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伊始，改革剧艺术叙事的主导趋向有两个基本的层面：一是，在经历了“文革”期间忽略物质生产的极“左”路线之后，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成为了一个民族整体性的追求；二是，在经历了“文革”期间极端的社会控制之后，有关“人”的话语被放置到了思想文化的中心位置。就前者而言，对经济发展的现代追求和对生活改善的热切渴望是改革剧的基本叙事目标，它试图通过表现当代人的物质性焦虑来陈述现代化的紧迫性，并呼唤现代文明的降临；就后者来说，“人”被指认是一个明确而崇高的目标和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新起点，对“人”的寻求和遵从是改革剧艺术叙事明确的审美价值取向，并且，作品的影像书写还力图为人们提供一种有关“个体”与“群体”有机互动的价值选择。诚然，作为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话语和作为精神层面的主体性话语对改革剧的艺术叙事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但它们之间又常常存在着一种难以消泯的内在紧张与矛盾。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广发展，改革剧中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形成了极其复杂的矛盾关系。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创作中“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复杂关系，童庆炳、陶东风等学者曾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论述。[51]在这里，所谓“历史理性”，是指对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理性把握和实践选择，它包含着对一切能够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行为的肯定；所谓“人文关怀”，是指对处于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人的生存发展要求，以及对人的权力、尊严、情感和生命价值的尊重与关爱。相对而言，历史理性更为关注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要求，更为重视改变外部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以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人文关怀则侧重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重视对人的道德良心、情感愿望等精神家园的维护与守望，更加追求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由生命本性的张扬。在实质上，作为一个辩证命题的双向展开，虽然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两者维度不一，但它们不是对立排斥的，而是彼此沟通互补的。具体说来，在“历史理性”的维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除此之外，历史没有，也不应当有其他的目的，因此，真正的历史理性就必然包含着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关心，必然包含着对人的现实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要求的尊重与回应。假如某种历史实践背离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合理目标，把人当作工具来役使，以服从别种目的，那么，它就既无历史理性可言，也无人文关怀可说。其次，在“人文关怀”的维度，尽管其价值取向更为注重和维护一个人及个体生命的生存权利与发展要求，但只要不是抽象、孤立地看待“人”，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任何个体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离不开外部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人文关怀也就必定要促进社会的变革和文明进步。
通过对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辩证考量，我们可以说，在具体的文学艺术实践中，缺乏人文关怀的历史理性不是真正的历史理性，同样，缺乏历史理性的人文关怀也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对此，童庆炳、陶东风指出：“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都是艺术家“照射现实的思想‘光束’。”其中，“历史理性必须具有人文关怀的维度”、“人文关怀必须具有历史理性的维度”。[52]在这里，检视改革剧30年来的艺术创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艺术创作，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剧中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关系。那么，创作者又如何面对这种矛盾情形？是寻找各种理由回避现实或向现实妥协，还是秉持独特的思想光束来映照现实人生？更重要的是，在艺术创造的审美烛照中，创作者又如何在悖反的两难处境中进行价值判断，并把握和确立一种合适的审美价值取向？对此，我们拟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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