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三题

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既是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分支，又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部门史。但迄今为止，对这门边缘学科的创建问题尚未引起档案界学人的关注，属于一项填补空白的课题。这项课题难点虽多，但意义重大，亟待开展研究。

一、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亟待开展

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中国档案史的分支学科，又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部门史，同时又和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史料学、文献学、古籍学、文物学、考古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要充分利用中国民族史、民族史料学、边疆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古代各民族的档案史料、出土文物，以补充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并提供实物见证。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的整体构架、研究范围、研究视角、研究资料及发展脉络等进行较为宏观的整合和描述，梳理历史史实，分析历史现象，阐述历史特点，总结历史规律，而系统地收集整理有关少数民族档案史的资料尤其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档案工作。1960年，国家档案局在呼和浩特首次召开了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建立健全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1987年，中国档案学会在昆明召开了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理论研究。1994年国家档案局在乌鲁木齐召开了第二次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以及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档案界对少数民族档案及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许多档案工作者开始关注少数民族档案和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问题，先后出版了有关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研究性著作数十部（不包括大量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和民族档案史料编研成果），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这些论著填补了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大量学术空白，功不可没。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萨·那日松编写的《蒙古文档案事业发展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用蒙古文撰写，以较大篇幅介绍了清代蒙古文档案的形成、收藏、管理和流传的情况，为人们利用蒙古文历史档案提供了重要线索，可看作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的第一本专著。但直到目前为止，档案学界还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系统地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的著述。

纵观国内已出版的中国档案史教材、著作，无论是以历史时期为序，还是以专题研究为纲，基本上都与中国通史或中国民族史一样，贯穿着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正统历史观，而且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因素和社会历史背景。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的一个很大不足就是基本上仅局限于中国汉族档案事业史的研究。细翻一下我们的教材便可发现，一部《中国档案事业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汉族档案事业史，对于少数民族档案很少涉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而且对少数民族王朝，如辽、金、西夏等的档案事业丝毫没有涉及，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由于对古文献的挖掘不足，结论存在很多失误的地方，比如对元代不置起居注和日历，唯有实录等问题的认识都应该加以纠正。一部《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在提到元代档案文献编纂时同样是一笔带过，细看只有“唐宋以来，由记注档案到国史的完整的修史链条有所缺略”等寥寥数语。此外，对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发展状况也缺乏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跨越式大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应该写入少数民族档案史，应该在补充、发掘、纠正、深化的基础上开展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力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应当将其作为一项补白课题独立出来。

二、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难点较多

首先，是研究角度和切入点问题。以少数民族档案现象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具体来说，可以按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档案为对象进行研究，也可以按少数民族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民族档案事业和民族档案学的历史问题为对象进行研究。但不论选取什么样的角度，均应注意民族、地域、类型几大要素之间的关联，注意少数民族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民族档案事业、民族档案学之间的相互关联，注意各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相互关联，在这种关联中去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工作。这样，少数民族档案史才能构成中国档案事业史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联系的学科体系。

其次，是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问题。一般而言，少数民族档案史可利用的资料包括汉文古籍和档案资料、少数民族古籍和档案资料、考古材料、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民间传说等。这些材料可以具体、生动、翔实、真切地反映少数民族档案和档案管理工作的历史面貌，大大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V.C.柴德尔在研究文字起源中发现，会计与文字在其发展早期有着亲密的互动关系。他指出：“世界上最早的文献是账单和字典，绝不是偶然的。这些东西揭露了促成苏美尔文字发明之迫切的实际需要。”2010年9月在昆明举办了一个题为“云南少数民族财会陈列展”的小型展览，集中展出了结绳、刻契、贝币、瓦猫等极具民族特色的400余件会计史料，这些史料充分展现了原始会计向传统会计、现代会计演变的历史轨迹，弘扬了会计历史文化，特别是具有云南少数民族特色的会计历史与文化。笔者由此联想到柴德尔的上述论断，并进而得出“少数民族原始记事档案起源于账目清单”的初步设想。应该说，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的资料还是不少的。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对这些资料没有系统地收集整理。从一件件资料，一个个专题开始，系统地收集整理有关少数民族档案史的资料，实乃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三、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意义重大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和档案管理工作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这既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谱写的。真实记录我国悠久历史发展的档案史料，象征着整个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凝聚着各民族勤劳智慧的成果，包含有各民族的成分与内容，反映和体现了我国多元一体化的民族格局和国情特征。因此，认识到中国档案事业史是各民族的档案事业发展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不能忽视我国民族众多这个重要特点，这是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档案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但客观地看，对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档案界学人的关注，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在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领域中还是一项空白。创立“少数民族档案史”学科不仅是科学地总结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发展历史及其经验教训的需要，也是构建民族档案学学科体系的需要，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的补白、开掘、深化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不但能为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增添一个新的分支——少数民族档案史，而且对丰富与拓展中国民族史、民族史料学的特色领域，推动我国当代档案学的理论创新也具有重大意义。其体系结构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少数民族历史文书和特色档案的形成和演变；

（2）少数民族王朝（辽、金、西夏、元、清等）档案和档案管理工作；

（3）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利用史；

（4）新中国成立后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建立和健全；

（5）六十年来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6）民族档案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向。

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提供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能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档案史学科的社会功能、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从而进一步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学界的关注。

中国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分布在西部边疆省区，这些地区多为现代化正在进入、传统文化面临消失的边远地区，抢救其档案文献遗产是十分紧迫的任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本土原生文化的消逝速度正在加剧，一些优秀的、珍稀的民族民间文化正在加速灭绝、消亡，多样性的民族生态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同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档案文献遗产也在迅速消失。因此，挖掘、抢救、整理民族民间文书档案，进行深入全面的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

近日，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周雪恒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喜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这是迄今为止档案学科获得国家立项的最大纵向课题。笔者在热烈祝贺的同时，也衷心期盼该项目的实施能将少数民族档案史作为一个主要创新点和特色补充进去，从而使这门学科的基本内容更趋完整和完善。

（原载《山西档案》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