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所谓“接触促变”

二、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所谓“接触促变”

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对华“民主促进”中客观上扮演了“接触促变”的角色，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第一，参与培育所谓的中国中产阶层

中产阶级或阶层是任何现代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一国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建设的重要力量。在西方政治学话语里，中产阶级一般被视为“民主的基石”。然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产物”。^[57]美国跨国公司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和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一起“促进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58]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最早见于1812年的《牛津英语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主要由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工业企业主组成，介于上流贵族与下层贫民之间，社会学家称他们为“旧中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由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国家机关公务员、办公室文员、销售员等组成的所谓“新中产阶级”逐渐取代了“旧中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新中产阶级”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执行一定的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功能，这就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特殊。他们通过严谨踏实、力求进取的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在政治功能上，一方面，“新中产阶级”的归属意识也有助于减缓阶级矛盾，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新中产阶级”处于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间部位，因此，他们的存在对财产的绝对权力构成制约，其社会态度和政治要求又会影响资本主义的民主发展进程。

自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社会的转型，所有制结构也发生分化，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三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因素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开始了由刚性结构向弹性结构的调整。正像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孕育了一大批新中产阶级一样，在产业革命的“推动”和市场化的“拉动”下，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化也促使所谓的中产阶层诞生。跨国公司，当然包括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两种途径促进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

其一是招聘、培训等内部方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出于本土化的需要，必须在当地雇用和培训一批能够在本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如：会计、信息系统支持、管理咨询、金融服务、市场分析等）的人。这些人构成了最早和最典型的所谓的中国中产阶层。他们被称为在外企上班的“白领一族”。在向中方雇员提供高收入和优厚的福利待遇方面，美国公司较欧、日公司更有吸引力。见表12‐4：

表12‐4　中方雇员满意度调查

注：百分比表示回答“好”和“较好”的员工所占的比例。资料来源：我国学者金柏松、马成三等人以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大连五城市日美欧企业的中方雇员为对象开展的满意状况调查。参见薛求知：《跨国公司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管理世界》，1999年第4期，第176页。

表12‐4显示，除第一项“外方管理者对中国员工的态度”外，其他各项都是美国跨国公司领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培育中国中产阶层方面似乎较欧、日公司做得更为出色。

其二是跨国公司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方式催生国内一些行业中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分化中国的“旧中产阶级”。跨国公司高薪的吸引，加上中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造成了人才的社会流动。“通过为社会和经济流动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跨国公司在中国正在帮助创造一个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群体”。“国有企业如果要留住他们的高级雇员并同外国企业竞争将不得不按照业绩付酬”。^[59]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中国国有企业也采纳美国跨国公司的绩效管理制，使用股权和红利来奖赏业绩突出的上层管理人员。跨国公司给中方雇员提供的高收入对国内一些行业产生示范效应。计划经济残留下来的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如：外贸、金融、房地产、旅游、电力、煤气、供水、邮电和烟草等在攀比心理的驱使下，纷纷调高行业内的工资标准。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这些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已经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0％—120％，^[60]接近于跨国公司的水准。在这些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中产生了一批中国中产阶层队伍。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登陆中国对中国类似于西方社会的“旧中产阶级”的私营个体业主和乡镇企业家构成挑战。一些私营与个体业主由于不堪市场竞争的重负，已经自动消亡或者只能以维持性经营的收入加入中下阶层的行列，如沃尔玛进入深圳已经对一些从事日用百货经营的业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另外的一些私营与个体业主，由于有较强的创业精神，再加上受到国家行业政策的保护，使得他们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如上海“复星”、深圳“华为”等已经成长为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而温州的乡镇企业也在全国率先突破“家族制”视角，走上了现代企业的发展道路。当然也有一些小业主仍然固守着中间水准的收入。在这个“旧中产阶级”两极分化的过程中，已经处于高收入阶层的那一部分为了与跨国公司争夺管理与专业人才，不得不开出与跨国公司中方雇员相当的薪水来吸引有识之士的加盟，近几年经常听到的某企业出年薪几十万聘请管理人员的新闻就是很好的证明。

除了以上两个来源之外，近年来，一些新兴的股份制企业、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及国内专业机构的工作人员（如：律师、医生、会计师、证券交易员等）也享受到了较高的工资。以上种种皆导致了“国产”中产阶层的诞生。这样，跨国公司不仅自身培育了一批中方雇员，而且还通过竞争、示范等方式间接地加速了“旧中产阶级”的消亡，带动了中国整个中产阶层群体的形成。^[61]

第二，认同教育的重要性

经济增长带来的教育水平提高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成员形成“追求满足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从而“促进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态度”。^[62]“在一家美国公司中拥有一份成功职业的机会在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中产生了波动和影响”。“对于那些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中国的男男女女来说，在一家外国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工作，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称心的工作。其结果是，美国公司正在吸引中国社会中‘最好的最有前途的成员’”。^[63]

在西方社会，“在白领生活及其成功视角中，个人生涯中教育所占的比例成了决定他整个职业命运的关键因素”。^[64]教育一度成了西方社会旧中产阶级和下层人员提升为新中产阶级的机器，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大学、学院甚至高中，都能够为他们提升下一代的社会地位，实现成为新中产阶级其中一员的梦想。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直接经济利益的驱动，“读书才有出路”逐渐取代“读书无用论”。美国等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进入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教育的重要性。跨国公司对中方雇员的教育要求一般都承袭了在母国的要求，另外又加上了对外语、计算机、公共关系等各方面能力的要求，因此，能够被跨国公司聘用为中方雇员的，均具有较高的天赋以及非常良好的教育背景。跨国公司也通过在中国设立奖学金激励中国学子勤奋学习，让少数出类拔萃者成为跨国公司所需要的人才。如埃克森公司在复旦大学设立“埃克森奖学金”。跨国公司的这种公益性质的助学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高校的学研风气。跨国公司对中方雇员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的强调，促使中国渴望成为“白领阶层”的年轻学子勤奋学习，通过得到跨国公司的录用而过上体面、舒适的中产阶层的生活。而他们的成功又会造成一种社会示范效应，使更多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的子女送入质量上乘的教育机构，用中方雇员这一“社会示范群体”教导子女勤奋学习，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一批批智商高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学子进入跨国公司，并随后得到培训，反过来也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工作效率和经营效益。反过来讲，跨国公司如此重视人才的智商及受教育程度，从侧面促进了中国社会读书好学风气的形成，也有助于教育条件的改善与教育水平的提高。^[65]

第三，基金与项目资助的影响

为实现“和平演变”中国，美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来促使中国“政治民主化”。虽然迄今为止，美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对华的一些制裁禁令仍然有效，如责令美国驻国际经济组织的代表投反对给予中国贷款的否决票或弃权票，美国进出口银行停止对美国对华投资的公司提供投资担保等，但美国仍通过其他对华援助的形式来影响中国。如美国“民主人权和劳工局”（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ur）、“人权与民主基金”（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und）、“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经济支持资金（Economics Support Funds）等组织资助中国的法律、教育、民间组织、乡村选举、少数族裔权利等项目，促进“中国的法治与人权”，希图从草根层面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美国对华援助主要用于支持与“民主”相关的项目。美国国会在资助“民主”项目中扮演了首要角色。据估计美国国会拨出的对华“民主援助”资金从2002财年的1 000万美元增加到2007财年的2 300万美元。主要项目领域包括在华司法培训、司法援助、犯罪预防、劳工权利和公民社会发展，等等。^[66]

在美国政府通过对华援助“促进中国演变”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也主动或被动地希图通过设立各种基金或资助项目来影响中国。下面以福特基金会在华项目资助和雅虎“人权基金”计划来说明。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办人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起初它的性质只是一个慈善机构。但在20世纪50年代，福特基金会的功能扩展成为一个资助国家政策制定的组织。20世纪60年代晚期，福特基金会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支持“民间自由事业”的首屈一指的资金来源组织。基金会集中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穷人和少数民族人口的问题。亨利·福特第二在1976年辞职时说：“基金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郑重向基金会的委托人和其员工们建议：是资本主义使我们的基金会得以存在，因而这一体制极有可能是值得存续的。”^[67]进入21世纪，福特基金会发起并推动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运动，其中包括：“减少贫困和消除非正义运动”，促进“国际人权运动”，“维护和平和社会正义运动”，鼓励“公民参与运动”，以及“维护妇女的生育权运动”等。目前，福特基金会董事会中的重量级人物包括下列公司的总裁：朗讯科技公司、施乐公司、路透新闻社等。^[68]

福特基金会的四大宗旨是：强化民主价值观、缩减贫困与不公正、推动国际合作、促进人类进步。福特基金会从1979年开始在中国资助项目。从1988年到2008年底，基金会在中国资助项目总额大概有2.07亿美元，每年资助项目的金额大概有1 400万美元左右。福特基金会在多个领域资助中国项目。其中的法律与教育项目通过资助法律援助和教育发展，达到促进中国法治和公平教育的目的。特别是其中的公民社会资助项目。具体来讲，福特基金会主要资助对象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帮助改善法律框架。80年代以来中国民政部和财政部出台了很多新的条令，希望民间组织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但这个条令还不怎么完善，还有很多不明不白的方面，福特基金会通过资助中国民政部和北京大学法学系的相关研究者的研究，帮助他们研究国外的一些情况，希望对中国相关法律的完善有所帮助。第二，能力建设。有很多民间组织，如扶贫基金会、环境方面的协会、生殖健康的协会等，能力有限，组织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福特基金会通过搞一些培训，帮助这些组织提高工作水平。第三，资助一些研究机构研究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状况。

再如，为了将人权问题决策融入公司的全球业务中，雅虎还创建了“YAHOO！商务与人权计划”。该项目的一个核心支柱是对公司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商务计划可能受到的潜在人权影响进行评估。该评估考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评估对自由表达和隐私权的潜在挑战，以及通过法律、操作结构及其他方法提供保护我们用户的战略手段。在经过上述调整后，雅虎才进入新的市场以使人权风险最小化。^[69]

上述例子表明：在美国政府实施的旨在“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对华援助中，美国跨国公司虽然不是参与的主体，但它通过自己设立的基金组织或资助项目同样扮演了“草根渗透”的角色。虽然跨国公司的资助款项更多地带有社会公益色彩，也不乏宣传品牌的商业动机，但它们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草根层面的社会演化，而且有些基金的名称或宗旨甚至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第四，美国跨国公司企业文化管理与中方雇员思维方式西化

除促进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和教育发展外，美国跨国公司还通过公司精心培训，让中方雇员经常接触西方思想及现实，从而使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准则、文化态度的变化，带有比较明显的美国文化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个人主义

美国跨国公司按照员工的业绩支付报酬，“通过建立在功绩制基础之上的雇佣、解雇和晋升，跨国公司向它们的员工灌输着个人业绩和能力最为紧要的思想”。^[70]这种功绩制激发了员工渴求名望的心理。对个人业绩的强调使中方员工将个人业绩与个人价值等同，使他们“渴望晋升，追求工作的变化与冒险，看重将自己的设想应用于工作的自由度，看轻公司提供的环境条件，表现出个人主义意识增强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现出合作意识与爱国意识减弱的趋势”。^[71]除用功绩制激励员工追求个人成功外，美国公司还通过提供培训帮助员工实现个人价值。例如，上海惠普公司每年都由上级为下级制定一份事业发展计划，对员工今后几年的事业进展提出建议，使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才能，这种“人本管理”力求将已被现代技术“异化”了的员工重新“同化”到工作中来，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总之，美国跨国公司的功绩制和培训塑造了中方员工个人主义价值观。

其二，平等意识

美国跨国公司通过经营管理向中方员工灌输平等观念。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好的下属服从和尊敬老板。老板作决定、发布命令，照管下属。而在当代西方的管理实践中，老板和下属之间有着更多的对话、冲突、挑战权威和分享决策。一位在美国跨国公司中国雇员说：“美国公司中同事和老板之间的关系要好得多。在这里，我可以真正展现自我和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这是因为在美国公司中环境更加开放。你同你的老板可以交朋友；你一点不用怕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学会大胆地发表意见和说出我们所想的”。^[72]显然，这位中方员工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公司的开放环境，这种环境有助于形成员工的平等意识。

其三，法治观念

美国大公司在中国投资签约时在法律条文上非常细致，目的是保证合同的执行处处有法可依。他们比较习惯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同时把健全的法律体系看作是一个稳定良好的投资环境的重要体现和保证。它们把法律的齐备看得远比税收优惠重要，因为它们认为经济上的优惠没有限度，而且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的条件。它们对自己的竞争力很自信，但需要法律做监督和保证，以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正常的市场机制。^[73]

中国各地税务部门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共同评价是比较守法，它们的财务制度比较健全，照会计准则办事，不搞歪门邪道，当然合法避税、搞价格转移等是跨国公司的通常做法，但它们一般不超过法律范围去做违法的事情。美国跨国公司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态度和行为促进了中方员工法治观念的形成，使中方员工“更愿意遵纪守法和偏好明确的指令”。^[74]

其四，信息分享和协同工作

信息分享、信任、协同工作是公司实行民主管理的标志，这有助于培育中方员工处事的民主观念。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强调信息分享和协同工作的重要性。美国跨国公司之所以鼓励这种行为，是因为它对于决策最优化和运作有效性必不可少。现代公司是在信息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兴旺发达起来的。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必须按照分享信息和团队工作的要求设计组织和培训员工。员工不得不相互信任，一起工作，分享信息，并就设计更新他们的产品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任何不这么做的公司都不可能保持竞争力。

综上，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带来了美国社会的消费视角、生活习惯、文化意识、以及身份、语言、礼节等。^[75]美国跨国公司（主要是技术密集型的服务性公司）通过企业文化管理，将含有美国民主、人权内容的文化价值观渗透到中方雇员头脑里。客观地讲，美国跨国公司向其中方雇员灌输的思维方式既有消极方面的，如个人主义，也有积极方面的，如平等意识、法治观念等。因此，应客观、公正地看待美国跨国公司中方员工的“西化”问题。

第五，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消费者的“文化输出”与中国“美国化”现象

每一个中国人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在都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广告及产品。在电脑上，我们所通用的工作平台是美国微软公司的中文视窗，最通用的文字处理器是美国微软的中文WORD，其他重要的软件也大多来自美国。

美国大众文化赞成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自我完善及在寻求不加限制的快乐时对幸福的追求，适应了美国社会的快节奏需要，娱乐文化使整天处于紧张感的美国人得到了身心上的欢快和放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美国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现代化成为许多国家的必然选择时，美国大众文化自然对它们的公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再加上美国大众文化的商业性非常突出，市场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对利润的无限度追求势必使其走上全球扩张之路。此外，美国大众文化对传统社会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转变人们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吸引力、商业性、穿透力的结合导致美国大众文化在不长的时间内便风靡全球。

如前所述，美国跨国公司是向全球推广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主力军。在中国，除了通过企业管理影响中方员工的思维方式外，美国跨国公司还通过产品营销、技术开发方式影响中国消费者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在信息时代，也许最能让中国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体验到美国个人主义、平等的是美国跨国公司开发出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及提供的相关产品和服务。IBM、苹果公司开发出的个人电脑与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操作系统“软硬结合”，为中国用户“发展个人随时随地的写作、整理并传播信息的能力”提供了工具。^[76]Google、雅虎和微软（通过MSN）提供的搜索服务、电子邮箱和网上讨论版，满足了中国用户在网上平等搜索信息、相互交流信息和“自主结社”的需要。通过利用美国公司开发出来的搜索引擎，中国网民不必去图书馆、电影院也可自由地上网搜索知识，自主进行研究、编辑、选择娱乐和寻找志趣相投的人群和社团。^[77]网站聊天室、讨论版、BBS、MSN社群等为网民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讨论、结社、信息共享的公共领域。QQ、MSN、泡泡、摄像头等产品或服务为网友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实时、语音和可视的便利，从而使虚拟的网络世界更增添了几分逼真。“社区开发软件运动”则满足了电脑技术爱好者的创造欲望，使他们通过下载和改进源代码体验到自我实现的快感。博客/播客、个人网站、网络游戏等让中国网民体验到一种自我实现、自由、参与、平等的感觉。“随着个人上传以及写作的工具越来越普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他们的上传经验中获得积极反馈，我敢肯定地说每一个大的机构或者是等级结构都将感受到冲击”。^[78]

美国计算机和网络公司开发出的信息技术和产品成了美国政治文化“外溢”、渗透的强有力手段。尤其是近年来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各类信息的传播更快，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不同于工业化产品，信息高速公路流通的大量信息，必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文化色彩。由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大部分资料的传播所依赖的软、硬件，据有关组织估计，美国目前拥有的数据库占全球的70％以上，加上美国一直在把它的有关法律、人权、技术标准贴上国际化的标签，通过互联网强加给别的国家，互联网潜在的‘美国化’影响已对一些国家社会、政治、法律等文化价值观构成严重的威胁”。^[79]

互联网开放、共享、多向和交叉的特点客观上使中国政府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网络的控制力受到挑战，也为美国大肆利用跨国公司开发出的高科技信息手段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提供了工具。鉴于互联网在文化渗透方面的功效，美国政要特别强调互联网在促进“中国民主化”中的价值。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演讲时就宣称：“我们知道互联网使美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可以设想它可能使中国发生的变化。”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表示，如今中国能够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伴随信息的是民主意识，虽然无法预测中国确立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时间，但信息加上人们对自主生活的愿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美国总统布什也认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的“民主”极为重要，“如果互联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入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80]从这一系列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美国政治人物的心目中，网络已然成为美国对华“和平演变”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