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人民对南宋社会的贡献

一、经济上的贡献

南宋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相同，其中，生活在山区的瑶、黎等少数民族，因为地旷人稀，土地瘠薄，在陡峭的山坡上很难施肥，只有草木灰能就地取材，便因地制宜地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进行耕种。这种耕作方式看似非常粗放，但只要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尚不是很低。据南宋人张淏谓:“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侯其成灰，即布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也。”^[59]

至于居住在广南西路静江府(广西桂林)一带的壮族人民，因为那里土地比较平坦，又有灌溉之利，故农业生产以种植水稻为主。北宋淳化年间(990—994)，由太子中允武允成所创造的踏犁，到南宋时已传入广西。壮人以养牛不易，特别爱惜之，为不欲其多劳，在耕作时，先用踏犁以翻土，然后驱牛平土，凡四五人力可以抵牛耕一天。到宁宗朝时，詹体仁知静江府，劳农时察看田器，以为:“是薄而小，不足尽地力，且无沟畎，何以行水?”于是“更造农具，取水法物，别为图授之”^[60]。自此，那里的耕犁有了显著改进。壮民在种植水稻时，破土点种，不移秧，不施肥，不耕耘，坐等收割。这里的气候温和，全年都可以耕种、收获，“故无月不种，无月不收”^[61]。加之广南地区“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62]，这在客观上是造成他们不用精耕细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尚处于相当粗放的阶段，但经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山区和边陲的农业生产还是获得了缓慢发展。人口也日益繁衍。宋元丰六年(1083)至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荆湖南路的主客户从八十一万一千零五十七户，增至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二百零二户;广南西路的主客户从二十四万二千一百四十九户，增至五十二万八千二百二十户。一百四十年间，两路的户数分别增长了半倍和一倍以上^[63]。上述两地所增长的人口，虽然并非都是少数民族，但随着长期的民族融合，成为“熟户”而负担赋役和编户的少数民族之人一定不会少。

广南西路是南宋境内棉花种植最早的地区，也是我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发源地。这种当时人称吉贝的棉花，在广南西路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地区广泛得到种植。吉贝有草本和木本两种:草本吉贝就是棉花，它广泛用来织布;木本吉贝即木棉，纤维直而耐压，不能纺纱，一般用作填料和枕芯之用。据南宋人谓:

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棉花]代丝纻。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日慢吉贝;狭幅粗疏而色暗者，名日粗吉贝。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织，则多品矣:幅极阔，不成端匹，联二幅可为卧单，名日黎单;间以五采，异纹炳然，联四幅可以为幕者，名日黎饰;五色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者，名日鞍搭;其长者，黎人用以缭腰……

又谓:

瑶人以蓝染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镕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瑶人若也。^[64]

从中可知，南宋时候广南西路少数民族生产的棉织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已经使用了蜡染法，说明当时的手工纺织、印染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黎族，妇女从事纺织，他们还将从汉人处获得的彩色绸帛拆取色丝，与棉花一起挑织为军幕，或纯织吉贝为布，“与省民博易”^[65]。当地棉花的种植和棉纺织技术，在南宋时候开始传入福建等地，以后又在全国各地推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一般百姓的衣着用料。

广南西路经济作物中另一个重要生产部门是苧麻的种植和纺织。早在北宋中期，“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苎尔”。苎麻所种与桑柘不同，“既成宿根，旋擢新干。侯枝叶裁茂则刘获之，周岁之间，三收其苎。复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离田畴，即可纺绩。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钱，盖织者众，市者少，故地有遗利，民艰资金”^[66]。但是，在南宋政府的鼓励下，那里的苧麻种植和纺织还是得到发展，故到南宋理宗朝，仅桂(广西桂林)、昭(广西平乐)二州每年就“产布九万二百匹有奇”^[67]。海南又盛产香料，有沉水香、蓬莱香、鹧鸪香、笺香等多种，品质甚优。“大抵海南香气皆清淑，如莲花、梅英、鹅棃、蜜脾之类，焚香一博，投[少]许，氛翳弥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烬气亦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范成大将海南的沉水香与来自占城、真腊等外国沉水香作了比较，认为舶香“不及海南中、下品”^[68]。南宋荆湖南路、广南东西路的水果，以“子”名者多达一百二十种，大部分为北人所不识，识而可食者就有荔枝、龙眼、馒头柑、金橘、绵李、石栗、乌榄、椰子、蕉子、波罗蜜、柚子等五十七种，这里可谓是我国水果之渊薮。^[69]

广南西路还有一些手工业生产也颇具特色。“雷州铁工甚巧，制茶碾、汤瓯、汤匮之属，皆若铸就”。“比之建宁所出，不能相上下”。“梧州生铁最良，藤州有黄岗铁最易[融]”。梧州铁经融化后，“则如流水然，以之铸器，则薄几类纸，无穿破。凡器既轻且耐久。诸郡铁工煅铜，得梧铁杂淋之，则为至刚”，被时人赞为“天下美材”。^[70]

二、文化上的贡献

南宋境内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他们创作了不少优美动听的音乐，发明了不少乐器。史载:“(南宋)广西诸郡，人多能合乐。城郭村落祭祀、婚嫁、丧葬，无一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乐相之，盖日闻鼓笛声也。”^[71]特别要指出的是，宋初循唐旧制，朝廷设置教坊，从事音乐舞蹈的创作和演奏，共分四部，人数达三百人，多请少数民族之人为乐师。进入南宋，“教坊迄弛，不复置”^[72]，原来的教坊乐师，有的进入浔州(广西桂平)地区，“教土人合乐”，直到南宋末年，尚“能传其声”，使唐、宋以来的教坊乐获得部分保存。

至于由少数民族人民创造和使用的乐器，更是形形色色。“瑶人之乐，有庐沙、铳鼓、胡庐笙、竹笛”。其中，静江腰鼓非常有名，它的本体用窑烧成，鼓箍用优质铁煆成，以大羊皮为鼓面。“合乐之际，声响特远，一二面鼓，已若十面矣”^[73]。除瑶、壮族外，南宋时候的黎、彝、白、羌、僮、土家、畲等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有自己的音乐、舞蹈和乐器，只是史书缺载而已。总之，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虽然比较落后，但他们有着自己特有的艺术才能，这对推动南宋乃至后代中国音乐、舞蹈的发展功不可没。

三、军事上的贡献

南宋以少数民族人民参加的武装，有土丁、峒丁、寨丁等多种。土丁为乡兵之一种，其中包括荆湖路义军土丁和弩手、夔施黔思等处义军土丁、广南西路土丁、广南东路枪手、邕钦溪峒壮丁等。他们或选自户籍征召，或来自土人应募。“盖溪洞诸蛮，保据岩险，叛服不常。其控制须土人，故置是军”。土丁虽非完全由少数民族之人组成，但其中不少人来自“溪峒归投”^[74]。土丁除各级将佐由政府供给衣着、食盐、米麦、缗钱以外，一般土兵仅蠲免徭赋而已，所以国家的负担相对较轻。战时，土丁或代官军出证，或配合官军行动。鼎、澧、辰、沅、靖五州，以地接溪峒，早在北宋熙、丰年间，就在那里置刀弩手，共计有土兵一万三千人。他们“散居边境，教以武艺。无事则耕作自赡，有警则集而用之，最为利便。后全军调发应援河东，或死或亡，其法浸废”^[75]。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应湖北经略安抚使王庶奏请，于澧、辰、沅、靖四州重建土兵，以闲田共招刀弩手三千五百人^[76]，以维持当地治安，并抵御金兵入侵。

峒丁、寨丁等，则皆由溪峒百姓组成，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有事出征，听命于本族大小首领，战斗力一般较汉人为强。特别是邕州溪峒之民，“无不习战，刀弩枪牌，用之颇精”，谓之“田子甲”。因峒丁耕种溪峒首领的土地，成为他们的甲士(实为家奴)，故有是称。在“靖康之变”时，“峒兵有勤王者”，在当地一直成为美谈。南宋人以为:“正使今日有疆埸之事而用之，当必有功。”^[77]

南宋立国后，北方军马来源断绝，广马和川、秦马便成了军马的主要来源地，每年到两地购买的马匹都有数千匹至一万余匹不等。川、秦马数量虽多，但“例皆低小瘦瘠”^[78]，却路途遥远，输送比广马更为不便。宝庆三年(1227)，关外四州尽失，秦马来源告罄。不久，蒙(元)大举入侵四川，川马也再不继，于是只能依靠广马。

每岁主管机构确定买马数量后，在邕州的广西经略司即将任务下达至昭(广西平乐)、贺(广西贺县)、藤(广西藤县)、容(广西容县)、高(广东茂名)、雷(在广东海康境)、化(广东化县)、钦(今属广西)、廉(广西合浦)、宜(今属广西)、柳(今属广西)、融(广西融安)、贵(广西贵县)、浔(广西桂平)、郁林(广西玉林)等十五个州，命各州郡将出卖的马匹集中到横山(广西邕宁)进行互市。马匹在那里经博买后，政府派出使臣三十三人，前来押马。“常纲马一纲五十匹，进马(按:指出格马)三十匹。每纲押纲官一员，将校五人，医兽一人，牵马兵士二十五人。进马纲则十五人，盖一人牵二马也……既领纲，则自横山七程至邕州，又十八程至经略司公参，呈验纲马。经略司覆量尺寸，加以火印，养之马务，以观马之羸壮，体察押马使臣之能否而进退之。遂再分纲责领，发往行在，或江上诸军交纳”^[79]。足见南宋政府对采购军马之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广马在南宋军事上的重要性。

南宋建立之初，金兵虽数次南下，但基本上没有到达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加之北宋末年以来，各地土丁已名存实亡，因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在抗金战争中并没有发挥直接的作用，以进行有效抵抗。但是到了南宋后期，情况发生剧变:一是蒙古推行“斡腹之谋”以后，蒙(元)军队由广南西路北上，广西、湖南顿成前线。二是元军开始大举南下，战火已遍及南方各地。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枢密院曾提出了一些防御措施:以广右兵力单薄，“于是有增新军之请”;以广右粮饷匮乏，“于是有科降和籴之请”;以广右城池卑浅，“于是宜、邕州有修筑城池之役”。此外，尚有“辑约溪峒，团结民丁，备器械，练士卒。前后枢府经司条陈规画，委曲详尽”。淳祐九年(1249)冬，李曾伯出任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兼广西转运使，他对枢密院以前所提出的有关措施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家事力不济，有的“仅可随宜而措画，岂敢过有于作为”，而最为担心的是“兵力太弱，不能自强。非但为敌寇窥闯之防，亦欲为诸蛮控制之计”。于是李曾伯向理宗上御边五事，特别强调依靠少数民族人民守边的主张，他说:

所谓团结民丁，则沿边民丁之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为多。先儒所谓养兵数百而获十万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时边州纪纲修明，号令信服，乃得以疆理之，虽其说如此，盖未尝用之也，况今时异而事不同也……大率出于省地者，以家业充丁，或老弱，或冗杂，未免备数。出于溪峒者，多习于战斗，如药箭，如标枪，皆其所长。此近年民丁见于已行者也。臣抵此雖未久，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严行下，属以邕、宜两郡守，皆时更易，难以责之措置。融守谢图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农隙，教练民丁，已即从其所请……臣欲且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经司之旧籍。若溪峒，则谕令首领，遵守成规，布恩信以示抚绥，葺险隘以作堤备。民丁则因其名帐，常加核实，以强壮而补老弱，自闲暇以加训练……^[80]

可是，李曾伯席不暇暖，在翌年三月即被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他“团结民丁”的计划，恐怕也随之无疾而终。宝祐六年(1258)正月，李曾伯虽然再以广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历时二年半，但已看不到他在这方面有什么大的作为。

尽管如此，在蒙(元)入侵南宋时，部分溪峒峒丁和土兵还是积极参加了南宋政府军的抗元斗争。如德祐元年(1275)二月，文天祥自江西起兵“勤王”，“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81]，很快就组成了一支一万余人的军队，赶赴临安救援。虽然人们不知道这支“勤王”军队中有多少来自于少数民族之人，但成军如此快速，“溪峒蛮”一定不会少。前面已经提到，德祐元年七月，李芾奉命守卫潭州(湖南长沙)，原潭州驻军早已全部开往前线，元军游骑已进入距潭州仅一百余里的湘阴、益阳等地，形势万分危急。李芾仓猝间所招募的民兵，尚不足三千人，“乃结溪峒蛮为声援，缮器械，峙刍粮，栅江修壁”^[82]，开展了英勇顽强的保卫战，历时达半年之久。南宋末年，刘子荐知融州，陛辞时，度宗对他说:“广郡凋瘵，赖卿抚摩。”刘子荐答曰;“臣当推行德化，以安其民。”德祐二年(1276)十一月，元军至静江府，权经略使马塈“遣子荐提徭兵药弩手守城东门”^[83]。此处的“药弩手”，就是用毒药涂在箭头上用以射击敌人的弩手，这可以说是少数民族中特有的武器^[84]。后来，刘子荐也英勇不屈而死。又据史载:景炎二年(1277)七月，“张世杰以元军既退，自将淮兵讨蒲寿庚。时汀、漳诸路剧盗陈吊眼及许夫人所统诸峒畲军皆会，兵势稍振”。说明即使到南宋灭亡前夕，仍有不少畲族人民参加了张世杰所领导的抗元战争。

总之，少数民族在南宋抵御外敌入侵方面，根据自身的特殊条件，也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