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档案学的建构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族档案研究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取得了许多新成果。但时至今日，社会上对民族档案仍知之甚少，档案界也有人主张没有必要在档案的范畴内又细分出民族档案来研究，更没有必要建立什么“民族档案学”，这些观念和认识都影响着民族档案研究工作的开展。因此，民族档案学的当务之急是要实现自身的整合，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学科体系框架。

一、民族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民族档案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领域中少数民族档案和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民族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具体来说，它是以少数民族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民族档案事业和民族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不仅涉及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文物学、文献学、史料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学科，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而且还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内容涉及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现状和特点；档案机构、人才、法制、馆库、业务等各项基础建设；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数字化、网络化等。

民族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以民族档案事业为对象，是为宏观的研究，它包括民族档案事业管理的决策规划、组织协调、监督检查以及教育培训、科学研究、宣传出版、学术交流等方面；以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为对象，是为中观的研究，如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制度、机构人员、馆库建设以及业务管理、开发利用、社会服务等工作；以各个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少数民族档案为对象，是为微观的研究，包括某一具体类型、地域、民族的少数民族档案的产生形成、种类内容、性质特点、价值作用、数量分布、保存状况及其收集整理、保管保护、编纂公布等。

民族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少数民族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和民族档案事业这些社会现象，探索它们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要运用民族学的理论，拓展民族档案学研究的视角，使其研究更加深入；同时要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现实研究与超前研究、特色研究与趋同研究的关系；并且综合运用古籍普查、田野调查、口述史等方法收集资料；加强现代科技手段在民族档案研究中的应用；还有语言文字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民族史料学、古典文献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等相邻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学习和借鉴，但要防止生搬硬套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体例结构；力求使民族档案学研究有自身的特点，使之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工作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与民族事务、文化工作者相结合，整合资源、交换信息，共同合作研究项目，借鉴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方法与成功经验，从而逐渐形成民族档案学的研究方法。

二、民族档案学的特色化建设

民族档案学学科建设的特色化是什么？怎样实现特色化？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认为：在民族档案学的学科构建中，必须以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为指导，以档案人和各民族文化工作者的研究队伍为主体，把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档案学研究的成果和经验，吸收融化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管理工作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加以学习和借鉴，从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客观实际出发加以创新，使之系统化、条理化、规范化，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并形成一套科学的理论学说，以指导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实体管理和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就云南而言，民族档案学的学科特点体现在：首先是中国西南边疆的区域性特色。因为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的不同聚居区，均有不同的地域特征和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如滇西大理的白族文化、滇中楚雄的彝族文化、滇南红河的哈尼文化等。其次是民族性。云南有26个世居民族（包括数百个不同的支系），其中15种是云南独有的民族，至今仍保持着自己的古老文化。每个民族形成的档案史料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如东巴古籍与纳西东巴文化、贝叶经与傣族贝叶文化、彝文文献与彝族毕摩文化、白族档案史料与南诏大理文化等，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最后是各少数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解放前各民族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明显差异，反映在形成的民族历史档案上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因此，关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档案学的建设，迫切需要进行特色化的尝试。即始终坚持特色化建设的思路和途径，以档案信息化实践为契机，立足边疆、服务云南、面向西部、辐射全国，在学科发展中突出边疆和多民族地区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努力在民族档案学、西南古籍学、地方文献学、民族史料学、边疆民族地区信息资源管理学等教学和科研方面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实践证明，学科建设必须依据教学的理念、思想、目的、目标，利用现有的基础和条件，既要符合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又必须结合档案工作发展的实际，根据档案事业发展的需求，突出云南少数民族特色和边疆地区的特点，在全球一体化、学术研究多元化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弘扬先进档案文化，体现民族档案学的学科精神，即跨学科交叉，档案学与民族学结合，坚持民族性、实践性、批判性、创新性，立足于云南的资源和区位优势，遵循“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的道路，从实践建构理论，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推动有边疆民族特色档案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三、云南民族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展望

云南民族档案学学科建设已经起步。云南大学依托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在民族史研究领域优势明显的有利条件，较早开展了民族史史料学研究，并率先在中国民族史硕士点下设民族档案史料学方向，讲授“民族档案史料学”等课程，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也开设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硕士点开设了中国民族历史文献学研究方向。2004年，新增历史文献学博士点开始招收民族历史档案整理与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7年，新增的档案学博士点开始招收民族档案学博士生。更重要的是，国家民委发布的《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和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战略的实施，为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开发利用和调查、保护、传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的普查、抢救、发掘、整理、翻译、出版工作硕果累累，成绩喜人，相继出版了《云南民族古籍丛书》《大理丛书》《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国贝叶经全集》《彝族毕摩经全集》《云南史料丛刊》《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等一大批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精品，在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民族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内在推动力。

云南民族档案学学科建设虽已起步，但仅仅是一种尝试，还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提升与创新，以丰富这门学科的知识和内涵。

一个新兴学科的建构，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从目前来看，民族档案学的建构尚属任重道远，它有赖于长期、大量的实践才能趋于成熟和完善。针对该学科的研究现状，今后的民族档案研究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继续深化既有的研究领域和拓宽新领域，这是使该学科得以继续发展的前提；提升该学科在档案学与民族学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让该学科成为一个重点学科；积极参与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八项工程”和信息化建设。民族档案学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只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成为一门有价值的学科。

其次，加强“民族档案学”精品课程建设，逐步完善课程教学体系；建立信息网络，提供教学和科研信息；培养学科带头人，形成学术创新团队；围绕课程设置组织编写既有学科特点，又有创新内容的教材，将研究成果融入教材、教学中，融入研究生培养中，努力提高民族档案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再次，对关系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全局的一些热点、重点、难点等战略性问题，引进并实施“课题负责人”制度，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集体智慧，集中优势兵力协作攻关。如当前应着重探讨如何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和民间艺人档案、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收集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有声资料和建立健全可供学习、研究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库、如何建立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如何建立少数民族文物资料数据库、如何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文献和民族古建筑保护工程档案资料、如何加强少数民族重点、濒危、珍贵档案的抢救修复与特殊保护、如何对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的档案工作进行帮扶、边疆民族地区如何结合实际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如何制定和完善民族档案抢救保护的应急预案等课题。

最后，虽然云南民族档案学研究在全国占有一定优势，但也存在着缺乏档案史料的困难。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大都以综合的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融为一体的形式口头流传在民间。有的民族虽然发掘出一些史料和文献，但还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特别是有关的学术专著更感到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十分珍惜和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气，将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逐步对流传在民间口头的活材料进行调查、记录，当然这还不够，还有一个资料的清理分类和真伪鉴别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原载《兰台世界》2009年第3期，第二作者魏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