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语用推理能力在汉语国际推广中的重要作用

培养语用推理能力在汉语国际推广中的重要作用

缪　俊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摘　要】　汉语国际推广的目标包括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两方面，语用推理能力的培养可以促进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语用推理用于在具体语境中推导出语句字面意义以外的其他含义，后者不仅传递交际活动所需的各种信息，也涉及某些语言形式使用中的制约条件。本文首先通过汉语例证简要介绍语用推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然后从语言和文化两方面阐述培养语用推理能力的重要意义，最后讨论如何从建构文化图式入手“自上而下”地帮助学习者提高运用汉语进行语用推理的能力。

【关键词】　语用推理；非字面意义；语用迁移；文化图式

一、引　　言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不仅是传授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乃是培养学习者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语用推理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在具体语境中如何获得语句字面以外的会话含义、预设以及体现说话人意图的言外之意等。准确把握这些意义是确保交际顺利进行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说话人说出的语句是否具有恰当的结构形式。母语使用者则往往能直觉地意识到语句传递了某种非字面意义，而外国学习者由于不熟悉汉语的结构规则和表达习惯，大多难以迅速、准确地做出语用推理，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必要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训练。另一方面，如何进行语用推理也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如何帮助浸润在本民族母语和文化之中的海外学习者运用汉语进行跨文化的语用推理，这也是汉语国际推广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二语习得中的语用推理

1.语用推理

语用推理是在具体语境中推导出语句字面意义以外的其他含义的过程。语句的字面意义由语句中各个词汇的意义按语法、语义形式组合而成。除字面意义外，在具体语境中语句还可能传递会话含义、预设以及体现说话人意图的言外之意等，如“没什么菜招待大伙儿”字面意义表示菜不多，非字面意义表示自谦；“北大就是北大”字面意义是同义反复，非字面意义表示北大独树一帜、名副其实等。在交际中非字面意义包含的信息往往比字面意义更丰富，甚至更重要，它可以通过语用推理从字面意义推导出来。

语用推理与逻辑推理不同。它不是依据普遍有效的逻辑规律得出必然的结果，而是根据语境条件和语用原则进行推导，得出或然的结果。格赖斯（1975）提出，会话应遵守“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即所说的话都符合交际活动的目的，是一定条件下交际所需的；在这一前提下，如果语句的字面意义违反下列准则，那么它将传递字面以外的含义。

量准则（Quantity Maxim）：说的话要包含交谈所需的足量信息，不提供超出需要的过量信息。

质准则（Quality Maxim）：不说假话和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关系准则（Relevant Maxim）：说的话要有关联。

方式准则（Manner Maxim）：说的话要简洁和有条理，避免晦涩、歧义、啰嗦。

例如“北大就是北大”字面上没有提供任何新信息，违反了上述“量准则”；这时如果听话人相信说话人遵守“合作原则”，就会从字面意义出发作进一步推理：

（1）甲：北京大学真漂亮，学习条件也很好。

乙：北大就是北大，不会令你失望。

（2）甲：如今许多大学里常常举办商业活动，北京大学也这样吗？

乙：北大就是北大，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根据语境，（1）中乙的意思是“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和它的名望相符”，（2）中乙的意思是“北京大学坚持自己的原则，没有从众”。它们比同义反复的字面意义提供了更充分的信息，满足格赖斯所说的“合作原则”和4条准则，从而保证会话顺利进行。

质言之，格赖斯的理论提出了一种经典的语用推理模型：它以“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为前提，从语句的字面意义中推导出非字面意义；当语句的字面意义违反上述准则时，非字面意义就取代字面意义成为具体语境中对语句的“优先理解”，当字面意义遵守上述准则时，非字面意义也会作为一种附加信息（如预设）同时得到传递。这一理论后来一再受到修正和补充，研究者提出了“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见Lakoff，1973；Brown＆Levinson，1978/1987；Leech，1983等）、“Q原则”和“R原则”（Horn，1984）、新的“数量、信息量、方式”三原则（Levinson，1987），乃至在质疑“合作原则”基础上建立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见Dan Sperber＆Deirdre Wilson，1986），不断探讨语句在会话中究竟如何传递信息^[1]。

2.语用迁移

尽管研究者始终致力于发现会话普遍遵循的原则或规律，但实际上以不同语言为母语的人在理解非字面意义方面显然存在一定差异。1986年8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进行了一项调查，邀请436名新入学的学生回答一份问卷，根据充分的上下文语境，选出指定语句在对话中的非字面意义。事先另有28名以美式英语为母语且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美国人回答了这一问卷，为问卷提供了参考答案。参与调查的436名新生来自世界各地，母语都不是英语。结果，他们的回答只有79.5%与参考答案一致（Bouton，1988）。4年半以后，同一批学生再次接受类似的调查，他们选出的非字面意义与说母语的人作的选择一致率提升到了92%（Bouton，1992）。这项调查表明，第二语言学习者与说母语的人在理解非字面意义上存在差异，而随着双方交往时间的增加，前者对后者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两者差异的程度可能缩小。

上述差异导致第二语言习得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语用迁移（Pragmatic Transfer）的现象。以不同语言为母语的人对于如何从字面意义推导出非字面意义以及字面意义何时违反某一准则的理解往往不尽相同。如果学习者的母语中存在某些与汉语类似的语用推理条件或模式，就可能形成“语用正迁移”（positive pragmatic trans‐fer）。譬如，汉语中“你能把盐递给我吗？”或者“汤有点儿淡”有时表达非字面意义“请你把盐递给我”，许多其他语言中也都存在类似通过间接言语行为表达祈使的用法，相应的学习者可以借助自己的母语来理解和运用汉语的语用推理。另一方面，当学习者在母语中找不到与汉语类似的语用推理条件或模式时，也可能产生“语用负迁移”（negative pragmatic transfer），即学习者受母语的影响误解或者无法理解汉语中的某些语用推理。譬如，来自英美国家的初学者往往不了解汉语中通过非字面意义表达自谦的用法，对于“北大就是北大”这样字面上的同义反复更是感到不知所云，他们的母语中没有类似的语用推理，这时就需要在教学中加以引导和操练。如何加强语用正迁移、减少负迁移是促使学习者提高汉语语用推理能力的关键，也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重要方面。

三、培养语用推理能力在汉语国际推广中的价值

1.恰当、准确地运用汉语表达形式

培养语用推理能力不仅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运用汉语传情达意，还可以帮助他们进一步掌握汉语的结构形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语法不是一个完全封闭、自足的系统，而是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由“语用法”逐渐凝固、定型而成的。许多语法现象都可以从语用功能、语义功能中得到解释。在教学上充分利用这些解释有利于学习者深入理解各种语言形式，避免机械套用语法规则生成病句。

语用推理在这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例如：

（1）今天比昨天热。

（2）今天比昨天更热。

上两句字面意义相同，但是用法不同：例（1）是对两天气温差异作客观比较，例（2）则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今天气温之高。因此后者带有特殊的非字面意义，即说话人认为昨天很热。这一非字面意义是由语用推理得出的：根据格赖斯（Grice）提出的“量”准则，说话人必须提供足量的信息，而“今天比昨天更热”旨在强调今天气温之高，由此可知，作为比较参照的昨天气温应该也很高。换言之，只有说话人相信昨天气温很高，才能在比较发现今天气温高于昨天的基础上凸显今天气温之高；否则，如果说话人相信昨天气温不高甚至很低，那么即使比较发现今天气温高于昨天也说明不了什么。

一般地，“A比B更C”可以通过语用推理得出“B占有特征C的程度或数量超过一般水平”作为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为真并且说话人相信这一前提的条件下，使用“A比B更C”这一表达形式才是合适的。这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一表达形式在使用中受到诸多限制，而具有相同字面意义的“A比B＋Adj.”则不受这些限制：

（3）a.飞机比火车更快。　　　　b.火车比飞机更慢。

　　 c.飞机比火车快。　←─→　d.火车比飞机慢。

（4）a.今天比昨天更热。　　　　b.昨天比今天更冷。

　　 c.今天比昨天热。　←─→　d.昨天比今天冷。

以上例（3）、（4）中，每组c、d两句逻辑上完全等价，可以自由变换，a、b两句则不能变换——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会说（3）a，一般不说（3）b（除非有特定上下文）；（4）a和（4）b都可以说，但是意思不一样——关键就在于，a、b两句通过语用推理将得到不同的非字面意义作为前提。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汉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只有掌握一定的语用推理能力，理解语句的非字面意义，才能做到恰当、准确地运用汉语的各种表达形式。

2.从语用推理体认文化特点

如何进行语用推理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早有研究者指出，对于格赖斯提出的4条准则，属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可能各有不同的理解。如基南（Keenan，1976）调查了马达加斯加社会，发现当地人普遍把信息看作贵重的私有物品，因此提供不足量信息的话语看似违反了格赖斯的“量”准则，在当地却并不带有特别的会话含义。前文提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调查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布顿（Bouton，1988，1992，1994a，1994b）在后来的一系列研究中详细比较了学习英语的外国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在理解会话含义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即使是那些已能熟练运用英语的外国学习者，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他们推理会话含义时仍然与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存在很大差异；两者的能力差别可以用精心设计的多项选择问卷测量出来；除非经过一定时间有针对性的训练，否则，外国学习者理解英语会话含义的能力很难自发得到提高。

和英语相比，汉语交际中运用的语用推理或许更加含蓄、微妙。文化研究者（如Hall，1976）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传播”的特点，即“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而极少数则处在清晰、被传递的编码讯息中”，这与具有“低语境传播”特点的美国文化不同，后者“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而且，语境层次的高低决定了有关传播的一切性质，也是各种交际行为的基础^[2]。也就是说，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往往倾向于将更多信息蕴含在语句的非字面意义中，有赖于交际双方通过语用推理加以解读，从而确保交际顺利进行。这是汉语交际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使然。因此，加强语用推理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外国学习者理解汉语的结构形式，生成语法上合格的语句；也可以帮助他们降低文化和语用上的负迁移，掌握地道的汉语表达习惯和交流方式，同时深入了解和适应中国文化。

四、建构文化图式与“自上而下”地培养语用推理能力

外国学习者运用汉语进行语用推理的能力固然受到其掌握汉语语法、词汇水平的限制，更重要的，还与他们对汉语表达方式乃至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有关。同等条件下，那些曾经在中国学习、生活过一段时间，或者与中国人有过频繁接触的学习者，运用汉语进行语用推理的能力往往高于缺乏类似经验的学习者。因此，培养语用推理能力应该从文化着手。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看，文化经验作为一种认知图式（Yule，1996），与语法、词汇等知识一起，参与了语句意义的建构。理解语句即建构语句意义的过程，是由个人内在的认知图式与语句本身提供的听觉或视觉信息在交互作用中实现的。一般说来，只要具备足够的语法、词汇等知识，就能通过激活相应的图式、把语句整合到图式中来理解字面意义；而理解非字面意义则是在字面意义失效、既有图式无法整合语句的情况下，通过重组乃至新建认知图式来实现的。用皮亚杰（Piaget，1970）的术语来说，前者称为“同化过程”，后者称为“顺应过程”。“同化过程”不改变认知图式，只要输入外部信息就会激活并加入相应的图式，因此它遵循“自下而上”的认知路径。学习者凭借已掌握的知识能够理解哪怕第一次见到的语句，正是“自下而上”进行认知的结果。相反，“顺应过程”则是“自上而下”展开的，即原有的认知图式必须先作改变，才能接纳新信息，赋予其某种意义。在理解非字面意义的过程中，人们首先意识到字面意义无法满足交际需要，然后调整思路，作出适当的语用推理，采取的正是“自上而下”的认知路径。

语用推理采取“自上而下”的认知路径，决定了学习者不可能像理解语句的字面意义那样——从单词或较小的结构单位入手，按照一定规则把它们组合起来——由此推知整体的非字面意义。因此，培养语用推理能力也必须采用“自上而下”的策略，致力于引导学习者熟悉和适应汉语交际背后的文化图式；通过创设问题情境、组织会话交流等方法，帮助学习者在实际运用汉语的过程中提高对可能触发语用推理的语境信息的敏感性，同时掌握常见的语用推理模式。

五、结　　语

综上所述，语用推理能力是理解语句非字面意义的关键能力。培养汉语学习者的语用推理能力既可以满足其运用汉语传情达意的需要，也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理解某些语言形式的限制条件，更恰当、准确地运用这些语言形式。布顿等人的研究表明，母语对于学习第二语言的语用推理存在影响，这也与学习者经验中的文化图式有关。汉语具有“高语境传播”的特点，倾向于将更多信息蕴含在语句的非字面意义中，加强语用推理能力的培养可以帮助外国学习者降低文化和语用上的负迁移，深入了解和适应中国文化。培养语用推理能力应该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径，着眼于引导学习者建构适应汉语交际的文化图式，而不限于只讲授汉语结构形式方面的知识。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尤其是海外汉语教学，不仅仅是传授语言知识，同时还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促进跨文化交流的使命。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作过许多论述，关注语用能力开启了一个窗口将这些理论探索融入教学实践之中。培养语用能力的过程也在不断发掘汉语各种形式背后的文化动因，引导学生通过学习汉语理解、吸收中华文化；帮助外国学习者建立汉语交际的文化图式，本身就是一个促进文化沟通、增进文化认同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爱德华·T.霍尔著，居延安译：《超越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

［2］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修订本）》，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3］姜望琪：《当代语用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1。

［5］王德春：《多角度研究语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6］皮亚杰著，倪连生、玉琳译：《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

［7］Bouton，L，F.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ability to interpret implicatures in English，World Englishes Volume 7，Issue 2，pages 183—196，1988.7.

［8］Bouton，The Interpretation of Implicature in English by NNS：Does it Come Automatically—Without Being Explicitly Taught，Pragmatics and Language Learning Monograph Series，Volume 3，1992.

［9］Bouton，Can NNS Skill in Interpreting Implicature in American English Be Improved through Explicit Instruction？—A Pilot Study，Prag‐matics and Language Learning Monograph Series，Volume 5，1994.

［10］Bouton，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in a second language：Learned slowly when not deliberately taught，Journal of Pragmatics，Volume 22，Issue 2，August 1994：157—167.

［11］Keenan，E.O.The universality of conversational postulates，Lan‐guagein Society，5，pp 67—80，1976.

［12］Yule，G.Pragmatic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注释】

[1]参见姜望琪，2003：108～208。

[2]见中译本，1988：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