在采写新闻时主要运用的是呈现式思维。在采访写作中，记者的任务就是完整、真实、全面地呈现出事物的面貌。调查性报道要求记者不能作简单的录音机和摄像机，要具备发现式思维，当面对一个新闻事实时，不仅要反映其基本的事实组成要素，还要思考新闻事实的本质，发现被掩盖的真相。

第二，新闻记者由单一性思维过渡为立体性思维。如果在采写一些复杂的新闻事实时也运用这种单一性思维，就容易使记者在采访中片面截取新闻事实的个别层面，不能很好地反映事实的全貌。调查性报道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新闻事实，记者在采写时必须运用立体性思维，从时间和空间上全面把握事物全貌。

新华社记者朱海黎、傅光宇在采写《化肥价格千里追踪》一文时就运用了立体性思维。当年，化肥价格猛涨，农民负担加重，记者紧紧抓住大连港口进口化肥和辽河化肥厂国产化肥，从源头一直追踪到农民的田间地头，先后采访了吉林、辽宁两省政府的领导，8个省、市、县级公司，20多个农村基层供销社，4个村民委员会的50多名村民，终于查清了化肥涨价的真正原因。记者在采访这篇稿件时，运用立体思维为采访勾勒了一幅立体的采访图，从基层农民到省级领导，从国内化肥到进口化肥，从批发领域到零售领域，记者都没有遗漏，如果没有立体性思维，记者就不可能这么面面俱到。

（三）冲击了传统的倒金字塔结构

从19世纪中期以后，倒金字塔文本结构风靡整个西方新闻界，成为客观主义新闻理论的实际应用文本模式，为客观报道提供了标准、稳定的写作规则。调查性报道出现后，对这一稳定的写作规则形成了很大冲击，表现在：

首先，倒金字塔结构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及时地向受众传递最重要的消息，注重时效性。而调查性报道的目的是向受众完整、准确地揭示被掩盖的真相，更注重证据的准确性和调查过程的故事性，相对来说，时效性不强。

其次，倒金字塔结构的文本几乎全部是事实的陈述，很少有细致的描写，更没有议论和抒情等表现手法。而调查性报道的表现手法则比较丰富，既有叙述又有描写，必要时还可以加上议论和抒情。

最后，倒金字塔结构安排新闻事实的方法不是依照时间顺序或者逻辑顺序，而是依照事实的重要程度，将最重要的事实安排在最前面，然后按照事实的重要程度依次排列，结尾部分往往可有可无。调查性报道则强调清晰呈现新闻事实的发展过程，在适当的时候凸显高潮，而且其文本结构多种多样，没有固定模式，没有虎头蛇尾的感觉。

（四）保护了受众的知情权

在新闻传播史中历来有两种倾向，一种以传播者为中心，另一种以受众为中心。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受众为中心的报道方式，尤其是它维护了受众的基本权利——知情权。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了解表层的新闻事实，他们还需要了解为什么事实是这样的，通过对事实的深入了解来进一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同环境更加协调。这就对大众传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媒不能仅仅局限于报道事物的表象，更应该深入挖掘事物产生的内部和外部原因，满足受众深层次认知事物的要求。同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的参政议政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要求通过新闻媒体更多地了解政府的决策过程和执政情况，并且对政府官员的执政行为、执政能力和廉政情况进行监督，对贪污腐败等现象予以曝光，而调查性报道正是满足受众上述要求的极好的新闻传播方式。正因如此，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报道方式。

当然，调查性报道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这四个方面。在大众传媒纷纷将“内容为王”奉为圭臬的今天，调查性报道可以改善媒体的报道质量，提高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媒体的良好形象。调查性报道还可以锻炼记者，培养一支意志坚强、不畏强权、业务精通的高素质记者队伍。总之，正是调查性报道的特殊意义，决定了它将会在大众传媒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