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回族档案史料述略

云南回族档案史料是指以回族为主的多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反映云南回族史，特别是云南回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等内容，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形式的原始记录。本文基于民族档案史料学的视阈探讨已知和现存的回族金石档案、谱牒档案、文书档案、印章档案等，以及对这一珍贵民族文献遗产的开发利用问题。

一

云南回族档案史料从文字上看，可分为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三种，从种类上看，可分为铜牌、碑记、墓志、匾联、谱牒、文告、印信等。

（一）铜　牌

云南回族的祈雨铜牌亦称祈雨龙牌，现存于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龙牌呈长方形，长15厘米，宽11厘米，厚0.1厘米，重140克，质地为黄铜，上端两边切角，中间凿有一孔，正面镌刻阿拉伯文，为《古兰经》中的名句：“他在他们绝望之后，降下时雨，广施了他的恩泽，他确是保护者，确是可颂的。”从而证明了此牌与回族祈雨活动有关。据推测，龙牌应在清康熙、乾隆年间出现，而创制者，自然是师祖巴巴——保善。龙牌是古代大理等地回族从事农业生产时举行祈雨仪式的物证，也是地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融合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已成为云南回族金石最具特色的典型。^〔38〕

（二）碑　记

云南回族的碑文档案按其内容可分为清真寺创建重建和修缮碑记、清真寺财产碑记、捐献财产公德碑记、兴学及捐资助学碑记、民间团体创立碑记、杜文秀起义碑记等。现存的主要有：昆明顺城铺《重修清真寺碑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昆明南城清真寺《重建清真古寺功德碑》（清光绪年间）；通海下回村清真寺《记功碑记》（1916年）；峨山甸百亩村《代香书馆碑记》（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峨山大白邑清真寺《功德碑》（1915年）、《重建清真寺功德碑记》（1916年）；南涧清真寺《新旧租石田形坐落四至钱粮数目总碑》（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大理下兑清真寺《孤咀庄功德田亩碑记》（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大理《重兴珂里庄碑序》（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大理西门清真寺《新建三乡会馆记》（1913年），大理下关《清真寺碑》（1915年）；弥勒县小寨清真寺《恩德碑记》（清嘉庆五年，1800年）；开远大庄清真寺《小会功德记》（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捐资碑》（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马公小堂捐资助学碑记》（1936年）、《赛君文华张君怀瑛捐租助学碑序》（1940年），开远清真寺《格德耳功德碑记》（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纳金氏捐资助学碑序》（1938年）；建水县燃灯寺街《重修清真寺并常住碑记》（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真寺灯油碑记》（清道光七年，1827年），建水县馆驿村《清真老寺碑》（清道光七年，1827年）等。^〔39〕

杜文秀起义碑大多集中在大理，少数散见于保山、腾冲、昆明等地，是回民起义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知的主要有：大理的《新建挖色城池碑记》、《署蒙化直隶军民府即补抚彝府陆晓谕》、《杨玉科捐置西云书院碑记》、《筹拔叛产房铺田产请永远归入书院碑记》（已发现的共有8块）、《西云书院序》、《杜契永图》、《李珍国墓志铭》^〔40〕等。

（三）墓　志

明代以来，回族墓葬多有立碑者。明代墓碑形如石牛状，两端上部多刻有阿拉伯文“清真言”，中下部用汉文刻有死者名（多为经名）、死者生卒年月。清代初、中期，多数碑形为马蹄形，也有的为长方形，顶部呈半圆状，碑额或碑中上方刻有阿拉伯文“清真言”，中下方用汉文从右至左依次竖行刻写死者生辰忌日，死者官衔与姓名、立碑者姓名及立碑时间。清末民初，一些达官贵人制成的墓碑形如高大的牌坊，碑额刻阿拉伯文“清真言”，碑两侧刻汉文对联，碑中右边记述祖源及入滇历史，中刻死者钦赐官衔、姓名，左刻家族数世儿孙姓名，有的旁边加一通墓志铭。

云南回族的墓志铭诸如《瞻思丁公茔碑总序》、昆阳的《故马公墓志铭》、云县的《张玉堂墓碑文》、洱源的《马良臣墓志》、宁蒗的《马德智墓志》、泸西的《马琮墓志》、元江的《敕封儒林郎文秀马君墓志铭》、峨山的《始祖木公讳永兴墓志》、师宗的《马秀廷铜柱铭勋碑》、马安礼为其师马德新撰写的《钦赐二昌伯克护理云贵总督滇南回回总掌教马公墓志》^〔41〕、通海的《纳永阶墓碑》、沙甸大坟地清代墓碑、大理《杜大元帅墓碑》、保山清代回族墓碑等，对研究回族的源流、迁徙、人物、事件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回族重要的人事石刻档案。

（四）谱　牒

云南回族谱牒大都用汉文撰写，现收集到的主要有：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沙氏第三十二世孙沙世奇修撰、民国八年（1919年）沙氏后裔沙玉春续修抄录的《沙氏宗谱》，修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古滇保氏族谱第一集》（共4卷，卷一为谱系，卷二为世记，卷三为家传，卷四为杂著），寻甸大营张氏后裔张朝品阿訇于民国初年修的《张姓谱序》，明氏第二十二代裔明瑞华（祝三）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续修的《腾冲明·朱姓族谱》，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保兆祥受铁氏族长铁国臣、铁世能之托修纂的《昭通铁氏宗谱序》（老谱序），马应师初修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马迎沛、马云霄统族人合修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的《昭通菜家地马氏家谱序》，修于清光绪年间的《昭通下坝马氏族谱序》，纳汝珍修于民国年间的《纳姓历代宗谱》。此外，还有《沙甸林氏家谱序》、《昭通李氏家程》、《昭通陕西马家谱序》、《昭通米氏家谱序》、《昭通锁氏家谱总序》、《昭通刘姓家谱记》、《昭通下坝马氏族谱序》（新谱序）^〔42〕、《腾冲马氏家谱》、《同治末年受害妇女马小妹家谱》等。

赛典赤与郑和家谱材料的发现，是回族史学界一件可喜的大事。目前已发现的有：1935年在云南玉溪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家中发现的《郑氏世系家谱》；1983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发现的南京《抄郑氏家谱·首序》，是郑和家谱的组成部分；1983年在云南巍山大围埂赛典赤后裔马尚文家中发现的《马氏家乘》（另有巍山三家村马有良家藏本）；随后在昆明发现的咸阳王后裔沙儒诚收藏遗留的《赛典赤家谱》及赛氏后裔修纂的《赛氏总族牒》。以上家谱材料均收集在《郑和家世资料》里。

（五）文　书

云南回族的文书主要是回族人民在反清斗争中形成的各有关方面的档案史料，包括清廷镇压起义的谕旨，地方官员呈报起义军情况的奏章，以及起义军发布的文告、檄文，起义军的官职、军事、粮饷，起义军所到之处实行的政治、经济政策措施等档案。如军机处的录副奏折“云南地区项”内，有反映清王朝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二十七年（1847年）间，勾结地方豪强地主，借故杀戮永昌、顺宁等处回民及回民奋起反抗的情况。有咸丰二年（1852年），由于回汉争矿，屠杀回民，导致起义，起义军建立了大元帅府，以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等情况的档案，有云南回民起义军的告示、滇省回回总局除暴安良的檄文以及清军镇压起义的战况等文件。在《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卷二中摘录的反映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滇西回民抗暴斗争和杜文秀领导的反清斗争的地方官员奏章和朝廷谕旨就达230件之多。地方官府镇压起义和起义军内部形成的档案多已散失，有关地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历史研究部门收藏有部分残档，如云南省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省社科院历史所和大理州、楚雄市档案馆等，收藏有杜文秀起义军建立大理政权形成的施政纲领、地方军政组织、土地、田赋、商业、职官制度、军粮、兵事清册以及部分公文、书信等原件、手抄本和复制件。^〔43〕此外，还有杜文秀颁布的《管理军政条例》《誓师文》《帅府布告》《兴师檄文》等，以及杜文秀起义失败后，1873年云南巡抚岑毓英和腾越总镇李维述向巍山回族地区发布的两个告示和一个田产执照、咸丰二年杨玉科上岑毓英禀。

（六）匾额、楹联

云南回族的匾额、楹联出现于明代，但明代的原件几乎没有留存下来，目前能见到的多为清末民初留下的。较著名的匾额有《马哈木献匾》（清康熙九年，1670年）、《署云贵督标中军副将张鸣歧献匾》（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凤鸣献匾》（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明映铨等二十五人献匾》（1907年）、《马遇昌率男献匾》（1921年）、《杨问松献匾》（1929年）、《昆明金牛街清真寺全体穆斯林献匾》（1933年）、《署理镇康县县长纳汝珍题匾》（1934年）等。^〔44〕

大凡清真寺、富豪府宅、书香门庭、书院、府衙等，都有楹联悬挂，如《昆明金牛街全体穆斯林献联》、《昆明南城清真寺阖教士庶献联》、《清乾隆进士纳之溶书联》、《巍山小围埂清真寺杜文秀书楹联选》（约清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六年，1850—1856年）、《大理杜文秀帅府楹联》、《腾越玉泉清真寺清真士庶献联》（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等。^〔45〕这些楹联，有的充满了穆斯林的文化气息，有的则反映出回民高深的汉文化修养。

（七）印　信

在云南回族形成的印章档案中，杜文秀大理政权的官印占了绝大部分。其中既有杜文秀本人所用的帅印，也有各种武职和文职人员的官印，这些印章档案为研究杜文秀回民起义和起义军建立的大理政权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清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杜文秀起义军攻占大理，建立农民政权，设官颁印。武职设大司、都督、将军、中郎将、翼长、领军、都指挥、先锋、统制等，文职设参军、参议、参政、主治、主政、主簿、行参、司务、首领、从事等。印信有金、银、铜、木质及包金、包银6种。^〔46〕从已知和现存的杜文秀政权官印来看，大理市博物馆藏有铜印7方，云南省博物馆藏有铜印28方，云南省档案馆存有铜印1方。这些印均为方形，印文是篆书阳文，字有刻有铸，左半面为汉文，右半面为阿拉伯文，亦有两种文字位置相反的。官印的印质与大小取决于使用者职位的高低，其大小从6至8厘米不等。云南省档案馆所存的一方为7.8厘米，印面左为汉字篆文“吏科参军”，右为阿拉伯文，意为“苏莱曼”，读音“苏勒伊玛乃”。苏莱曼是穆斯林男子的经名（教名），此名也是杜文秀的经名。背面铸有“甲子年造”（即1864年）及“永字第二百九十三号”字样。^〔47〕

二

云南回族档案史料，过去由于不受重视，缺乏研究，因而其价值并未充分显示出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回族档案史料的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它的价值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如关于我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的家世和身世，在《明史·郑和传》里记载不详，仅提到他是“云南人”，至于他的籍贯、出身、民族、原来姓氏、具体官职等等，均无从查考。直到20世纪初在云南玉溪发现《故马公墓志铭》，才得知郑和本姓马，系云南昆阳州（今晋宁县）人，回族，因“事今天子”，明太宗朱棣赐姓郑，选为内官监太监。使我们对郑和有了进一步了解。从碑阴题记来看，郑和“奉命”回归故里扫墓的时间是在明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闰十二月十二日，这段文字在过去的史书和方志中从未提到，所以，此碑足以补充和校正《明史》及其他有关文献记载的缺误。又如赛典赤、郑和家谱的发现，不仅将咸阳王赛典赤的世系上溯至三十一世祖阿拉伯圣主穆罕默德，而且记载着郑和曾祖父伯颜（即《马哈只碑》文中的“拜颜”）的长子米的纳（即碑文中郑和的祖父哈只）始封为滇阳侯，其子米里金（即碑文中郑和的父亲哈只）袭封滇阳侯，进一步证实了郑和的世系及其落籍于昆阳的缘由。再如清代的回民起义很多，对于这些起义，清代的官书中有不少记载，但是如果我们光看清代官方的记载，很难看出其中的真相，而回族档案史料往往能揭示出真正的历史事实。

近三十年来，云南回族档案史料的编辑出版涉及家族谱牒、碑刻匾联、历史人物、文化教育、经济商贸、社会团体、清真寺等专题，尤其是在金石档案、谱牒档案、印章档案、回民起义史料的编纂方面有重大突破和进展。

在金石档案方面，很早就有人注意，有人搜集整理，但成书者还不多见。近年有的地方正在搜集清真寺碑刻，并汇集成书，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现已出版的《中国回族金石录》（余振贵、雷晓静主编）选编了有代表性的回族碑记440篇，内容涉及2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云南的占51篇。《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答振益、安永汉主编）汇集了包括云南在内的南方八省区的回族碑刻、匾额、楹联等档案史料，是一部集南方回族石刻档案之大成的著作。《中国南方回族古籍资料选编补遗》（张菽晖、马建钊主编）补充了云南回族碑刻匾联11篇。

在谱牒档案方面，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的《郑和家世资料》收集汇编了近几十年来发现的《郑和家谱》《抄郑氏家谱·首序》，并将与郑和家世有关联的《赛典赤家谱》等篇附录于后，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赛典赤、郑和家世和身世渊源的研究，并加深了对这两位云南回族代表人物的认识。2005年推出的《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郑和遗事汇编》《咸阳世家宗谱——郑和家世研究资料汇编》等，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马建钊主编的《中国南方回族谱牒选编》收录了包括云南在内的南方八省区回族的家谱、族谱、宗谱等档案史料，是一部汇集南方回族谱牒档案较为全面的著作。

在印章档案方面，云南省古籍办整理的《云南少数民族官印集》收录了相当一部分杜文秀大理政权官印。在这些官印中，除一方是金质长方形印外，其余均是铜质方印，直纽。其中有的有年款、编号铭文，有的只有年款铭文，有的无铭文，年代最早的是1858年，晚的是1867年。^〔48〕此书是收录杜文秀回民起义政权印章档案较多的一本专集，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回民起义史料方面，《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刊载了杜文秀起义碑刻七件、杜文秀起义资料五件、杜文秀起义史料一组（共十九件，包括匾、联、诗文九件）、杜文秀起义史料辑^〔49〕，其中有些是别处看不到的珍贵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荆德新编的《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收录了档案抄件、原始粮单、尚存的城碑、墓碑、祠序，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信件，地方政府的呈报材料，当时及以后某些人士的撰写稿，还有英、法两位作者的见闻录和文稿^〔50〕，是一部较为全面的关于云南回民起义的档案史料选编。此外，还有《杜文秀帅府秘录》等。

由此可见，云南回族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已初见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回民起义史料为例，虽然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白寿彝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史学家已开始着手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迄今为止能看到的资料，基本上仍为清代的官修史书和满汉官员、文人的记载，而当时回族群众和起义者留下的资料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有关资料结构、来源上的不平衡，不仅使后来的研究者所能依据的只能是一面之词，也使回民起义中的许多人和事变得扑朔迷离，让后来的人们难睹其庐山真面目。结果在造成回民起义研究无法深入和拓展的同时，也必然导致其研究成果存在随意性和某些主观臆测的成分，形成各种分歧的观点和说法。为此，应开展一定的组织协调工作，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抓紧进行回民起义相关资料的拾遗、发掘和整理工作。据了解，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晚清档案中，在云南有关地方的各级档案馆中，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有关档案资料，如当时地方官员附奏的回民起义首领的禀帖、供词等第一手资料，在回族群众中也还有一些秘藏的文献、传说和其他口碑资料，此外，在国外还有不少可资利用的有关档案资料等。如能在档案的发掘、整理上取得进展和突破，则必定为今后的回民起义研究提供新的史料。

（原载《大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第二作者周铭）

【注释】

〔38〕马毅生.云南回族祈雨龙（铜）牌考说［J］．回族研究，1995（4）：89－91.

〔39〕李国文，昂自明，李孝友，杨光远，徐丽华，萧霁虹，盘金祥.古老的记忆——云南民族古籍［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78－81.

〔40〕蒋中礼.杜文秀起义碑刻七件［A］．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146－164.

〔41〕李国文，昂自明，李孝友，杨光远，徐丽华，萧霁虹，盘金祥.古老的记忆——云南民族古籍［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78－81.

〔42〕李国文，昂自明，李孝友，杨光远，徐丽华，萧霁虹，盘金祥.古老的记忆——云南民族古籍［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78－81.

〔43〕杨中一.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123－124.

〔44〕李国文，昂自明，李孝友，杨光远，徐丽华，萧霁虹，盘金祥.古老的记忆——云南民族古籍［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78－81.

〔45〕李国文，昂自明，李孝友，杨光远，徐丽华，萧霁虹，盘金祥.古老的记忆——云南民族古籍［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78－81.

〔46〕云南辞典编委会.云南辞典［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430.

〔47〕吴强.清代杜文秀大理政权官印［J］．云南档案.2002（3）：30.

〔48〕黄桂枢.整控江摩崖［J］．云南文史丛刊，1986（1）.庄为玑.古剌桐港（上册）［M］．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云南少数民族官印集［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59.黄志忠.“唐标铁柱”在漾濞［N］．云南日报，2005－7－14：9.

〔49〕昆明郑和研究会.郑和·历史与现实——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集萃［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41－142.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146－202.范忠俊.唐标铁柱与南诏铁柱［N］．云南日报，2005－8－4：9.

〔50〕外国传·柯枝［A］．明史（卷三二六）［C］．8442.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14.杨德文.《南诏仓贮碑》的发现与考释［A］．赵怀仁.大理民族文化论丛（第二辑）［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5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