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作为一种牵制政策

边界作为一种牵制政策

把边界描述成类似容器的研究途径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关于边界的常识看法，把边界看做是把内外截然分开并且使两者之间没有交互作用的明确界限。在组织术语中，这个看法符合把组织描绘成实物一样的、连贯的而且限制性的经济或其他活动的单元。这种倾向在把组织人格化为似乎有自己的意图的独立参与者的古典组织理论中能够见到。这种人格化处理的问题在于它塑造了一种过分稳定的或者说过于熟悉的组织形象，其中内部的区分及有争议的观点和行为都被掩饰掉了。组织的边界是一种被动的容器，一种法律的、官僚政治的或者行政的外壳，其中关键性的协调问题已经得到有效的解决，因为组织的目标和活动以及它的成员都被假设为同一回事。

用这些字眼来描述组织边界的说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遵循一种二元论的逻辑。社会经济学的前景被从组织和边界之外的其他一切之间清楚地划分开来。这种两分法在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公司理论中（至少在其早期的经济行为被灵活地解剖为市场和企业层级结构的变体中）很容易见到（Coase，1937；Williamson，1975）。几乎不可避免的，这些论述给人一种组织就是混乱的外部环境中的秩序和稳定因素的印象。正如Richardson（1972，883）所说的，这里的景象就是“市场联系的大海中有计划协调的孤岛”中的一个。交易成本经济学主要是有关于为什么有些经济交易在市场内部发生而另一些在公司内部发生的学问。尽管最近对交易成本研究途径的修改（也就是承认“在中间地带的交易”）（Williamson，1985，83），它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内部化还是外部化，或者自制抑或外购的问题，只是简单地增加了可供选择的管理形式而已（Ouchi，1980；Williamson，1991）。即使在这个修改过的框架中，不同的管理形式被描述为一个有很多明确的选择的菜单，从中经济学的决策者通过计算最可能使交易成本最低化的安排可以做出界线明确的理智选择。

交易成本经济学因为为组织行为提供经济理性的、机械的模型而受到批评（Grabher，1993；Granovetter，1985，1992）。这样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助长了组织的单一论者观点，体现在：它隐含着对任何交易条件都只有一个组织安排，而且把组织描述为内在连贯的、相似的实体，其内部协调是确定的，因为单个的个体都盲目地服从预先确定好的行为模式。组织的单一论者观点同时也是包含在不连续的边界内部的组织的自给自足的形象。Wheatley（1992，28）发现在机械主义方法和边界的划定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建立在机器形象上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边界的世界。在一台机器中，每一个螺丝都有它固定的位置。类似地，在牛顿学说的组织中，我们到处都划定了边界……这些无处不在的边界引起高度的可靠性，给人一种安全感”。我们在下面三个部分会看到，容器观点所提倡的边界组织的这种让人安心的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牢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