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维度研究文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以上，笔者以司马相如及其所代表的赋体文学为例，讨论了文体与时代、作者之关系，此种通过时间维度展开的文体研究（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传统文体学研究的惯常路径。笔者并不否认从时间维度研究文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在文体学研究中引入空间维度，从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之角度讨论文体的特征，探讨文体的起源、发展、演变，研究文体的地域特点和空间分布，探讨地理空间对文体特点、分布和发展、演变的影响，不仅可以丰富文体学研究的内容，拓展文体学研究的空间，而且还可以深化文体与时代、作者之关系的研究。

从空间维度研究文体，不仅具备可能性，而且还有必要性。

首先，从空间维度研究文体具备可能性。如前所述，一位作家选择某种文体进行创作，或者一位作家特别擅长某种文体而不是其他，这与他的性格和情性有密切关系，即是因为该作家的性格和情性与此文体的特征和功能正相吻合。司马相如之所以擅长赋，是因为司马相如风流放诞、奢靡浮华的性格特征和浓厚的政治热情，与赋体铺张扬厉、沉博绝丽、颂赞讽喻之文体特征正相吻合，故能集汉赋创作之大成。另外，笔者在本书之“绪论”中讨论“从地域角度研究文学的可能性”时，亦已指出：一个人的性格、一个民族的精神，乃至一个国家之国民性格的形成，皆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密切的关系。风土决定气质，地域影响性格。是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培育了作家的性格和情性，是因为作家的性格和情性与文体的特点和功能相吻合，才使该作家特别擅长此文体。所以，从根本上讲，作家对文体的选择和取舍，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笔者认为，仅仅从时间维度研究文体有局限性，作为文体创作之主体的作家，他不仅仅生存于特定的时代里，而且亦必须置身于特定的空间中，是时间与空间的组合构成了作家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作家的性格和情性，并进而影响到他对文体的取舍或选择。所以，地理空间影响作家对文体的取舍，空间决定文体，从空间角度研究文体具有可能性。

其二，从空间维度研究文体的可能性，还在于空间不仅决定作家的性格、气质和才性，而且亦对时代风尚发生影响。特定的时代生活是由特定的人物群体构成，特定的时代精神总是由特定的人物群体来营建，特定的时代风尚往往是由特定的个体或群体来引领。而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又总是生存于特定的空间背景中，并且往往是携带着特定空间背景所培育的性情和好尚，来营建时代精神和引领时代风尚。所以，时代精神和时代风尚往往蕴含着特定的地域文化因子，或者说是地域风尚溢出地域局限进而发展成为时代精神和时代风尚。从这层意义上看，空间不仅决定作者，而且亦影响时代。最显明的例子，莫过于鲁迅曾经提到的“汉宫流行楚声”这一现象。楚声是南方楚国的音乐，是有特定空间背景的地域性艺术。汉初开国功臣皆来自南方楚国，西汉皇室和大部分王公贵族，皆内涵着南方楚文化因子。所以，在西汉长安，特别是在西汉宫廷里，普遍流行着楚声。可以说，西汉皇室和大部分王公贵族的创作，基本上都是楚声歌。^[42]或者如李泽厚《美的历程》所说，西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声歌这种地域性的文体和审美风尚，凭借政治权力的支撑进而成为全国性的文体和风尚，地域文化对时代风尚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到了东汉，经改朝换代而入居皇统的是南阳刘氏，东汉初年的开国功臣和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则是南阳地区以刘秀为代表的地域人物集团。所以，南阳地域文化走出南阳，入据洛阳，逐渐取代楚文化而成为时代精神之凝聚者和时代风尚之引领者。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从空间维度研究文学和文体具有可能性。

其三，从空间维度研究文体，不仅有可能性，还有必要性。首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确存在甲地域的文人擅长此文体、乙地域的文人擅长彼文体的情况。如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说：

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其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43]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亦说：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44]

简言之，北人擅长文，南人擅长诗。又如，词这种文体，南人比北人擅长，据学者依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两书统计，宋代有姓氏可考的词人为1493人，词作21055首，人均作词13首；以存词13首以上（包含13首）的词人为统计对象，共得203人；其中隶籍今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安徽、四川、湖北、广东、重庆、湖南等南方省份者168人，占总数的82.8%。隶籍今山东、山西、陕西、北京等北方省份者仅35人，占总数的17.2%。^[45]所以，学者认为，词盛兴于五代江南，一开始就带上了江南文化的特征。而曲这种文体正好相反，北人比南人擅长。据王国维统计，元杂剧三期作者“六十二人中，北人四十九人而南人十三。而北人中，中书省所属之地即今直隶、山东产生，又得四十六人，而其中大都产生十九人。”^[46]所以研究词、曲的文体特征，地域性因素的影响是必须考虑的。其次，亦存在着同一种文体在不同地域的作者笔下有不同风格特点的情况，如同为唐宋古文大家的韩愈、欧阳修的古文风格，就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据陈起昌《唐宋八大家文钞论序》说：“六一之文，与昌龄同出于太史氏，韩得其刚，故其文雄；欧得其柔，故其文逸。”^[47]同一种文体之所以在不同作者的笔下有不同的风格表现，曾大兴的说法值得重视：“应该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上寻求答案。韩愈是河南孟县人，欧阳修则占籍江西永丰，生于四川，长于随州，全在南方。他们二人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是不一样的。”^[48]又如，同为乐府诗，南朝乐府与北朝乐府的区别，就更是显而易见，这亦必须从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的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上去寻找原因。所以，研究同一种文体在不同作家笔下的风格差异，地域性因素的影响亦是应该考虑的。

还有，特定的文体总是在特定的地域中产生，因而其早期必然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辞赋文体与南方楚国的地域文化之关系，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词与江南地域文化的关系，亦比较显明。因此，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其“总绪论”讨论文学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就说过：“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49]

综上三个方面可知，文体的地域性特征是比较显明的，要深入探讨文体的质性特征，从空间维度切入，以弥补时间维度的局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