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而来，带动了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全球流动和配置，使世界主要国家或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全球化进程而难以置身事外。全球化的复杂性使得其本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表现为三个层次的特征：第一，全球化是资本的竞争。这突出地表现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和逐利性，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的流入。第二，全球化是国家的博弈。资本竞争的背后实质上是国家实力的博弈，制裁与反制裁，倾销与反倾销的对抗，实际上都是国家实力的比拼。第三，全球化是制度的竞赛。国家博弈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转换场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和面目的再次竞赛。
在全球化中，企业成为主角。在快速的全球化进程和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参与主体的基本事实。但在具体参与全球化事务的角色和组织上，却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和巨型企业来充当国家代言人而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化的参与者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资本主义虽然一直标榜其是市场经济，但真正使其走上历史舞台的是企业。它的出现开辟了新的市场领域，加大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程度，从而显著地提高了分工水平和规模经济，以致有能力改造上层建筑，在今天更是可以主导全球化。”[43]世界500强公司绝大多数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纵观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参与主体，可以看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全球化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兴盛和发展起来的。毫无疑问，西方是全球化进程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更多地只是全球化进程和规则的参与者和适应者。萨米尔·阿明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44]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对国际贸易往来的深入参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也难以置身事外，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和影响者，并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迅速崛起。在此过程中，中国没有在西方主导的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沦为“依附者”，而是成为相当程度的“赢利者”，就必须看到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过程中与西方国家相比所采用的独特路径和方式，即以中央企业为主要竞争参与载体的竞争模式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在这样一种背景和现实条件下，作为被动的参与者而非主导者及既有规则的适应者而非制定者，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既收获了发展的成果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成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最好的注脚。面对这种弱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靠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能力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和竞争。正因为如此，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也选择了以企业为主体参与全球化竞争和过程，但在企业的性质上却与西方的跨国公司截然不同。西方参与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是以私人资本和财团实力为后盾的公司组织，而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则主要是以国家实力和国有资本为后盾的中央企业，这成为中国和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组织载体和行动主体上的重大差别。
循着这一路径，我们看到，近年来，以国家和国有资本为后盾的中央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动作尤为引人注目，呈现出强劲的海外扩张势头，通过对外投资和对国外企业的兼并等方式掀起了一波海外发展浪潮，如在美国兼并与收购企业，向东南亚和南美洲国家输出技术，在非洲国家开采自然资源等等，引起广泛关注。仅2008年底，中央企业就在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791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116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的63.3%。[45]此外，还注重在海外的形象宣传，如在纽约时代广场花费巨额资金做广告等。央企在全球化竞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央企制度为中国参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中所提供的“制度红利”，是观察和理解中国为何能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立足和崛起的重要视角。
简言之，在全球化竞争中，中国尽管也是以企业这种共性的组织为参与竞争的主体，但与西方弱化国家经济职能而主要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模式相比，中国选择了以依靠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后盾，以具有强大的资源集聚和配置能力为特征的中央企业为主要载体参与全球化竞争，这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总体收获大于代价。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中国这种以国家为后盾以集中的资本为实力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模式，是避免在西方主导的以单个资本或者主要以资本的联合为特征的竞争模式中成为“依附者”的利器。正如温铁军所言：“当认识到全球化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时候，中国人拿什么实力来加入全球化的竞争？为了今天13.7亿、明天15.4亿中国人的经济安全，我不得不认同目前这种以党组制来贯彻国家战略意图的国有大资本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情况下，这算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保稳定的结构。”[46]
央企强劲的海外发展势头似乎显示了央企制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活力和有效性。然而，当央企在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中攻城略地大力开拓进取为国家赢得利益和声誉的时候，却在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与国有资产巨额流失和缺乏监管的现实之间陷入了两难困境。随着全球扩张步伐的加快，央企日益显示出一种“国家化公司”或者“帝国型企业”的特性。在这个过程中，央企是否真正增加了国家的盈利能力？如果实际上并不盈利，为何还要扩张？是否有超出利润追求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为个人以及利益集团转移资产提供了更多途径？总体上说，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央企在国际竞争中是否盈利的质疑。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2年11月共同发布了中国全行业对外投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央企在海外设立的近2000家企业中，72.7%盈利或持平，27.3%亏损。[47]也就是说，根据官方的数据统计，保守估计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央企在海外投资的结果是亏损的。这和央企在海外的投资项目频频失误密切相关。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2011年）3月，中国公司在利比亚遭受损失的经历，让央企境外投资的盈亏问题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其中，四大央企中国中冶、中国铁建、中国建筑、葛洲坝搁浅的在建工程总金额就达人民币400多亿元。后来虽然有所赔偿，但中国企业最终获得的保险赔付不过只有4亿元而已。”[48]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学者对央企的国际竞争力和经营水平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与世界500强企业相比，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仍明显偏弱”[49]；“中央企业缺乏全球化运营的创新机制和管理水平，缺少国际化的高端人才和国际市场的开发经验，与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跨国公司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50]
二是对央企海外资产流失缺乏监管的质疑。与央企在海外投资亏损严重相比，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央企在海外庞大的资产始终处于缺乏严格监管的状态中。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截至2013年年底，110多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35万亿元，根据国资委统计的境外经营单位资产总额占比12.5%计算，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3万亿元。”[51]对于如此庞大的境外资产，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给出的答案是：“审计署对中央部委所属的94家企业，以及很大部分央企的境外资产，基本上从未进行过审计。”[52]如此庞大的资产，“基本上从未进行过审计”，这彰显了监管漏洞之大和监管难度之巨。央企在海外扩张中所拥有的巨大裁量权，让其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往往能以市场主体的身份而游离于国家监管之外。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企业演进为跨国企业集团时，国家对其管理鞭长莫及，企业带来的经济繁荣使得国家发挥经济职能时更加投鼠忌器。”[53]如此大的监管漏洞，造成的后果就是部分央企的海外投资和业务扩张已经演变为权贵阶层和利益集团向外转移资产、利益输送甚至“洗钱”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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