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师应当具备的三种文化教学能力

对外汉语教师应当具备的三种文化教学能力

对外汉语教师应当具备的三种文化教学能力^[1]

鹿钦佞　姚　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摘　要】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当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色并能把这些特点全面贯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当中去，这需要对外汉语教师具备三种文化教学能力，即用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来感染学生的能力、用正确的中国文化知识来指导学生的能力和用恰当的文化对比方式来引导学生的能力。本文具体论述了此三种能力的必要性和实际操作，以期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来关注文化教学。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师；文化教学能力

本尼迪克特（Benidict）认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2]。作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不但要学习作为一套符号系统的语言本体，同时要把中国人所赖以思维和立身处世的文化一道学过去，这样才能真正学好汉语，也才能真正利用汉语更好地为中外友好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特别重视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师要充分了解中外文化的异同，并能切合时宜地对外国学生予以充分的认同和尊重；第二，教师要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色，并能把这些了解全面贯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当中去。本文所谈到的能力着眼于第二点。

一、用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来感染学生

不同的民族文化本无所谓优劣，但是“人们在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社会规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编译码过程、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语言使用规律、语篇组织结构等众多方面的差异。因此不同文化的人们在相互交往时，常常会有咫尺天涯之感”。（贾玉新，1997）因此，他民族人学习汉语时只有充分了解了中国的典型的文化特色才能真正运用好汉语，正因如此，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当一个典型的中国优良文化的示范者，让学生从教师的身上就能感受到、模仿到最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这可以让学生尽快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规约，尽量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受到的惩罚。

以往，在各种对外汉语教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中，往往会提到“跨文化交际”这一重要的能力，《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明确指出，“教师应了解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概念，理解文化与跨文化交际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并能运用于语言教学实践”，并且列出了教师应该掌握的9个基本概念范畴和7项基本技能。但是遗憾的是，各类教科书更看重的是如何让教师具备对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了解并熟练执行，而相对忽视的是教师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的作用。显然这是出于我们对外国人的尊重而做出的善意举动，这在很多场合中是积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对于学习者来说，目的语国家的文化才是他们迫切需要知晓的，哪怕某些文化特征并不符合他们的“标准”。

比如，我们常常会看到各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说明中举出诸如这样的例子：西方人乐于强调自我价值，而中国人却往往愿意贬损自己而抬高对方。如有人称赞你的表现很优秀，中国人一般会回答“没有那么好”，“还差得很远”等，而西方人却乐于接受对方的褒奖，一般会回答“谢谢”。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作为对外汉语老师，当我们遇到跟教学相关的交际场合的时候，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文化特色来面对学生呢？既然我们是汉语老师，既然学生要从我们这里学到汉语知识和中国文化知识，那么毋庸置疑，我们就是要把最典型的中国文化表现给学生，无论你是否认同，也无论你个人的倾向如何，因为学生将来要跟大多数中国人打交道，而不是汉语老师一个人。

再如，中国人日常见面问好的寒暄方式并不是“你好”，而是“明知故问”型的方式^[3]，诸如“吃过饭了吗？”“上课去啊？”“回家啊？”“买菜回来了？”老师要充分地与学生之间磨合中国式的问好方式，如果一味担心外国人的“隐私”观念而回避这些说法，那么这对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听到的是“你好”，在社区里听到的却是“吃了吗”，他们遇到的困惑和尴尬会更加严重。

又如，日本和韩国人的行礼方式大都以鞠躬的形式来表现，泰国人则是双手合十来行礼，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行礼方式。在现代中国，鞠躬礼是比较大的礼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那种频繁鞠躬的礼，而是代之以见面时的握手，感谢、祝贺时的打拱（抱拳），再见时的挥手，等等。这些在老师身上应该首先得到体现，如果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是表现中国的文化特色，而是过分地追随或者迁就他国文化，这就是舍本逐末了。

赵金铭（2006：10）认为“教师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对外汉语教师的双重身份——教授汉语和汉文化的主角以及跨文化交际者，只有这样才能时刻保持清醒多元共生意识、平等对话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况且，每个人都带有一定的民族/群体中心主义的倾向^[4]，在汉语教学中老师应当充当纠正这种倾向的教官，让学生了解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本无优劣之分，但若不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就无法真正获得目的语国家语言的精髓。但是，典型的文化特色是很难“教”出来的，老师要言传，更要身教，要让学生在每天的汉语学习和师生交往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当然，教师在非教学活动时参加其他社交活动，当然要充分地尊重和理解别国文化特色，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用正确的中国文化知识来指导学生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其内涵连中国人也未必能全部通晓，更遑论外国人。因此，作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讲，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真实内涵，了解正确的中国文化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但可以让他们减少误解，更能让他们减少发生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的可能。

在很多对外汉语教材中，都会提及一些中国人比较典型的有别于别国文化的地方，比如如何看待隐私。在很多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几乎不存在什么隐私，比如年龄、宗教信仰、家庭关系、私人友谊、以往的过失、特殊疾病、心理偏好、生理特征、个人嗜好、健康状态、婚恋史、身世、财产收入等，都是可以讨论的话题。中国人常会问道“去哪儿啊”、“这件衣服多少钱买的”、“有对象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怎么样”、“多大岁数了”、“你的房子多大面积的”、“你的老家在哪”等诸如此类的话题。在外国人看来，像上面的话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要避讳的，但是往往汉语学习者会被告知，这些话题一般中国人都不把它们视为隐私的。这样说虽不算大错，但是却很容易给外国学生带来误解：中国是一个没有或少有隐私的国度。这就需要老师用正确的文化知识对学生进行指导：首先，传统儒家思想缔造出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网络型的组织，每一个人都被规定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也都被规定了自己的社会义务，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要不同程度地得到他人的关注并去关注他人，人与人之间的话题的选择是由中国人必须要完成各种社会角色的职能所规定的，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中国人从不被人问及上述问题，恐怕他不会因此而感到幸运，相反定会以为自己被人群遗忘了。另外，汉语中的尊敬表达的用法相对发达，同时也正因为每个中国人处在这种网状的社会组织中，地位和角色的意味就显得非常浓厚，人与人之间必须弄清楚对方的各方面的信息，才能确定自己与对方的关系所在，也才能确定与对方谈话的基调是什么。如果学生懂得了这些，想必他们就不会认为中国人不讲隐私了，这只是一个个人职能和社会职能的立场转换罢了。

国内一般的汉语教材中，语法部分的内容更多地还是在讲句法和结构，讲结构规律的较多，讲语用功能的较少。前者更强调语言的系统规则，受制于语言内部规律；后者更强调语言的社会交际原则，受制于社会文化准则。从句法出发，我们能讲清楚对与错的区别，但是语言往往不是简单的对错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要明确好不好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

汉语的祈使句，尤其是在表示“请求”、“商量”语气的祈使句中，动词通常情况下不是一个光杆动词，而是带上“一点儿”、“一下儿”、“一会儿”等成分或者动词以重叠形式出现。比如：

（1）^？把你的电话号码写下来^[5]。

（2）^？你把地扫了。

（3）^？等我！

这些句子从句法上讲没错，但是听起来往往会让人觉得别扭——说话人似乎很不客气。如果改成：

（1’）把你的电话号码写一下。

（2’）你把地扫扫吧。

（3’）等等我！

这就没问题了。句法上没有问题只能说明这句话说对了，但是要问说得好不好就要向文化和语用追问了。陈光磊（1997）把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内容作了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的三分，其中的语用文化指的是“使用语言的文化规约，即语言运用同社会情境和人际关系相联结起来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在我们看来，这一类规则在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还没有被足够地重视起来。

此外，很多汉语词汇都涉及深刻的文化内涵，如“福气”、“淡然”、“豁达”、“清高”、“中庸”等词汇的背后都带有着浓厚的文化解读，不确切地了解相关的中国文化内容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的，也就是说，没有对中国文化正确的认识就不能真正学好汉语。

三、用恰当的文化对比方式来引导学生

以往人们在强调文化教学的原则时经常强调“差异性原则”（魏春木、卞觉非，1992），我们认为，任何两种文化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了解异的方面可以引导人们去尊重和理解对方，也有利于融入对方的社会秩序中去；了解同的方面有利于减少误解，提高学习的效率和正确率。我们在教学中也常常会遇到中外文化之间的异同，利用好这些异同之处，对它们进行及时而恰当的对比，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众所周知，汉语第二人称有尊、泛称之别，第三人称由于没有语音上的标记，故很少有人提到第三人称的尊、泛用法。“他”不是对所有人都可以用的，对于所尊敬的人，且所尊敬的人又在场，如用“他”来指称是不礼貌的。比如，如果被提及的长辈/上级等尊者在言语现场，说话人是不能使用“他”来直指的（木村英树，1990）。例如：

（4）＊学生甲：“他是……？”

　　　学生乙：“他是我的恩师。”

（5）弟弟：“这件事怎么办？”

　　　＊哥哥：“问他。”

（4′）学生甲：“这位是……？”

　　　学生乙：“这位是我的恩师。”

（5′）弟弟：“这件事怎么办？”

　　　哥哥：“问爸爸。”

（4）与（4′）、（5）与（5′）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这说明了汉语的语用对语法有所制约。同样，韩国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崔健（2002）对此现象有过论述，金顺吉（2009）做了更为充分的对比描写。例如：

①例句（4）—（6）摘自崔健（2002：10），本文稍作改动。

通过对比可见，韩国语和汉语在第三人称敬语的表达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非但韩国语，如果教师善于对比，或者善于引导学生主动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还有很多语言有着跟汉语类似的现象。对外汉语教师若充分利用汉—外两种语言的这一语用文化的相同点，当学生犯此错误时，只要对他们进行一点提示，他们马上会意识到这个礼貌上的大忌，也马上会意识到这一点上是并不需“跨”文化的。当然，有些语言中的第三人称代词没有这个礼貌上的限制，那么也要引导学生作出正确的对比，以此推动个人的习得效率。

通过对比得出不同语言之间文化背景同的方面可以让学生充分利用正迁移的效应较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同样，通过对比获得异的方面也可以促进学生对中国或者本国文化积极的思考。比如，汉语教材《桥梁》（上）选择了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作为课文，该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讽刺那些做事不认真、没有责任心、过于敷衍了事的人，倡导中国人不要做“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对于中国人来讲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但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差不多先生。比如有的日本同学在课上就提出了“差不多先生”超然的、看得开的“修为”对于日本人来讲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如果日本多一些差不多先生，那么日本也不会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了。尽管这种对照不见得是作者写作的初衷，但是老师有意地来引导学生对此进行深入的对比并藉此来加深学习者对中日两国文化异同的认识，也未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作为。

四、小　　结

作为中国本土的汉语教师，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在国内，我们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教会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作为汉语教师，我们与外国人有着方方面面的交际任务，但只要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就应当牢记自己的使命，那就是让汉语学习者学会汉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用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来感染学生、用正确的中国文化知识来指导学生、用恰当的文化对比方式来引导学生是汉语教师在教学中必备的三方面文化教学的能力。汉语教学和文化教学水乳交融且相辅相成，我们应当提倡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来关注文化教学这一学科，让她更好更快地发展壮大起来。

【参考文献】

［1］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陈光磊：《关于对外汉语课中的文化教学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1期。

［3］崔健：《韩汉范畴表达对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4］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5］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6］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7］李恕仁：《寓文化教学于对外汉语教学之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8］金顺吉：《韩汉语人称代词的对比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9］李晓琪主编：《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10］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11］木村英树：《汉语第三人称代词敬语制约现象的考察》，《中国语文》1990年第5期。

［12］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4期。

［13］王苹：《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贵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14］魏春木、卞觉非：《基础汉语教学阶段文化导入内容初探》，《世界汉语教学》1992年第1期。

［15］吴为善、严慧仙：《跨文化交际概论》，商务印书馆，2009。

［16］许力生：《跨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7］张和生主编：《对外汉语教师素质与教师培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18］赵金铭：《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推广》，载李晓琪主编：《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19］周小兵主编：《对外汉语教学入门（第二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20］［法］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康新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注释】

[1]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编号为2008114016）的部分成果，文章同时得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的资助。文章曾在“汉语国际教育专门人才培养工作高层论坛（2010·9）”上宣读过，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诸多指导，特表谢忱。

[2]转引自［法］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康新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这一点是在一次讨论中邵菁老师提出的，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5]“？”表示该句可接受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