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历史过程

(三)复杂的历史过程

土地改革并不是纯粹的土地政策，其间进行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实际上是一种战时财政动员，而且随着战事的激烈程度和规模急剧扩大，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人力、物力需要日益急迫，这种战争动员手段的财政意义就越来越突出。也正是由于土改的成功实施，使得中共最终在农村“扎根”，而国民党及其政府对于这种挑战完全束手无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一场战争也才得以在短暂的3年时间内结束。

1.战时财政动员的关键性举措

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四指示”，1947年10月10日又颁布了《土地法大纲》，“自上而下”的激进的土地改革迅速在根据地广泛展开。

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放弃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就这样被融进了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1946年10月，毛泽东评价了土改在共产党防御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写道:“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党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党把土地改革看作是赢得群众真心实意地响应参军运动的基本条件”。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领导人潘复生的话颇具代表性:“农村中的党建、征兵、征粮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土改这个中心任务来完成，不进行土改就无法开展其他工作。只有党在学会了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以后，才开始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于1946—1947年间发动了“复查”和“填平”运动，明确要求:“任何对于土地改革的动摇、畏缩、旁观、甚至妨碍，都是不能容许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冀鲁豫分区党委作出如下指示:(1)尚未开展土改的地区应结合征兵运动和支前工作立即进行;(2)游击区在“一手拿枪一手分地”的口号下开展土改;(3)已经开展土改运动的地区应进行复查工作，根据“填平补齐”的原则进行纠偏，应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能漏过哪怕一个人或是一亩地”。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实行

2.土改后的农村基层权力结构

进行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整顿乡村财政，是土改的延续运动，是“进行土地改革‘这一切工作之本’的最后一步”，其目的是为征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而寻求一元化体制的支撑力量。土地改革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结构极为复杂的中国农村地区实施并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有“耕者有其田”这样的精神作指导，还必须拥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基层权力结构。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开展土地革命，曾经建立过一整套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基层结构，正是借助这套结构，土地革命才得以深入和巩固。类似的结构在内战期间的土地改革开始之前，已经由根据地经过多年的经营，行之有效，抗战期间的反扫荡、减租减息、大生产、大选等运动，都是在这个结构的主导下进行的。但是这种长期形成的基层党和政权组织却难以成为战时财政动员式的土改运动的政治依靠力量。几乎在运动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抛弃既存的基层组织，另起炉灶，直接诉诸边缘群体，重建运动的权力架构，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会取代原有的支部书记、村长、农会(旧)主任、武委会主任和治安员五位一体的乡村基层政权。土改在进入整顿组织(整党)阶段后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以贫农团的权威，而树立贫农团政治权威的目的是为确立党对乡村的一元化领导所做的一种体制性的铺垫。《中国土地法大纲》以解放区“大法”的形式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而且，中共中央工委在给地方贯彻《土地法大纲》的指示中，不仅同意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只是改为“一切权力归农民代表会”)，暗示贫农团大会选出的贫农委员会是农民代表会的核心。成立农民代表会，是使贫农团当家制度化、合法化，实际上，很多地方依然是贫农团包办一切，连农民代表会的形式都没有。

土改后的乡村基层权力结构，与从前的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原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通过农民每年选举出来的，而土改运动产生的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民代表会，是工作队和贫雇农积极分子的代表，其代表面相对比较确定。据调查发现，实际上形成了村政府、党支部和民兵构成三位一体的基层权力核心。乡村权力机构的基本职能围绕着征兵、征粮、支前来设置安排，是一种以军事财政动员为基本特征的权力结构，对上级组织的依赖非常强烈，实际上完成了党的一元化体制下的人力与物力任务完成机构的建立，使抗战期间即已形成的“村财政”的职能更加完备，“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大家负责，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上解任务”。“正是这些由农民自己掌管的公共机构成为共产党依靠的对象。它们承担了征收粮食税、组织军事运输队以及在征兵运动中向不愿意参军的农民施加社会压力的任务。”“这些都是党在农村立脚的基础，的确可以保证坚持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斗争所必需的粮食和人力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