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档案史在中国档案史中的地位问题

档案专业史有中外之分，更有通史、国别史、断代史、分科或学科史之分。作为国别史的中国档案史或中国档案事业史为什么还有个少数民族档案史？它与中国档案史的关系如何？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一、为什么还有个“少数民族档案史”？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史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但由于汉族无论是数量还是分布范围都是最大的，历代王朝也主要是由汉族人建立，入主中原的其他民族基本上被汉族同化，因此中华文化的主流是汉族文化，中国档案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汉民族的档案史。在以中原为中心的正统中国文化观的深远影响下，现代以来衍生出的无数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尽管变换了建构历史的理论模型（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但也难免因袭二十四史的老套路——以中原政权的更迭为核心和主线来叙述五千年的文明史，或者以三千年汉文字书写的历史替代中国史，所谓“少数民族”，只是作为点缀性、补充性的材料出现，就像二十四史中要有“西南夷列传”作为中原王朝史的点缀和补充一样。^〔288〕因此，在中国语境中，如何将主次二分的正统史观、王朝叙事的历史谱系，转换为从多民族互动的联系视角看待中国档案史，已成为档案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少数民族档案是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汉族档案而言的。显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既包括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也包括少数民族现行档案。尽管旧中国没有民族档案的概念和意识，也谈不上有近现代意义的民族档案管理工作和民族地区档案事业，但民族档案的形成与保管是客观存在的，民族档案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客观存在的。民族地区的土司土官头人、民族宗教寺院、民族民间群众出于自身的需要，仍然形成和收集、保存了大量的民族文书档案；汉族统治机构及其官员在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中也形成和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涉及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的档案。^〔289〕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和健全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档案工作，随着党和国家各项民族政策、法令法规的贯彻执行，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中，具有与汉文同等效力的民族语文文件和档案日益增多。

少数民族档案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研究少数民族档案史，不但要研究现代各少数民族的档案史，还要研究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档案史。就现代而言，把中国版图之内数以十亿计的人口用行政手段划分为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这是20世纪我国接受西方“民族”（nation）观念以后进行现代行政划分的产物，这种现行的56分法，实际上是对中国境内的所有人口实施二分法（汉族与少数民族）^〔290〕，似乎除汉族之外都是少数民族，但是像满、蒙、回、壮族这些民族其人口远比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全国人口还要多，在历史上与汉族交往密切，汉化的程度更大，其档案管理史中独特的部分并不明显，经常与中国档案史混杂在一起。从历史上看，远古时期的原始记事如结绳、刻契、图画等形式是属于哪个民族的先民所创造的？在秦汉之前各民族尚未清晰划分的时期，夏、商、周时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能归结为哪个民族吗？这里显然有一个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的上限问题。中国的历史朝代大多是汉族人建立的，但元朝、清朝是蒙古、满族（女真）人建立的，而辽、金、西夏也曾与宋朝平分天下，对辽、金、西夏、元、清朝的档案史研究是否属于少数民族档案史的研究范围？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在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中本着“研究无禁区，研究范围相对模糊化”的原则似乎更好。

本文之所以提出“少数民族档案史”的概念，是基于我们以往对中国档案史或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建构，是以汉文化为中心，从汉族的正统观念去叙事的，而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特别是以有无文字为标准，把直到近现代还普遍使用，在少数民族基层组织和民间社会中确曾起到文书档案作用的“原始记事档案”排除在外，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二、它与中国档案史的关系如何？

少数民族档案史是中国档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谱写的。记录我国悠久历史发展的档案史料，象征着整个中华文明一部分的档案事业，凝聚着各民族勤劳智慧的成果，包含有各民族的成分与内容，反映和体现了我国多元一体化的民族格局和国情特征。因此，认识到中国档案事业史是各民族的档案事业发展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不能忽视我国民族众多这个重要特点，这是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档案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少数民族档案文化是研究中国档案史的重要资料库。在文献资料方面，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原始宗教资料、法律条约、图籍画册、碑刻、墓志、家谱以及反映历史时期民族思想、观念及科技发展的文学手稿、奏章文集、科技文献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同时，各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些有文字记录的遗留物，如少数民族的特殊文书和历史档册，以及近现代受汉文化及民族危机影响，在民族商业及其他经贸活动中出现的账目账簿、土地契约等，或是部分民族上层人物或知识分子的私人信牍、传记、笔记等，常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及深层次的思想内容。^〔291〕这些大多不是刻意留传下来的记载，也是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对中国档案史的补充、纠正、深化、总结具有重要的实证性意义。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那些文献记载较少或无文献记载、没有文字及文献流传的民族占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绝大部分。1949年以前，中国的少数民族只有20多种文字，1950年后逐渐创制了15种文字。至今还在使用的民族文字只有很少一部分，很多民族虽有文字，但实际上几乎不使用或根本没有使用的机会，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也从未借用过其他民族的文字，根本不可能留下什么文字材料。^〔292〕但毫无疑问，这些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口述档案，很多精彩的历史片断还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依靠口耳相传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因此，如何将这些少数民族的档案史研究推向深入，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展开的重要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档案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批准在全国开展民族大调查，还拍摄了大量照片和纪录片，现在，片中记录的许多历史镜头已经不存在了，但照片、影片档案还完好保存着。周恩来总理生前十分关心西藏自治区的历史档案，他指示对历代达赖及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历史档案要妥善保管。1960年，国家档案局在呼和浩特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乌兰夫、曾三等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1994年在乌鲁木齐又召开了第二次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扶持，使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以云南省档案馆为例，现已保存有彝、傣、藏、白、纳西、傈僳、瑶、拉祜、基诺、哈尼等民族的各种载体的档案572个全宗、105万余卷册，贝叶经、棉纸经、东巴经等一大批极具保存价值、富有民族特色的档案资料被征集进馆，纳西东巴古籍还入选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长期以来，国内档案学界对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领域的研究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更是无人关注。近年来，有关少数民族档案方面的课题和论著虽然偶有所见，但是成果稀少，质量不高，大都是低水平重复，很少能够突破陈规，提出自己独到的创意和见解。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的一个很大不足就是基本上仅局限于中国汉族档案事业史的研究。细翻一下我们的教材便可发现，一部《中国档案事业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汉族档案事业史，对于少数民族档案很少涉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而且对少数民族王朝，如辽、金、西夏等的档案事业没有丝毫涉及，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此外，以往的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对于古文献的挖掘不足，结论存在很多失误的地方，比如对元代没有起居注和日历，唯有实录等问题的认识都应该加以纠正。而且对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发展状况也缺乏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跨越式大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应该写入少数民族档案史，应该在补充、发掘、纠正、深化的基础上开展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力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应当将其单独作为一项补白课题独立出来。

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应针对我国档案事业史研究存在的上述缺憾，提出一系列目前在档案界还鲜有人注意，但对今后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具有深远意义的观点，比如创立民族档案学、民族档案编研学以及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原始记事档案、金石档案、影像档案和电子档案的研究等。研究有关少数民族档案史的各方面内容，不但要全面系统，还要深入细致，在此基础上构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学科体系。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研究自1987年中国档案学会在昆明召开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以来，在杨中一、张鑫昌等诸位前辈的努力下，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方法逐步改进，开创了从史料学、民族史角度研究的方向，取得了重要进展。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门类的新领域，需要有熟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各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广泛参与，更需要有边疆民族地区各级档案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有中国特色档案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必将迎来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

（原载《档案管理》2011年第2期，第二作者脱凌）

【注释】

〔288〕叶舒宪.打破正统中国文化观的蔽障［N］．中国民族报，2009－7－3（5）.

〔289〕杨中一.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3.

〔290〕叶舒宪.打破正统中国文化观的蔽障［N］．中国民族报，2009－7－3（5）.

〔291〕周琼.非文字史料与少数民族历史研究［A］．瞿林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359.

〔292〕周琼.非文字史料与少数民族历史研究［A］．瞿林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