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过程

陈独秀在纷繁的意见中，明确地提炼出文学革命的中心议题：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文学的正宗。

这样，胡适所说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的进行的计划”就不再成立了，文学革命的这一“中心论”，扫荡了胡适的“空荡荡”的头脑，坚定了他行动的方向：把白话推上文学正宗的地位。他说：“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白话取代文言，虽是文学语言形式的革命，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文言一统着天下，做着“载道”的工作。这种文言的旧的形式如不打破，新思想、新内容就必然受到严重的束缚，新文学就无从谈起，所以，文学革命从文学形式入手，把它作为“第一步”，是符合文学革命时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的。胡适在这一方面有清醒的认识，1919年10月，他在《谈新诗》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伴随着文学革命运动而出现的诗体的解放，白话诗的登上文坛，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一件大事”。诗体的解放对于诗的内容的革新具有重要性，“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载《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胡适在这里讲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式的革命是首先的重要的。

白话取代文言，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文学革命的发动者既要回答白话取代文言的理由，又要回答如何去取代，以及白话的地位确立后做什么等等。

理论依据——历史进化论

李何林先生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专节谈了“‘历史的观念’和进化论的思想”，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以进化论为武器，畅言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

进化论是晚清时期由严复介绍给国人的一种进化史观，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进化论指导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文学革新运动。梁启超就认为“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必然的趋势。王国维用进化论的观点就文学的时代性表述得更具体：“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者焉。”（1909年《宋元戏曲考》）胡适在五四时关于文学革命的几篇文章，其观点、用语与此何其一致！

胡适首先从欧洲各国的文学的发展史切入问题。他说：

我们知道，古代欧洲各国正统的文学作品多是用拉丁语写的，到14世纪，但丁首创使用意大利民族的一个邦的方言写作了《神圣喜剧》（即《神曲》），因而，促进了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和民族文学的发展。路德是一个宗教改革者，他也是首用德文翻译旧约新约，引导了德国文学的新生。这是欧洲两起非常典型的事例。所以，胡适说：“文学革命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18、19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次活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尝试集〉自序》）

欧洲各国用本民族语言代替拉丁文的历史，是“活文字”替代了“死文字”，“活文学”替代了“死文学”，是欧洲各国历史的进化的结果。胡适在多篇文章里谈到这些实例，用他山之石，来做中国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

胡适随后又作《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此论“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此文学变迁之趋势。今日所倡导的白话文学，其“种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亦多有白话者。元代之小说戏曲，更不待论矣。“此白话文学之趋势，虽为明代所截断，而实不曾截断”。“近人之小说，其可以传后者，亦皆白话也。故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载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胡适运用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了唐宋以来白话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今日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乃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后来，他的《白话文学史》，更是为他的历史的文学的进化论做了有力的佐证。

傅斯年，北大文科学生，“新潮社”与《新潮》月刊的发起人之一。他多次作文支持白话文学主张，1918年1月15日在《新青年》4卷1号上发表的他的第一篇文章《文学革新申义》，就是从“历史的观念”和进化论的思想出发，强调文学应随时代而变化。古往今来，文学均为“今日的而非历史的”，“晚周有晚周特殊之政俗，遂有晚周特殊之文学。两汉有两汉特殊之政俗，遂有两汉特殊之文学。南朝……降及后代，莫不如此，理至明也”。

取代方式——文言合一

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既然是语言文字的革命，是白话取代文言，文学革命的发动者在如何取代的问题上，发表过多种意见，最极端的大概要数钱玄同了。他的主张是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连同“载道”的文字，一并“废灭”。

刘半农的意见是中和的，他说“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峙的地位……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我之文学改良观》，载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

傅斯年的思考就具体得多，详细得多。他的主张的中心点是“文言合一”，即“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对此，他不厌其详地作了说明，分列十条，归纳起来：代名词、介词位词、感叹词、助词全取白话，而“一切名静动状，以白话达之，质量未减，亦未增者，即用白话”。他举例说：曰“食”“饮”“嬉”不如说“吃”“喝”“玩”；至于“文词所独具，白话所未有，文词能分别，白话所含混者，即不能曲徇白话，不采文言”；白话之不足用在于名词和形容词，则“以文词益之”，如“高明”“博大”“庄严”等，此等文言词语，“一经俗语代之，便大减色也”；“在白话用一字，而文言用二字者，从文词。在文词用一字，而白话用二字者，从白话”，如文词曰“今”“往”，白话曰“现在”“过去”，用白话等等。以上各条，“即取白话为素质，而以文词所特有者补其未有”。

文章还以较大的篇幅，就“文言合一与制定国语”这个议题，谈了“八事”，即八点看法，其中说：“采用各地语言，制成标准之国语，宜取决于多数”，“将来文言合一的语文，与其称之为天成，毋宁号之曰以人造也”；“制定国语之先，制定音读，尤为重要，音读一经统一，自有统一之国语发生”；等等。（《文言合一草议》，载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4卷2号）这些意见具体而翔实，具有可操作性。他从考察文言词语的实际出发，明确地指出文言词语中有可以吸收的优秀的成分，是创造新的白话语言不可或缺的素材。他的“文言合一”的主张，为白话取代文言制定了一份可行的实施意见。

陈独秀、钱玄同等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只是涉及，而不是专论。

终极目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白话取代文言，是要在国内造成语言和文字的一致性，造成普遍使用白话行文的风气，即胡适所说的，我们要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做”。

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是用白话取代文言，用白话来做各种文字的东西，胡适进一步提出，更重要的是要用白话去做“白话的文学”。因为有了白话的文学，中国将来才会有“标准国语”。这就是新文学发动者的终极目标。

“国语”一词，最先见诸陈独秀为方孝岳的文章《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后的一段按语：“愚意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3卷2号）又见钱玄同在谈到应用文亟宜改良时，谈到以“国语”作文的问题。（《钱玄同致书陈独秀》，载1917年7月1日《新青年》3卷5号）

胡适于1918年4月15日在《新青年》4卷4号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说这篇文章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怎样才能建立起“国语的文学”？胡适把“白话文学”作为一种过渡的文学来考虑，他认为只要建立起“白话文学”，将来就会有“中国的标准国语”。既然如此，那么，怎样去做“白话文学”？他说：我们“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便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我这种主张，不是我“向壁虚造”的，“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言语学专家造成的。而它只能是文学家造成的。

对于“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建设，胡适的意见是三步：白话取代文言是第一步，用白话作文，写白话文学是第二步，白话文学是向国语文学过渡的文学，直到标准国语的确立是第三步。胡适为什么要用白话文学作过渡文学，而不能一步达到标准国语的文学？

胡适的意见是明确的：白话文学虽然是采用白话写的，但是，它的白话具有地域方言的特点，不具有各省多数人都能通用的条件，所以它只能是向标准国语过渡的一种文学。“标准国语”，按陈独秀的早于胡适关于“国语的文学”的意见，必须“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取“文言一致”的方针，这样就“必定要‘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此后方才有标准国语和标准的国语文学。“文”和“语”的相互“求近”，这才能建立起各省多数人通用的文言—致的标准国语。（《陈独秀答钱玄同》，载1917年8月1日《新青年》3卷6号）此后才谈得上“国语的文学”。而傅斯年则认为要实现“各省人通用的文言一致的标准国语”，就必须先实现“音读统一”，有了音读的统一，自然就有了统一的标准国语的发生。

胡适对于国语的文学的最终成立，是有信心的，他指出：

一、我们有“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若不靠这一千年的白话文学把白话写定了，白话文学的提倡与拼音文字一样的困难，决不能几年之内风行全国”。

二、“我们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逐渐地把一些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全国的绝大部分……若没有这一大块地盘的人民全说官话，我们的国语问题就无从下手了”。（一二见《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

为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特别拟定了一个详细的实施意见和进行次序：

“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这是新文学的利器，要掌握这个利器，一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二要“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方法”：

“收集材料的方法”。这要求一个作者一要推广材料的区域：当今的贫民社会、工厂的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小店铺等等，那里“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这些都可以为文学的材料。二要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三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

“结构的方法”。简言之，即剪裁和布局的方法。

“描写的方法”。即写人、写境、写事、写情。

在方法上，西洋文学的方法较完备，有许多可给我们作模范，我们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创造”：“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

胡适和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关于国语文学的建立是做了较为完整的思考，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的意见的，他们所提倡的、所走的这条文学革命之路，也是欧洲各国文学所走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进化之路，这条路，都是从白话开始，向标准国语行进的。这其中，白话文学作为它所具有的过渡性质，在标准国语文学的建立中，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

“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是胡适贡献给“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性口号，表明了文学革命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所以郑振铎对此非常赞许，称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论争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