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视角研究文学的必要性

从地域空间和地域风土之角度研究文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关于唐代以来文学之研究，必须从地域空间或地域风土之视角着手，许多众说纷纭的问题，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地域空间和地域风土是客观存在的，其与文学活动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亦是必然存在的。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类的地域意识和地域文化观念，有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分。自觉的地域意识往往是在“他者”的启示下被唤起的，自觉的地域文化观念是在自觉地域意识之影响下，由地域中的地方官员、在地文人和民间社会共同建构起来的。所以，朱伟华的观点值得重视：“地域始终存在，而地域意识和本土文化却是被唤起的。没有异域的存在和他者文化的介入无法观照本土，就如鱼儿不离开水就很难意识到水的存在。”因此，“地域文化不是异域强者作为异国情调撷取的那些表浅的人情风貌，而是土地所有者被唤醒的自我意识，是处于劣势一方的自我体认和识别，是有比较因素存在下对自我的发掘与观察，是一种思考和固守”。^[28]通过与“他者”地理之比较，从而唤起“我者”的地域意识；通过与“他者”地域文化观念之对比，从而有助于自我认识的深化，有助于自我认同的形成，进而建立起“我者”的地域文化观念。自觉的地域意识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建构起来的，建构起来的自觉地域意识，又反过来强化“我者”的地域观念，增强“我者”的地域认同感，影响“我者”的日常行为、审美趣味和创作观念。所以，地域空间和地域风土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自觉的地域意识和地域文化观念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则是深刻的、显明的、持久的。或者说，当地域意识和地域文化观念处于不自觉阶段，人们的文学活动所受的影响亦是不自觉的，是被动的。当人们具备了自觉的地域意识和地域文化观念后，其在文学活动中，则是主动地、自觉地、积极地呈现地域特色，表现地域观念。因此，其影响才是深刻而持久的。

古代中国人的地域意识起源甚早，早在《诗经》时代，《诗经》编纂者以地域分野编辑十五国风，就体现了周人的地域观念。不过，以地域分野编辑十五国风，可能其中存在着某种政治目的，或者出于编辑方面的便利，还不能算作是自觉的地域观念的产物。古代中国人自觉地域意识之产生，当在汉末魏晋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地方人士开始潜心研究地域景观、地域历史和地域风俗，大量的地记作品由此产生。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了自觉的地域意识，并且是在努力地构建地域文化传统，强化地域文化观念。二是当时地域人士的群体意识增强，他们相互激励和彼此称誉，企图以地域文人集团的姿态展现。同时后进之士对地域先贤的称扬，实际上就是力图构建地域文化传统，增强地域自豪感和荣誉感，大量郡书作品的产生，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29]自觉地域意识的形成，培育起人们的地域认同感，进而影响文人的审美风尚和创作观念，文学的地域性差异就逐渐彰显，如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诗歌风格之明显差异和乐府题材之显著区别，就应当是这种自觉地域观念影响下的产物，故有《隋书·文学传序》的南北文风差异之说。

随着自觉地域意识的逐渐强化和地域文化观念之渐趋加强，文学的地域性特色亦越来越明显。蒋寅说：“文学创作中的地域差异，实际上到宋代才开始凸显。江西诗派以地域冠名，标志着地域观念在诗学乃至在文学中的普及和明朗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认为：“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表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显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30]关于明清文学日益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严迪昌亦认为：“清代诗歌作为文化集合的一个高层分支，它的认识价值在文化性格上还应提到地域性特点和文化世族现象。”因为“就文学范畴言之，由地域命名的流派明代已多，但最为兴旺的则是清代”，所以“清代诗歌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这对中国诗歌流派史的形成固然极为重要”。^[31]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是随着地域自觉意识和地域文化观念的强化而逐渐彰显。所以，当明清时代的文学地域性特征相当明显的情况下，明清文学的总体研究，就必须从地域的视角，采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正确揭示其总体特征和发展走势。对于这个问题，杨旭辉的说法值得参考：“倘若真要做到对明清文学发展之大势了然于胸，则必须对这一个个地域性特点突出的文学集群逐一进行文献的蒐集整理，分别做细致的个案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再作史之宏观整合，方不致过多的隔膜、误解，甚至是偏执。”^[32]

从地域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必要性，不仅是因为宋元以来中国文学的地域性逐渐彰显，需要从地域视角方能揭示其基本特征和发展走势；而且还在于对文学特殊性和差异性的理解上，对边缘地域文学之价值的发掘和认识上，需要从地域视角出发，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和获得“同情”之理解。从地域角度研究文学，研究文学的地域性特征，讨论作家的地域性写作，探讨地理空间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建构地域性的文学史，实际上就是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的单一的时间维度中，引入空间维度，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中立体地研究以作家、作品和读者为核心内容的文学活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基本上是从时间维度展开的，它虽然有利于从整体上掌握文学发展之承前启后的历史进程，但往往忽略了文学发展之地域特殊性和地区差异性，故而并不能全面整体地揭示文学发展规律。空间维度之引入文学史研究，则有利于揭示文学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因为人类文化虽然荷载于时间与空间之中，但是，“时间是普遍的同一的，正是空间造成特殊性和差异性”。^[33]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特别是地域文化形成之早期的基因和特质，往往是由地理空间决定的。因此，地域空间和地域风土常常是我们理解地域文化之特殊性和差异性的源头，或者是决定性力量。

文学史研究如果只从时间维度出发，就仅仅只能够揭示文学发展的普遍性和同一性。过去的文学史研究基本上就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因此，过去的文学史，只能是揭示普遍性和同一性的文学史，甚至可以被称为“精英文学史”，正如过去的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只能被称为中土主流的“精英思想史”或者“精英文学批评史”。中土主流文人固然代表着全国文化的主流方向和发展趋势，但却无法显示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差异性和特殊性。笔者过去在整理诠释边省地域文学理论材料时，曾经说过这样两段话：

真正的文学批评史，理应包括精英文学批评家的文学理论和民间批评家的文学理论；既要讲钟嵘、刘勰，亦当讲不知名的民间理论家；真正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既要讲中土主流理论家的文学批评，亦当涉及边省和少数民族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真正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既要讲理论家的文学理论，亦不能忽略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过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准确地说，只能称之为“中国中土文学批评史”、“中国精英理论家的文学批评史”。^[34]

近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基本上皆以中土主流精英的经典理论为研究对象，很少涉及地方文献，特别是边省地方文献中的文论材料。当然，能代表一时代文学思想之主体特色、发展方向和重要成就的，主要还是文化中心地区的主流知识精英，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作为对文学批评史的整体研究，撰写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著作，建构所谓的“华夏民族文学理论体系”，除了重点考察文化中心的主流知识精英的文学观念，亦必须关注文化边缘地区的士子对文学的看法；除了重视中土人士之文学理论，亦当兼重边省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家的文学思想。如此“重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重建”的“华夏民族文学理论体系”，才是名副其实的。^[35]

以上两段文字，亦适用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重写”。那末，民间或边省的文学家，如何才能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民间文学资料和边省地方文献中的文学材料，如何才能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和重视？这就涉及文学史家研究文学的视角或维度问题。如果只从时间的维度，以主流精英为中心，那末，边省或民间的文学家和文学史料，则永远无法进入到文学史家的视野。笔者认为，文学史家只有引入空间维度，从地域视角观照文学，边省或民间的文学家和文学史料，才能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和重视。

在文学史研究中引入空间维度，从地域视角讨论文学，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彰显文学活动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差异性。其二，弥补过去仅仅从时间维度开展的研究中对边省和民间文学活动的忽视，有利于“重写”整体的文学史。其三，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突围文学研究困境，发掘文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性集团和家族性集团受到关注，文学与地域景观、地域习俗、地域审美、地域学术思想之关系等等课题得到重视。比如，2003年李浩发表《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一文，就明确提出用“文学地理学”之地域视角和空间维度来突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36]其四，彰显文学活动的空间背景，反映地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作家、作品和读者的影响，从而更加深入地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其五，亦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只有在文学研究中引入空间维度和地域视角，边缘地区的文学和文学家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其特殊性和差异性才能得到彰显，其文学价值才能得到确定，其文学成就亦才有可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所以，笔者认为，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引入地域视角和空间维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