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事业史是研究档案、档案事业、档案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的一门档案学分支学科。从学科建设上看，档案专业史有中外之分，更有国别史、断代史、分科或学科史之分。作为国别史的中国档案史或中国档案事业史为什么还要有个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它与中国档案史的关系如何？怎样研究少数民族档案史？本文对此略作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的少数民族是相对于历史上经常处于主导地位的汉族而言的。由于汉族无论是数量还是分布范围都是最大的，历代王朝也主要是由汉族人建立，入主中原的其他民族基本上被汉族同化，因此中华文化的主流是汉族文化，中国档案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汉民族的档案史。在以中原为中心的正统中国文化观的深远影响下，现代以来衍生出的无数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尽管变换了建构历史的理论模型（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但也难免因袭二十四史的老套路——以中原政权的更迭为核心和主线来叙述五千年的文明史，或者以三千年汉文字书写的历史替代中国史，所谓“少数民族”，不过是作为点缀性、补充性的材料出现，就像二十四史中要有“西南夷列传”作为中原王朝史的点缀和补充一样。[1]因此，在中国语境中，如何将主次二分的正统史观、王朝叙事的历史谱系，转换为从多民族互动的联系视角看中国档案史，已成为档案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少数民族档案是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汉族形成的档案而言的。有的学者认为：1949年以前，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是由少数民族政权机关或政教合一的政治组织、家族或个人形成的反映少数民族问题和内容的文件材料，这些文件材料中的一部分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得以保存下来，便成为今天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1949年以后，档案的形成者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不可能是单一的某个或几个少数民族，档案所记载的内容反映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共同生活、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历史巨变。因此由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形成并反映本民族社会实践活动的少数民族档案不可能再产生，实际存在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档案。[2]显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既包括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也包括少数民族现行档案（或称为“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尽管旧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档案的概念和意识，也谈不上有近现代意义的少数民族档案管理工作和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但少数民族档案的形成与保管是客观存在的，民族档案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客观存在的。民族地区的土司土官头人、宗教团体、民间组织和家族家庭出于自身的需要，仍然形成和收集、保存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书档案；汉族统治机构及其官吏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治理过程中也形成和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涉及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的档案。[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和国家各项民族政策、法令法规的贯彻执行，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中，具有与汉文同等效力的少数民族语文文件和档案（含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日益增多。
少数民族档案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研究少数民族档案史，不但要研究现代各少数民族的档案史，还要研究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档案史。就现代而言，把中国版图之内数以十亿计的人口用行政手段划分为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这是20世纪我国接受西方“民族”（nation）观念以后进行现代行政划分的产物，这种现行的56分法，实际上是对中国境内的所有人口实施二分法（汉族与少数民族）[4]，似乎除汉族之外都是少数民族，但是像满、蒙、回、壮族这些民族，其人口远比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全国人口还要多，在历史上与汉族交往密切，汉化的程度更大，其档案管理史中独特的部分并不明显，经常与中国档案史混杂在一起。从历史上看，远古时期的原始记事如结绳、刻契、图画等形式是属于哪个民族的先民创造的？在秦汉之前各民族尚未清晰划分的时期，夏、商、周时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能归结为哪个民族吗？这里显然有一个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的上限问题。中国的历史朝代大多是汉族人建立的，但元朝、清朝是蒙古、满族（女真）人建立的，而辽、金、西夏也曾与宋朝平分天下，对辽、金、西夏、元、清朝的档案史研究是否属于少数民族档案史的研究范围？对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思考。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在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中本着“研究无禁区，研究范围相对模糊化”的原则似乎更好。
本文之所以要提出一个“少数民族档案史”的概念，是基于我们以往对中国档案史的建构，主要是以汉文化为中心，从汉族的正统观念去描述的，而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特别是以有无文字记录为标准，把直到近现代还普遍使用的，在少数民族基层组织和民间社会中确曾起到文书档案作用的“原始记事档案”排除在外，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少数民族档案史是中国档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伟大祖国、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创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方面都做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各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谱写的。真实记录我国悠久历史发展的档案史料，象征着整个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凝聚着各民族勤劳智慧的成果，包含有各民族的成分与内容，反映和体现了我国多元一体化的民族格局和国情特征。因此，认识到中国档案事业史是各民族的档案事业发展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不能忽视我国民族众多这个重要特点，是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档案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少数民族档案史是研究中国档案史的重要资料库。在文献资料方面，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原始宗教资料、法律条约、图籍画册、碑刻、墓志、家谱，以及反映历史时期民族思想、观念及科技发展的文学手稿、奏章文稿、科技文献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同时，各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些有文字记录的遗留物，如少数民族的特殊文书和历史档册，以及近现代受汉文化及民族危机影响，在民族商贸及其他经济活动中出现的账目账簿、土地契约等，或是部分民族上层人物或知识分子的私人信牍、传记、笔记等，常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及深层次的思想内容。[5]这些大多不是刻意留传下来的记载，但也是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对中国档案史的补充、纠正、深化、总结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
少数民族档案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分支学科，又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部门史，同时又和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史料学、文献学、古文字学、文物学、考古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要充分利用中国民族史、民族史料学、边疆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古代各民族的档案史料、民族文物，以补充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并提供实物见证。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的整体构架、研究内容、研究角度、研究资料及发展脉络等进行较为宏观的整合和描述，梳理历史史实，分析历史现象，阐述历史特点，总结历史规律，而系统地收集和整理有关少数民族档案史的研究资料尤其重要。
客观地看，对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这门边缘学科的创建和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档案界学人的关注，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在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领域中还是一项空白。创立“少数民族档案史”学科不仅是科学地总结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发展历史及其经验教训的需要，也是构建民族档案学学科体系的需要，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的补白、开掘、深化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不但能为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增添一个新的分支——少数民族档案史，而且对丰富与拓展中国民族史、民族史料学的特色领域，推进我国当代档案学的理论创新也具有重大意义。
三、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档案及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日益成为中国档案学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各种刊物中的相关论述日益增多。迄今为止，已先后出版有关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研究性著作数十部（不包括大量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和民族档案史料编研成果），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这些论著填补了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大量学术空白，功不可没。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萨·那日松编写的《蒙古文档案事业发展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用蒙古文撰写，以较大篇幅介绍了清代蒙古文档案的形成、收藏、管理和流传的情况，为人们利用蒙古文历史档案提供了重要线索，可看作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的第一本专著。但直到目前为止，档案学界还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系统地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的著述。
长期以来，国内档案学界对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领域的研究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更是无人关注和问津。近年来，有关少数民族档案方面的课题和论著虽然偶有所见，但是成果稀少，质量不高，大都是低水平重复，很少能够突破陈规，提出自己独到的创意和见解。纵观国内已出版的中国档案史教材、著作，无论是以历史时期为序，还是以专题研究为纲，基本上都与中国通史或中国民族史一样，贯穿着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正统历史观，而且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因素和社会历史背景。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的一个很大不足就是基本上仅局限于中国汉族档案事业史的研究。细翻一下我们现有的教材便可发现，一部《中国档案事业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汉族档案事业史，对于少数民族档案和档案工作很少涉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而且对少数民族王朝，如辽、金、西夏等的档案事业丝毫没有涉及，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由于对古文献的挖掘不足，结论存在很多失误的地方，比如对元代不置起居注和日历，唯有实录等问题的认识都应该加以纠正。一部《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在提到元代档案文献编纂时同样是一笔带过，细看只有“唐宋以来，由记注档案到国史的完整的修史链条有所缺略”等寥寥数语。[6]此外，对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发展状况也缺乏全面系统的调查、回顾和总结，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跨越式大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应该写入少数民族档案史，应该在补充、发掘、纠正、深化的基础上开展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力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应当将其作为一项补白课题独立出来。
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应针对我国档案事业史研究存在的上述缺憾，提出一系列目前在档案界还鲜有人注意，但对今后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具有深远意义的观点，比如创立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学、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以及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少数民族原始记事档案、少数民族历史文书、少数民族王朝档案的研究等。研究有关少数民族档案史的各方面内容，不但要全面系统，还要细致深入，在此基础上构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学科体系。
其学科体系结构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少数民族历史文书和特色档案的形成和演变；
（2）少数民族王朝（辽、金、西夏、元、清等）档案和档案管理工作；
（3）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利用史；
（4）新中国成立后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建立和健全；
（5）六十年来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6）民族档案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向。
以上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提供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能够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档案史学科的社会教育功能、理论现实意义和当代学术价值，从而进一步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学界的关注。
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少数民族中，那些文献记载较少或无文献记载、没有文字及文献流传的民族占了绝大部分。1949年以前，中国的少数民族只有20多种文字，1950年后逐渐创制了15种文字。至今还在使用的民族文字只有很少一部分，很多民族虽有文字，但实际上几乎不使用或根本没有使用的机会，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也从未借用过其他民族的文字，根本不可能留下什么文字材料。[7]但毫无疑问，这些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口述档案，很多精彩的历史片断还保留在古稀老人的大脑和记忆中，依靠口耳相传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因此，如何将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展开的重要领域。
中国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分布在西部边疆省区，这些地区多为现代化正在进入、传统文化面临消失的边远地区，抢救其档案文献遗产是十分紧迫的任务。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本土原生文化的消逝速度正在加剧，一些优秀的、珍稀的民族民间文化正在加速灭绝、消亡，多样性的民族生态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同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档案文献遗产也在迅速消失。因此，挖掘、抢救、整理民族民间文书档案，进行深入全面的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
2011年，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周雪恒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喜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这是迄今为止档案学科获得国家立项资助的最大一项纵向课题。笔者衷心期盼该项目的实施能将少数民族档案史作为一个创新点和特色内容补充进去，从而使这门学科的基本结构更趋完整和完善。
（二）可行性
少数民族档案、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民族特色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表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对于辽、金王朝文书档案的种类、文书档案管理机构等都应该展开深入的研究，目前已有相关成果问世，应该吸收消化，补充入少数民族档案史中；虽然辽、金没有留下太多传世的纸质档案，但是有关的碑石铭刻数量极为可观，尤其是辽代的“哀册”，是辽代皇帝、皇后的墓志铭，几千年来一直深埋在墓穴中，石质优良，保存完整，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博物馆界称之为“地宫档案”，足以为我们所借鉴，金朝也是一样。[8]有关西夏文书和档案工作，宁夏大学的赵彦龙教授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公开发表了40余篇学术论文，而且出版了《西夏文书档案研究》一书，内容涉及西夏文书、西夏文书制度、西夏文书写作、西夏档案、夏宋文书比较、西夏官吏等方面。[9]笔者也对南诏大理国的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制度作了初步探讨[10]，这些内容都应该吸收入少数民族档案史中，否则《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内容就是不完整的、残缺的。
第二，中国档案史过去对少数民族历史文书很少涉猎，不够重视，现在有关少数民族文书和文书工作的内容应该加进去，否则中国档案史也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应该吸收敦煌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回鹘文文书、黑水城文书、西夏文书、察合台文契约文书的研究成果，如《敦煌文书学》（林聪明）、《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王启涛）、《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柳洪亮）、《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耿世民）、《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刘戈）、《亦集乃路元代契约文书研究》（叶新民）、《西夏公文驿传探微》（尚世东）、《清代天山南路察合台文契约文书研究》（尔肯江·依德力斯）、《佉卢文契约文书之特征》（刘文锁）等论著，此外还要加强对满文文书、藏文文书（吐蕃文书）、彝文文书、傣文文书、水族水书、清水江文书（锦屏文书）、蓝靛瑶宗教文书等方面的研究，以充实和丰富中国档案史教材的内容。
第三，对于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研究应该纳入少数民族档案史的范畴，这一点应该吸收云南大学档案系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云南大学在民族史、民族学研究领域基础深厚，优势明显，较早开展了“民族档案史料学”研究。经过几代学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已先后撰写了多篇民族档案方面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了大量专题研究论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在民族档案学理论与方法、民族档案学学科建设，“民族档案史料学”课程建设，民族古文字档案、金石档案、谱牒档案、口述档案、影像档案及其管理，民族档案史料编纂，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民族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和数字化问题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可为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提供新材料。
第四，有关满文档案的研究成果应该吸收入少数民族档案史。随着《旧满洲档》《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等史料的陆续编译出版，满文档案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辽宁省档案馆历史一部以及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先后撰写和汇编了大量有关满文档案的论著及史料，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中心对满文档案乃至满文文献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11]近年来，在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满族卷》的工作中又翻译整理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满族古籍文献。2002年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后，对清代满文档案和汉文文献以及国外有关清史的外文文献和档案史料展开了空前规模的编译、公布和出版，估计字数将达几亿至几十亿之间，将会出版上千种图籍，仅《清代诗文集汇编》一种就达800册。我们应当将这一部分内容融入档案学史的研究，补充入中国档案史。
第五，经过多年的积累，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研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提供大量的基础性资料和最新成果。此外，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在各方面均取得了跨越式大发展，《中国档案事业史》也应包含“现当代民族档案史”的重要内容，其成就也应该补充入《中国档案事业史》之中。
通过以上几点思考，笔者认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应该及时抓住机遇，编写出一部体例与内容全新的《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教材或专著，共同为中国当代档案学的理论创新、档案高等教育发展和档案专业教材建设尽一点微薄之力。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难点
（一）主要内容
鉴于目前“少数民族档案史”在“中国档案事业史”教学与研究中还是一项空白，至今尚无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教材或专著，我们应本着学术创新、填补空白的原则，编写出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要在吸收各方面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全新的学科体系。笔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1.民族档案载体和种类
从档案的起源到种类的丰富，都需要一一详细阐述。不仅要对文书档案的载体（补充以往所忽视的金石档案、谱牒档案等等，并对纸张产生以前的原始记事档案载体和种类进行系统介绍）、形式和内容加以阐述，而且还要对特殊文书、特色档案（如木刻法律文书、吐蕃盟誓文诰、元代白话文公牍、明朝四夷馆“来文”、清代满文老档、民国蒙文档册、台湾新港文书等等）做深入探讨。除了探讨档案载体的演变和种类的增加外，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古籍文献的发掘整理（如东巴经、贝叶经、毕摩经、水书、锦屏文书等）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使我们得以一睹各民族古代档案的风采，有必要将其纳入我们的视野，以充实少数民族档案史的内容，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可视为狭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
2.少数民族王朝档案和档案工作
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的1000余年间，是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少数民族文书档案的种类和数量增多，而且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明显地融入了少数民族档案文化因素。如蒙古族在统一中国前，档案文件大多装在用骆驼皮或牛皮制成的箱子里，这样档案可以逐水草而居、随战事而带，不会丢失。这种做法具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12]元代统治者视档案为神物，他们用专门制作的毡包把档案包装起来后放置在蒙古包内的神位上供奉。成吉思汗八白室之一的尚盖·额日隔·查干斡尔朵，就是专门收藏档案文件的蒙古包[13]；又如《满文老档》是以编年体形式贯穿一线的档册，而不是零散的文书、案牍的简单堆砌，因而完全具备了历史载籍的性质，是行政档案与历史载籍的结合体。这种从后金政权建立伊始就连续不断编录的编年体、记事性档册，在古代各少数民族政权中是极为罕见的，即使是汉族建立的各代王朝，在其创业初期的戎马倥偬之际，也多未形成官方的编年体记事制度。[14]研究少数民族王朝档案和档案工作，可以展示少数民族档案文化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有助于对中国档案史的深入研究。这方面被以往的中国档案史所忽略，所以也是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的重点和亮点所在。
3.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六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档案工作。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推动下，由彭真主持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影响深远。当时还用有限的进口胶片拍摄了大量照片和纪录片，现在，片中记录的许多历史镜头已经不存在了，但照片、影片档案还完好保存着。周恩来总理生前十分关心西藏自治区的历史档案，他指示对历代达赖及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历史档案要妥善保管。1960年，国家档案局在呼和浩特首次召开了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建立健全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1994年在乌鲁木齐又召开了第二次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开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扶持，使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以云南省档案馆为例，现已保存有汉、彝、傣、藏、白、纳西、拉祜、基诺、哈尼、傈僳、瑶等民族的各种载体档案572个全宗、105万余卷（册）[15]，毕摩经、东巴经、贝叶经等一大批极具保存价值、富有民族特色的档案资料被征集进馆，东巴文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工程”，彝文档案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16]，覆盖人民群众的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档案资源体系已初步形成。这方面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做一个全面深入的回顾和反思，在总结的基础上提高，为我们研究现当代少数民族档案事业史提供借鉴。
4.民族口传记忆遗产
在少数民族档案史的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其口传记忆遗产的采集、发掘、记录、整理和研究。我国各民族的活态口头文化传统底蕴深厚，少数民族口述档案题材异常丰富。其中有36个无文字民族的历史长期以来只能靠口语传记的方式世代流传，20个有文字民族的历史也大多没有形成正式的书面记载，历史记录仍以口头传说为主。迄今为止，我国已发掘、整理和出版了数以万计的民族史诗、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这些研究成果也应及时纳入少数民族档案史的范畴内，这方面应该吸收中国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史的研究成果。
5.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史
我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历史悠久。从西汉起，大量史书、方志、诗文集、专著、杂录中辑录的少数民族档案文献日趋增多，除“二十四史”中的《西南夷列传》《蛮夷传》《土司传》等都是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专篇外，还有各史书的本纪、列传和地理志亦分别有少数民族档案史料散见其间。上述各类史志，无论是官修还是私纂，大多根据当时的文书档案编成，是从原始记录转化而来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30年来，边疆民族地区档案部门和民族、教育、科研、文化机构加强了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编译工作，出版了大批种类繁多的精品力作，这些丰富的编研成果和实践经验也应及时补充到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中来。
6.民族档案学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回顾、总结和反思，对民族档案研究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及其学术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介，提出构建与发展民族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初步构想，思考少数民族档案学的研究现状与学科建设，探讨多元文化视野下民族档案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发展趋向。民族档案学的研究对完善中国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能为当代档案学的学科建设增添一个新的分支——民族档案学，而且对丰富与拓展史料学、民族学的特色领域，推动我国当代档案学的理论创新也具有学术意义，将这一部分内容融入到档案学史的研究之中，使之成为中国档案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的一个亮点。
（二）难 点
首先，是研究角度和切入点问题。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构建不能不考虑少数民族档案文化因素。因此，以少数民族档案这一社会现象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具体来说，可以按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档案为对象进行研究，也可以按少数民族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民族档案事业和民族档案学的历史问题为对象进行研究。但不论选取什么样的角度，均应注意民族、地域、类型几大要素之间的关联，注意少数民族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民族档案事业、民族档案学之间的相互关联，注意各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相互关联，在这种关联或内在联系中去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工作。这样，少数民族档案史才能构成中国档案事业史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联系的学科体系。
其次，是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问题。一般而言，少数民族档案史可利用的资料包括汉文古籍和档案资料、少数民族古籍和档案资料、考古材料、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民间传说等。这些材料可以具体、生动、翔实、真切地反映少数民族档案和档案管理工作的历史面貌，大大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V.C.柴德尔在研究文字起源中发现，会计与文字在其发展早期有着亲密的互动关系。他指出：“世界上最早的文献是账单和字典，绝不是偶然的。这些东西揭露了促成苏美尔文字发明之迫切的实际需要。”2010年9月在昆明举办了一个“云南少数民族财会陈列展”，集中展出了结绳、刻契、贝币、瓦猫等极具民族特色的400余件会计史料，这些史料充分展现了原始会计向传统会计、现代会计演变的历史轨迹，弘扬了会计历史文化，特别是具有云南少数民族特色的会计历史与文化。笔者由此联想到柴德尔的上述论断，并进而得出“少数民族原始记事档案应起源于账目清单”的初步设想。从此例可以看出，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的线索资料还是不少的。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对这些资料没有系统地收集整理。从一件件资料，一个个专题开始，系统地收集整理有关少数民族档案史的资料，实乃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研究自1987年中国档案学会在昆明召开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以来，在杨中一、张鑫昌等诸位前辈的倡导下，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方法逐步改进，开创了从史料学、民族史、民族学角度拓展民族档案研究的新方向，取得了重要进展。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门类的新领域，需要有熟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各民族文化工作者的广泛参与，更需要有边疆民族地区各级档案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希望这门学科的创立，能科学地总结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探求其发展规律，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档案事业和实现“档案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历史借鉴。
（原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3年第12辑）
【注释】
[1]叶舒宪.打破正统中国文化观的蔽障［N］．中国民族报，2009－7－3（5）.
[2]高泉.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J］．新疆社科论坛，1995（2）.
[3]杨中一.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3.
[4]叶舒宪.打破正统中国文化观的蔽障［N］．中国民族报，2009－7－3（5）.
[5]周琼.非文字史料与少数民族历史研究［A］．瞿林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359.
[6]梁继红.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84.
[7]周琼.非文字史料与少数民族历史研究［A］．瞿林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359.
[8]赵彦昌，戴喜梅.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3－4.
[9]赵彦龙.西夏文书档案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1－360.
[10]陈子丹.南诏大理国的文书档案［J］．华夏文化，2004（3）；陈子丹，魏容.南诏国的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制度［A］．纳张元.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三辑）［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57－68.
[11]赵彦昌，戴喜梅.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3－4.
[12]陈愚.略论自然生态环境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J］．云南档案，2010（11）.
[13]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35.
[14]乔治忠，崔岩.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A］．瞿林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304－305.
[15]另据统计，截至2011年，云南省各级档案馆已保存汉、彝、傣、哈尼、布朗等民族的各种载体的档案2056万卷（件、册）。（参见云南省档案局馆：《民族特色档案事业实现新跨越》，《中国档案报》2012－10－18）。
[16]在总结近年来云南省开展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经验，分析少数民族档案形成和管理规律的基础上，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现已取得三项重要成果：1.建立了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体系；2.构建了少数民族物质档案和非物质档案保护模型；3.提出了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采集整理和提供利用的一系列工作方法，并成功应用于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的具体工作实践中。［参见殷俊燕《云南省两项档案科研项目通过国家档案局专家评审》，载《云南档案》2012（1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