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的社会发展方法论分析面临的问题

东方社会成功解决了“不发展”问题并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随着现代化的深入，问题越来越多，“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7]东方社会当下依然面临着众多的发展问题。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当代面临着三个“世所罕见”，也就是，中国面临着要实现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的、有着13亿多的人口的国家、在发展很不平衡的基础上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其任务之艰巨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将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内所完成的现代化的任务压缩在几十年、一百年的时间内解决，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国内出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会遭遇什么样的发展瓶颈的挑战，与国际舞台上的其他国家之间如何相处，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

社会发展方法论涉及到一般与个别、部分与整体等探究事物发展普遍性规律的哲学范畴，还涉及系统、要素、层次、结构、功能等探讨事物运转的功能性范畴。马克思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8]因为，“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29]仅仅用再分配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对于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共赢，“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30]要确立东方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论，需要从一般性哲学范畴和功能性哲学范畴相结合的角度才能进行全面的解读。

东方社会应该用科学的方法论分析现实的问题，全面贯彻矛盾论，科学分析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哪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些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如何重新确定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不能像西化派、保守派那样，只是把握住矛盾“对子”的一极，而遗忘另一极，在方法论上犯形而上学的错误，生硬肢解东方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这样的发展方法论，不能重建东方社会，更不能将东方社会的发展推向前进。必须重视整个世界发展的现代化逻辑，适应世界历史的大潮流，并且，寻找发展历史的特殊逻辑，使东方社会在自己的“地基”上茁壮成长。

同样，东方社会应该用科学方法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西方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产生严重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人的异化问题等现代性病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伴随着严重的现代化问题崛起的，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转移“三高”产业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求缓解自身的生态压力；通过经济战、政治战、军事战等各种方式寻找世界市场和商品销路；通过刺激消费转移灵魂的空虚，这种现代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社会问题、人的异化问题等现代化病症，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全球现代化灾难的最大制造者。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方法论的某一个方面或领域也可以做到科学，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中不乏成功例子、成功的经验，所以，我国应该仔细考虑，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成功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借鉴，我们自身在发展中的不足和缺陷是什么，为何会犯如此的错误，应当如何实事求是地改进，有效解决社会发展模式中的基本理念，从而确立起科学的发展原则、具体思路和科学的方法。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西欧模式、美国模式、苏联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让人眼花缭乱。无可否认的是，能被冠以“模式”名号的，都是当时落后国家为改变自身国际边缘化搁置困境，以独特的民族方式解决了当时的历史性难题，都取得了同一时代的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历史性辉煌业绩，并且，所有的“模式”本身都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包含着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本民族的特殊存在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苏联模式”也不例外。因此，称“模式”为该国那一时期的发展典范毫不为过。

“模式”就是一民族在自己发展某一阶段的典范，它也需要不断解放思想，随着实践发展进行改造和重新建构，而将不同阶段的“模式”顺次联接就构成一民族的发展最优化路径。能否做到接连不断地创制出各个时期的“模式”，这是事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民族路径可持续性发展的大问题。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到今天的成功，都与锻造了影响深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模式、社会主义革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相关联的，中国未来发展还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锻造出不同的“模式”来，接连的“模式”锻造就可以延伸“中国奇迹”，创造中国辉煌。因此，科学的发展道路就是由一系列科学的发展方法论引导、构成的。“模式”的张扬与重铸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延续民族路径的根本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