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

二、“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

但深奥晦涩的文言被接近大众生活的白话替代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早在近代初期，著有《采西学议》、《上海设立同文馆议》的冯桂芬就提出“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12]，力图打破桐城派在语言形式方面的枷锁。王韬也认为“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13]。黄遵宪则激越地大呼：

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憫。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怜古文人，日夕雕肝肾，俪语配华叶，单词书蚯蚓，古近辨诗体，长短成曲引……后有王者兴，张网罗贤俊，决不以文章，此语吾敢信。^[14]

同时，黄遵宪还认为“语言者，文字之所从出也。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15]裘廷梁则在分析国家衰亡原因时说：“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16]

当然，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仍属梁启超。早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期，他利用主持编译局之机，组织刊印了大量白话译文。1902年，在《论进步》一文中梁氏明确阐释了他“言文分而人智局”^[17]的观点，对言文分离的弊端大加挞伐：

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故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不窒，其为害一也。……言文分，则非多读古书、通古义，不足以语于学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于《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其为害二也。^[18]

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又从文学进化的角度指出：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左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夫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矣。即如唐代韩、柳诸贤，自谓起八代之衰，要其文能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昌黎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余以为此即受病之源也。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19]

他所创造的“新文体”公开反对僵化的桐城古文与经学古文，强调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衔接，即“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20]。梁启超的这种“新文体”，是戊戌变法后文界在吸取西方和日本等语法之优点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顺应社会潮流的文体，它重创陈腐、呆滞的古文语体，它凭借自由活泼，富于感染力和形象性与鼓动性的特点“使统治清代文坛100多年的桐城派古文几乎无容身之地，也使传统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它为后来白话文的提倡与流行创造了条件，使之能较顺利地过渡至“五四”白话散文的新阶段。”^[21]

不言而喻，这些废文言兴白话的疾呼对于近代译者在语体方面的选择和使用态度是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的。包天笑曾回忆说：

这时候，关于文学上，有一事颇足以震动全中国青年学子的，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曾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22]

以下两处小说译文中充斥的“之”字就可充分说明译文语体受日语影响之程度：

俄国警察手段之密、之捷、之酷甲天下，稍触政府之忌，则将以雪窖冰天之西伯利亚为葬身地。国中人盖兢兢焉。此谣言之起也，索隐家虽属于目，而莫知其说所自来。^[23](曼殊室主人译《俄皇宫中之人鬼》)

渠之年，二十有六七，渠之体长瘦，然四肢恰好地有光泽。茶褐色之长头发被于肩背。有高尚之额角突于前面。白滑似大理石。渠之气度极沉默，神秘殆不可测。^[24](冷血译《圣人欤盗贼欤》)

1903年上海《启蒙画报》第八册刊载了根据林纾文言译本《黑奴吁天录》演述的白话文《黑奴传》，这足见当时不善文言的读者已迫切需要外国文学的白话译本了。同年，陈匪石亦使用白话翻译了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名作《最后一课》，并且在“译者识语”中对贴近生活的白话口语赞叹地说：“言虽鄙俚，含有精意。”^[25]1904年《新小说》第9期刊出周桂笙翻译的《毒蛇圈》第三回，在该译文中，译者所使用的白话流畅而且传神，而且在白话小说的行文上还有诸多创举。例如在瑞福与少年问答处，吴趼人就评注说：“以下无叙事处，所有问答仅别以界线，不赘明某道，虽是西文如此，亦省笔之一法也。”^[26]我们知道文言中书写对话简化为“曰”或“对曰”而不写明对话者是有的，但在白话小说中此类先例则极为鲜见。1905年《绣像小说》刊载的翻译小说《幻想翼》中还径直保留了英文单词：

昔泰西有童子，备闻星学家言，而未能冰释。一夕方夜半，立门外，见列星朗耀，棋布穷庐，以为如此光点，尽是太阳(指恒星)与世界(指行星)，其果有知之者乎?

女乃指天示曰：盖偕吾往诸星一游乎。曰：往由何星，至天狼星sirius乎，至地女星pieiades乎。^[27]

与此同时，人们对文言译文的弊端认识得也愈来愈深入。1907年，周桂笙在《解颐语·叙言》中说：

泰西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妇稚优为之。然同一白话，出于西文，自不觉其俚;译为华文，则未免太俗。此无他，文言向未合并之故耳。^[28]

林纾虽被喻为文言翻译的主将，但同样在1907年，他于《〈拊掌录〉跋尾》中却无奈地说：

此书原文至细切温雅，而不伤于琐碎，言之缕缕然，盛有文理。惜余不文，不能尽达其意，读者当谅吾力之不能逮也。^[29]

身为古文大师的他此时却深感其文言译文“不能尽达其意”，这虽有自谦之意，可林纾对古文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之感还是有了些许流露。因此，在他的一些译文中他已或多或少“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30]，其语体应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31]，即适当吸收白话语句、外来新名词(包括音译外来词)，甚至还应有相当的欧化句法成分。例如，在1908年打动了无数近代读者的《不如归》(德富健次郎著)中：

时山木已微醺，妻则力劝其节饮，而山木仍浩饮无已，言曰：“丰子如是修饰，貌亦滋佳，色本白皙。”丰子闻言意得，则俯首于席，状似S字。山木复赞曰：“体段亦佳，词华复美，但其门牙过露，大似其母。”^[32]

从该段译文我们可明显看出：林纾的译文与晦涩的传统古文相比有较大的通俗性，如“门牙过露”语。而且他还在译文中直接使用了英文字母，如“状似S字”。应该说，从林纾的后期翻译实践来看，他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打开了古文之清规戒律的一些缺口。但林氏译笔与白话文相比总体晦涩难懂的特点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诘责，1908年徐念慈在他著名的《余之小说观》一文中开始对林纾文言译文发难：

所以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然试问此等知音，可责诸高等小学卒业诸君乎?遑论初等。可责诸章句帖括冬烘头脑乎?遑论新学。^[33]

近代后期的罗家伦对林氏译文语体艰深古奥也是大加嘲讽：

他译了一本《社会声影录》，竟把俄国乡间穷得没有饭吃的农人夫妇，也架上‘幸托上帝之灵，尚留余食’的古文腔调来。诸君!假如乡间穷得没有饭吃的农民，说话都会带古文的腔调，那也不做《社会声影录》了!日本人译西洋小说用东京白话，芮恩施博士还称赞他。林先生请你想一想看，这是小说，不是中学校的林选古文读本呢!^[34]

在林译小说所使用的远离现实生活的古文语体渐失风华之时，一种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的混合语体逐渐在翻译文学领域兴起。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翻译《十五小豪杰》时就其译文语体明确地说：

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35]

次年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也说：“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36]可见，近代译者由于长期使用文言文写作，已形成自己的书写惯性，蓦然地完全以白话进行翻译是很不现实的，因此这种翻译文学领域特有的文白混合语体在近代文坛便初露端倪了。

1908年，《小说林》刊载了黄翠凝、陈信芳译的《地狱村》，在译文第一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仰望天空，浮云之飞，捷于奔马，倒映水际，呈乌黑色。余始知天色果变，急收钓具，准备归棹。讵知洪涛大作，舟反侧摇撼，已不克自主。风号浪滚，从西北袭来，如万马奔腾。深悔不听沈言，然已进退维谷矣。一浪由舟首撞过，舟起立如壁。二人不暇更言，竭力操舟，与恶风浪相战。^[37]

此段译文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言的种种清规戒律，一方面又摒弃了传统白话的拖沓与套话。

1910年，译坛老将包天笑在《小说时报》第4期发表了他所翻译的契诃夫的《六号室》，该文是“包天笑最值得注意的译作”^[38]。虽然包氏具有较深厚的旧学根底，但此时他所采用的语体也是浅白的文言。此外，周瘦鹃、陈嘏、陈鸿璧、伍光建、吴梼等也都纷纷摒弃深奥的古文以浅近的文言甚至以略带文言腔的白话为译文语体。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愈加深入，许多作者和译者都已有了彻底抛弃文言的决心和意志。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系统论述了文学改良的八项条件，主张建设白话文学从而取代那种“摹仿古人”、“无病之呻吟”^[39]的滥调古文。他指出：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40]

而且他还坚定地认为：“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41]

接着，他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斩钉截铁地说：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42]

管达如在《小说月报》上也撰文指出：“盖小说固以通俗逯下为功，而欲通俗逯下，则非白话不能也。”^[43]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翌年更名为《新青年》。虽然从一卷至三卷所刊译作多使用文言语体，但此后直至九卷，白话文译介作品渐居主导地位，而且这些译作之语言结构还带有欧化特点。1917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一号上入木三分地说：

白话小说能曲折达意，某也贤，某也不肖，俱可描摹其口吻神情。故读白话小说，恍如与书中人面语。……至于当世，所谓桐城巨子，能作散文，选学名家，能作骈文，做诗填词，必用陈套语，所造之句不外如胡君所举旅美某君所填之词。此等文人，自命典赡古雅，鄙夷戏曲小说，以为猥俗不登大雅之堂，自仆观之，公等所撰，皆“高等八股”耳。^[44]

次年，胡适在《新青年》4卷5号发表了著名的《论短篇小说》。在谈及君朔翻译的大仲马《侠隐记》(商务印书馆，1907年)时，他说：

我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所译诸书为第一。君朔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45]

在此，胡适“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的论断个性鲜明地总结出了近代翻译所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体，即文白相间，白话为主，而且还渗入了大量域外句法因子(尤其是西欧语言和日语)的翻译文学特有语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