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偏差之成因探析

要进一步挖掘翻译偏差存在的缘由,我们必须对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方面主客观因素进行描述和研究。

5.3.2.1　主观因素

人类个体感知周围世界的认知能力并非同等,并非人人都具有对语言的敏感性感知。即使同时面对某一事物,双方的认知也可能不一样。所谓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对这一概念的极好诠释。因此译者对于原文作者所处客观世界,也就是作者所处的时代历史背景的认识不够或者毫无概念,势必影响了他对作者的特定表达意图的正确解读；同时受译者的语言认知能力的影响,他对言语世界中的A文本进行感知时,很可能难以完全解读原文作者的特定写作手法和修辞技巧,导致意象世界B异于意象世界A。

意象世界B跟意象世界A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感知信息的容量上,同时也体现在信息存在方式上。李恒威、黄华新（2006）指出,人类的认知水平分为三个阶段：感觉运动认知、意象认知、语言认知。感觉运动认知体现出来的只能是一些模糊的感知,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好像有点感觉……”；意象认知是指大脑对于某些活动进行想象,是我们借助心理印象对相关信息进行的一次“彩排”；语言认知是指大脑直接运用语言单位进行逻辑演算。译者对于A语言的认知能力不同,决定了意象世界B中的不同的信息存在方式,或是某种感觉,或是某些清晰印象,或是某些具体的语言单位。有声思维分析法的某些研究成果表明：不同的译员对篇章整体有不同的认识,决策时使用不同类型的知识；翻译高手并不逐字进行翻译,他们主要在短句或以上层面操作,而外语学习者则主要在词汇层面上操作；许多处理过程对于翻译高手来说已自动化,成为潜意识,他们更有能力在工作记忆方面处理较高层次的翻译表达策略（文军,孙三军,2006）。

当译者运用B语言把意象世界B转换为言语世界中的B文本时,他对B语言的语言认知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意象世界B的有效表达,决定了他能否把“意会”实现为“言传”。大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会碰到“词不达意”的情况,某些译者甚至出现词汇错用滥用、句法误译等现象。

还值得一提的是,译者的翻译目的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其翻译作品取材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而且很有可能左右他的翻译,或者想当然地望文生义,或者潜意识里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改译。庞德极其强烈的主观色彩在他的中国诗歌翻译中可以说得到了极端的体现。中国诗歌完全填补了他对19世纪末维多利亚感伤诗风的不满,满足了他以充满清新、明快的意象派诗歌取而代之的愿望,使他欣喜若狂,给他的翻译活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提供了误译的源泉。在中国读者看来,他的诗歌错误百出,闹剧一场（白立平,1999）。

可见,由于译者的个体认知能力、语言文化水平、主观意愿等的影响,译者对客观世界、A语言文本等相关信息的感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其生成的意象世界B或多或少有别于作者的意象世界A；而对于意象世界B,译者也不可能运用语言进行完全的表征。因而在翻译认知过程图中,代表客观世界、意象世界、言语世界的三个椭圆依次缩小,表明了翻译过程中某些信息被丢失,最终导致翻译偏差。

翻译过程中主观因素导致误译的例子有很多。施佳胜（2006：74）就指出第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的汉译英参考译文就值得商榷。

原文：六十整岁望七十岁如攀高山,不料七十岁居然过了。又想八十岁是难于上青天,可望而不可即了。

参考译文：At the age of sixty I longed for a life span of seventy,a goal as difficult as a summit to be reached.Who would expect I had reached it?Then I dreamed of living to be eighty,a target in sight but as inaccessible as Heaven.

文中指出上述译文中的longed for、dreamed of是“对原文句子结构和语义的错误解读,也是对全文语气和基调把握失当的结果。贯穿《老来乐》全文的是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和乐观态度,所以他对寿命长短自然更有可能采取一种‘望一望,猜一猜’的态度,而不大可能有那种强烈的‘渴望’或‘梦想’”。施文试译如下：

At sixty I looked to seventy with the feeling of climbing a mountain.However,I got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not without some surprises.Then I reckoned living to eighty would be as difficult as reaching for the stars,something within sight but beyond reach.

5.3.2.2　客观因素

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意象世界B的生成阶段,译者还会掺和他对自己所处的客观世界B的理解与体会。由于客观世界A与客观世界B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图5.3.1中代表客观世界的两个椭圆只有些许重叠）,他们之间的差异构成了相互之间有效理解的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译者对于作者、原文的正确解读。诚然,翻译活动涉及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是两个蕴含着不同文化的不同文本之间的语言转化。实际上这也是翻译的根本——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所需。同时,译者也受到了来自其所处客观世界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制约。姜海清（2007）指出,不同的译者由于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以一种隐性的作用力在诸多方面操控着翻译。翻译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背景中,而译者总是基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及所处时代的特殊需要去理解和翻译原文。

每一项翻译任务都有其特定的目的,除了译者本身之外,还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委托人、译文读者的喜恶偏好,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可程度及其特殊时代需求。唐培（2006）提到在服务伦理模式中,翻译被视为一种商业服务,即翻译最终要符合客户要求,实现由委托人与译者共同商定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既定目标,译者就有可能需要对原文进行一定的处理。比如从当代译者翻译的作品《魔戒》中可见,赞助人和读者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译者对原作的违背,虽然有损于原作作者的意图和原作文本的形式之美,但客观结果却是遵从了规范中何为可接受的译作的规定,符合读者的接受程度。

姜海清（2007）提到,为了迎合接受国读者的主流意识与趣味,或者为了使译作与接受国的文化、习俗相一致,或者为了迎合社会伦理道德等,译者往往会采用节译等翻译策略。而五四运动这一场启蒙与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翻译的政治目的变得明确了,倾向于选择翻译苏联、欧美进步作家的作品。这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操控着翻译选材。翻译家严复选择《天演论》《原富》等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科学著作,不仅仅是出于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满足了当时民族意识形态的需要；但同时,作为清政府任命的一位官员,他的翻译选材也时而受控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