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的普遍性

7.2　可译性的前提:语言文化的普遍性

虽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会各有其不同的认知特征，但是他们的认知依据，即物质基础是相似的。这种相似性可以使他们在各自的头脑中构成一个基本相同的概念系统框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概念系统框架”就是语义结构。从宏观意义上讲，语码意义的解读和表达涉及语义学中“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关系的讨论。在“语义三角”中，观念对事物而言是认知关系(cognitive relation)，语言对观念而言是表达关系(expressive relation)，语言对外在事物而言则是语义关系(semantic relation)。观念作为存在的符号标记内存于心灵，而语言则作为观念的符号标记将其外在化，并与他人交流共享。(Lowe，1995:144～145)因此，无论观念或语言，两者在人类知识的构建中都成为人类认识世界活动中具体运作的中介筹码。此外，由于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在宏观意义上的知识的构建和认识活动中享有共同的交际需求，作为观念外在化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意义的表达因而也就具有了相似之处。当然，这里的语言指的是哲学层面上的单数和复数语言，这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中也有类似的讨论。语言作为“游戏”，在其运用中必定要遵照一定的规则。这就是作为语言共性在哲学层面上的“家族相似”。(Fogelin，2006:50～51)就语言而言，它们之间的“家族相似”表现为语言的同质性(homogeneity)。

7.2.1　相似的经验世界

实际上，语言从哲学层面上看，无论是“家族相似”也好，还是作为观念的外在化符号也好，都为翻译中可译性的讨论提供了相应的可能条件，因为人类知识观念的形成过程是一种共同经验的形成过程，体验的是同一个外在世界，因而在逻辑上就具备了可译的基础。张岱年先生在解释观念的形成时说:“共同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根据，而共同经验之成立，以指示为主。指示可谓一种行为，而为言语之渊源。”(张岱年，1992:243)张岱年先生的话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首先，人类知识来源于共同经验;其次，共同经验是语言或概念形成的基础;再次，共同经验是一种“指示”行为。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在阐释“语义三角”的关系，只不过其重心放在对观念形成过程的解释上。这段话中提及共同经验是一种指示行为，是言语之渊源，更是再明白不过地为我们揭示出语言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正是由于语言的指示功能，才使得人类能共享各自对外在世界的体验，才使得在语言背后的观念成为一种共同意谓。更进一步展开，正是由于共同意谓，才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涉与合作成为可能。(张岱年，1992:244)

这里所谈及的共同意谓是哲学层面上人与人之间对同一外在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如果我们在具体概念上作一相应的替换，那么，翻译过程中原文作者和译者之间也必然存在共同意谓，因为他们在翻译这一行为过程中面对的是文本中所指的同一外在世界，必然存在前面提到的共同体验，其区别仅仅在于对这共同体验和共同意谓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上。

事实上，翻译中涉及的可译性问题也蕴涵在翻译自身的语言条件中，因为翻译的具体实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行为。总的说来，不同语言转换所涉及的语言的差异体现为语形、语音和语义上的差异，涉及拼音文字和方块文字的差异，不同语言中不同的音位体系和拼读规则的差异和不同语词、语句和语句组合对实在内容的意义值的不同表达方式的差异等因素。以汉语和英语为例，两种语言分别属于不同的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在词汇、语音和语法等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差别。如两种语言都有各自不同的书写拼读规则和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自的生命体验和世界观念。但从上述的语形、语音和语义等语言条件看，尽管语形和语音的差异预设了种种翻译上的障碍，语义自身的因素却揭示了翻译的可能性问题，因为从语义所涉及的“不同语词、语句和语句组合对实在内容的意义值的不同表达方式”这一表述自身从逻辑上就蕴涵着人类语言尽管千差万别，却存在某些共性的东西。这就是不同语言共同体的人们存在着相似的经验世界，也是可译性的依据。

7.2.2　共同的生理与心理语言基础

当今世界上已经查明的语言或方言多达5 651种。语言学家确立的独立语言也有2 790种。(陈明远，1984:27)但是，由于这些语言是建立在人类相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之上，因此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似之处。从解剖学角度来看，人类具备构造相同的发音器官。他们都是通过舌、唇、牙齿、齿龈、腭部、声带等发音器官，以一定的方式调整发音器官位置和控制气流来发出各种语音。人类的听觉器官负责接受语音声波。声波通过耳鼓膜，经听小骨把机械性震动波传到卵圆窗(oval window)，引起耳蜗管液体震动，将声波信号传至基底膜，然后，声波信号在不同点震动内耳的毛细胞，转化成电化学脉冲信号，再经听神经把信号送到大脑，由听神经和大脑语言中枢的专门区域负责接收和理解。大脑皮层语言区有布罗卡氏区(Broca's area)，该区支配发音和说话，还有韦尼克氏区(Wernicke's area)，该区支配语言记忆和理解。对语言过程起主要作用的神经中枢还有视觉区，它负责把视觉和韦尼克氏区联系起来，因此影响书面语的阅读与理解过程。(陈明远，1984:196～220)

人类不同的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或语族，并且语言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联系在实质上具有随意性，但人类在语言方面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限制他们只能在人类生理与心理机能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创造出各种语音、词汇和句法结构;同时，鉴于人类共同的生理局限，如记忆力的局限，语言习得速度的局限等，为了提高语言习得效率，每一种语言仅仅从潜力巨大的语音、词汇和句法的种种可能性组合中筛选出数量有限的音素、语素、组合方式和语法结构类型，从而保证本民族语言使用者能在较短时间内不必耗费过多精力和时间完成语言习得过程。另一方面，生理与心理的共同点使人类具有潜在的习得任何一门语言或掌握任何一门，甚至数门外语的能力和语际交际能力，所以，人类在生理与心理上的共性构成了翻译行为的物质基础和机制。(夏廷德，2006:34～35)

7.2.3　共同的语言功能基础

各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交流、合作和共处，那是因为人类所用的语言具有基本相同的功能。人类为了生存，不仅要与自然抗争，还必须与其他人类交往，语言无疑成为最便利、最有效的交际工具。因为人类处于相似的生态环境，行为目的基本相同，生活中也有很多相似经历和感受，具体说，人类都需要吃穿住行，都经历生老病死，都有七情六欲，都试图解释人类面临的相似难题。因此，人类语言的主要功能也大体相同。

德国语言学家比勒(K.Bühler)在《语言理论》(1934)一书中有关语言功能的论述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语言功能观被翻译理论家广泛采用。比勒把功能分为表情(expressive)、表述(representational/referentia1)、呼吁(appellative/ appeal)三大功能。(Nord，2001:40)纽马克(Newmark)把比勒的分类修改成表情(expressive)、信息(informative)和呼吁(vocative)功能(Newmark，2001a:14)，并吸收了雅可布森提出的另外三种功能:诗学(poetic，即美学aesthetic)、寒暄(phatic)和元语言(metalingual)功能(Newmark，2001b:42)，使其成为他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概念的重要理论根据。毋庸置疑，语言功能的普遍性是可译性坚实的理论基础。

7.2.4　文化的相互融合

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存在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个性差异。文化在不断进化，各民族文化在相互接触和交流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一种文化的某些因素被另一种文化所接受，并逐渐被消化吸收或摒弃。(胡文仲、高一虹，1997)这样，文化间的共性逐渐扩大，差异逐渐缩小。“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只要文化还存在着，文化趋同的过程就是无止境的。”(吕斌，1994: 45)这里所说的“趋同”即指具有融合的趋势。文化融合的大趋势是文化交际活动所带来的结果，各民族文化也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中获得自我发展的活力和空间。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最为重要的工具，自然对文化传播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是文化得以生存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异族文化的传播，又会给语言带来新的词语和新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融合趋向直接反映在语言的融合趋势上。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文化间会产生互化。这种互化是双向的，语言的相互影响也是如此。如现代汉语中大量借用了西方语言中的显性连接词语，使其意合传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现代英语中越来越多的名词直接用作定语，这是英语形合特点就范于汉语意合特点的例证。正如文化一样，语言是发展的，有一定的宽容性和吸收新表达方式的能力。语言也在文化融合中得到了发展和丰富。语言和文化的融合极大地扩大了语言文化间的共性，提高了语言的可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