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翻译之异同

浅谈中西翻译之异同

曾　真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本文对中西翻译史进行了对比，指出了二者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而得出何为真正、正确的翻译，以及作为一个译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关键字：翻译；“信、达、雅”；翻译技巧

翻译的出现可追溯到二、三千年前，那时世界上就有人投入到翻译这一行业中，他们有的出身俗世，有的来自宗庙，而大多数早期的翻译作品都出自于经书的翻译。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有异曲同工之妙。简而言之，其中的似与异，泾渭分明。

纵观中国的翻译历程，早在西汉哀帝时代，有个叫伊存的人就游行到中国，并传诵一些简短的佛经句子，如果这可以称之为翻译的话，那么可以算是最早的源头了，只可惜并未成型。直到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安世高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与此同时，一个叫娄迦谶的人也来到了中国并译作十多部佛经，这才是真正的翻译的开始。而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还出现了诸如支亮、支谦、竺法护等大翻译家，他们的佛经译作量多且精美，对后世贡献颇大，不仅是在文学上的贡献，而且为我国的翻译方法及后来的理论研究也打下了基础，树立了典范。而后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并成为后来有规模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他主持并翻译的《鞞婆娑》等书，严格按照直译的原则，一字一句的译下，唯恐失真。隋唐时期是我国佛经翻译的一个蓬勃发展期，在此期间最有名的莫过于玄奘到印度求取真经的故事。他带回了657部佛经，用19年时间译出75部。他不但把佛经的翻译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直，又须喻俗”时至今日仍然意义深远。随着时间的推移，佛经的翻译逐渐走向了没落，人们把目光逐渐的转移到了其他作品的翻译上。明清时期，这一趋势越加明显，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严复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书。林纾本人并不懂英语，他是在边听别人转述的过程中边进行翻译，常常在别人语毕时，他也一同译完，且译出的作品精美至极，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一行为，其实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翻译，而是加入了许多个人的想法在里面的再创造，他常常把原文中自己认为不好的地方改掉，这就有悖于忠实于原文的原则。严复对于翻译的贡献，莫过于他的“信、达、雅”，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而焉”。所谓“信”就是“意义不背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将作者的意思表达清晰，不要做任何半点的擅自改动。上述林纾的做法即违背了“信”的要求，虽译文优美，读者爱看，却早已经不是作者笔下之物，而成了他的再创造了。而这样的事实也常出现在一些文化功底比较弱的译者身上，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达不到一定的高度，所以往往明白原文在说什么，却无法用文字将其表达出来，以至使译作走形，也有的译者是本身就没看懂原文在说什么，就想当然的进行翻译，结果得到的不是译文，而是自己虚构的故事。“达”就是“不要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对此译界也颇有争议，针对不同文体，翻译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如，有很多人就认为在译诗的时候，非得把诗译成四言、五言或绝句等古体诗，才是真正的达到了翻译的目的。在他们的心中只有古诗才算是诗，新诗就不是诗了，他们为这一行为美其名曰“民族形式”。诚然，我们得承认，古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轻视，诗中的平仄押韵、遣词造句可以令人拍案叫绝，可是我们也不能漠视新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性，这一新形式的出现将我们的诗歌引入了又一个全盛发展的阶段。而在翻译中，如果新诗更能准确生动的表达原诗的意境，又何必偏偏跟自己作对，非选择古体诗，选择所谓的“民族形式”不可呢？窃以为只要能将原文的意、音、神栩栩如生、尽善尽美的表达出来，形式是古是新，是文言还是白话就并不重要了，此谓“达”也。“雅”即“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这似乎与先前的“达”相悖，所以后来的专家将其改为“保存原文的风格”。这三个标准中最难的就是这个“雅”了。“雅”同时融合了“信”和“达”，可谓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而其他人所谓的“化神”、“化仙”都跑不出“雅”的范畴。这就要求译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原文的语气、背景和内涵，有的人在翻译中发现有些不堪入目的句子或词眼时，就私自将其删减，这是欠妥的。如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一书中有大量诸如“他妈的”一类的骂人的脏话，深入其背景，这样的行为正是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的学生的口头禅，作者用这样的字眼并不是他本身的素质问题，而是一种需要，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字眼才生动的再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青年人的思想情感，使主人翁更加有血有肉，跃然纸上。如果在翻译时将这样的字眼统统去掉，而改之以文雅的字眼，那么就完完全全的失去了原文应有的风格和味道，那么这样的译文也算不上是翻译，至多算是一个个字符。所以翻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仅因为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表达并不是那么容易，而是因为语言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如《红楼梦》中的许多东西，在英文中就没法表达得生动具体，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走样，这就是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差异。如第八十回中“宝蟾心里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杨宪益译为“Pao-chan was well aware of what he wanted，she only made a show of resisting”。“半推半就”在词典里译为“half yield and half deny，”但在此译文中译者采用了“only made a show of resisting”来代替了“half yield and half deny”可谓是独具匠心，推陈出新。当然语言里的难点，还不止这些。鲁迅先生说，“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踯躅”。这都是他们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说得很是形象。

现再反观西方的翻译史，积极投身其中的又岂止上百万人。说到西方的翻译经典，就不得不提《圣经》了。从古至今，至少有上千人参与过此书的翻译，译本多达八十种，基本上汇集了世界所有译本的百分之八十。虽然《圣经》的翻译蓬勃发展，却似中国早年的翻译一般，没有形成与他们相应的翻译技术同步发展的理论。在宗教翻译中，虽然人们富有卓越的才能，付出了呕心沥血的艰辛，但翻译和交流的基本理论较之他们的付出却相去甚远。一个搞航天工业的翻译专家曾说“在我们的部门里，我不敢雇佣那些带着圣经翻译家思想的人，对于我们来说，简单明了是事关生死的大事。”然而不幸的是，宗教经典的译者们对此却不甚了解，而执著的深陷在他们高深的翻译世界里。由此可见，早期的翻译聚焦在信息形式上，译者往往对重新复制文体的专长，如节奏、押韵、对偶、平行结构和生僻的语法结构，而沾沾自喜；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翻译观将焦点从信息的形式转移到了被翻译文章的接收者的反应上。在过去，人们总是喜欢问：有没有所谓正确的翻译？要回答它，就必须与另一个问题相结合，即“对象是谁？”一篇译文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与要读这篇文章的读者能否准确无误的对译文进行理解相对应，如果可以正确理解，那么这篇译文就是正确的，反之则不然。换句话说，我们所关心的是大部分读者是不是能明白这篇文章在说什么，而不是翻译本身。提出这种关于正确与否的问题很自然的就让人联想到还有一个可以称为“正确”的其他翻译情况。事实上，对那些对原文很了解的学者来说，即使是最矫揉造作、逐字逐句的翻译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绝不会对原文产生什么理解上的偏差；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大型的语言社区中，特别是当他们在使用一些成千上万人都在用的所谓的国际语言时，这就存在了一个说话与理解的社会教育水平问题。也就是说几个不同层次的翻译，并且当这些翻译都涉及到了所谓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后，是否所有人还能较为平等的理解这些文章？而这一理解又涉及到发现和消除两个不同的表达类型：即易误解类和因句法或词汇太累赘或太难以至使读者无法理解文章内容类。如《圣经·马克书2：19》中有句子“children of the bride-chamber”和《罗马书12：20》中的“heap coals of fire on his head ”就是第一类的代表范例。平常人对这一闪米特人的成语并不十分了解，就更谈不上明白其内容了。其实“children of the bride-chamber”即新郎的朋友或者是婚宴上的客人（the friends of the bridegroom，or wedding guests）而“ heap coals of fire on this head”意指使某人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make a person ashamed of his behavior），而不是指一种将人折磨到死的方法。当别人在读你的译文时，不理解人数的百分比高于同类的译者，那么你的译文就不算是一个正确真实的解释。如在《罗马书1：17》中，许多传统的翻译中有个句子“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faith to faith .”大多数人很自然的理解为这是指上帝自己的个人的公正和尊重。而很多学者却认为这不是指上帝自己的公正，是上帝将人置于同自己平等的位置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指他天生的公正的性格。但是那些坚持将希腊语逐字翻译成“上帝的公正（the righteousness of God）”的译者单纯的为了保持形式上的语法一致而违背了其正确的思想。除了避免可能存在的误解，一个译者还必须具备很强的文体知识以达到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例如，1901年的《圣经》标准的美国版译本《科林斯书3：10》中写到“for verily that which hath been made glorious hath not been made glorious in this respect by reason of the glory that surpasseth”这些全是英语译文，但句子的结构却是地道的希腊文。新版的英文《圣经》按英语习惯重组了这一句子“indeed，the splendor that once was is now no splendor at all，it is outshone by a splendor greater still.”可见，在英文文章翻译的过程中，句子的翻译也不能单纯注重字眼和语法，拘泥于形式，应以读者的理解为前提，对文章的结构加以调整，才算得上是正确的翻译，这一点与中国的翻译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总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当在现有翻译工作完成之后，最后剩下的即是接受读者的检验，这一检验需要覆盖的面可谓广之又广：翻译的准确性、易懂性、文体对等等，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将注意力放在有效相等的程度上，而不是口头一致的层面。这就是说检验翻译不仅仅要坚持相对原文做到言辞上的一致和连贯，而且还要注意这篇译文的潜在的读者会对其做出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是市场调研，公众对产品反应的检验。无论这个产品的理论是怎样的完善，也不管它看起来有多好，如果人们对他的反应是不喜欢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被接受。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译作只是通过读者对其内容的喜爱程度来判断它是不是合格，一些人可能对书中的观点和主题并不喜欢，但这与翻译没有任何关系，这并不能表示此文有文体上的问题，结构上的混乱，语言上的生涩或语义上的模糊等，除非这篇文章的原文就有这些问题，而一个译者的工作就是翻译出最接近原文的译文，而不是杜撰或重写，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译作，探求其本质的东西。翻译无论在古还是在今，它的形式多变而原则却始终如一，作为一个合格的译者，高超的外语和中文水平，广博的知识面，娴熟的翻译技巧，是始终不能改变的东西。翻译的前景无限广阔，它联系着各国的文化、社会及历史，无论社会现实如何变换，只要有交流，我们就永远需要翻译的存在。

参考文献

1．郭著章，李庆生．英汉互译实用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温秀颖等．英语翻译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3．Eugene．A．Nida ＆Chaeles．R.．Tabe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Copyright by E．J．Bill，L．Eiden．The Netherlands

Abstract：Compared with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hina with the West，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m．From this comparison，on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 real and correct translation is，and as a translator，what quality one should have.

Key word：Translation；“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elegance”；translation 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