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利益

有一个问题经常困惑着我：整体而言，西方人并不比我们中国人聪明。但是，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对人类思想宝库和科技进步的贡献远没有西方人大，几百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大道理别人已经讲得很多了。我以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制度差别，使得西方人可以把心智都用在干事上，中国人则不得不把主要心思用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西方人把有限的智慧用来做大事，中国人把天赋的聪明用来占取小便宜。说到底，西方人有的是大智慧，中国人有的只是小聪明。

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坦率承认自利是人的本性。这在西方有深远的文化传统渊源。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自私的民众出卖了救世主耶稣，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更是罪上加罪。英国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指出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利益。因此，西方政治学说强调，为了使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得到保护，必须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用制度和法律界定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规范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在这些法律和制度下，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是既定的、清楚的，是我的跑不了，不是我的得不到，任何人不得侵犯别人的利益和权利，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和制度的惩罚。这样，人们的行为和结果之间、努力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可预见的，要想得到更大的利益，只有努力学习增长才干，好好工作得到更多收入。如果能够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则可以得到超过一般人的财富。所以，西方人欲求富贵，不是靠动坏心眼，耍小聪明，而是靠奋斗、靠创造。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西方人把全部智慧用在思想和创造上，必然是思想家群星灿烂，科技创新硕果累累，社会财富滚滚涌流。我以为，不把精力用在争权夺利，而用在干事上，这才是真聪明，大智慧。

围绕性善还是性恶，中国人打了几千年的糊涂仗。对于如何规范人们的行为，界定人们的利益，也就难有准章程。现实告诉人们，必须对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行为予以界定与规范，不然就要天下大乱。如何界定和规范?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王法”，但法律规定从来不具有严肃性。在古代思想家看来，靠法治来管理国家和人民，已经是等而下之了。中国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以德服人，用圣人之道教化人民，靠人民的道德自律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然而，中国的圣人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连孔子的门生都承认难以窥其堂奥，也就很难做到。那么，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类的“小人”更搞不懂、也做不到了。儒家的道德要求极高而指向不确定，历代统治者又从来没有准备真心地把法律付诸实施，“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律可以公然践踏，缺乏应有的约束力，这就是中国的制度特征。实际上，几千年来支配和调整人们行为的是潜规则，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

在这样一个靠人治而不是靠法治、利益边界十分模糊的社会，总有一部分社会“剩余收益”没有明确归属。于是，中国人就把主要心思用在争夺这部分社会剩余收益上。由于权和利相连，庙堂上、公府内，人们不是把聪明才智用在干事上，而是用在整人上，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种种黑幕，令人发指，官场就是一个角斗场。同样由于利益边界不清楚，老百姓用很大一部分心思盯着别人的腰包，想方设法占别人的便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古人慨叹，“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道是江头风波恶，不如人间行路难”。世道险恶，人心难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的聪明智慧大部分用在整人和提防被人整上，总想在社会现有财富中多分一杯羹，还能有多少智慧用在创造发明上?中国人尽管智商不低，也只能算是小聪明，不能算大智慧。中国思想、科技、经济不发达，不是天灾，是人祸。

改革开放29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响箭离弦、势如奔马的快速发展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今后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这种发展势头能不能持续?官方和理论界一派乐观情绪。从制度改进的角度分析，我意不然。

概括地分析，中国过去29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资源优势得到发挥，二是制度得到显著改进。中国原材料、土地、劳动力价格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使中国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市场不断扩大，发展空间日益拓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个人经济利益，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社会生产活动是人与物的结合。物是死的，人是活的，物的作用有限，人的智慧不可穷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过去只靠少数官员动脑筋推动经济发展的状况，把千千万万人的个人智慧注入社会财富的创造中，这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资源，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今人们对此认识还很不充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资源和制度两个方面的情况今后都未可乐观。从资源方面看，在经济发达地区，可用于工业等非农用途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土地价格已成倍上涨。随着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日益上涨，依靠大量进口原材料的加工制造业生产成本快速提高。人为压低工资、不给工人买保险、提供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时代已经结束，东部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民工荒，今后劳动力价格将呈不断上涨趋势。可以说，中国资源价格低廉的优势正在快速丧失，今后的持续快速发展寄希望于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提供更加优越的制度。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结构、课程设置都不合理，大学生培养方向脱离社会需要，技能型人才严重缺乏，劳动者文化和技术素质普遍较低，有关方面对加强劳动技能培训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不愿意在职工培训上花大钱。因此，中国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制度的改进就更艰难了。中国搞了二十几年改革，能改的差不多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特别是今后改革的重点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要政府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官员也是常人，不是圣贤。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大智慧，更需要大关怀，大胆略，更是难乎其难。从根本制度的层面上说，要改变中国重人治而轻法治的制度偏好，真正建立起用法律划分利益边界、规范人们行为的根本制度，就要冲破传统文化的桎梏。文化传统是几千年的积淀，已经深入人民的血液和骨髓，要改变这种文化定式，必须经历一个刮骨疗毒的痛苦过程。

世界大势不可逆转，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中国人民必须作出历史的重大选择，抛弃过去的包袱，重塑我们的文化和制度，使我们的民族去掉小聪明，具有大智慧，停止窝里争斗，全力投身创造。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