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角度研究文学的可能性

文如其人，文学即人学。文学创作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产物，所以，在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中，既有“言志”、“缘情”之厘分，亦有“诗道情性”之通说。文学是人的内在心灵的外现，是人性本真之自然流露，所以说“文如其人”；文学创作展示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文学研究探讨的是文学如何展示人的内心世界，所以说“文学即人学”。

人之性情千差万别，因此人之文学亦各有不同。所以，研究文学之差异，不妨从研究人的性情之差别入手。关于人之性情，自先秦孟、荀以来，即有性善、性恶之说。性情或善或恶，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性情之善恶、聪愚亦与后天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后天的成长环境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先天的善恶本性。所以，一个人的性格，一个民族的精神，乃至一个国家的国民性的形成，皆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紧密的关系。虽然“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样的话说得有些尖酸刻薄，但是“刁民”之“刁”，与其生活的“穷山恶水”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虽不至于像“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说的那样绝对，但否认地域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对个体、民族或国家国民性格形成的重要影响，亦非实事求是之论。

支配人类心灵和影响人类性格的因素多种多样，如风俗、习惯、法律、礼仪、历史和文化等等，但其根本性因素还在于山水、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甚至人文环境之形成亦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所以，不同的地域环境有相异的人文性格，如王充《论衡·率性》所谓“齐舒缓、秦慢易、楚促急、燕戆投”是也。^[1]古代中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人所生存的地域环境对其性情形成的影响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多从地域环境之角度讨论地域社会风尚之产生和人群性格特征的形成，如《史记·货殖列传》说：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2]

裴骃《集解》说：“言关中地重厚，民亦重难不为邪恶。”^[3]关中之地，因沃野千里，因“地重”，故养成其民“好稼穑”之习惯，形成民众“重为邪”之性情。又如《史记·货殖列传》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4]即“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之性格，是在“地薄人众”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另外，朱熹《诗集传》讨论十五国风之异同，亦常常追溯至地域环境之差别上，如论“唐风”云：“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5]论“魏风”云：“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6]

无论是司马迁，还是朱熹，皆力图从地域环境之角度解释人之性格形成的原因。地域环境虽不是性格形成之决定性因素，但一定是影响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笔者赞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观点：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7]

即民众性情之“刚柔缓急”，乃至“音声不同”，皆与其地之“水土”有关系。宋人庄绰亦持同样的观点：

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8]

李淦《燕翼篇·气性》讨论“地气”与“人性”之关系，最为全面，其云：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疍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谲而善变。^[9]

其论虽未必准确，但确以系统全面之眼光讨论地域特征与人物性格之关系。刘师培讨论南北文化之异同，亦往往从地域影响性格着眼，他说：

学术所被复以山国泽国为区分。山国之地，地土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10]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11]

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研究魏晋以来地域文化之差异，他指出：

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12]

其论地域环境对“住民之性质”和“文化之度”的影响，可谓深切著明，切合实际。

风土决定气质，地域影响性格，地域风土与性格气质之关系，已如上述。进一步说，人的性格气质与其所属之文化又互为因果关系，人的性格气质决定其所创造的文化的特征，特定的文化又反过来涵孕其人的性格气质。因此，地域风土与文化特质之间又存在着互为影响的关系，特定的地域风土决定其所属地区的文化特质和发展走向；同时，在地域风土之影响下形成的地域文化，又反过来塑造或改变其地域风土。简言之，地域影响文化，文化亦创造地域。因此，地域性的宗教、哲学、伦理、风俗、礼仪等文化观念之形成，皆可追溯到其所属地区的地域风土质性上去。但是，相对来说，文学艺术的地域性特征是最明显的。换言之，文学艺术的地域分野，相对于宗教、哲学和伦理等等文化，更为显著，文学艺术与地域风土有着更为直接的相关性。或者说，地域性的宗教、哲学、伦理、礼仪、风俗等文化观念是地域风土与地域文学之影响关系的中介系统。^[13]因为文学艺术根植于人的内在心灵，它所受周边地域环境的影响，不仅是最直接的，而且亦是最显著的。

讨论文学与地域之关联，最早见于《诗经》之编纂。《诗经》十五国风以地域归并诗歌，实际上彰显的就是诗歌的地域特色，以及地域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汉书·地理志》的编撰，亦是贯彻“由诗以知俗，因俗以明诗”的原则，将天下分为秦、魏、周、韩、赵、齐、鲁、宋、卫、楚、吴、越十二区，并著其分野，正其疆界。凡有诗见于《国风》者，皆引诗以证之。楚无诗，则引屈原赋以证之。班固的这种做法，在汪辟疆看来，就是“由诗以知俗，因俗以明诗”，并且这种做法“亦足证诗与地域之关系”。^[14]文学与地域之亲密关系，在明清以来得到学者的不断强调，如沈德潜《艿庄诗序》说：“古诗人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属之地。”^[15]孔尚任《古铁斋诗序》说得更明白：

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16]

汪辟疆讨论近代诗歌流派与地域之关系，亦说：

若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渊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訧焉。况正变十五，已肇国风；分野十二，备存班志。观俗审化，斯析类之尤雅者乎。^[17]

自周秦以来直至近现代，中国地域风土之差异，主要体现在南北地理之分别上。因此，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最根本之问题，不是东西问题，而是南北问题。”^[18]所以，古代中国学者讨论文学与地域之关联，研究文学的地域特征和风土质性，多集中在南北文风之差异上。

比如，在文学风格上，南北差异最为显著，如《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19]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说：“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20]谢堃《春草堂诗话》卷五说：“北方刚劲，多雄豪跌宕之词；南方柔弱，悉艳丽钟情之作。”^[21]茹纶常《梅崖刺史遗集序》说：“近世之论诗者，每有南北之分，誉之则谓南多风雅，北多雄健；訾之则谓南多卑靡，北多伧父。”^[22]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亦说：“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23]

在文学思想上，南北差异亦比较明显，如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

就风土来看，一般地说，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川明媚，富有自然资源。北方则相反，气候寒冷，土地干燥，草木稀少，很少优美风光，缺乏自然资源。所以，南方人生活比较安乐，有耽于南国幻想与冥想的悠闲。而其文艺思想则趋于浪漫主义，有流于逸乐的华丽游荡的倾向。反之，北方人要为生活奋斗，因而性格质朴，其特点是现实的，理智的，散文的，从而其文艺思想趋于有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倾向于力行的质实敦朴的精神。^[24]

文风上的南北之别，还体现在创作方法上，如王偁《瓣香杂记》说：“南人学诗讲用字，故精于炼句；北人学诗讲用意，恒拙于谋篇。南人之所不能者，北人能之者亦少；北人之所不能者，南人能之者或多。盖北人性笨，南人性灵之故。”^[25]饶宗颐《文学与释典》评《二南密旨》说：“观其例句，似以虚而尚比兴者为南宗，实而用赋体者为北宗。”甚至在文体的选择和优长上，亦存在着南北之分，如上引王偁《瓣香杂记》说：“咏物之作，北人断不及南，而考据吊古之诗，南人或逊于北。”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亦认为北人多尚实际，南人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6]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亦说：“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27]

总之，地域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多角度的。就地域环境本身而言，举凡气候、植被、地形、景观、水土等自然环境对文学将发生影响；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之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文化风尚、地域性学术思潮、风土人情，乃至方言土语，亦将对文学特征发生重要影响。简言之，地域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皆是解释文学地域性特征的重要因素。就文学地域性特征而言，其风格特征、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文学体裁、文学题材、文学意象、文学语言等等，皆不可避免地烙上地域环境的印记。更进一步说，构成文学活动的三要素作家、作品和读者，皆受到特定的地域环境的影响。正因如此，笔者认为，从地域空间或地理风土之视角研究文学创作，分析文学活动，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亦是行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