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中先生对民族档案史料学的贡献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治档与治史二者历来密不可分，历代史官史家形成前半生治档，后半生治史的优良传统。尤中先生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将治档与治史紧密结合起来，参与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型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地区》的编绘工作，开创了西南民族古籍文献和档案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精心校点南诏大理国史料《古通纪浅述》并出版《〈古通纪浅述〉校注》一书，在民族社会调查中重视口述历史的采集和土司档案的研究，在学术研究中注重对多种史料进行比较和分析，在编史撰文中广泛利用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率先在中国民族史硕士、博士点设立“民族档案史料学”研究方向，招收从事民族档案史料研究的研究生，培养了一批民族档案史料的学术研究骨干。他六十年始终如一地致力于西南古籍文献、民族档案史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和研究，为构建中国西南民族档案史料学学科体系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尤中先生从教六十周年之际，弟子欲将先生对民族档案史料学的贡献评介如下，以示纪念。

一、参与大型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地区》的编绘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先生接受国家级科研任务，参与了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地区》的绘制工作，负责唐代南诏、宋代大理国和元、明、清时期西南古代疆域图的分幅编绘。他和方国瑜、朱惠荣等编绘组成员一起对中国西南边陲四千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实地考察，往返行程达八千多公里。他们在横断山脉、高黎贡山内外，澜沧江、怒江的东西河谷，背负行囊，跋山涉水，实地踏勘。虽然配有一辆小车，但许多地方车子无法驶入，只有徒步行走才能到达。他们艰苦调查研究数月，发现了很多古迹遗址，有的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有的则纠正厘定了以往资料的伪误。先生将这些实地考察收获的第一手材料编入《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地区》中，校订了历史上的西南疆界，使边界走向和地理位置更加精确可靠。^[1]这一重大成果由地图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其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是前所未有的。提起这段难忘的经历，先生深有感触地说：“1962年，我开始参加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我汇集了西南地区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北京和云南档案馆的有关资料，但许多问题仍然很难说清楚，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演变问题，更是难度很大。幸好，1972年，云南省革委会给我提供了到边疆进行社会调查的条件。我带着汇集好的文献资料和详细的地图，深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东南部的滇、桂交界地段直到西南的德宏边境，对山川河流、边界状况、民族分布等进行实地考查，与文献记录资料进行核对，又对民间的有关传说、民族风俗等都进行了访问。我们深入到最边远、最偏僻的村寨，对四千多公里的国境线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往复行程八千多公里。归来之后，把汇集的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写出说明文字，然后上图，这就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西南边界图。”^[2]这次难得的调查机会为先生后来撰写《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一书作了前期准备和资料积累。

二、开创了西南民族古籍文献和档案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

为了集中力量、分工协调地开展西南古籍的研究工作，1985年9月成立了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高校古委”），云南大学也于1984年12月成立了西南古籍研究所。尤中先生被推举为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同时担任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先生以满腔热忱积极投入到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中去，从工作规划的制订到研究项目的落实，从图书资料的购买到研究人员的配置，均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同时还担任《西南古籍研究》（1985年创刊）的主编，把这份学术性很强的年刊办得极富地方民族特色，发表的文章中有探讨古籍整理理论和方法者，更多的是对珍稀古籍文献的标点、注释和校勘。包括先生在内的一批国内外知名大师学者纷纷撰文，对西南地区的重要民族档案文献进行介绍和评述。以1985年的创刊号（总第一期）为例，首篇就载有尤中先生写的《发刊词》，他满怀兴奋喜悦之情写道：西南地区有着大量的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在这一些遗留下来的古文献中，既有关于物产、交通、气候等方面的资料，可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汲取；也有关于政治、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记录，可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借鉴，我们今天来整理西南古籍，大有用武之地”^[3]。该期还刊载了马开梁的《谈谈标点古籍》、张文勋的《古籍整理工作者也应学点系统方法论知识》、端木国平的《试论目录学与索引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中的意义》、李东平的《编纂〈云南事类〉和〈云南词类〉的初步设想》、方国瑜和林超民的《马可波罗“云南行纪”史地丛论》、王云和方龄贵的《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注释》、王叔武的《〈唐阙史〉简端记》、刘文典遗稿张友铭辑录的《〈吕氏春秋〉简端记》、何耀华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叙录》、赵浩如的《薘竹寺碑刻笺证（两篇）》、杨寿川的《〈张允随奏稿〉述评》、朱德普的《西双版纳召片领（车里宣慰使）世系考订琐议》、李兴和的《范晔〈后汉书〉诸序论赞分析》等精彩文章，封三选登了1979年在云南大理五华楼出土的元碑照片。正是因为《西南古籍研究》刊载的古籍档案稀有珍贵，整理文字丰富翔实，研究内容独具特色，至今仍是治学西南民族史地者经常寻检的重要资料。当我们能便利地利用这些珍贵的民族古籍和档案史料时，每每由衷地感激先生的开创之功及其他专家学者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三、精心校点南诏大理国史料并出版《〈古通纪浅述〉校注》

《白古通》是云南白族先民用白文（即借汉字记白语，或称“汉字白读”）写的一部南诏、大理国史，无作者名和成书年代。据推测初成于大理国时期。现存的《白古通记》（又称“古通记”）内容上溯远古，下迄元初，主要记述南诏和大理国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由于它记载了历代统治家族世系名号、年代及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因而又是一种大事记性质的档案史料，后来成为元《记古滇说集》、明杨慎《滇载记》、清代《白国因由》、《古通纪浅述》等书的蓝本。元代张道宗的《记古滇说集》依据《白古通》写成，明代杨慎对《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稍为删正，令其可读”，译为《滇载记》，清代康熙年间圣元寺住持寂裕依据《白古通记》记载的内容刊刻《白国因由》一书，《古通纪浅述》是最后演绎《白古通记》的一部书，约成书于清末。从《白古通》到《古通记浅述》，文字由白文变为汉文，而历代演绎之士又多作更改发挥，补入各代史实，再加上这部古籍本身具有的传说色彩，要对此书进行校勘整理，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尽管《古通记浅述》存在诸多缺陷，但其涉及史事者，却又大多可取，对于云南史地，尤其是缺乏史料记载的南诏、大理国史研究大有裨益。先生为了方便后学，不惮劳烦，广罗版本，精校细勘，终于完成这部古籍的整理工作，为原书所作的注释和按语大大超过了正文，其整理成果《〈古通纪浅述〉校注》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3月出版。此书还附录了《南诏图传·文字卷》，为研究南诏、大理国的中外学者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四、在民族调查中重视口述历史的采集和土司档案的研究

1972年5月，先生到红河州个旧市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对原勐弄土司白日新的遗孀张惠仙进行了个人访谈，采集到有关勐弄土司的口述历史。张惠仙说：“勐弄土司家原来收藏着一本书。……这本书是用古汉文写的，上面记载了勐弄土司家的宗支来历、土地四至范围、钱粮、户口，等等。还绘有山川河流、民族图像。据这本书上的记载，勐弄土司是从老挝派来守卫边界的，来的年代久了，老挝那边不再来勐弄催收钱粮，中国这边也不知道勐弄的情况，认不得有勐弄土司。……”^[4]先生据此分析道：“以上张惠仙所述，与清代的官方记录基本一致，在具体情节上却更为清楚。勐弄土司家世代收藏的那本书，看来就是该土司家的档案图册。清代西南边疆各民族中的土司，于清朝初年弃明朝向清朝‘投诚’之时，必须上缴明代所授予的印信，然后清朝即以原官授之。随后，父死子代袭，则必须报《亲供册》，载明宗支来历、土地四至范围、钱粮户口等等，朝廷乃据之以进行勘查，最后才批准承袭。勐弄土司白氏自从向清朝‘投诚归顺’之日起，相继承袭的各代土司，都得照规定履行这一套手续。所以，土司家收藏的档案图册，与当时官方的记录是一致的。只是张惠仙的口述，出于看过档案图册后的记忆，与原书文句不可能完全一致。”^[5]又说：“历次上报的《亲供册》中对历代宗支来历等必须如初归顺时的呈文照抄，留下的底册就是张惠仙所说的勐弄土司家世代珍藏的那本书；云南地方官也依白氏所呈照样往上抄报，列入档案，转载进《志书》里，这就是雍正《临安府志》、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等书中有关勐弄土司历史的记录。”^[6]先生的这两段论述不仅指出了口述历史的价值，而且把土司档案的形成、内容和保管、归档、转录等问题阐释得十分清楚，使我们对《亲供册》一类的土官土司档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施甸县，先生还采集到末代勐板土司蒋家杰关于勐板地方及土司家庭的口述历史，并引用了潞西县遮放傣族上层人物多立周的口述历史，据此对勐板土司地区及其归属关系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

五、在学术研究中注重对多种史料进行比较和分析

先生在长期从事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正史或者官方记录的重要性，正史是他的案头必备之书，用他的话来讲，这些书要精读，对其中的基本史料要熟记，甚至能背诵。而正史之外的其他史料，如地方志乃至野史亦不可忽视，特别是档案史料很珍贵，有“凭证”作用，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他说：“研究民族历史，单靠正史远远不够，大量的档案史料，地方志乃至野史，只要对其严加考辨，亦不乏其史料价值，是对正史的极好补充。”他还意识到要将多种史料加以比较分析，才不会得出片面的看法和结论。他说：“研究边疆民族历史，应将汉文史料、民族文字史料、民族学调查材料和考古材料以及史学界的最新成果进行对比研究，才不至于失之偏颇。史籍对边地民族往往着墨不多，研究这些少见于经传的民族，非得多学科结合对比研究不可。”他对史料的分析和评价客观中肯、恰如其分，如谈到《古通纪浅述》中的史料价值时，他在“前言”中写道：“此书的南诏、大理部分，既有足以补‘正史’记载之所不足者，而更多的只能视为白族民间的传说故事。我赞成《白族文学史》的做法，把这些传说故事归入古代白族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之中。而这些传说故事受佛教的影响很大。元、明时期的部分，则与‘正史’所载相符合一致，可以视为元、明时期的云南地方史。这部分记录已经摆脱了佛教的影响。”^[7]先生还将地方志与各种官私史料做了对比分析，他指出：“如果与当时中央政府编写和保存的各种文献资料相比较，便较为详细而接近真实。以历代中央王朝官修的‘正史’来说，具体到各个地方情况，不是概括，便是分散；《一统志》根据地方志写成，也进行了删削压缩，甚至经过中央官吏的主观篡改，与地方实际已经不尽相符。但中央对地方的各种措施，却又更具体地被搜集保留在地方志书中。再与当时的一些私人著作相比较，地方志书也比较详确可靠。有关云南地方记录的私人著作，如果作者是在内地而未曾到云南，就难免辗转传抄，道听途说；来到云南的，也不能不受到个人活动范围的限制。云南地方文人的个人著作，同样也局限于个人的见闻，所以私人作品，除了个别人或个别事件的记录外，一般都不如地方志书那样全面和真实。……如果我们能批判地取舍，对于了解地方过去情况而进行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帮助的。”^[8]

六、在编史撰文中广泛利用少数民族档案史料

征引材料繁富、档案资料翔实是先生著述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凡经史子集所载，有关西南各民族的历史档案资料，咸皆收集。边钟曾对《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一书引证的资料做了一个统计，他说：“书中引用的史料，包括二十四史、明清实录、九通、各类地志、文集、载记、经注、谕旨、奏书、界约、界册、专条、附章、书牍、图册、图说、案册、碑文等不下110种凡近千条。”^[9]李兴和曾把《云南民族史》一书的材料来源大致划分为六个大类：考古材料、文献资料、地方志、碑刻铭文、前人的研究成果、实地考察获得的材料，其中的文献资料仅古代文献就多达170余种，这些文献资料又可分为十五个小类：先秦典籍、正史、其他纪传体史书、编年体史书、纪事本末体史书、实录、杂史、野史、游记和笔记、文集诗集小说、地志、谱牒、丛书、政书、少数民族文献。征引地方志达数十种之多，使用的古代碑刻资料有《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南诏德化碑》《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圣宝幢记》《兴宝寺德化铭并序》《护法明公德运碑赞》《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等。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分为三类：前人的论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大调查时形成的调查报告和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外国学者的译著。^[10]

弟子统计了先生在《领地跨于红河南北的纳楼土司》一文中引用的清代民族档案史料（包括口述史料）多达12种，计有：临安府《边防图》、普增辉的口碑史料、马规则的口述史料、《滇南界务陈牍·普界陈牍·（勘界）委员段之屏禀》、《滇南界务陈牍·普界陈牍·署临安道周瑞玺禀》、《滇南界务陈牍·普界陈牍·刀丕文禀》、《滇南界务陈牍·普界陈牍·段之屏查界路程册》、《滇南界务陈牍·普界陈牍·湄江东岸边界图册》、《滇南界务陈牍·普界陈牍·刘春霖普洱边界图说》、《滇南界务陈牍·普界陈牍·法人探路记》、《滇南界务陈牍·普界陈牍·黎肇元刀丕文湄江东岸沿边图册》、《滇南界务陈牍·普界陈牍·勘界委员段之屏路程清折》。^[11]

在《西南边疆民族史札记·红河南岸的勐弄土司与“老挝镇北侯”》一文中，为了弄清红河南岸的勐弄土司是否真正充当过“老挝镇北侯”，勐弄土司管辖的这一片边疆土地是否曾经属于老挝等问题，先生专门引证了《滇南界务陈牍·普界陈牍·（勘界）委员段之屏禀》的一段记载：“孟宾，亦曰勐宾，夷名勐聘，北距勐烈（今江城）约二百里，有上、下二寨，上属勐乌（在今老挝丰沙里省北部，时属云南），下属南掌（即老挝）沙约地，中隔以马小河，河尾石崖旧刻元江、勐乌、勐赖、南掌四处交界字样，今已全泐。”说明这是光绪年间中、法勘界时中、老部分边界状况。事实上至少在清朝初年之时，勐弄土司的辖境南部地界已经远不与老挝北界相涉。勐弄土司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越过元江府东南部边境去附属于老挝而充当“老挝镇北侯”^[12]。

除了广泛利用档案史料外，先生还专门撰文对云南少数民族石刻档案进行研究，如《爨龙颜碑》对大小爨碑的内容、价值、保存地点和现状等做了简明扼要的分析；《唐〈王仁求碑〉》把碑文与新、旧《唐书》相对比做了分析研究；《从石幢说起》不仅分析了昆明古幢公园造幢记的形状、价值、年代等，还进一步探讨了历史上白族与汉族之间在文化交流中的亲密关系。《元〈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则探讨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有关土地制度变化的问题；二是有关当时云南地方所流通的货币问题。先生指出：“对于云南地方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研究，我们常常更多的注意‘正史’和各种文集、志书等等的记录，但是，碑刻也往往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可贵的资料。元朝时期建立在晋宁盘龙寺的《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就是一例。……将碑文中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有用资料和其他的一些记录相结合起来，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当时云南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形。所以，像《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之类的碑既是古代文物，又是历史资料”^[13]。《元〈薘竹寺圣旨碑〉》以碑证史，分析了元代云南与内地统一联系起来的关系。

七、率先在中国民族史硕博点设立“民族档案史料学”研究方向

1988年云南大学档案系成立伊始，先生即主动要求从历史系调到档案系任教，并于同年与系主任张鑫昌教授合作，率先在中国民族史硕士、博士点设立“民族档案史料学”研究方向，开设“民族档案史料学”课程，招收主要从事民族档案史料研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同时鼓励和倡导全系青年教师积极投入到民族档案史料和地方特色文献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去。在尤先生与张鑫昌教授的全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下，首届“民族档案史料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华林博士先后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明清云南彝族档案史料评述》（1991年）和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古代彝族档案史料研究》（2004年），刘云明博士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傣族历史文书初探》（1991年），1997届“民族档案史料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陈子丹博士先后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纳西族历史档案探析》（1994年）和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研究》（1997年），其中《傣族历史文书初探》一文填补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书的研究空白，《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研究》一文首次提出了“少数民族金石档案”的概念，引起了档案学界的关注。此后，在以先生为首的老、中、青三代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档案学系于1998年、2006年先后获得档案学硕士点、博士点，并把民族档案史料学放在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的首位，创建了以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为核心的学科体系，使民族档案学成为中国档案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突出特色和新兴学科。

八、培养了一批民族档案史料的学术研究骨干

在尤中先生与张鑫昌教授的大力培养下，档案学系青年教师华林、刘云明、王文光、肖迎、陈子丹、杨毅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获得中国民族史硕士、博士学位，并借助西南古籍文献研究的优势，较早开展了民族档案史料学研究。2004年，新增历史文献学博士点开始招收民族历史档案整理与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7年，新增档案学博士点开始招收民族档案学博士生。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档案学系在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和民族档案史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成效显著，先后撰写了多篇民族档案方面的硕士、博士论文，发表了大量专题研究论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多项民族档案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级项目基金资助，在“民族档案史料学”课程建设，民族档案学理论与方法，民族古文字档案、金石档案、谱牒档案、口述档案、影像档案及其管理，民族档案史料编纂，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民族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和数字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初步形成一支以老、中、青三代师生为学术梯队、以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整理与研究为主攻方向的教学科研团队，提升了民族档案学学科化建设的研究水平。

九、余　论

尤中先生六十年的学术生涯跨越了新旧两个社会和二十、二十一两个世纪，作为云南土生土长的一位杰出史学大师，他怀着对家乡故土和各族人民的挚爱之情，六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云南民族史、西南古代民族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教学科研以及民族古籍文献、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和公布，开拓创新了云南民族史史料学、西南古籍文献学、中国民族史史料学、民族档案史料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为构建中国西南民族档案史料学的学科体系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由于方先生是一个史学家，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档案学家，所以弟子认为他并不是有意识地、系统地提出关于民族档案史料学的思想，但是他在长期从事西南边疆史地之学的教学研究过程中，在对西南民族档案史料收集、整理、利用的过程中，在辛勤培育后继人才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真知灼见。因此，弟子认为他的民族档案史料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民族史料观上，特别是在民族档案整理学领域提出的原则和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总结和借鉴。

尤中先生虽然不是档案学家，但是他一生严谨治学，注重对民族档案史料的搜集、考证、分析与运用，客观地对待与评价档案史料，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和精辟论断，极大地推动了西南边疆史地之学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同时也为云南大学情报与档案学系的民族档案学学科和学位点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作为他的弟子，我们今天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都是与先生的谆谆教诲和辛勤培育密不可分的。从尤先生那里，我们更应该汲取的是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认真扎实的治学方法，以及做好一个新社会人民教师的道德情操和“誓把金针度予人”的奉献精神。

【注释】

[1]郭毅生.华冠滇黔第一流［A］．云南大学档案学系.尤中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四十周年纪念文集［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22－23.

[2]尤中.尤中自述［A］．尤中诗文选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014.

[3]尤中.发刊词［A］．西南古籍研究所.西南古籍研究（总第一期）［J］．昆明：内部刊物，1986：2.

[4]尤中.西南边疆民族史札记［A］．尤中诗文选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1－22.

[5]尤中.西南边疆民族史札记［A］．尤中诗文选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2.

[6]尤中.西南边疆民族史札记［A］．尤中诗文选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8.

[7]尤中.《古通纪浅述》校注·前言［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2.

[8]尤中.漫话云南地方志书［A］．尤中诗文选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925－926.

[9]边钟.著述宏富的尤中教授［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4）.

[10]李兴和.史成一家见真知——《云南民族史》读后［A］．云南大学档案学系.尤中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四十周年纪念文集［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149－150.

[11]尤中.领地跨于红河南北的纳楼土司［A］．尤中诗文选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758－773.

[12]尤中.西南边疆民族史札记［A］．尤中诗文选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4－25.

[13]尤中.元《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A］．尤中诗文选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976－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