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对民族档案史料学的贡献

方国瑜对民族档案史料学的贡献_民族档案研究与学科建设

方国瑜先生（1903—1983）是20世纪云南最杰出的一位学术大师，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他毕生致力于云南史地文献、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和公布，开拓奠基了云南地方文献学、云南民族史料学、西南边疆史料目录学、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为构建民族档案史料学的学科体系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由于方先生是一个史学家，所以他并不是有意识地提出民族档案史料学的思想，但在他长期从事云南档案史料收集、整理、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因此，他的民族档案史料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民族史料观上，特别是在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领域提出的原则、方法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一、方国瑜对民族档案史料学的研究

（一）揭开纳西象形文字及东巴经典的神秘面纱

方先生于1933年回乡实地详考，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桥头、鲁甸、巨甸等地，搜集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分为人事（又细分为称谓、服饰、居住、用具、家教、行为、形体等）、自然（又细分为水族、兽类、昆虫、植物等）、形状（又细分为状态、事物、颜色、数名等）三大类。他虚心向和宗道等著名大东巴求教，请不同教派的三位东巴写出单字卡片及标音字汇，分别逐字批记音读和词义，经初步整理后又请东巴教门长老和士贵校定文稿并作补充。后又到南京师从赵元任、李方桂先生学习语言学，在此期间制定了纳西族音标，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注音，先编象形文字和标音文字卡片，再编字汇，不仅翻译了用东巴文记录的纳西传说《人类起源》及若干经书，还搜集了大批字音、字形、字义的资料并初步整理，于1935年编成初稿，暂定名为《么些文字汇》。此后几经周折未能付梓，其间又四易其稿，历经45年，直到1980年才改名为《纳西象形文字谱》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书中对1340个象形文字及222个派生字（词）逐字作了标音解说，同时收录了582个标音字及2000多个常用词汇，在大部分词下还注有象形文字标号及读音。此书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科学、翔实的纳西象形文字字典，使东巴象形文字这一罕见的世上唯一存活的古老文字得以流传至今并推向世界，功不可没。方先生也因此被西方学者尊称为“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二）打破修志将《金石》列于《艺文》之传统，将其独立为一门

方先生强调金石之学，非所以供玩赏之物，而是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更用以补充史料之遗缺，所以不能崇尚古代而贬低近世。他参与编修的（民国）《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子目打破编修地方志将《金石》附属于《艺文》的传统，将其改为独立列为一门，并且一反前人厚古薄今的好古偏见，在不遗漏远古金石档案的前提下，着重充实了明、清两代的碑刻，不仅广搜博采，而且详加考证，训释间有断烂残缺者，亦照原文列入，以供参考。云南石刻居多，金鼎较少，铜鼓塔铭、摩崖造像之类于史事有关者，均被补入。另外如法帖，滇人佳作甚多，亦被列入此门之末以存之。对特别重要的文物，每一件都影印图像、备录文字、广收题跋；较次要的文物，则录文字与题跋；再次要的文物，就只节录文字。若时代较近，又不太重要的文物，则仅录其目而已。^[1]对元代以前确有之金石，一般每记一篇，必先把碑、塔、造像之概况（长宽多少、刻字几行、行字几个、何种字体、现存何处）用一行小字精确表述，然后把碑记之原文如实照刊，残缺之字用空围号“□”代之；其次，把编者考证之文用按语附上，有的还把不同考证之跋语一并附上，以供鉴别；再次，有的还引用外国学者之作以为附录，这也是旧志所没有的先例。而对于它书虽有记载，但实际未获之碑刻铭记，则把它们归在一起，冠名“待访”以统之。今虽未获，但仍按原文考其原委、纠正错误，以便后人继续查考。^[2]这些方法都突出体现了这部巨著既囊括旧志精华，又在内容和体例上大胆创新的特点。这一编纂思想从方先生写的一段书评中可以看出来，他对李根源《云南金石目略初稿》一书评价道：“前人所作金石书录，以古为贵而贱后代，此好古之偏见也。李先生《景邃堂题跋》卷二《跋大理崇圣寺碑》，讥王昶、钱大昕、阮元诸人鄙视元、明碑刻之失，乃说：‘金石之学，非所以供爱玩，将补史志之缺，如以元以来碑不足道，则元以来史不足讲乎！’此卓识之论。所编《云南金石目略》，著录元明清石刻及器物至二千三百种，有见地之作也。”^[3]

（三）区分档案史料为“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

方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打破传统的“记载滇事之书”和“滇人著述之书”的区分，将两者合并为“文献资料”，又将“金石文字”改造为“文物资料”。“各段文献资料分类，各以内容，不求一律，文物资料不分类，约以时序录之。”^[4]每类分时期纂录，又各分若干细目。各卷细目次第根据资料内容不同而列目次不同，以反映历史发展的趋向，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方先生试图从文献编纂学的角度拓宽史源学的研究视野，提出了“纂录之书”与“纂史之书”的差别^[5]，尽管没有展开具体论述，却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四）独创“概说”的新体例

“概说”是方先生独创的新体例，他自谦地说：“著录文献、文物名目，略作说明，前人之作，有称叙录、解题、提要、题记、题跋、概论等，今称‘概说’，意为大概说说，不计详略，不拘一格，结合史事，发抒意见。”^[6]“概说”的内容一般包括“书名的确定，伪书的识别，史事的年代及若干虚构史事的考校，史料的阶级内容、使用价值，甚至部分古籍字句的比勘等”^[7]。方先生“概说”档案史料，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史料的出处，二是前人的评价，三是本人的议论。论述史料的出处，着重说明史料的来源，以确定史料记载的实际价值；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详细罗列，并时加评说，使人一目了然；作者的议论，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常见新意，多有发明。由于方先生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全面分析评价档案史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评论能够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做到“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

（五）主持编纂典垂后世的《云南史料丛刊》

为了给云南学术发展提供厚重的史料基石，方先生于1966年开始主持大型史料集《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工作，不料刚起步就因“文革”爆发而被迫中断，直到1978年才又重新恢复这项艰巨的大型文化建设工程，直至1983年去世，共编纂油印60辑，约800余万字。方先生去世后，徐文德、木芹、林超民、郑志惠老师秉承方先生的遗愿，历时20余年，终于完成了13卷、约1300万字的《云南史料丛刊》编纂工作，并于2001年8月正式出版。此书以“竭泽而渔”的方式将先秦至清代（19世纪以前）有关云南的各种文献史料网罗殆尽，鲜有遗漏。除二十五史中所有涉及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专篇和散见于各部分的单条资料外，还系统收录了各个时期的诏令、奏议、文集、传记、年谱、笔记、杂录、地方志、旅程记、见闻录等，并分别按年代收录各时期的金石文物题跋。书中选编的每篇史料，不论专书、专篇或专条，均依据原书善本逐一标点校勘，或辨伪、或辑佚、或考订，务求精确细致；在收入的每一篇（部）史料正文之前均有方先生所作的“概说”，正文之后有纂录整理者所作的“后记”，介绍著述经过，评论长短得失，以备参考。“概说”考察史料的来源和社会性（阶级性），“结合史事，发抒意见”；“后记”则对史料的版本流传、鉴别和选择做出说明，同时对“概说”中言犹未尽之处做适当的发挥和补充，两者互为照应，相得益彰，真正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六）提出了档案史料的编纂原则

在《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原则方面，方先生提出了“搜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的思想，即史料搜集要广搜博取，竭泽而渔，防止遗漏，务求完整周详；原文纂录要标点校勘，辨别真伪，辑佚考订，务求精确细致。经过整理汇编出版的档案史料，力求做到“使研究者信得过，用得上”“得此一部，众本咸在”。对于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者来说，《云南史料丛刊》无疑将云南古代档案史料的编纂、校订、考说工作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既是一部迄今为止收录云南史料最多、最系统、最可信的一部大型史料工具书，也是一部超越前人、少数人出力、多数人受益的档案史料汇编，真正体现了方先生提出的上述编纂原则。

二、方国瑜的民族档案史料学思想

（一）注重文献资料的搜访和评议

方先生认为“前人因阶级偏见，不正确对待历史资料，任意窜改，以至意图销毁”。从而得出结论：“自来史家之阶级偏见，对待史料，其不惬意者，或加以窜改，或存而不论，或抽毁销毁，往往有之，《飞龙桥碑记》横遭此厄，乃其一例。搜访史料之不易，类多如此也。”^[8]除史料搜访困难外，还有因史料来源、作者意图和立场不同而造成对史料评价的困难。如《滇游日记》条载马嘉理案，他指出：“此案虽多见诸档册，要为官样文章，不尽可信。”^[9]又如《禁革土司贽礼陋规碑记》是为禁革文武官员索取土司财物及接收土官贽礼的陋规而颁布的一份文告，在考说此碑时，方先生评曰：“此碑文禁革陋规，即因流官苛求，土司奉承，此类事见于记载者甚多，功令禁止之文告亦甚多，此为例行故事，可供参证。”^[10]又说：“碑文曰：‘每一官至，动费银六十余金。’等于正额，而土司苛派人民则更甚。当时煌煌功令，禁止苛削，亦无济于事，视为官样文章而已。”^[11]除官样文章外，方先生认为对当事人口述或执笔的史料也不应尽信盲从。他举李鸿祥口述的昆明辛亥革命资料为例，记述了“亲闻之一事”，以见评议史料之难：在1943年的护国纪念日，昆明报纸刊载了《护国元老回忆录》，其中有李鸿祥口述，自夸其护国有功。当时就有知情人指出：李鸿祥是云南护国运动中最凶恶之敌对分子，而今却自称护国元老，奇哉怪哉！数年后有人为李鸿祥编写年谱，又大书其在辛亥革命护国首义中的功绩。后来中科院历史所编辑的《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中，也收有1957年李鸿祥口述的《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方先生认为“惟此人口述，未必可信”。并评论道：“自古以来史料，今所得者，大都出自剥削阶级之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考校者，往往以当事人第一手资料为可信，安知私心自用，无中生有，犹言之成理，以自欺欺人，百无一是者，逐处皆然。考究史事之有无是非之间，只凭现象列论，无有不受欺骗者。”^[12]方先生的记述和评论，可谓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当事人执笔的史料，由于“各自表功”“私心自用”，确实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因此考究史事者，当严谨慎重，要做深入的辨析研讨，以求挖掘出隐藏于文字背后的内容。

（二）重视民族档案史料的考订和鉴伪

方先生高度重视“考究史料的来源、流传，辨别抄袭、窜改、真伪，分析史料的社会性，以及史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13]。他认为：有关云南的历史资料“一是少，二是不确，三是大都被歪曲。这些资料都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需要服务的。……今天我们使用这些资料，首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加以批判审查，剔除那些歪曲历史的糟粕，对于其中的精华，也必须依据当代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和科学的最新成果来进行检验，以确定哪些是有益于人民革命事业的资料，哪些是真实的，是符合于历史本质的，哪些是无益和有害的。不加批判地把历史资料全盘接受下来并加以宣扬，只会被古人牵着鼻子走上邪路”^[14]。即流传至今的云南历史文献和文物资料不仅为数甚少，而且历史记载中被篡改、诬蔑、歪曲的历史事实甚至捏造的史事比比皆是，文献资料中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记载更是存在着歪曲事实、诬蔑诽谤、以讹传讹、语焉不详等问题，因此特别需要考订和辨别资料的真伪，以确定文献史料的真实可靠性。又说：“因历史陈迹（文字记载与实物）存在甚少，其存者大都出自统治阶级之手，歪曲、捏造者逐处有之，考订鉴别非易事。”^[15]

方先生把史料的考订和辨伪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探寻史料的来源，即从宏观的史事记载上考证史料的来源，并不局限于细枝末节上的文字差异；二是考究史料的流传情况，即辨明史料流传过程中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三是仔细鉴别史料的真伪，即探寻史料是否经过刻意篡改而发生文意的改变。他说：“其来源过程，有在史料本身已说明，亦有未具，则当多作考究。……史料之来源必先考究，而后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仅考究史料来源，亦当明其流传。在长时期中，辗转传抄、翻刻，以及注解、评论，见于各家著录（史志、收藏）之传本，知其大概。而各本文字有讹夺、点窜，解说有曲直、异同，当恢复其初文、初意，此亦繁重之任务。”^[16]在他看来，史料的流传有两种形式：一是辗转传抄、翻刻的不同版本；二是流传过程中各家的注释、评论。通过考寻史料来源及流传过程，最终达到“恢复其初文、初意”的目的。“初文”即通过版本校勘，从字面上恢复史料的原貌；“初意”即追寻史料要表达的最原始的含义，剔除流传过程中不当的注解或评论，清理前人对史料的“过度诠释”。

（三）注意搜集、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金石档案

方先生认为，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历来不受封建士大夫的重视，在旧的文献著述中只限于“蛮夷之邦”等肤浅认识，所以对它的历史研究仅靠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重视金石档案的研究。为了充分利用金石碑刻来考证少数民族历史，方先生十分注意从各种途径搜集、整理和研究有关少数民族的金石档案，以拓宽民族档案史料领域。为此，他于1940年编纂了《云南金石考》，搜录前人题跋，并逐件自撰跋文，编成前期五卷、中期六卷、后期元代四卷、明清两代五卷，共计二十卷，约70余万字，所收金石文物资料较前人著述更为详备。其后又多次修改补充，充分吸收和利用了新中国成立后云南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及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科学成果，进一步扩大了搜集文物史料和民族调查资料的范围和视野。《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则充分体现了方先生一贯坚持的文物资料与文献资料并重的思想，对云南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碑碣、摩崖、塔铭、经幢、金石文字等多给予收录和介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史料。作为丽江的纳西族，方先生十分注重对家乡金石铭文进行考察、搜集、整理和研究，早年曾写下《奇文摩崖》《石鼓碑记》等杂记，集成《丽江访古杂识》一书（稿本）。迄今发现最早的纳西族标音文（格巴文）字迹，就是方先生于1934年在丽江五区上桥头村古吊桥北半里路旁发现的，是明代万历十七年（1619年）用格巴文、藏文和汉文合写的题铭摩岩，从内容上看当是修路架桥的纪念之作（此摩崖后因修公路被炸毁）。中甸白地阿弥灵洞的洞壁有许多墨书的象形文，文字繁杂，且多漫灭，识者多不可晓。方先生考察后认为，这是“各地东巴教徒认为圣地，到此朝拜”时留下的题识。对人称“滇西北第一大碑”的《石鼓碣》，方先生考证后认为：“丽江现存刻石，莫先于此，明清诸家志书所未著录。”对纳西族在历史上形成的许多喇嘛文墓碑，方先生研究后认为：“么些族尚刀巴教，以地近吐蕃，喇嘛教颇占势力；土司木氏，盛于明，多留遗迹，唯宗教以喇嘛教为最多……且所见骨灰朱书，采喇嘛文，立墓碑亦多刻喇嘛文，有多至数百字者；则墓葬由喇嘛教主持，此为可知者也。”^[17]

（四）注重考证史料的源流和真伪，确定史料记载的实际价值

方先生注重探寻史料的来源，辨别史料的真伪，分析史料的价值。他指出：“研究历史科学要阐明本质，而要探索历史真相，必须狠抓基础，才能有所成就。云南是中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内外关系复杂，自来被反动统治者歧视，资料既少且不真实，更有待于深入分析批判。”^[18]又说：“因云南地处边陲，且少数民族杂居，长期遭受反动阶级统治；由于‘异内外’、‘夷夏大防’之说，施行所谓‘内王外霸’的大民族主义政策，且各部族统治者之地方民族主义，时有争端。由于阶级关系与社会经济紧密联系，发展延缓，长期处于落后阶段。所得历史资料既奇缺，且大都诬蔑，必须严格批判，阐明真实历史，为史料工作之迫切任务。”^[19]因此要“着重探索史料之来源及时代背景、作者之思想观点、史料之阶级内容及其使用价值，进行分析批判，提出粗浅意见，供云南历史研究者参考”^[20]。方先生通过对史料的来源、流传进行认真考究，对史料的真伪进行仔细鉴别，以确定史料记载的实际价值。如对于樊绰《云南志》的史料价值，前人有不同意见，有人以樊绰没有亲自到过云南而贬低其书价值。方先生以其严密有据的考证指出：樊绰《云南志》中之大部分材料，为其亲历目睹之记录。樊绰采录袁滋的《云南记》，而《云南记》又转录自南诏文臣之原始记录，因此这部书大体保留了南诏的第一手资料。并指出：“大抵樊绰抄录前人成文，保存史料，而有错误者，当从资料来源考究，恢复原始资料之旧文，然后分析批判，始为有用。”^[21]他从寻考史料来源入手，经过考证认为“凤文依善庆书而修润之，兹取二本相校，相差无几也”^[22]。辨明康熙年间董善庆作《云龙记》，乾隆年间王文凤任云龙知州时，取此书稍改字句，名《云龙记往》，题王文凤撰。章学诚又取王文凤稿本，自称节录王知州《云龙记略》而将其收入自己的《章实斋文集》卷八中，其实并不是节录，而是全文抄录。

（五）强调史料的来源和社会性（阶级性），力求阐明历史的真相

方先生强调史料的来源与史料的阶级性：“其主要则有二事：一为史料之来源，一为史料之阶级性。”^[23]关于史料的来源，方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批判的研究史料，要从说明史料来源入手，明确史事之时间、空间、环境与撰人之活动，而后确定史料之历史意义，阐明历史实际。”又说：“明其来源，始可确定历史意义，进而批判分析，阐明历史真相也。”^[24]为此需要综合运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史源学、文字（语言）学、金石（器物）学、年代（谱录）学、图书（文献）学等专门科目来研究史料、考说史事。对于史料的阶级性，方先生认为，“更重要者，则为洞察史料之社会性，即阶级性。盖所有资料，都有其意图，无不打上阶级烙印，须批判分析，予以深刻解释，揭露其政治倾向与实际目的，结合历史实际，作适当分析，提出问题，才有助于研究历史”^[25]。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提出“批判地研究史料”，坚持以阶级分析法考说民族档案史料。他说：“新老帝国主义，利用封建统治之反动观点，沆瀣一气，且别有用心，更加夸大，当严厉驳斥。应先严格批判封建统治反动观点，加以澄清，而后正确阐明真实历史事件，此为批判研究云南历史资料之首要任务。在反动封建思想统治时期，广泛流行之各种史料，批不胜批，唯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掌握历史科学武器，则在善于读书也。”^[26]在强调档案史料来源和阶级性的基础上，方先生结合其他文献和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评判，力求阐明历史真相及事实经过。他在附说《元和册南诏印》中，据历史事实批驳了法国伯希和“以南诏为专用之地名，置于中国之外，意图割裂中国历史，为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提供历史根据”的论调，并指出“汉朝以益州郡为政区名号，唐朝以云南安抚司为政区名号，而滇王与南诏则世袭世职。不得为地名也”^[27]。“然‘云南王’为地方官职，与其他地方官职之政权在形式上有差别，而同为国家版图之内，有完全主权则毫无区别，不容加以歪曲者”^[28]。《宋史》把大理国列入“外国传”，南宋儒生臆造“宋挥玉斧”的典故，朝臣上书中建言：对宋向西南买马一事要严加防范。方先生依据昌悫《议买大理马》、杨佐《买马记》、郭松年《大理行记》等历史文献和大量文物考证，从分析宋朝所处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入手，阐明这是因为宋王朝势力微弱，不能经营云南之故，但宋王朝不等于中国，不能把大理国排斥在中国之外。宋时西南与内地加强联系，是历史发展之必然，势不可当，仅以贩卖大理马一事即可证之。

（六）扩大档案史料范围，丰富史地研究材料，并慎选慎用史料

方先生在长期从事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档案是编史修志的重要材料。他说：历代编纂的地方志书“所依据的资料为档案、家谱、史书、地方文献、笔记、古器物、碑铭、实地采访的风土记录等”^[29]。元人李京撰《云南志略》时，“获见大理图籍及元初政事的书文典册”^[30]。他还意识到仅仅依靠正史记载或者官方史书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深入挖掘各种文人著述、奏章文集、笔记杂录、旅行记、见闻录等来补充、印证历史。他所说的史料已超出了史书的范围，是指包括一切历史记录的文献，从而把古代历史记载从史部扩大到集部，以及所有的历史文献资料。这就扩大了档案史料的搜集范围，使传统的档案史料编纂研究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方先生还提倡在研究中引用金石、文物等实物材料来印证历史，但也不能完全依赖和选择实物史料。因为实物史料亦有不足，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比较少或者比较简略。因而对实物史料的利用也应慎重，应与历史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资料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印证和检验。此外，他还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当事人执笔或口述的史料，认为当事人执笔或口述的史料本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但因执笔者或口述者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看法、态度不同，立场、观点不同，往往各持己见，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反而给利用者造成更大的混乱。因此要慎选慎用档案史料，以期较为准确、全面地认识客观事实。

方国瑜先生虽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档案学家，但是他一生严谨治学，注重对民族档案史料的搜集、考证、鉴辨与运用，批判地对待与分析档案史料，提出了许多独到和精辟的见解，极大地推动了云南史地研究的发展，也给与史学有着密切联系的档案史料编纂学带来了影响，值得档案界同仁进一步研究探讨和学习。从方先生那里，我们更应该汲取的是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认真扎实的治学方法，以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远见卓识和“少数人出力，多数人受益”的奉献精神。我想，这也是方先生所希望的。

（原载《西南古籍研究》2010年卷总第8期）

【注释】

[1]张佐.周钟岳与《新纂云南通志》［N］．云南日报，2007－7－16.9.

[2]曹明煌.云南旧方志发展的高峰——《新纂云南通志》述评［A］．林超民.西南古籍研究［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199.

[3]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3.

[4]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分卷及分类（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

[5]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3.

[6]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2.

[7]徐文德.方国瑜传略［J］．云南地方志通讯，1985（1）.

[8]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13－1314.

[9]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663.

[10]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63.

[11]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63.

[12]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596.

[13]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

[14]方国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J］．云南社会科学，1984（1）.

[15]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4.

[16]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2－4.

[17]方国瑜.明十和院墓葬［A］．丽江县政协文史组编.丽江文史资料（第二辑）［C］．

[18]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后记（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39.

[19]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4.

[20]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4.

[21]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2.

[22]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624.

[23]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2.

[24]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3.

[25]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4.

[26]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5.

[27]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878.

[28]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881.

[29]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上册）［M］．昆明：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983：262.

[30]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上册）［M］．昆明：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983：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