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业务单位组织结构案例

在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双重改革的推动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接踵而至,使我国的社会结构演变出现新的特点,同时也带来新的矛盾和挑战。^[19]

1.社会转型中社会成员的“脱单位化”与“再组织化”并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公民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日趋成熟,公民的权利得到彰显,个人的利益得到重视,使个人可以相对独立于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单位的覆盖面和功能不断弱化,大量社会成员从传统的“单位制”中脱离出来,投入“脱单位化”大潮中而成为“社会人”,“单位制”则在逐渐萎缩中濒于解体。成为“社会人”的社会成员则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独立地进行自我选择,追求个人利益的增长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增强了社会成员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

在城市社会转型中,作为“社会人”的社会成员在获得更多选择自由和高速流动能力的同时,却又陷入某种焦躁和茫然之中。“单位制”解体后,社会成员与所任职的单位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契约”性质的关系,单位只是根据“契约”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报酬和资源,社会成员在工作之外的社会需求缺乏表达的渠道、实现的机会和展示的平台,同时,社会成员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许多单靠个人力量无力解决的“公共问题”,社会成员因普遍感到缺少归属感、价值感和成就感而茫然若失。也就是说,由分散的“原子化”状态的个人所构成的社会是缺乏组织化的社会,既不能为社会成员个人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又无力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更无法实现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多样化的利益需要协调整合,多样化的资源需要组合配置,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人需要整合为新的社会共同体,以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不同的思想观念需要在求同存异和包容多样性中,通过协商对话和平等交流,形成社会共识和扩大社会认同。因此,在城市社会转型发展中,处于“原子化”状态的社会成员有了“再组织化”要求。这里所说的“再组织化”,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传统的“单位制”中,而是作为“社会人”的社会公众以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等为平台或形式进行的重新结合,也就是说具有“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含义。在组织化的社会共同体中,社会公众以集体行为的方式在公共领域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意愿。由此,社会的再组织化不仅有利于社会成员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社会成员认同自身的社会“标签”,体现特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更有利于社会成员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为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提供新的组织基础。

2.信息化急剧发展中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与“虚拟化”并重

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热潮兴起以来,“地球村”已经从一种愿景变成了一种现实,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计算机、通信、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日益成型。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已远远超出其作为一种传播媒体的意义,它既是虚拟而实在的“影子社会”,又对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虚拟生存”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生存方式,正在全球兴起并日趋显化。

伴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结构及运作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要求减少组织管理的层次,扩大管理的幅度,使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形向扁平形转变,并且体现出有机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在所有组织结构形式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金字塔型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形式。这种组织结构形式在工业社会具有效率优势,但它也存在对环境适应的僵化和迟钝的弊端。一方面,在信息社会中,组织生存的环境变得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社会公众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而传统科层制固有的弊端难以适应新的变化和要求。因此,在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过程中,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是自然的结果。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任何组织管理行为的边界逐步弱化甚至不复存在,人们交往和活动的空间扩展到整个地球和结成网络的群体之间。组织的虚拟化意味着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现有资源迅速组合成为一种没有围墙、超越空间约束的整合模式,依靠网络技术手段的链接实现统一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组织的虚拟化就是将他人的资源为己所用,从而突破组织的有形界限,扩展组织功能,提升组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