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作为一种隐喻

关于语言的全面性，我想有两点需要明确一下，这两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自从一百多年前我们现在这种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结构开始走向学科化以来，每一门学科都趋向于分出不同的“分支”；语言学，除了传统上分出历史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这两个分支，始终自成一体直至较近阶段，现在也成了一个许多专业的集合。这就给它带来所有其他学科所面临的危险，加上那些非他莫属的风险。因为语言是一个集物理、生理、社会特性于一体的系统，以及它所特有的符号性（如我在别处所说，它是一个四级制的复杂体），就其本质来说，它可以从众多不同角度来作出解释；因此，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种语言理论本身就应该是全面、综合的，能包容这些不同的存在形式。否则，我们就得不到一幅完整的画面。如果有人辩解道没有理由非得将所有的部分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那么，我就要说，如果画面的部分拼不成整体的话，那么，我们所创作的这幅画就是残缺不全的，比如说，我们就无法解释语言是如何被儿童所习得的。

我们的语言理论之所以需要全面、综合的第二层含义是把语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注意到关于“语言作为资源”的说法听起来很容易像是一种虔诚的口号；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有着很实在的意义。我认为我们只有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才能全面地了解语言的每个具体的特征；因此，我们所努力开发的理论模式、研究方法和表达形式都是把语法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些离散的部分的堆集；作为一个由各系统构成的网络，而不是一张列出结构的清单。不然的话，不管某一部分的语法研究有多精彩，当我们把它和其他部分置于一起时，它也许会不攻自破，或自相矛盾。这里，我们可就语言和元语言之间的关系打一个自然的比方：如果语法的全面性足以包容人类经历和人与人关系之大全的话，那么，我们的语法学又何以不能构建一个足以体现语法之大全的模式呢？

理论或许过于奢侈，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一直是把这一点看做是肯定的，即作为概念资源的理论要多于用来研究任何具体问题所必需者。这也许和那些要求理论越少越好，“力求能与事实相容的最简单的解决问题方法”的呼声相抵触；说实在的，我并不觉得简单就一定是最好的——我更赞成“适用于这件活的最好的工具”这一标准。但是，问题的实质并非那么简单。语言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逻辑上很简单之事，整体上却很复杂，反之亦然。我们时常会碰到这样的例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语调和语法的关系。语调具有系统性，这一点是清楚的：它以规则的、可预见的方式表达意义。因此，把语调模式作为语义特征的直接体现，而不是语法化的处理，也许更为简单。如果你只是对语调感兴趣，而不管语言的其他部分，那么，这样的处理显然是简单多了；但是，一旦你想要把语调看做是语言这幅总图中的一部分，那么，试图回避语法的做法将会是无限的复杂（和其他部分一样，对语调所表达的不同意义的选择取决于它们的语法环境），而建立由语调所体现的语法系统最终将得到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保罗•探契（Paul Tench，1996）对英语语调的研究在这点上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语言理论的奢侈性，我认为可以与语言本身的奢侈性相类比。如我在前面所说的，语言通常以互补的方式来注释人类的经验：即从互相矛盾但却各自“真实”的可选角度所产生的模式（如许多事物可以同时是“黏着的”或“非黏着的”，如rock“岩石”，a rock“一块岩石”）。这种互补在对语言进行理论模式的构建中也占了一席之地。语法和词汇的互补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词形变化表或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语法”）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词汇”），但是，可以推测的是同一个词形变化表不可能两者同时兼有。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个连续统，在该连续统的一端是一些很明显的封闭性的词形变化表，在该连续统的另一端是一些很明显的开放性的词形变化表；于是我们写语法，编辞典。但是，有很大一块中间地带我们搞不清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如英语中的介词，汉语中的动词补语等等）；这些成分我们既可以从封闭的一端，也可以从开放的一端来研究。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中的任何一端来观词汇语法之全貌，这样做也能使我们获得更为深邃的洞察力。哈桑所述“词汇作为精密语法”中揭示了作为复杂特征群的词汇成分是怎样组成封闭型系统的；而另一方面，由词汇“驱动”的COBUILD语法则把语法类型作为开放型的集合处理。要解析一种范畴总是会有多种途径的。

我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不确定的，这又一次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首先，它反映了语言自身的不定性，而不是削足适履，强求一致。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在那些本身比较灵活且不稳定的描写范畴中运用自如——正是这些灵活且不稳定的描写范畴组成了像语言自身范畴那样的模糊集合。描写一种语言需要有语言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三重视角，更明确地说，即层次的观念：例如在建立语法系统时，我们必得从上而下（从语义的角度：它们体现什么意义），从下而上（从语素和音位的角度：它们是怎样体现的）以及由中间而上（从词汇语法的角度：它们组成什么关系模式）。这就意味着范畴本身不可避免地成为妥协的产品，因为不同的角度使得范畴的分界也会有所不同。

其次，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也会对构建语言的不确定性提供不同的模式。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概率这一观念。概率这一观念在语言学中地位甚微，这是因为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研究所关心的大都是组合关系，而概率究其本质是一种聚合概念——它与系统相关，而不是与结构相关。在系统语法中，概率占据着中心地位：第一，作为任何一个给定系统的特征，因此，一个a／b系统被刻画成“带有某一概率的或者a或者b”这样的系统，而不仅仅是“或者a或者b”；第二，作为系统与系统之间关系的一个特征，因此，对a／b和x／y这两个系统的刻画就不再是简单的“或者自由联系（自发），或者毫无联系”，而是“部分联系，而a+x，b+y则为最佳组合”。另一个可以用来构建不确定性的模式是层次这一概念，尤其是在内容平面上的表达。毫无疑问，内容平面需要体现为两个层次，在词汇语法和语义之间画一分界线（没有这一分界就不可能有任何隐喻）。但这两个层次间的分界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它会根据不同的情形“上”“下”移动，尤其是根据不同性质的任务和对给定语言的了解。

我认为这一理论的非自主性是很明显的，因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无疑也是一个原型系统，不过它是许多更为广泛的系统类别之一），因此对语言进行理论化实际上是对整个造义系统进行理论化的一个方面。我在前面所提出的“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的理论就是想要使这种研究方法更具有解释力的一个尝试。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一种语言学理论都无法脱离关于意义的一般理论而独立存在。这一点索绪尔早就明确地指出过。

然而，在知识结构整体出现变化之时，尤其是当跨学科研究主旨或主题开始作为组织原则而补充甚至取代各门学科时，语言理论这一非自主性也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语言学受这种变化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理论方面：表现在对系统的类型和性质的新的认识，和对变化过程的新的认识。这就使人们有可能从语言在具有自我组织能力的、动态的开放系统中的位置来认识语言，即杰伊•莱姆基（Jay Lemke）所谓的“生态—社会系统”；从更为一般的历史角度来认识语言的进化和发展，以及从对人脑的本质和进化的新的认识来认识语言（这里的进化被杰罗德•爱德曼解释为更一般的“选择性认知”过程的一个实例）。另一种压力来自于应用方面。由于现在我们对语言的认识已经或正在转向一个面对教育界、医学界和法律界那些企业单位的新起点，这就产生了许多以教育、医学和法医学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研究的新主旨，它们对语言的理论研究有其特定的内容和方向。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计算语言学的行业，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计算机已不再是简单的语篇和语音处理的机器，而是像米其欧•苏格诺（Michio Sugeno）所显示的那样需要由自然语言来驱动和控制了。在这一历史时刻，如果再把语言看做是一种自主的智力游戏，那么这种理论也未免太不合情理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文的最后一个标题“易变性”。我们也许可以说语言理论向来就是“易变”的，除此别无他路，尤其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各种互相竞争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和发展。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在一种理论框架之中的变异，这种变异更令人感兴趣，也更具有潜在的肯定价值。福塞特称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所谓的“方言”为那些用系统功能模式者在解释某些语言现象如交换结构，或语域，或语体或语法和语义的关系时所说的语言变体。如果面临的是比较清楚明确的问题，那么它们就更像语域；但是如果是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同样的问题，那么它们则更像方言——甚至语码，这取决于在达到我所说的更高的内容平面（即它们的共同之处）前所涉及的抽象层次的高低。至于这一类比在何处界定倒无大碍，但要记住一点，即如果语言变体越像语码，则使用者不能互相交流的危险越大。

既然任何科学的理论都会形成一个符号系统，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有关语言的理论应该与其所要理论的内容具有可类推的关系。波恩斯坦指出，符号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一种理论从实质上说都是一种隐喻；我认为这种隐喻性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使役性和限制性，就像我试图说明语言也是如此那样。它的限制性仍然可以是我们进行思考的一个肯定的动力，假定理论的范围——在此即语言——是被解释为具有高度弹性的空间，这和语言是用来注释人类经验一样。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在这一特定时刻要有这么些先入之见？在一种意义上说，任何时刻都可以作为一个合适的上下文：我们可以试问语言何以如此神通广大，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我们又如何从某一特定的要求出发将其模式化。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目前是特别合适的时刻。作为语言学家，我们第一次可以接触到充足的语料（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罗伯特•德•波格兰德在本卷中关于大规模语料所具有的深远意义的观察）；这将——或者说至少应该——给本学科带来很大的转变，使我们得以摆脱思想中的一些神秘成分。它将为我们的系统网络提供佐证，并将系统网络进一步精密化，同时继续把语言格式化为一种意义潜势——其中每一个实例，每一个语篇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指向形成整体的各种概率。系统的输出很清楚是限定的（COBUILD的上百万个单词也不见得比一个单句更无限）；然而，系统的造义功能却是开放的。如德•波格兰德所说，系统的运作是通过连接局部限制而进行的；用迈锡森的话说，就是通过建立具体的子系统，复制自身的部分而实现其功能。

我们的语言理论的总威力——或者说整个隐喻——最终是试图复制语言的威力。有威力自然就有责任：如戴维•罗斯（David Rose）所说的那样，如果语法具有解释人类经验的威力，那么它同时也承担着传播这种经验的责任——不仅仅是范畴和关系，而是具有经验价值的范畴——使之代代相传。因此，它不该是杂乱无章、支离破碎地曲解语言本质，也不该只是服从社会某一特定阶层的特殊利益，无论该阶层对物质材料的控制权有多大。当然，权力阶层总是试图控制符号资源：纳粹曾有效地进行过部分词汇改革，但他们却无法改变日常德语中的语法范畴的意义。正如保罗•希伯特（Paul Thibault）所说，一种文化的意义潜势并不是哪个统治阶级的意义潜势。语法在发挥其作为我所称为语言之动力库的作用时，它的实质是代表一种民主势力。它需要我们从长远着眼，这不是那些想要控制它的人可以企及的。

克劳德•海然热（Claude Hagège）是那些对语言的威力较敏感，且掌握了世界上大量语言材料的少数语言学家之一。我这里所说的语言威力并不只是指语言被用于政治背景的威力，而是包括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个人和学校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就。在这点上让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语言的丰富内涵与人们对它的肤浅描写有着天壤之别——更不用说那些对语言的威力心有余悸的门外汉所作的描写了。我们不禁要问语言潜能在一堆肤浅的细节表象之下藏而不露是不是语言程序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不管我们的研究活动中最直接的关注点有多具体，也不管我们认为是否应该突出开放或封闭，解放或奴役，我们都需要记住语言所具有的全面造义力量以及使其不断发挥威力的语法能量。说到语言学作为隐喻：这是需要大量的理论能量去研究处理的。

（选自唐纳德•韩礼德著：《韩礼德语言学文集》，周小康、李战子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7—112页。）

扩展阅读文献

1.Fairclough，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

2.Firth，J.R. Modes of Meaning. In Papers in Linguistics1934-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3.Fowler，R. et al..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

4.Martin，J. R.Beyond Exchange： Appraisal Systems in English. In S. Hunston ＆ G. Thompson （eds.），Evaluation in Text：Authorial 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 142-175.

5.韩礼德：《汉语语言研究》，胡壮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