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节对于中医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的调查中，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属于第一手研究，文献研究法属于第二手研究，一般来说，问卷调查往往是在基于文献的第二手研究基础之上开展的。问卷调查法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在侧重定量研究的同时，也可以用于定性研究。秦晓晴（2009:2-4）认为问卷易于设计，用途广泛，便于收集大范围数据，是第二语言研究领域里使用最为普遍的研究工具之一。他认为一个高质量的问卷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实施起来经济、简便、易行。标准问卷设计好以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受试者只需要对每个问题所给的几个答案进行选择，即可完成整个受试过程，无须为如何回答而煞费苦心；二是能够准确地反映受试者的真实情况。标准的问卷采用匿名的方式进行，这样可以打消受试者的疑虑，在面对敏感问题时也不会不好意思或者各种顾虑而不去正面回答或给出不真实的答案；三是收集的数据易于统计和分析。由于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是事先给出的，并按照一定的规律编号处理，因此很容易量化，使用计算机和统计工具进行各种统计和运算。
4.2.1 中医翻译能力构成要素问卷描述
4.2.1.1 调查问卷的结构
本问卷包括4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次调查的背景、问卷的目的和问卷填写的方法；第二部分是个人信息，分别为被调查者的职业、性别、相关工作年限等信息；第三部分是问卷调查的主体部分，主要是为了了解被调查人员对中医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的不同认知情况；第四部分是开放式问答，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被调查人员对中医翻译能力的认识，以期收集更多的信息。
4.2.1.2 调查问卷的内容
根据前面文献梳理的多元成分翻译能力模式（如PACTE小组的翻译能力研究、欧盟EMT翻译能力模式、马会娟的汉译英翻译能力模式以及法律翻译能力模式）的研究，总结了国内外翻译能力模式的九个方面的核心构成要素。通过对医学翻译行业招聘广告的调研，总结出了翻译行业的七大方面的任职要求。在本节中，我们结合上述的研究结果，将中医翻译能力要素进行一定程度的细分，具体如下:英语语言能力、汉语语言能力、翻译专业知识、医学专业知识、中国文化与中医文化知识、西方文化与西医文化知识、跨文化交际能力、术语学理论、中医术语、计算机操作能力、工具能力、翻译策略、组织协调能力、工作压力承受能力和职业意识等方面。在以上15个能力要素中，其实中国（中医）文化、西方（西医）文化是可以归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个范畴中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也可以归在工具能力里面的，术语学理论与中医术语翻译也可以放在一起，之所以这么细分，是为了让被调查人员能够更加清楚每个要素的内涵，从而做出更加准确的选择。本问卷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的方式让受调查人员对每一项从重要性（1 不重要，2 有点重要，3 较重要，4 重要，5 非常重要）和提高难度（1 不困难，2 有点困难，3 较困难，4 困难，5 非常困难）两个方面来进行选择，以确定中医翻译能力各分项能力在重要性和提高难易度上的差别，为构建中医翻译能力模式奠定认知基础。
4.2.1.3 调查问卷的对象
本研究主要调查以下三类人员:中医翻译（外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师（没有相关中医英语、中医翻译教学与实践经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包括职业中医翻译人员，中医翻译教师以及中医对外交流人员）。这三类人群各具特点，中医翻译（外语）专业研究生是在中医翻译的学习阶段，对中医翻译具有较少的实践经验，他们是中医翻译的学习者；中医翻译从业人员则主要包括职业中医翻译人员、中医翻译教师和中医对外交流人员，他们一般具有较为丰富的中医翻译实践经验，是中医翻译的从业者；而英语语言教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没有或者较少从事中医翻译实践。对这三类人群的调查，主要是为了考察中医翻译学习者、中医翻译从业者和英语语言教师对于中医翻译能力要素的认知情况，比较其中存在的差异，希望对中医翻译能力模式构建和中医翻译教学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
4.2.1.4 调查问卷的检验与调整
在问卷开始收集以前，在本校小范围进行了测试，包括2名中医翻译研究生、2名英语教师和2名中医翻译从业人员。在初步问卷过程中，还对这些受调查人员进行个别访谈，获取他们对于问卷的意见，再根据这些意见，对问卷结构与内容及时进行调整。如在初始问卷中，对于主题专业知识这一条原来是用“中医专业知识”，后来根据建议以及中医翻译中所从事工作的实际情况改为“医学专业知识”，因为“医学专业知识”必然会包括中医方面的内容，这更符合医学体系与中医翻译的实际情况。当然，这也是为了问卷调查的方便，其实用“中医专业知识”也是可以的，因为学生要懂中医，也必然会懂一些西医专业知识的。
4.2.1.5 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问卷调查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本次调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设计好的问卷逐个输入问卷网（www wenjuan com），待设计好各个问题和版面之后，直接在电脑上点击发布问卷，然后通过微信、QQ和邮件等方式定向发给相关人员。
问卷主要在全国各中医药大学（主要包括上海、北京、南京、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福建、天津、黑龙江等地的中医药大学）发放，同时也放给部分在翻译行业里实际从事中医翻译的人员。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在2015年6月底完成。本研究共收到91份，在35份中医翻译从业人员所做的问卷中，有3份在从业年限里选了没有相关翻译经历，这应该是属于操作失误，但为了保险起见，统计时删除了这3份问卷。所以总的有效问卷为88份，其中中医翻译（外语）专业研究生为32份，中医翻译从业人员为32份，语言教师为24份，其所占比例如图4.4所示。
1.您的身份是:答题人数88
图4.4 调查问卷身份百分比
4.2.1.6 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
对所有的调查问卷进行分类，在问卷网上可以显示不同人群作答的详细情况，并用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将这些数据用Excel和SPSS进行统计，并根据问卷网的统计，获得相关的统计结果和列表。Excel主要用于计算各组人员数据的平均值，并生成图形比较各组的差别。SPSS软件用于计算各组人员对每项的认知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所使用的方法为Kruskal-Wallis检验。在统计学上，如p小于等于0.05，一般就称之为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4.2.2 数据分析与讨论
4.2.2.1 调查问卷的对象情况
本次调查共有32名中医翻译的研究生参与，其中男生7人，占21 88%，女生25人，占78 13%。在受调查的中医翻译专业研究生中，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具有中医翻译的经历，其中一年及以下的最多，有20人；2～3年的有6人，还有1人具有6～9年的中医翻译工作经历，估计这名研究生在本科毕业后就从事相关的工作，只有5人没有相关的翻译经历。
共有35名中医翻译从业人员参与调查，有效问卷32份，在工作年限上一年以下的有3人，2～3年的有6人，4～5年的有9人，6～9年的有3人，10年以上的有11人。在这32名中医翻译从业人员中男性有11人，女性有21人。在受教育程度上，有2人为本科，15人为硕士或硕士在读，15人为博士或博士在读。从受访者工作年限和学历看，本次调查所覆盖的对象层次都比较高，女性多于男性，都具有多年的中医翻译从业经历。
在所调查的英语教师中，本来在问卷中设定是没有相关中医翻译的经历，但由于大部分受调查的英语教师就职于各中医药大学，所以有13人或多或少的具有中医翻译的经历，只有11人没有相关的经历。在学历层次上，硕士及硕士在读有20人，博士及博士在读有4人。这24名英语教师中，女性21人，男性3人。
4.2.2.2 中医翻译能力各要素重要性认知情况
本调查问卷主要从英语语言能力、汉语语言能力、翻译专业知识、医学专业知识、中国文化与中医文化知识、西方文化与西医文化知识、跨文化交际能力、术语学理论、中医术语、计算机操作能力、工具能力、翻译策略、组织协调能力、工作压力承受能力和职业意识等15个方面重要性进行调查，3组人员（研究生、英语教师、中医翻译从业者）对英语语言能力、汉语语言能力、翻译专业知识、医学专业知识、中国文化与中医文化知识等5种翻译次能力的重要性认知情况如图4.5、表4.6所示。
图4.5 中医翻译能力要素重要性认知情况（1）
表4.6 SPSS统计结果（1）a，b
a. Kruskal Wallis H检验。
b. 组别变量:类别。
英语是中医翻译的目标语，英语语言能力主要包括词汇、语法、语篇、语用等维度。各组人员对此重要性认知都很高，没有人认为英语语言能力不重要。其中，1人选择有点重要，4人选择较重要，其他都选择重要和非常重要。在3组中，均值最低的为英语教师，是4.42，3组平均值达到4.53；卡方值为2.822，p=0.244＞0.05，说明各组人员对于此项认知基本一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汉语语言能力主要包括现代汉语和医古文的能力，各组人员对此重要性认知都很高，没有人认为汉语语言能力不重要。其中，1人选择有点重要，4人选择较重要，其他都选择重要和非常重要。在3组中，均值最低的为中医翻译研究生，是4.38，3组平均值达到4.53；卡方值为3.324，p=0.190＞0.05，说明各组人员对于此项认知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翻译专业知识指有关翻译性质、翻译标准、翻译目的、翻译功能、翻译主题、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等方面的知识，各组人员对翻译专业知识的重要性认知度较高，没有人认为翻译专业知识不重要。其中，9人选择有点重要，19人选择较重要，其他都选择重要和非常重要。在3组中，均值最低的为英语教师，是3.54，3组平均值为3.79；卡方值为3.395，p=0.183＞0.05，说明各组人员对于此项认知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医学专业知识包括中医药学和现代生物医学知识，各组人员对此重要性认知都很高，没有人认为医学专业知识不重要。其中，2人选择有点重要，7人选择较重要，其他都选择重要和非常重要。在3组中，均值最低的为英语教师，是4.22，3组平均值达到4.39；卡方值为0.829，p=0.661＞0.05，说明各组人员对于此项认知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同样，3组人员对中国（中医）文化的重要性认知都比较高，没有人认为中国（中医）文化不重要。其中，3人选择有点重要，12人选择较重要，其他都选择重要和非常重要。在3组中，均值最低的为中医翻译研究生，是4.16，3组平均值达到4.21；卡方值为0.052，p=0.974＞0.05，各组人员对于此项认知基本一致。
各组人员对西方（西医）文化、跨文化交际能力、术语学理论、中医术语翻译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重要性的认知情况如图4.6、表4.7所示。
图4.6 中医翻译能力要素重要性认知情况（2）
表4.7 SPSS统计结果（2）a，b
a. Kruskal Wallis H检验。
b. 组别变量:类别。
各组人员对西方（西医）文化的重要性认知较高，其中有1人认为西方（西医）文化不重要，18人选择有点重要，26人选择较重要，其他都选择重要和非常重要。在3组中，均值最低的为英语教师，是3.05，3组平均值为3.35；卡方值为3.389，p=0.184＞0.05，说明各组人员对于此项认知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指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翻译中的变通等方面的能力，各组人员对此重要性认知较高，没有人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不重要。其中，9人选择有点重要，19人选择较重要，其他都选择重要和非常重要。在3组中，均值最低的为英语教师，是3.71，3组平均值为3.89；卡方值为0.922，p=0.631＞0.05，说明各组人员对于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认知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术语学理论主要包括术语学基本概念与原理、术语学工作方法与流程等知识，各组人员对术语学理论重要性的认知度较高。其中，4人认为术语学理论不重要，11人选择有点重要，21人选择较重要，其他都选择重要和非常重要。在3组中，各组均值差异不大，3组平均值为3.55；卡方值为0.346，p=0.841＞0.05，说明各组人员对于此项认知基本一致。
中医术语翻译能力指对中医术语翻译的原则、方法与实践能力，各组人员对此重要性认知都很高，没有人认为中医术语翻译能力不重要。其中，2人选择有点重要，20人选择较重要，其他都选择重要和非常重要。在3组中，均值最低的为英语教师，是4.00，三组平均值为4.08；卡方值为0.372，p=0.828＞0.05，说明各组人员对于中医术语翻译能力的认知基本一致。
3组人员对计算机操作能力的重要性认知都比较低。其中，10人认为计算机操作能力不重要，29人选择有点重要，22人选择较重要，25人选择重要，2人选择非常重要。在3组中，均值最低的为英语教师，是2.38，三组平均值达到2.75；卡方值为4.473，p=0.107＞0.05，各组人员对于此项认知基本一致，大都认为计算机操作能力对于中医翻译并不是特别重要，可能的原因是计算机操作能力在中医翻译相关人员已经普及，所以显得并不重要。
各组人员对工具能力、翻译策略、组织协调能力、压力承受能力、翻译职业意识重要性的认知情况如图4.7、表4.8所示。
图4.7 中医翻译能力要素重要性认知情况（3）
表4.8 SPSS统计结果（3）a，b
a. Kruskal Wallis H检验。
b. 组别变量:类别。
工具能力指译者在翻译中能够有效使用如平行文本、网上资源术语软件、语料库和电子词典等工具和搜索引擎的能力，各组人员对翻译工具能力重要性的认知较高。3组均值为3.75分，研究生对工具能力的认知要高于英语教师（3.63）和中医翻译人员（3.63），有2人认为工具能力不重要、7人选择有点重要、25人选择较重要、31人选择重要、23人选择非常重要。该项的卡方值为2.431，p=0.297＞0.05，说明各组人员对于此项的认知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差异并不显著。
各组人员对翻译策略能力重要性的认知较高。3组均值为3.36，中医翻译从业人员（3.47）的均值要高于英语教师（3.25）和中医翻译研究生（3.34）。有2人认为翻译策略能力不重要、15人选择有点重要、31人选择较重要、29人选择重要、11人选择非常重要。该项卡方值为0.753，p=0.686＞0.05，说明各组人员对于翻译策略能力认知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各组人员对组织协调能力重要性的认知度不太一致，中医翻译研究生的均值为3.28，要高于英语教师（2.63）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2.69）。在所有88名受访者中，有7人认为组织协调能力不重要、30人选择有点重要、23人选择较重要、22人选择重要、6人选择非常重要。该项卡方值为7 385，p=0.025＜0.05，说明3组人员对组织协调能力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中医翻译研究生对该项重要性的认知要高于英语教师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
各组人员对压力承受能力重要性认知度较低，均值为2.81，同样研究生（3.16）的认知度要高于英语教师（2.79）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2.56），一定程度说明压力承受能力并不是中医翻译能力的核心能力。共有8人认为压力承受能力不重要、22人认为有点重要、28人认为较重要、22人认为重要、只有8人认为非常重要。该项数据的卡方值为1.220，p=0.543＞0.05，说明各组人员对于压力承受能力的认知没有显著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3组人员对翻译职业意识重要性的认知出现差异，中医翻译研究（4.25）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4.22）的认知度的均值要高于英语教师（3.67）。该项卡方值为6.944，p=0.031＜0.05，说明3组人员对于该项的认知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英语教师对翻译职业意识的认知度较低，而中医翻译研究生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对翻译的职业意识认知度比较高。这应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英语教师大多没有从事过翻译工作，而中医翻译研究生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大都有相关经历，知道职业意识的重要性，所以对其认知度较高。
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3组人员对英语语言能力、汉语语言能力、医学专业知识、中国（中医）文化、中医术语翻译能力、职业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翻译专业知识、工具能力、术语学理论、翻译策略和西方（西医）文化等的重要性的认知度都比较高，这些应该是中医翻译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3组人员均对组织协调、压力承受能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的重要性的认知度较低，可能因为这3项能力是任何职业都需要的，不是翻译职业所特有的。3组人员对所有调查的能力要素认知差异不大，只是在组织协调能力的认知上中医翻译研究生对该项重要性的认知要高于英语教师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在翻译职业意识上，中医翻译研究生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对其重要性的认知度要高于英语教师。
4.2.2.3 中医翻译能力各要素提高难易度认知情况
3组人员（研究生、英语教师、中医翻译从业者）对英语语言能力、汉语语言能力、翻译专业知识、医学专业知识、中国文化与中医文化知识等五种翻译次能力的提高难易度认知情况如图4.8、表4.9所示。
图4.8 中医翻译能力要素提高难易度认知情况（1）
表4.9 SPSS统计结果（1）a，b
a. Kruskal Wallis H检验。
b. 组别变量:类别。
3组人员（研究生、英语教师、中医翻译从业者）对提高英语语言能力的难易度的分值分别为2.50、2.25、2.69，均值为2.48；该项的卡方值为2.399，p=0.301＞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英语语言能力的难易度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提高汉语语言能力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2.38、2.50、2.41，均值为2.43；该项的卡方值为0.210，p=0.901＞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汉语语言能力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提高翻译专业知识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2.38、2.21、2.69，均值为2.43；该项的卡方值为3.652，p=0.161＞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翻译专业知识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提高医学专业知识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2.75、3.93、2.84，均值为3.17；该项的卡方值为17.898，p=0.000＜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医学专业知识的难易度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英语教师觉得提高医学专业知识比较难。
对提高中国（中医）文化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2.29、2.88、2.57，均值为2.58；该项的卡方值为4.150，p=0.126＞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中国（中医）文化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各组人员对提高西方（西医）文化、跨文化交际能力、术语学理论、中医术语翻译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难易度的认知情况如图4..9、表4.10所示。
图4.9 中医翻译能力要素提高难易度认知情况（2）
表4.10 SPSS统计结果（2）a，b
a Kruskal Wallis H检验。
b 组别变量:类别。
对提高西方（西医）文化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研究生、英语教师、中医翻译从业者）的分值分别为2.41、2.55、2.66，均值为2.54；该项的卡方值为0.923，p=0.630＞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西方（西医）文化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2.72、2.21、2.72，均值为2.55；该项的卡方值为4.163，p=0.125＞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提高术语学理论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2.72、3.05、2.66，均值为2.81；该项的卡方值为1.960，p=0.375＞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术语学理论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提高中医术语翻译能力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2.69、2.96、2.72，均值为2.79；该项的卡方值为1.047，p=0.592＞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中医术语翻译能力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提高计算机操作能力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1.97、1.59、1.60，均值为1.72；该项的卡方值为2.946，p=0.229＞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计算机操作能力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且认为比较容易。
各组人员对提高工具能力、翻译策略、组织协调能力、压力承受能力、翻译职业意识难易度的认知情况如图4.10、表4.11所示。
图4.10 中医翻译能力要素提高难易度认知情况（3）
表4.11 SPSS统计结果（3）a，b
a Kruskal Wallis H检验。
b 组别变量:类别。
3组人员（研究生、英语教师、中医翻译从业者）对提高翻译工具能力的难易度认知的分值分别为2.07、2.09、1.79，均值为1.99；该项的卡方值为1.954，p=0.376＞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翻译工具能力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提高翻译策略能力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2.47、2.05、2.38，均值为2.30；该项的卡方值为3.173，p=0.205＞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翻译策略能力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提高组织协调能力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2.22、1.96、2.04，均值为2.08；该项的卡方值为0.832，p=0.660＞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组织协调能力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提高压力承受能力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2.13、2.13、2.22，均值为2.16；该项的卡方值为0.060，p=0.971＞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压力承受能力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提高翻译职业意识的难易度认知，3组人员的分值分别为1.79、1.67、1.63，均值为1.70；该项的卡方值为0.710，p=0.701＞0.05，说明3组人员对提高翻译职业意识的难易度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发现，与中医翻译研究生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相比，英语语言教师认为汉语语言能力、医学专业知识、中国（中医）文化、术语学理论和中医术语翻译能力等要素的提高难度相对较大，而英语语言能力、翻译专业知识、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翻译策略等要素的提高难度则低于中医翻译研究生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但总体来说，除了医学专业知识以外，3组人员对中医翻译各能力要素提高难易度的认知基本一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3组人员对提高医学专业知识的难易度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为英语教师觉得提高医学专业知识比较难，这也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在3组人员中，只有英语教师是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且一般来说，英语教师认为学习医学专业知识比较难。
3组人员对中医翻译各能力要素提高难易度的认知按均值排序（由难到易）如下:医学专业知识（3.17）、术语学理论（2.81）、中医术语翻译能力（2.79）、中国（中医）文化（2.58）、跨文化交际能力（2.55）、西方（西医）文化（2.54）、英语语言能力（2.48）、汉语语言能力（2.43）、翻译专业知识（2.43）、翻译策略能力（2.30）、压力承受能力（2.16）、组织协调能力（2.08）、翻译工具能力（1.99）、计算机操作能力（1.72）、翻译职业意识（1.70）。以上数据对我们在中医翻译教学中，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在课程设置、教学重点等方面都会提供比较有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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