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体现出国际化市场差异的产品

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理论研究前沿_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2012）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吴先明

近几年来，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快速增加，除了出口增加外，它们也积极在海外寻找优势区位进行FDI，这些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学术界关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以下简称为EMNEs)国际化研究出现过两次浪潮(Panond，2007)。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学术界认为EMNEs的竞争优势来自于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降低、机械替代劳动力、本地更便宜的投入及在欠发达市场的运营积累的知识带来的绩效的提高。第二次浪潮则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EMNEs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与价值链相关的增量学习过程，这个学习过程使得EMNEs能够从价值链的低端开始增量地移动到价值链的高端。有的学者则认为近几年出现的EMNEs国际化现象可以被称为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的来源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如金砖四国，以及东南亚、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关于第三次浪潮的EMNEs，许多学者认为它们与发达国家的MNEs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如Ravi Ramamurti(2008)指出新兴市场的MNEs不是一个同质群体，它们有着许多的特性，如目标市场、竞争优势及国际化路径等。来自俄罗斯、南非和巴西的MNEs利用了国家巨大的自然资源优势进行国际化，中国和印度的MNEs则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廉价劳动力及较弱的制度机制优势进行国际化。在泰国，中国企业家利用他们的社会网络优势来扩张到其他有华裔的国家，而在以色列，企业利用大量的高技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优势进行国际化。Gammeltoft et al.(2010)认为新兴市场的MNEs与发达国家MNEs存在至少四个方面的明显区别。第一是在许多新兴经济体中，公司在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激励并适应政府政策及偏好的同时，也希望努力逃脱官僚主义及其他一些制度的限制，因此它们国际化的动机明显与发达国家的不同。第二是EMNEs的经济制度环境比发达国家的更加薄弱和复杂，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EMNEs能够拥有发达国家MNEs所不具有的政治优势。第三是EMNEs比发达国家MNEs更加依赖于民族、语言或者是关系资产形成的社会网络，这种社会网络很有可能给EMNEs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本。第四是EMNEs往往在成熟行业而不是技术更新换代快速的行业进行运作。从这些特点中可以看出EMNEs的国际化步伐很快，但是它们比发达国家的MNEs缺少明显的企业所有权优势，且作为后来者，处于弱制度环境中，因此它们不能在海外市场拥有垄断优势。之前的一些国际化理论都是基于发达国家MNEs的国际化行为，如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IP模型，及邓宁的OLI范式，一些学者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扩展和修正，使得它们对EMNEs的国际化行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一些学者则对新兴市场的MNEs的国际化行为建立了新的理论，如Wells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但是随着金砖四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自这些国家的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与之前的都有所不同，那么修正后的基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及后来的关于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理论是否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呢?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应该建立新的适合EMNEs的国际化理论(Mathews，2003;ping deng，2007，et.al)。

通过对近几年来关于EMNEs国际化的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学术界对EMNEs国际化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是EMNEs国际化的动因，即EMNEs在拥有诸多劣势情况下，凭什么优势进行国际化，什么条件给了EMNEs国际化的动力，在这些动因下，其国际化战略是什么。把这一系列研究称为国际化动因而不是国际化优势，是因为在不具备一些必要的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EMNEs依然进行国际化，因此称为动因会更合适。另一个是EMNEs的国际化的路径及过程。由于EMNEs的一些特性使得它们的国际化路径在与发达国家的MNEs存在共性的同时也会具有自己的特性，它们也许是加速国际化，也许是非连续的跳跃式的国际化，这些都使得研究其国际化路径具有非凡的意义。

一、EMNEs国际化动因

对EMNEs国际化动因的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大部分研究延续了邓宁的OLI范式，并对其进行修正以便能够解释EMNEs的国际化行为。除了OLI范式的扩展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如LLL模型、战略性资产寻求观、三部门理论等。以下将对各个新的理论进行归纳总结。

1.OLI范式及其拓展

邓宁的OLI范式认为MNEs具有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及内部化优势。MNEs可以通过内部化来避免市场失灵的风险，企业能够获得的区位优势能够加强其所有权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能够获得一定的市场地位。但是之前的OLI范式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MNEs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上的。而来自新兴市场的MNEs虽然具有一些企业特定优势如能够更好地适应新兴市场需求，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资源和市场特权等(Ravi Ramamurti，2008)，但是它们往往由于缺少一流的管理水平、技术或者是诀窍，导致其所有权优势是少之又少，因此OLI范式是否对EMNEs依然具有强解释力呢?Peter J.Buckley等(2010)指出，新兴市场MNEs国际化的动机和轨迹依然是个被忽略的主题，检验这些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及寻求适合它们战略的概念和框架极其重要。

为了修正OLI范式的不足，增强OLI范式对新兴市场MNEs的国际化动机的解释力，邓宁(2008)提出了制度视角下的OLI范式。他首先将所有权优势分为三种——Oa、Ot及Oi。Oa优势是指企业的资源优势，往往来自于其对特定资产的排他性拥有权;Ot优势是指企业在协调、组织和管理能力方面的优势;Oi优势则是指与制度有关的优势，即制度视角下的所有权优势，这种所有权优势在知识溢出过程中体现很明显，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优势，包括国家和企业特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知识溢出和转移的效果就不会存在，因此，可以说制度所有权优势实际上被包含在Ot中。而制度视角下的区位优势Li则更多地是东道国政策优势，由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存在差异，不同的制度演变路径使得演化过程中路径依赖程度的大小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刺激政策、产权政策等差异也会造成国家或者地区的不同区位优势，从而影响MNEs的跨国行为，如影响MNEs的最优生产规模和最优生产地区。而对于制度视角下的Ii优势，作者认为制度容易融入到内部化优势中，因为制度直接与交易成本和开发特定的所有权优势模式的收益相关。尽管将制度分别融入到OLI的三个部分中，但是作者认为企业的内外部的所有权边界决定了企业的模式和行为，所以制度对MNEs行为的影响可以纳入到OLI范式中，只需要加入Oi维度。制度视角下的OLI范式增强了其对新兴市场MNEs的解释力，抓住了EMNEs国际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这种驱动因素是否具有可持续性，EMNEs是否可以从制度优势中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并强化国际化，新OLI范式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

与邓宁把制度因素加入到OLI范式中不同，Sunny Li Sun et al (2010)整合了比较优势理论和邓宁的OLI范式，提出了一个新的比较所有权优势框架。作者认为对于新兴市场的MNEs大量进行海外并购的动因，产业基础观、资源基础观及制度观三者都不能单独完全解释清楚，它们都缺少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解释为什么新兴市场MNEs存在，及它们在国际化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较所有权优势框架。作者认为，新兴市场的MNEs具有生产资源密集型产品或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这些比较优势的存在使得新兴市场的MNEs具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新兴市场MNEs存在并进行海外并购的现象。邓宁的OLI范式认为MNEs具有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但是邓宁的OLI范式是对发达国家的MNEs的FDI活动的研究和总结，由于缺少一流的管理水平、技术或者是诀窍，中国和印度的MNEs具有很低的所有权优势。因此，邓宁的OLI范式对新兴市场的MNEs海外收购行为的解释力不够强。结合两者，作者指出，新兴市场的MNEs可以通过两种资源来获得所有权优势，一是基于行业要素禀赋差异的国家特定优势，另一是基于能力结构的企业特定优势。企业的比较所有权优势是国家层面的行业要素禀赋和企业层面的比较能力优势的相互补充和结合。作者认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拥有进入高成长性市场、从高成本低增长国家的传统资产中获得资源的自由，以及它们还拥有获得廉价劳动力的特权。恰恰是这种国家特定优势帮助了这两个国家的MNEs升级他们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并能够通过企业特定优势进行内部化，从而建立起竞争优势。

图1　基于中印两国海外并购的比较所有权优势框架图

作者指出，所谓的比较所有权优势并不是绝对的优势，而是相对的，结合了国家特定优势和企业特定优势的新兴市场MNEs的比较所有权优势是中印两国MNEs海外并购的主要动因。作者进一步提出，这个比较所有权优势来源于五个方面——国家—产业要素禀赋、动态学习、价值创造、价值链重构及制度促进和限制。国家—行业要素禀赋是新兴市场MNEs进行海外并购的第一个动因及优势。新兴市场MNEs希望在海外并购中，能够将目标企业的企业特定优势吸收融入到新兴市场MNEs所拥有的国家特定优势中。对于动态学习优势，比较所有权优势认为新兴市场MNEs会更偏好于动态地吸收目标企业在区位和要素禀赋方面的国家特定优势，通过学习的方式整合到它们的企业特定优势中。在建立比较所有权优势过程中，新兴市场MNEs必须通过多种创造性破坏方式整合不同地区的异质性资源，而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学习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如果新兴市场MNEs能够在整合过程中最优化它们的价值链定位，并通过对不同国家资源进行内部化手段来移动价值曲线，那么它们就可以避开国际化而比国内同行更加快速地进入利润更加丰厚的蓝海市场。价值链重构优势就是新兴市场MNEs通过战略性资产寻求型的并购来加强其国际竞争优势。比较所有权优势的制度促进和限制更多地强调的是在海外并购背后的制度的促进功能。为了验证这个框架的有效性，作者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1526个2000—2008年间的海外并购交易的面板数据，对框架的五个维度进行了检验，结果是这五个维度都是显著的，表明整个框架的解释力较强。这个框架的五个维度似乎都在强调EMNEs具有很强的动态学习能力及价值创造能力，它们能够将国家特定优势和企业特定优势通过学习和整合方式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更优的竞争优势，但是对于EMNEs来说，它们是否就具有了价值创造能力优势及动态学习的能力优势呢?如果这两个关键的优势是在并购后期形成的，那么在并购之前，EMNEs是否能保证它们在后期能够发展出这两种竞争优势，如果不行它们是否还会进行跨国并购?对于制度的促进和限制这个维度，作者单列出来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制度也包括在国家特定优势中，在检验时有没有出现共线性呢?另外，这个框架是基于中印两国的数据完成的，假设是对两国海外并购活动表现出的现象的对比，这个框架对其他国家是否具有同样的解释力，及对非海外并购活动的新兴市场MNEs海外扩张形式是否也具有同样的解释力?

最新的OLI范式的扩展是Jean-Fran9ois Hennart(2011)提出的捆绑模型。作者指出邓宁的OLI范式存在着一些与新兴市场不符的假设。OLI范式强调了当企业的特定优势在东道国能够得到开发时，企业进行跨国扩张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结合东道国资源禀赋带来的国家特定优势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从而形成内部化优势，进行海外扩张。OLI范式中的企业特定优势和国家特定优势是明显不同的，企业特定优势专属于企业，国家特定优势专属于某个国家，且是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企业共同拥有或是可以自由获得的一种特定资源，且诸如土地、员工、管理者、能够获得供应商和最终消费者等这些国家特定优势是可以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买卖的。然而由于机会主义和代理成本的存在，并非所有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一些结构化的市场如垄断会存在，比如，大部分国家政府对矿藏、医疗、交通运输服务等拥有垄断权。一些外国企业如果要获得这些国家特定优势，就要冒着投资和被控制的风险。因此，国家特定优势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自由获得的，尤其是对外国企业来说。作者在发现OLI范式的这一个重大缺陷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关于新兴市场MNEs的模型——捆绑模型，这个模型的假设是国家特定优势市场是一个结构化的且具有交易成本的不完善市场，另外企业特定优势也是有交易成本的专属资产。这个模型列明了一个企业一方面寻求开发企业特定优势，另一方面寻求在东道国的国家特定优势拥有者，并且结合它们从而把产品推向这个东道国市场。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海外运作最优模型

模型中的列项是外国投资者想要开发的企业特定优势的交易特征，行项是对应列项每个情况下的市场交易成本。作者以知识和控制消费者途径为例，知识是外国企业想在目标市场开发的企业特定优势，当地国家特定优势拥有者拥有获得当地消费者的途径，对于拥有知识的外国企业，对应的国家特定优势所有者既可以用低交易成本方式也可以用高交易成本方式进行交易。作者指出在模型中，第三单元格是与OLI范式典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相一致的，MNEs以全资子公司形式进入东道国。模型表明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控制住当地消费者的企业在获得外国企业知识尤其是默会知识时会发生高交易成本，而外国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分销时，能够可以通过分销服务市场或者购买当地企业获得这些渠道时，其交易成本就会较低。在单元格3中，最有效率的安排是外国公司建立全资绿地子公司或者全部收购，与当地分销服务企业签订合约以减少各方的一系列交易成本。在单元格2中，知识转移到分销者时交易成本低，但是分销服务转移到知识所有者时却是高交易成本。当知识受到知识产权的良好保护时，知识转移到分销方的交易成本低，因此可以在效率市场上进行买卖、租用或是被轻易复制。但是，当有效率的分配方要求分销者进行制造商特定投资或者是当接近消费者的渠道不能在市场上买到时，很难签订一个分销服务合约。因此，最优的解决方案是成为一个当地CSA所有者希望能够获得知识的企业。当知识转移和分销成本都高时，各自所有者都拥有股权是合理的。

不同于OLI范式的假设，允许CSAs不完全市场的存在，那么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具有国家特定优势垄断控制的当地企业会拥有股权且寻求它们缺少的互补的企业特定优势。如果拥有企业特定优势的企业进入当地市场成本高，或者是多种资产寻求成本低，那么对缺失的企业特定优势的追求就会导致国家特定优势拥有者与企业特定优势所有者建立合资企业。因此，可以理解EMNEs就是那些拥有国家特定优势特权的企业，他们投资发达国家以获得企业特定优势来巩固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地位。在模型中，企业特定优势的交易结构决定了双方股权的分配，如果市场上的企业特定优势的交易成本低，那么EMNEs要么不购买要么就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全部股权如单元格2所示。如果国家特定优势和企业特定优势都有高交易成本，那么国家特定优势所有者将会与企业特定优势所有者在东道国市场建立合资企业。通过这些合资企业，当地企业可以获得运作合资企业所需要的企业特定优势，也有可能会在它们的其他运作中使用到企业特定优势。这个模型预示了EMNEs可能会采取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EMNEs在发展中国家开发其企业特定优势，而在发达国家则寻求企业特定优势。

Kalman Kalotay与Astrit Sulstarova(2010)在主流的OLI范式基础上创建了一个适合俄罗斯的模型，并认为这个模型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MNEs也有解释力。他们在文章中指出，俄罗斯MNEs的对外投资战略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私营企业到海外寻求“安全的巢”来避免国内的不确定性战略，转变为现在的以国有企业或者国有企业为主的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是想控制它们产品的价值链。但是两个战略期间都有相同的特点，那就是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企业占了俄罗斯MNEs的绝大部分。作者运用这些数据，并结合主流理论——所有权和区位优势，建立了俄罗斯OFDI模型。作者认为OLI范式中的所有权优势不能直接解释俄罗斯企业的行为。大型的俄罗斯MNEs的国际扩张所基于的所有权优势更多地是基于组织和管理的优势，即Ot优势，而不是技术优势。另外，俄罗斯企业从以前的苏维埃联盟中获得了另一些Ot优势，如当地商业和法规环境的相似性，它们可以从苏维埃时期继承下来的个人关系获得容易进入这些国家的途径。因此，作者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母国环境和其他母国因素在俄罗斯MNEs的OFDI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在OLI范式中，应该加入母国变量。尽管OLI范式一直假设MNEs的所有权优势是自动与母国相同的或者完全来自于母国的，但是这个假设并没有预见新兴市场的特殊环境，在新兴市场中，母国环境可以限制也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干预OFDI。基于这些现象和理论，作者提出了关于俄罗斯跨国企业OFDI的决定因素的几个假设，分别从母国GDP、母国政策变化、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东道国的技术资产、地理距离文化相似性七个方面提出了假设，并建立了一个对数线性模型，其中变量地理距离应该是负向的影响关系，其他六个是正向的。检验结果都为显著，也就支持了作者的假设，在新兴市场的研究中，应该把“母国”维度加入到OLI范式中。检验结果还表明俄罗斯的大部分FDI都是市场寻求型，而对于有自然资源禀赋的东道国，资源寻求动机也很强。

Attila Yaprak与Bahattin Karademir(2009)整合了OLI范式和LLL框架，提出了一个整合模型，模型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国际化是一个战略选择、联系维度、过程维度，并用土耳其的企业集团的国际化作为案例研究，认为企业集团行为需要结合制度观、市场中心观及资源基础观来解释。另外，整合LLL范式和OLI范式给理解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国际化过程提供了一个机会。

不管是邓宁的制度视角下的OLI范式，还是后面几个新建的基于OLI范式的模型，它们都强调了企业特定优势的存在，只有企业拥有企业特定优势，它们才可能在国际化过程中将一些战略性资产和能力进行内部化，并通过适当的组织和管理技能实现在所有子公司间的转移。新兴市场的EMNEs具有有限的所有权优势，它们必须在国际化过程中升级其企业特定资产才能够进行跨越式发展(Rajneesh Narula＆Quyen T.K.Nguyen，2011)。

2.LLL模型

基于发达国家MNEs的国际化过程的OLI范式显然对新兴市场的MNEs的快速国际化缺乏有力的解释，Mathews(2001)在资源基础观的基础上提出了OLI的另一种解释。他将O定义为外向型(outward-oriented)，即全球经济后来者和新进入者国际化的起点不在于自身所拥有的优势，而在于能够从外部获得的优势，全球导向成为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L为联系和杠杆作用(linkage and leverage)，即全球经济后来者和新进入者能够通过与主导公司建立联系获得关键资源;I为整合(integration)，即全球经济后来者和新进入者通过各种联系和杠杆安排，整合核心资产和能力，从而形成公司的独特竞争优势。Mathews(2002)在之前的基础上，通过对台湾、韩国半导体行业公司的研究，提出了初步的LLL (Linkage-Leverage-Learning)模型。他认为建立外部联系是后发企业形成和抓住机会的第一步，然后后发企业通过已经建立的外部联系，利用杠杆效应，获得需要的资源;在重复上述过程中后发企业获得了动态的能力，并形成特有的公司所有权优势。

Mathews(2007)正式提出了LLL理论模型，它更多地关注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缺少所有权优势的前提条件下，仍能够不断成长，并成为某些行业的领先者。他指出，公司的国际扩张是由资源联动效应(linkage)、杠杆效应(leverage)和学习效应(learning)联合驱动的。资源联动效应是指通常资源并不能在公开的交易市场上获得，但能够通过公司间的合同关系获得，在相互联系的全球经济中，日益增强的公司间联系网络为后发企业提供了第一步潜在优势。如果后发企业能够通过满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需要，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从而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的战略联系，那么它就打开了推动和促进产业升级的大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企业正是通过利用低成本的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建立初级的外部网络，才使得通过获取外部资源发展自身能力成为可能。后发企业开始国际扩张的起点不在于已经拥有的优势，而在于能够通过外部兼并获得的优势。因此全球定位成为优势的一个来源，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公司外部网络的形成，并提供了使其融入网络的机会。获取外部资源以弥补公司本身的弱势，是公司国际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因。

后发企业缺少资源的状况可以用杠杆作用来解释。后发企业发挥资源杠杆效应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正确利用“资源杠杆”的概念，建立一个总体的战略框架，以成功进入高技术部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资源看成是向外扩散的障碍，即希望通过延迟竞争对手的进入，维持现有优势。但是从后来者和新进入者的角度看，则是怎样利用资源杠杆以克服这些障碍。

但是仅仅是获得资源的联动效应和杠杆效应并不能充分解释后发企业的成功。基于技术的公司理论认为公司动态能力的发展是竞争优势的持续来源，动态能力不仅仅是利用现有的公司内外部的特定能力，还需要发展新的能力，因此后发企业利用杠杆作用获得初始资源后，需要将它们转化成公司能力，然后通过不断地建立、巩固和发展外部联系，获得外部资源，不断深化和扩展这些能力。总之，后发企业的国际扩张更多地是其开发利用资源的手段，它们在短期内快速的开发优势促成了它们的快速国际扩张。资源联动和资源杠杆加速了后发企业的国际扩展，它们与国际经济的相互联系的特点相适应，同时适合于缺少初始资源优势的后来者和新进入者。

对于LLL模型，邓宁认为这个模型与他新修正的OLI范式观点差不多。邓宁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进化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会积极地向发达国家投资是为了获取和提高其所有权优势(Dunning，1998)。当第三世界企业对外投资时，即使是为了获取某些资产，它也必然会利用自身的某些独有的可持续的优势，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邓宁还认为LLL模型是对其OLI框架的丰富而不是替代。Daphne，Chung Ming及Garry(2007)也指出OLI和LLL并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所有权优势仍然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但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正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现有制度环境下形成的所有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可能不具有竞争力，因此在国际化之前必须采取某些创新性变革才能将其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Peter Ping Li(2010)认为LLL模型对后来的MNE在早期阶段有解释力，但对EMNEs的整个演化过程的解释力也不足。

3.跳板理论

Yadong Luo and Rosalie L.Tung(2007)认为EMNEs利用国际化扩张作为一个跳板，以此来获得战略性资源及减少它们在国内的制度和市场约束带来的限制。利用国际化，EMNEs可以通过一系列激进冒险的措施来克服它们的后发劣势，而这些措施主要是积极收购成熟MNEs的关键性资产。

作者认为，具体的跳板动机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第一，EMNEs利用国际扩张作为跳板来弥补它们的竞争劣势。它们在投资发达国家时，渴望获得技术和品牌来填补资源缺口，常用手段是通过收购外国公司或者是那些拥有专有技术的子公司来寻求复杂先进的技术或者是制造诀窍。第二，EMNEs利用国际化作为跳板来克服它们的后来者劣势。跳板行动能够让EMNEs不依赖路径主动并购获得发达市场的战略性资产，从而减少后来者在消费者基础、品牌意识、技术领先方面的不足。EMNEs这些行动主要受到拉动因素影响，如渴望获得关键资源、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消费者途径等。而这些与发达MNEs的推动因素是不同的。第三，EMNEs利用国际扩张作为跳板，反击全球主要竞争对手在EMNEs母国市场的竞争。它们通过直接服务赢得主要外国市场的消费者如欧洲、美国和日本，来反击发达国家MNEs在它们母国的渗透。第四，EMNE利用对外投资作为跳板避开严格的贸易壁垒。大部分的技术标准化产品主要依靠全球出口市场来获得外国消费者，EMNEs通过在目标东道国的FDI或者是初次投资在受东道国政府支持的第三方发展中国家，从而利用国际化跳板直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第五，EMNEs利用国际扩张作为跳板来减少国内体制约束限制的影响。如果企业处在一个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法、商业法律执行力弱、司法不透明、要素市场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或者是在政治动荡、政府腐败、官僚主义严重的政治环境中，那么其处理这些事务的代价就很高。这些制度和政治障碍侵蚀了企业的竞争力，从而迫使企业进行国际化，寻求更加有效、更透明和更具有支持性的环境，以避开制度障碍，专注于国际竞争优势的建立和升级。第六，EMNEs通过国际扩张作为跳板来获得新兴市场政府提供的优惠待遇。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对国外公司提供了许多财政和非财政上的优惠，因此，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后，利用反向投资来获得新兴市场政府提供的财务及非财务上的优惠。第七，EMNEs利用国际扩张作为跳板在其他新兴市场开发它们的竞争优势。它们已经在母国市场通过OEM合约发展了大规模生产专长，及通过跨国联盟积累了国际化经验。通过这些知识，加上适应海外市场的技术、设备、工具等，它们能够在其他市场需求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大规模生产技术标准化且廉价的产品，从而能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长期占领的市场中较为轻易地获得它们所需要的市场。

因此，作者认为跳板行为背后的EMNEs的动机可以被归为资产寻求和机会寻求两种，而其国际跳板战略则一般包括三种——在进行OFDI前从对外投资中获得累积性收益;跳跃轨迹;与全球玩家竞争与合作。这两种动因对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来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发展中国家寻求的资源主要有技术、专有知识、研发能力、人力资本、品牌、消费者、分销渠道、管理技能和自然资源，且这些资源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能够加速母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且弥补公司的竞争劣势。最后，作者还指出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跳板行为背后的驱动力量，并将其分为拉动力量和推动力量，提出了跳板视角下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国际拓展行为。

其跳板理论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跳板理论模型

4.战略性资产寻求

战略性资产寻求的观点认为新工业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MNEs进行跨国投资的动因是为了寻求战略性资产。战略性资产是企业进行国际化必须拥有的资产，尽管新兴市场MNEs在一开始未拥有，但是在它们的国际化过程中，它们会寻求这种资产，从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从这一方面来看，这种观点与OLI范式的拓展有相同的地方，但更强调了在所有权方面的追求，也可以看做是OLI范式的拓展。

Shige Makino等(2002)提出了一个框架模型，认为新兴工业经济体的FDI有三个主要的动机，即战略资产寻求、资源寻求及市场寻求。其中资源寻求主要是劳动力寻求，战略资产寻求型FDI更有可能在上游发达国家，而资源寻求型FDI更可能在下游国家。市场寻求型FDI更有可能发生在大的国家，且在上游国家的可能性也比下游国家的高。因此，作者认为为了获得战略资产或者是市场，新兴工业经济体企业会优先在发达国家投资，而在小的大的欠发达国家获得资源，大的欠发达国家获得资源和市场(框架具体如图4所示:)

图4　区域集团与FDI动机

另外，作者认为企业在一个特殊区位进行FDI的动机会受到国家特定因素——资源禀赋或者是创造性禀赋，及战略资产的驱动。企业的动机及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了其FDI的区位选择。作者为了验证这个框架模型(见图5)，利用了328家台湾企业的数据作为实证研究样本，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的动机对其FDI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而这个影响则受到了企业拥有的能力的调节。资产开发型及资产寻求型投资预测了新兴工业经济体的投资区位选择。

Fabio Bertoni等(2008)研究了2000—2007年间来自金砖四国的MNEs在西欧的417次收购。结果发现，大部分的投资都是跟随开发战略的，这种战略目标在于发现新的市场，且主要通过横向及相关投资实现。除了开发战略外，还有一个主要的战略是开拓战略，目标在于收购新资产或者扩充能力。另外作者还发现，中国的MNEs趋向于更激进的收购低绩效企业的收购战略，且与集团横向投资似乎变成最大的横向纵向交易相关的目标企业平均上来说都是绩效较好的企业，而不是集团相关投资。

图5　新兴工业经济体MNEs的FDI驱动因素模型

战略资产寻求观点的主要代表是Ping Deng。Ping Deng(2007)以中国企业海尔、联想、TCL为案例研究中国MNEs进行OFDI的动因，认为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FDI或并购的动因主要是为了获得战略性资源和能力。作者指出中国企业大量海外并购和投资是为了满足其获得战略资源的需要。中国企业由于不能从国内获得创新技术和强大的品牌、声誉等无形资产的支持，所以它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或者是先进技术市场中处于脆弱的战略地位。因此，FDI成为中国企业寻求能够帮助其获得战略性资源和能力来克服其在竞争中的劣势的手段，以维持或者提升国际竞争地位，如实现规模经济，获得产品技术。作者还指出中国企业FDI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比较大。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刺激，给企业提供的税收优惠和低利率贷款，让它们更有欲望进行FDI，从而积累国际化经验，开拓国际市场并获得一定的技术和管理诀窍。

Deng，P.(2008，2009)从制度视角构建了一个中国企业资源驱动型的模型，认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其实是其国内独有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认知共同影响的结果。在Deng的这个模型中，主要是从中国的制度环境出发，重点阐述了制度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最终影响中国企业战略资源型对外投资以获取竞争优势。在国家层面，可分解为政府的作用和逃避国内制度约束两个主要原因。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影响是很大的，且其制度约束和刺激构成了中国企业并购决策的基础。中国政府指导企业进行FDI，并有能力强迫企业按照其政策进行。另外，中国政府也鼓励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成为跨国企业，同时也鼓励企业在R＆D上投资以增强创新能力，所以一系列的制度支持政策就形成了。在制度方面，总的来说，中国企业是在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种战略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是鼓励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海外并购，以获得战略性资源，弥补其在研发、管理、创新方面的不足。尽管有政府政策的支持，但是非效率的法规框架及极弱的知识产权保护都降低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它们主要在产量和价格上进行竞争而不是产品创新。而为了避免竞争劣势，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尤其是技术能力和其他无形资产。在企业层面，则分解为企业价值观和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对其的刺激作用。中国企业领导导向比较重，公司执行层有较大的授权但是往往是执行层战略。因此，企业国际化目标与企业的高层管理是紧密联系的。企业领导想走出去成为一流企业，但是国内资源有限，而在国外能获得其在国内没有的资源，因此企业领导导向的进行跨国并购的意愿很大。另外，内向FDI也是跨国并购的一种刺激，在内向FDI带来能力和学习经验的基础上，中国企业更有可能加快外对FDI步伐，增加它们对国际市场的承诺。Deng指出，在高度竞争的全球市场中，中国企业需要战略资产助其在竞争中获胜。当战略资产无法在国内获得并且无法在企业内部轻易开发时，并购海外公司就成为一个有效的规避国内制度约束的方法。大规模的对华直接投资也激励着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以获得其在国内的合资企业无法获得的战略资产。而之前的研究也证明了走出去战略主要的目的是增强其竞争力而不是利用已有的资产。如图6所示:

图6　EMNEs战略资产寻求型FDI动因模型

Daphne W.Yiu(2010)对企业集团进行了研究，认为OLI范式和LLL模型都只是针对单个企业的研究，忽视了企业集团的国际化行为。且这两个模型都强调企业在国际化之前就拥有优势或者可以通过国际化获得资源来提高能力。但是这两者之间缺少联系，对于拥有国际化优势的MNEs来说，减少体制的制约，及抓住母国的制度机会对它们的国际化成功是很重要的中间环节。而那些在国外成功获得先进资源的MNEs，它们仍然需要从适应那些已获得的资源及新兴市场的独特的当地环境中获得能力。作者认为企业集团构成了一个宏观体制框架，使得它们提高在新兴市场的MNEs的竞争力。企业集团的优势能够帮助集团子公司在其他新兴市场开发它们发达母国的优势，和在发达市场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成本优势，也能在母国和东道国市场中获得能力来保持竞争力。作者认为中国企业集团拥有三个独特的优势，即市场内部化、外在联系、制度支持。这三个属性是OLI范式和LLL模型的结合。具体框架如图6所示。

作者认为中国的企业集团比非集团企业更有可能累积独特的所有权优势并将优势内部化(见图7)，且为通过集团的内部市场进行的资产开发和资产寻求型国际化提供联系和杠杆机会。中国企业集团的母国区位优势使得它们发展能力以便在国内和全球市场竞争，它们可以通过在国内学习外国伙伴来克服技术差距和后发劣势引起的初始资源障碍。它们抓住了母国的区位优势和来自外在联系的学习的机会，并作为它们国际化的前提。因此，它们应该比非集团化企业更有可能积累区位优势，并通过集团在母国的外在联系为资产开发和资产加强型国际化吸引联系和学习机会。而中国政府的制度支持也为企业集团积累所有权优势和吸引联系与学习机会提供了可能。

图7　中国企业集团特性、MNE优势及国际战略

5.内容—过程模型

Peter Ping Li(2007)在OLI范式和IP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内容—过程模型。他认为OLI模型有两方面的不足:一个是OLI范式主要考虑交易成本的减少，及开发通过内部化方式产生的先前优势，而忽略了交易价值或者交易机会的重要性，且也没考虑到通过联盟方式对事后新优势的开发;另一个是这个模型首先是静态的，缺乏动态性。其在中央结构上不连续，且显得模糊。OLI范式将三种有先后顺序的结构作为独立的并列了，因此，模糊了它们概念的差异和因果联系。第二是模型不能解释MNEs演化的矛盾，诸如缺点触发劣势，杠杆开发，基于合作的竞争及变化驱动的平衡等。而LLL模型虽然克服了OLI范式的静态缺点，动态地表示EMNEs的优势来源，但是作者认为LLL模型对联系、杠杆作用和学习三者的区分并不明显。模型中的联系与杠杆作用似乎是到达学习战略终点的战略手段，因为学习是指联系和杠杆作用重复应用的结果。而且，联系和杠杆作用似乎是密不可分的，是通过战略联盟获取外部战略性资产战略的两个元素。因此，作者认为这两个模型都不能完全解释EMNEs行为及动因，一个整合了OLI范式和LLL模型的内容——过程模型才能更好地解释EMNEs行为。在这个模型中，作者将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出口前、未充分发展的出口、成熟规范的出口、跨国公司婴幼儿时期、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时期，前三个阶段指MNE前阶段，后三个阶段是MNE阶段。对EMNE的分析是将所有的空间内容因素置于六个MNE进程阶段的时间环境下进行分析。

新框架的五个主要的空间内容因素有最终意图、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战略选择及市场效应。空间内容因素的最终意图是指企业特定的指导战略选择和行为的长期愿景、使命和战略意图。在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成为国内市场的领导者。经过初级阶段后，公司则会采用积极的全球战略，其战略目标变为成为国际市场领先者。外部环境是指母国和东道国的供需环境，包括产业和国家特定条件。EMNEs在国际化初期阶段既可以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且能从经济全球化深入中获得机会，如成为发达国家MNEs在当地的OEM供应商，从而获得生产技术、营销技术和管理技能等;也有可能是为了规避政府管制。内部环境指企业特定的内部资源，包括有形和无形资源。EMNEs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一般不拥有类似发达国家MNEs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它们的所有权优势是在FDI活动过程中动态地获得的。因此，EMNEs初始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就是渴望能够获得所有权优势，但是在国际化的后期阶段，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样，拥有所有权优势是其国际化的必要条件。战略选择是指为了在全球市场中竞争，企业特定的决定和行为，包括战略目标、战略导向、战略定位和战略模式。市场效应则指企业在市场上的特定绩效，包括财务结果和学习结果，这是之前四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三个主要的时间进程要素则包括了同步性、方向性、节奏。时间进程因素的同步性指发生在同一时刻的事件的时空格局。如不同的进入模式可以在国际化的某一阶段同时存在，进入模式的选择不是固定不变的。方向性是指事件的先后过程，但是EMNEs的国际化并不严格遵循从低风险的进入模式逐渐转为高风险的进入模式，在初期阶段进入“文化距离”近的国家，而后期阶段进入“地理距离”远的国家这种区位选择战略。节奏则指事件的节奏。EMNEs受到政府的支持，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及公司战略的刺激会采取快速的国际化战略。但是在初始的国际化阶段，其国际化节奏较慢，因为对国内市场的依赖;而在后期则会加快国际化速度，以追赶发达国家MNEs。EMNEs的国际化演变过程呈现出繁荣—萧条的无限循环的特点。

作者认为这个整合的模型视所有权优势和学习作为事前动机和事后效应，而不是给定的前提。在该模型中，所有权优势是可以通过外部杠杆获得的内部互补性资源，这是所有跨国公司国际化的前提条件。而内部优势对于联动效应和杠杆效应来说是必须的，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应选择能够使外部联动效应、杠杆效应和学习效应得到最大发挥的外部环境;而对于进入模式的选择，在考虑交易成本的同时也要考虑交易价值。另外，作者还认为外部环境中的“软”要素与制度要素对EMNEs的国际化有重要影响，它们共同作用促进了EMNEs的国际化。“软”要素指的是社会资本中不能识别的部分，如信任、魅力、创新精神、野心、激情和价值等。制度要素则是政体、法律和伦理等。这个模型是历史的、动态的、辩证的，修正扩展了OLI范式，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MNEs的解释力。

6.学习、网络观

追赶与学习的观点认为新兴市场的MNEs的国际化过程是一个共同演进、共同合作竞争且共同导向的结构化过程。而跨国并购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的学习能力和过程。先前的收购经验能够增加后面收购的可能性，因此，缺少这一学习能力和过程的新兴市场的MNEs也比发达国家的MNEs更加倾向于以较慢的速度、较低的风险及较少的管理层流动方式整合目标公司。

Peter Ping Li(2010)在双重镜头和交易价值理论技术上，整合出了基于学习的跨国学习框架来研究EMNEs的国际化行为。这个学习框架将学习动机和学习能力作为跨国学习的轨迹，并把不同的进入战略作为这些学习轨迹的首要应用。在开发性和开拓性学习维度上的学习轨迹，及单边与双边学习共同构成了MNEs跨过学习的总体框架，以此作为中央主题，尤其是在累积性的国际化过程中。另外，作者将跨国联盟作为一个特殊的双边学习的形式，这种形式与共同开发和共同开拓有关，且刺激也使得后来MNEs能够进行累积性国际化。作者在此文章中还辨别出了四个主要的基于学习的问题，作为反映从基于等级的单边开发到基于网络的双边开发转变的新兴范式，等级制是开发已有核心竞争力的最好形式，而战略联盟则是开拓一个新的核心竞争力的最好方式。探究性学习是一个开创新的学习轨迹，与从外部资源或者创造性新知识中获得新知识相关，而开发性学习是一个路径依赖型学习轨迹，与加深或者应用一个企业自有的或者共同的外部知识相关(见表1)。

表1　EMNEs学习动机与特征

续表

另外，作者还探讨了学习与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单边的开发性学习会选择绿地投资作为首要进入模式，在中间阶段进入欠发达市场，但是缺少协同作用;而单边开拓性学习则以并购为首要进入模式，在中间阶段进入较发达市场，与开发性学习相比，是有限协同。而双边开发性学习以OEM作为首要进入模式，在早期阶段进入较发达市场，协同作用较温和，而双边开拓性学习则以非股权SA为首要进入模式，在后期阶段进入一个网络中的市场，协同作用强(见表2)。

学习观强调EMNEs在国际化过程中边扩张边学习，往往在一开始，EMNEs缺少学习能力，但是随着国际化过程深入，EMNEs能够从其中不断积累学习经验，并内部化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从而提高竞争力。

表2　EMNEs学习与战略选择

网络观认为市场上所有的公司都被认为是嵌入网络关系中的，这种网络可能是通过与研发者、供应商、分销商、顾客等建立的联系所组成的。Johanson and Vahne(1977)认为网络资源的相似性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减短学习过程，因而公司的国际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网络的增加减少了国际网络的差异性，使得进入国外市场的战略实施倾向于直接的、更快捷的进入模式，而不是渐进的模式。Jan Johanson、Jan-Erik Vahlne(2003)提出了经验化的学习—承诺的网络国际化过程模型。作者将商业网络定义为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商业关系，而企业间的紧密持久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所有的企业都处在与重要顾客和供应商形成的有限的系列关系中，因此，每个企业都是一个商业网络的一部分。Pananond(2004)认为公司与其合作者的建立的网络关系是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网络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它能够帮助公司减少成本，增加收入，网络能力——从各个合作者那里吸收互补资源然后转变为公司自身利益的能力，是一种获得重要资源的必要的组织能力。网络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的建立至关重要，尤其是亚洲国家。Tain-Jy Chen等(2004)用台湾制造业企业的海外投资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FDI中当地联系的模式。作者研究发现外国子公司的当地联系的密度因FDI区位、进入模式、公司规模和投资者嵌入的产品网络的属性的不同而不同。大型企业比小企业更加活跃于追求当地联系，因为它们有更大的能力来吸收与网络整合的风险，也更有能力在大额交易中应用关系资本。不同的进入模式导致不同的当地联系结果，合资进入模式的FDI会有更多的当地联系，而全资形式的FDI则少些。试图花更多资源来建立当地关系的投资者更有可能选择合资模式的子公司，而不是全资子公司。一个企业在不同的区位投资追求的是不同的当地联系，这种联系是为了能够维持或者强化它们在母国基础上的核心关系，为了满足这一条件，东道国往往需要提供一个友好的网络环境。如果一个投资者在寻找与同质再生资源不同的独特资源，它就会追求更多的当地联系。当地联系的投资通常开始于那些低风险的原始企业网络联系。Peng and Zhou(2005)认为当市场环境变得更加规范，政府控制和干预减少，网络关系的内涵和力度都将从一种强联系转化为弱联系。因此，网络能力并不能保证公司获得持久的竞争力，公司必须通过网络关系尽快建立其特定的所有权优势，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国际化竞争优势的来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以母国区位优势为主的所有权优势到网络能力，再到公司特有的竞争优势的变化，网络能力为其实行追赶战略提供了可能。UNCTAD(2006)在全球调查中发现网络和关系是竞争优势的第二大重要来源，仅次于生产组织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调查表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3/4不是来自于公司的所有权优势，而是来自于掌握和整合大量资源的能力，包括网络关系，组织结构和文化影响(见图8)。

ZHIANG(JOHN)LIN等(2009)对中国和美国进行了制度比较分析，探索了网络和学习如何驱动跨国并购。

图8　EMNEs的网络与学习驱动模型

作者认为企业作为学习者会受到它们的外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影响，而网络和学习的影响则受到不同制度条件的影响，这种结果因它们的能力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作者认为网络、学习及制度是企业进行并购的三大组成部分。作者假设制度的发展水平对企业在行业联盟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与它随后的系列收购之间的关系起到的是负向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当企业的中心地位很高时，在发达制度背景进行收购就会很少，而在欠发达制度地区进行的收购就会多;制度发展水平对企业在行业联盟网络中的结构孔位置与其随后的系列收购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尤其是，在发达制度国家的结构空位置会导致更多的收购，而在欠发达制度地区的结构空位置将是较少的收购;而制度的发展水平对企业在行业联盟网络中开发学习趋势与其随后的系列收购之间的关系则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开发趋势会导致较少的收购而在欠发达制度国家的则会导致更多地收购。作者用中国和美国的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假设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假设都得到了支持，网络嵌入和学习理论的结合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并购的动因，且学习和网络因素的影响因不同市场制度的国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Ying Zhang，Geert Duysters(2010)利用网络视角研究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市场上的追赶战略，并构建了一个基于联盟的网络框架。作者认为战略联盟能够提供诸多优势，如获得市场、加快投资回报、共享投资成本、分散风险、获得资源、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获得效率、合作竞争等。联盟成员有着不同的吸收能力，这种吸收能力是与学习过程相关的。而中国国家层面上的吸收能力是在逐年增长的，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在缩小。通过分析华为案例，作者把吸收能力发展和企业层面的追赶战略整合为一个基于联盟的网络框架。作者发现企业的网络联盟和高校在不同的追赶阶段相互补充;基于联盟的网络给中国企业缩短追赶路径提供了跳板。在中国环境下，F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只有在伙伴关系展开的时候才生效，而在早期阶段，联盟与高校的合作促进了吸收能力的发展，与领先企业成为合作伙伴刺激了在后期阶段的R＆D投入，且加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7.三部门理论

Cheng-Hua Tzeng(2008)在吸收经济发展理论和动态能力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三部门成长模型来解释高科技后发企业如何通过社会部门、国家和市场在国际竞争中建立有竞争优势的跨国企业。通过这个模型，作者得出以下结论:(1)三部门在面对外部威胁的推动和内部利益的拉动时，这三部门就会合力产生作用，从而促进后发企业的发展;(2)在“到达”阶段时，后发企业需要社会部门的关心，依靠公共研究部门的技术支持，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确立地位，实现跨越;(3)在“停留”阶段，后发企业提高自我研发能力，不断提供新的产品，并进行流程再造提高效率，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成为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此阶段中，后发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创造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4)在“过渡”阶段，政府需要帮助后发企业克服两个陷阱:低成本比较优势陷阱和学习短视陷阱。低成本比较优势陷阱，是指后发企业倾向于仅仅依赖于成本优势成长，而忽略了其他。处于转型阶段的后发企业需要在“到达”阶段克服比较优势，而致力于创造竞争优势，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移动。学习短视陷阱指的是后发企业一般偏向于学习的短期利益，而不关注开拓性学习，因而它们常常不能够持久地保持其竞争优势。因此，在后发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必须通过政策管制、经济调节等手段帮助企业克服这两个陷阱。另外，后发企业所在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对后发企业成长的三个阶段中技术能力的影响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该理论的模型如图9、图10所示:

图9　三部门理论模型

图10　不同阶段EMNEs应采取的行为模型

8.环境观

环境观认为EMNEs与环境之间的过程是一个共同演化的过程，EMNEs表现出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演化轨迹。

Glauco Arbix、Andrea Goldstein与Fazia Pusterla、Sergey Filippov、Rajah Rasiah、Peter Gammeltoft与Yang Jiang都分析过EMNEs活动的母国环境条件特征，以及母国如何受到海外子公司活动的影响。Arbix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与巴西国有跨国公司及海外投资密度快速增加相关的巴西生产的深刻变革。新的国际化战略受到了这些国有跨国公司对创新过程的系统化追求的支持。他认为国际化可以支持改变国内环境，也可以带来产业结构调整，及呼吁支持国际化的新的政策和公共项目的出现。Goldstein与Pusterla研究了巴西和中国外向投资流动中的OFDI的决定因素。他们检验了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假设，发现中国和巴西正在移向第三阶段，国内企业需要所有权优势和其他优势来进行国际化和引领海外投资。政府、制度和国内企业在所有国家的特征是决定沿着路径移动的关键因素。Filippov认为EMNEs的出现与国内环境条件相关。他跟踪了作为理解国际化战略背景相关的俄罗斯企业的演进和它们服务形成的特质路径。Rasiah，Gammeltoft和Jiang更是鉴别讨论了母国政策可以实施企业对外FDI的地区。它们扩展了动机企业理论，讨论了OFDI战略动因及现有的母国政府促进OFDI的措施。Alvaro Cyrino、Betania Tanure、Christian Milelli、Franc oise Hay、Yunnan Shi和Cassandra Sweet更多地研究了东道国特征及它们如何以多种方式造成了EMNEs的活动，以及反过来如何受到EMNEs活动的影响。Cyrino，Barcellos和Tanure检验了心理距离，并考虑了EMNEs的行为如何受到东道国国家环境和距离的影响。Milelli，Hay与Shi研究了中国印度跨国公司对欧洲东道国环境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些EMNEs与母国限制有关，获得市场是主要动机，这也反映了它们母国的比较优势。Sweet不仅考虑了巴西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框架条件如何广泛地影响印度制药企业的运作和战略，同时也考虑了在这些地区进行运作的后果。她发现印度制药企业习惯在一个弱制度环境中运作，但这并不给予它们任何特殊的市场优势。

Peter Gammeltoft等(2010)指出EMNEs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收购，在全球市场上建立起它们的重要地位，其海外子公司也对这些EMNEs的总规模起了与日俱增的重要贡献。然而IB领域对EMNEs现象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对已有理论的扩展。早起研究普遍认为OFDI可以用已有的国际化理论进行解释，但是Mathews(2002)发现EMNEs不再仅仅是寻求推动垄断优势或者是寻求到处挖掘资源及形成合适的战略和组织形式。作者融入了钱德勒的观点，现代企业如何在资本主义的核心经济体系中出现及引发政府法律法规政策、金融系统和支持机构的响应。作者认为对EMNEs在国内外活动和组织应该有个全面的理解，它们如何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及反过来它们如何影响了环境。一个全面的分析应该不仅仅加入EMNEs本身的特征，还应该同时加入它演进而来的国内环境特征及它所投资的东道国环境特征。EMNEs与环境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双向影响的。与此同时，在EMNEs与环境之间的影响关系中，也需要考虑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EMNEs反映了它所进化的环境(如内部化疲软的市场)，EMNEs的活动会溢出到环境中(如通过培训和R＆D);同时一个环境同样会积极适应EMNEs的要求(如通过法规和支持机构)。因此，作者认为现有理论应该考虑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特征及其环境。其之间的框架应该如图11所示:

图11　EMNEs的决定因素和产出框架图

二、EMNEs国际化路径、过程

1.IDP模型在新兴市场的适用性

Gammeltoft et al.(2010)认为，新兴市场的MNEs存在自身的特点，而之前的那些理论是建立在欧美发达国家基础上的，尽管还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并不是最适合的理论，仅扩展现有理论范围是不够的，因为新兴市场的MNEs具有政治技能，而这一优势则是欧美国家的MNEs的弱势，先前的理论也无法解释权力距离优势。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路径是否与发达国家的一样，之前的理论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一些学者做了一些检验研究工作。

Rakhi Verma与Louis Brennan(2009)运用描述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检验了IDP理论是否适用于印度。根据IDP理论，一个国家的净对外投资状况依赖于它的发展水平。作者用1991—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这个假设，结果发现，自从1991年以来，印度的投资额跟着受投资带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而急剧上升，它的净对外投资状况并没有与IDP模型相匹配。作者认为，印度与IDP模型不相一致是由于印度经济改革，及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成本和当地经济条件的差异。这可以由三阶段动态竞争优势理论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独立后印度是进口替代状态，到了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是出口上升阶段，到最后放松对内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因此，IDP模型需要进行拓展和修正才能适应印度的发展状况。

Andrea Goldstein(2010)用1980—2006年间中国和巴西两国的OFDI数据检验IDP模型在这两个国家的适应性。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和巴西都在向模型的第三阶段移动，母国企业通过走向海外获得所有权和其他优势，因此也成为了领先的海外投资者。同时，两个国家的政府、制度和国内企业特征都是路径移动的关键决定因素。

Peter J.Buckley等(2010)运用印度跨国公司海外收购数据检验了OLI范式在新兴市场国家跨国收购中的解释力。巴克利指出，新兴市场MNEs国际化的动机和轨迹依然是个被忽略的主题，检验这些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及寻求适合它们战略的概念和框架极其重要。印度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其市场不完善引起的制度方面的国家特定优势给其跨国公司带来了一定的优势，使得其EMNEs的OFDI模式呈现出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目标市场为发达国家。这些发达国家代表着知识资产中心，它们给那些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印度EMNEs进入大而发达的市场提供了资源，也为它们建立良好品牌的营销和分销渠道，及更广泛的产品组合提供了必要的资产。另一个特点是印度MNEs的海外收购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如高科技产业尤其是软件行业，及工业、化学和医疗行业。这两个特点与OLI范式的建立基础——发达国家MNEs的特点有很大的区别，印度EMNEs的国家特定优势如制度结构转型更多地影响了其EMNEs的国际化行为。作者通过对2000—2007年8年期间印度公司的海外收购数据的对数线性回归检验，发现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和知识资产禀赋并没有对收购的价值和数量有显著影响。其他的区位因素包括政治风险和公司税率的检验结果也并不显著。印度公司已经取得海外市场寻求型的收购，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测量国家特定优势的检验结果也并不显著，与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相反，理论认为印度应该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是事实上印度的OFDI在 2007年已经超过了IFDI。制度变化也不像国内资本市场变量那样显著，而文化变量的结果则是显著的。总之，检验结果最终表明，印度企业的海外收购的首要动机是市场寻求，汇率波动及文化和语言因素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然而，作者认为印度企业的投资发展路径与理论的不符，主要可以用印度的非典型跳跃式发展模式来解释，这种模式是从农业经济越过工业经济而直接演进到服务经济的。

这些检验结果表明EMNEs的国际化过程与发达国家的MNEs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之前的那些理论并不能完全概括EMNEs的国际化过程。因此，就像Gammeltoft et al.(2010)说的，应该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以更好地解释EMNEs的国际化现象。

2.区位选择

传统的跨国企业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在心理距离和文化距离上会遵循由近到远的区位投资，但是EMNEs的快速国际化表现出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MNEs所采取的渐进式的区位选择。

Luo＆Tung(2007)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激进的区位选择战略，它们在初次国际化时，就撇开心理距离的影响，直接进入与母国环境具有很大差异的发达国家市场。国外经营的外部性影响可以通过直接购买可使用的技术、关键零部件、新产品和品牌;兼并以获得隐形知识和独特资源;聘用东道国专家组织和管理高技术活动三种方式来克服，所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区位选择中并不过分强调伦理纽带以及与母国的心理距离的影响。

Alvaro Cuervo-Cazurra(2008)用案例研究方法总结了拉丁美洲的MNEs的国际化过程。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MNEs有着不同的优势和国际化特点，所以IP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与邓宁的OLI范式都需要进行扩展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国际化行为。作者选择了拉丁美洲前二十名私营MNEs作为研究案例，分析在同一地区有相似发展过程的企业以进行经验比较，同时也分析了在多个国家运营的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三个主要观点:第一，跨国公司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成为MNEs，这反映了建立FDI复杂优势的额外困难和需要;第二，跨国公司通过进行结构改革将国内运作条件进行转移从而成为MNEs。这诱使企业升级它们的竞争力，使得它们能够克服建立FDI和成为MNEs的挑战;第三，跨国公司跟随四种选择国家的战略来建立第一个FDI。这些战略体现了海外运营的困难与优势之间的平衡。另外，作者认为结合OLI范式与IP模型能够更好地、动态地解释EMNEs国际化行为，且应考虑制度对MNEs行为的影响，尤其是母国制度如何影响EMNEs国际化行为。在文章中，作者提出OLI范式和IP模型让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困境，即物理距离近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与母国相似的文化和发展，但是却不是OLI范式认为的EMNEs可以获得优势的地方。为了解释这个困境，作者用文化和发展(包含教育、医疗和收入三个子维度)两个维度来解释EMNEs对第一个FDI国家的选择。作者发现EMNEs开始国际化时有四种可选择的战略，分别是在文化和发展相近的国家开始，在文化和距离遥远的国家开始，在文化相近但距离远的国家开始，在文化距离远但发展相近的国家开始。这四种战略与OLI范式和IP模型之间的联系如表3所示。

表3　企业首次FDI区位选择战略

在(1)象限中，企业从文化和发展相近的国家开始国际化的行为与IP模型相一致。跨国企业一般在资本密集行业及政府对客户有重大影响的行业，它们通过许可或合同来建立外国企业进入的障碍，因此，在母国发展起来的知识和资源能够更好的在文化和发展相近的国家中投入使用。在这一战略中，与政府建立关系的能力成为获得合约的优势来源。当竞争是基于制度依赖的资源和知识时，跨国公司更有可能在文化和发展相近的国家开始国际化FDI。第二象限战略的公司一般是那些在跨文化间容易转移产品的行业企业。这些企业对人获得资源和能力更感兴趣。这些资源和能力能够在更为发达的国家中获得而文化相近却是不是那么必须的。因此，当跨国企业的资源和知识可以在海外轻易转移和应用且企业对进入更为发达国家市场感兴趣，或者是企业对活的那些与它们已有的不同的资源和能力感兴趣时，它们就会选择第二种战略，从文化和发展距离都远的国家开始国际化。选择第三象限的原因一般与受到其他国家市场潜力和渴望接近更高收入消费者的限制的产品文化本质相关。文化产品很难进行跨国转移，因此，销售文化敏感型的产品的企业会更有可能在那些文化相近但发展距离远的国家开始，以便转移文化产品且获得高消费者。选择第四象限战略的企业一般销售那些有特殊需求的特殊消费水平群体需求的产品，但是却不具有文化特殊性。企业的主要优势是理解如何在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进行生产，且销售给那些跟母国相似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发展中国家MENs具有优势处理这些消费者的需求，并考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竞争优势，它们也具有更好的资源和技术适应能力来满足其他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当企业资源和知识与东道国的发展水平相联系但是不具有文化特殊性时，企业就会选择这个战略。EMNEs选择不同的战略进行OFDI，主要驱动因素是它们所运营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企业享有的区位优势的改革导致它们改变它们的所有权优势，并且改变内部化优势而成为EMNEs。当国家从进口替代转变到结构改革时，区位优势的改变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它们的所有权优势以在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中运营。反过来，这种所有权优势的发展将会帮助企业克服内部化跨国资源转移的困难。因此，作者认为它们观察到的跨国公司主要是从结构改革过程开始成为MNEs的。

Poh-Lin Yeoh(2010)用印度两个企业作为研究案例，在分析它们的动态国际化模式的基础上，作者分析了新兴市场MNEs的国际化战略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主流的国际化模式对在国际化早期利用企业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存量进行开发式学习更有解释力，而新兴国际化模型如LLL模型与加速国际化模型则对那些在企业国际化后期阶段寻求新知识流动的开拓式学习更有解释力。但是文章有其弱点，如案例来源单一，没有研究绩效与国际化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考虑行业的影响。

Adele Parmentola(2011)建立了一个模型来检验中国MNEs的国际化战略选择及其决定因素。作者采取了两个维度来分析中国MNEs意识到FDIs的动机，一个是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水平，一个是目标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当企业已经获得强竞争优势时其竞争力水平高，因此在国内市场是领先者。而目标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则预示了企业能从其中获得的区位优势和企业需要的资源和竞争力。通常来说，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高，创新力强，员工素质高，知识密集度高。作者提出的理论框架如图12所示。象限A是当地特定优势开发战略，是已经在国内市场建立了持续的竞争优势的大型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它已经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进行FDI以便开发东道国资源，以此增加它们的市场份额，获得低成本资源。象限B是全球领导力收购战略，在这一象限的企业已经在国内市场建立了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它们为了加强其全球竞争地位建立全球优势而走出国门。这类企业的成长战略是收购新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而不是收购低成本资源和扩大目标市场。象限C是知识寻求战略，这类企业希望在国内市场上提高竞争地位，尽管走出国门会花高成本和面临母国的竞争压力。这类企业一般投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且其国际化是个临时的方案，因为它们在获得必要的战略资产后会离开国外市场而专注于国内市场资源。

象限D是竞争力差距开发战略，这类企业走出国门是国内条件的结果，是一种防御战略，通常是那些无法在国内市场生存的企业所选择的战略。它们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进行FDI，以此来开发它们与东道国之间的正的竞争力差距。作者认为这个模型是动态的，一个企业可以在不同的阶段改变其战略。为了检验这个模型，作者用了多案例研究方法，研究了六个中国电信设备行业企业。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第一阶段，许多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生存，然后是在它们能够获得战略资产的特殊国家投资。导致中国MNEs意识到FDI的因素是它们认识到通过FDI获得战略资产的必要性，以此来加强它们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地位。但是这个动机是它们国际化过程的过渡阶段，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中国MNEs的国际化战略将会是获得全球领导力地位。

图12　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与区位

3.国际化路径

Rajesh K.Pillania(2009)认为学术界上对新兴市场MNEs的国际扩张路径研究至少有五个模型。第一个是全面的国际化开始变老，越来越多的已有规模和地理范围跨度的新兴市场MNEs在向最大的西方MNEs看齐。第二个是区域活跃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规模而打破它们的国内市场，但是由于文化亲和力和地域的接近，他们就选择了邻近区域市场。第三个是全球资源首先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出售，但是由于国内资源限制，它们就来自国际市场。第四个是全球卖家是全球资源的镜像，他们最开始在国内制造，但是在海外市场寻找新的消费者。第五个是多地区的利基市场者开始成为更小的公司在多个地区的利基行业进行运作，通常是基于创新技术或者是过程。

Jaeho Lee与Jim Slater(2007)对三星案例进行了研究，同时也检验了新兴市场投资发展路径。已有的观察发现，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地追赶，已经超出了IDP假设，这些国家的MNEs进行FDI被认为是为了获得战略性资产，它们通过创业承诺来升级技术能力以维持并增加它们的所有权优势，这与IDP模型是有出入的。作者认为资源基础观虽然能够解释新兴市场MNEs的国际化行为，但是它是静态的，未能动态地说明新兴市场MNEs的快速追赶战略的动因及其模式，而动态能力观及创业寻租行为能够补充资源基础观。新兴市场MNEs可以通过它们的动态能力创新性地转化它们的管理实践和组织惯性，重构它们的资源和能力。因此，作者结合了这两种观点，增加了资源基础观框架的维度，并以三星电子为案例分析了新兴市场MNEs的国际化。作者研究发现三星电子不仅利用现有资源，在其上升到行业顶端时同样也发展动态能力。激进且冒险的投资行为、管理技术发展的有效政策导致了三星电子的非凡成就。一个企业的动态能力、通过重构提升所有权优势的能力、改造和学习的能力都有助于其母国特殊的发展路径。

Ravi Ramamurti(2008)指出新兴市场的MNEs不是一个同质群体，它们有着许多的特性，如目标市场、竞争优势及国际化路径等。这些国家的MNEs现象表明每个国家有各自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又反过来创造了独体的国家特定优势。作者认为一个企业在国际化的早期阶段很可能比后面几个阶段更加依赖于母国的国家特定优势，随着MNEs的演进，母国国家特定优势的重要性将会降低。不能确定国家特定优势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对于一个国家的所有企业来说，包括外国企业，不是所有的都能够如愿地轻易获得国家特定优势的。

虽然EMNEs没有尖端技术或者是强大的全球品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企业特定优势。如Mathews(2002)认为EMNEs国际化是为了获得能力和优势而不是开发已经存在的能力。作者认为EMNEs的企业特定优势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适合新兴市场的产品，它们有能力适应引进的技术来发展适合当地消费者的特殊需要的产品，如让产品更加便宜;另一种适应则是制造那些在新兴市场中艰苦条件下也能耐且易于维修的产品。这个优势能够帮助它们获得国内市场，同时也能够进入更低收入的国家。二是卓越的生产和运营。它们有更好的生产效率和卓越的过程，尤其是在新兴市场的环境下，它们能够用更多的劳动力和较少的资本来最优化生产过程，同时它们也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利用最新的技术或者可获得的最大规模进行竞争。三是具有获得资源和市场的特权。EMNEs能够从当地政府那里获得支持，可以是市场、优惠法规，或者是优先获得资本。尽管这会被视为是不公平优势，但是如果这些特权只能被一些当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集团拥有时，这就是这些EMENs的企业特定优势了。四是逆境优势，EMNEs能够在新兴市场的艰苦条件下有效地运营，这就是它们自身具有的优势。西方企业通常受到制度空隙的阻碍，但是当地企业就能够复制战略、与生俱来与这些限制打交道，它们更能够将企业特定优势不同程度地转移到其他新兴市场。五是传统的无形资产。尽管很少EMNEs有强大的全球品牌，但是它们中的许多拥有强大的能够发展成为全球品牌的当地品牌。如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以获得IBM的LOGO使用权来建立它自己的品牌。另外，也有一些EMNEs活跃在全球技术前沿，作为先行者进入新兴产业，及拥有全球认知的品牌。

在鉴别出EMNEs所具有的CSA与FSA之后，作者梳理出了EMNEs通用的五种国际化战略，并认为每一个战略都利用了不同的CSA与FSA，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具体的如表4所示:

表4　EMNEs的国际化路径

EMNEs的第一个国际化战略是自然资源纵向整合。这个战略的实施者往往是为了保护下游市场的安全，或者是进行后向整合以保证上游自然资源转化为国内市场需要的最终产品的安全。除了获得资源上的纵向整合外，这些自然资源企业在价值链的其他环节也进行纵向整合，如对生产过程、分销和市场营销等。当地优化战略的FSAs来自于优化国内市场不同条件的产品和生产过程，如以欠发达的硬件软件基础设施来服务多个国家的低收入消费者。低成本合作伙伴战略则是从新兴市场的低工资中获利，以成为高工资国家企业的供应商伙伴。这种EMNEs出口的目标市场是发达国家，当这些企业试图通过与发达国家消费者建立更亲密的联系来移动价值曲线时，它们就会进行高端市场的FDI。全球集装战略则是在成熟的中期技术产业进行全球规模化生产，这些EMNEs通常采用全球化的标准化生产过程和产品，不断增加新能力，升级旧能力，并通过跨国收购或是绿地投资来巩固它们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这样就更能进行国际扩张。最后一个战略是全球先行者战略。通常是新兴市场企业在全球技术前沿运作，或者是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的开拓者。全球先行者的目标市场是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市场，它们很有可能通过在新兴市场的绿地投资与在发达国家的并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扩张成长。另外，作者还给出了EMNEs的战略活动空间和FDI地理范围(见图13)。

图13　FDI来源与目的国

作者认为对EMNEs的研究还应该考虑产业环境及国际宏观环境，OLI范式并不能完全解释EMNEs具有竞争优势的原因和来源，而加入这些因素能够较好地解释在第一阶段的EMNEs的国际化过程和行为(见图14)。

图14　EMNEs(MNEs阶段1)国际化过程中的环境角色

Fabienne Fortanier and Rob van Tulder(2009)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的特征、动机、所有权优势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它们在国际扩张路径的不同。作者运用中国和印度企业的国际化方式来解释它们的国际化轨迹。作者根据已有的研究，总结了国际化的四个主要特征:第一个是国际化的平均水平;衡量的是一个企业在海外的资产、销售的总体水平;第二个是国际扩张的平均速度;第三个是国际扩张或者增长率的变化;第四个是国际扩张的时间密度，即国际扩张活动的频繁性。利用面板数据对这几个维度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中印两国的国际化水平低，但是增长率高，尤其是资产增长率，时间密度也大。其国际化轨迹为低水平国际化、跳板战略、国内导向及“繁荣与萧条”战略。

Mauro F.Guille'n and Esteban Garcl'a-Canal(2009)认为来自新兴市场，中上收入或者是石油丰富的国家的新型MNEs已经开始了完全不同模式的国际扩张。跨国公司采取纵向国际化扩张主要是为了获得产品原材料、零部件、投入、产品或服务的分销的安全性，减少供应链和资产专有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而横向扩张更多地被解释为在存在进入障碍和市场前景大的时候跨国公司无形资产的充分利用，这些无形资产包括品牌、技术、诀窍等公司专有的技能。用纵向国际化扩张来解释新兴市场的MNEs行为比用横向扩张来解释更为容易，因为发展中国家的MNEs被认为不具有无形资产，或者至少不具有与发达国家MNEs拥有的一样的无形资产。作者总结了新兴市场的MNEs与传统MNEs之间的不同，主要有六个维度。最明显的是国际化速度这个维度，相对于传统的MNEs渐进的国际化速度，新兴市场的MNEs表现出加速的形式，主要是为了缩小与目标市场中的发达国家MNEs之间的差距。第二个特征是在竞争优势弱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的MNEs国际化扩张一方面通过获得外部资源和能力来进行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则利用它们优于发达国家MNEs的政治能力这一优势。第三维度是政治能力，传统的MNEs通常处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政治能力较弱，而新兴市场的MNEs所处的政治环境往往不太稳定，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使得其拥有特有的较强的政治能力。第四个维度是扩张路径，传统的MNEs的扩张路径是简单的，通常是从短距离国家到远距离国家这一模式，而新兴市场的MNEs的扩张路径则是多样的，同时进入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进入模式这一维度上，传统的MNEs通常采取内部增长模式即独资子公司，而新兴市场的MNEs则是外部成长模式即联盟或者收购模式。而在组织适应性这一最后维度上，传统的MNEs由于根深蒂固的组织结构和文化，其适应性低，而新兴市场的MNEs则由于它们微薄的国际存在而具有很高的适应性。新兴市场的MNEs利用自己母国发展起来的优势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同时也进入更为发达的国家，这种张力使得新兴市场的MNEs演变出了一种新的路径，通过联盟或者是收购，帮助它们进行能力升级或者是获得地理范围，或者是两者都有(见图15)。

图15　EMNEs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扩张路径

新兴市场的MNEs在存在后发劣势的情况下，积极进行国际扩张，其动因可以归结为8点，其中作者认为最重要的能够解释横向国际化扩张的是公司专有无形资产的开发利用(见表5)。

表5　新兴市场MNEs的FDI动因

续表

而公司专用的无形资产有9点之多，如表6所示:

表6　新兴市场MNEs国际化扩张的无形资产动因详细表

续表

作者认为新兴市场的MNEs在一定程度上与产品生命周期和国际化阶段理论相一致，特别是当它们首先扩张进入同一地区的国家。当它们开始走出母国地区时，它们有强调文化、政治、或者经济相似性的趋势。

Saixing Zeng等(2010)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路径。作者利用569份有效问卷做了横截面样本分析，作者对所有权的形式进行了分类，分为外国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及集体企业，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所有权形式与国际化路径之间的关系。而国际化路径则分为五类，分别是出口、与外国企业嫁接、技术转移到外国企业或者是技术合作、对外直接投资及其他。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水平很高，说明国际化水平低，企业通常在出口后才会发展其他国际化路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大部分企业资源有限，不能进行高水平国际化。另外，有些中国企业也开始对外FDI，而欧洲、东南亚和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在欧洲进行FDI，主要是精神崇拜的结果。

Luis Antonio Dib等(2010)对巴西软件业的国际化过程及在新兴市场环境中的生来全球化现象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之前的研究都没有完全包含所有的影响企业国际化路径的内在变量，都是从单一的角度如企业特定优势或者是国家特定因素导致的企业选择的国际化路径。因此，作者建立了一个概念模型，模型包含了企业、网络及企业家三个变量，作者区分了企业相关的网络与企业家相关的网络关系。作者将印度软件业的样本数据分为两组进行逻辑回归，但是检验结果并不是都显著的。结果显示一些企业和企业家变量与企业选择的国际化类型相关，而网络变量在两组中并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网络变量对企业选择的国际化类型影响不大。尽管作者提出了一个未被证实有效的概念模型，但是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相当于将网络观点与所有权优势结合起来了，这种想法对解释新兴市场的国际化过程应该是有效的，可能是因为选择的样本太少，行业影响，政府制度影响差异等造成了结果不显著。

Juichuan Chang(2011)认为亚洲新兴MNEs的国际化加速过程与之前的MNEs的运作方式相差很大，他们整合了一个框架(如图16所示)将这个国际扩张与企业绩效相联系，检验了亚洲新兴企业的国际扩张路径、地理范围、产业及企业特征对MNEs绩效的影响。

图16　亚洲新兴企业国际扩张路径、地理范围、产业及企业特征与绩效的关系

作者认为地理范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区域内部国际化能够减少由于距离和文化距离远带来的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减少进入障碍，因此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应该是正相关的，而区域外部国际化则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国内市场的增长率对国际化的影响则是刺激了企业进行国际化，给它们更大的成长机会，减少国内市场供给波动对企业的影响，帮助它们开发新市场、劳动力和要素市场等，因此新兴MNEs在国际市场的成长与其所在的行业的全球市场增长是正相关的，而与其所在的行业的国内市场增长负相关。技术创新能够加速亚洲新兴MNEs的国际化过程，因为技术创新能够让新兴MNEs升级厂房和设备，维持竞争力，增强对市场适应的产品灵活性及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技术创新的主要表现就是R＆D程度，厂房和设备投资，因此，新兴MNEs的国际增长是与R＆D程度、新厂房和设备投资正相关的。而亚洲政府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则表现在给企业提供海外投资的机会及制定制度框架以缩小距离。作者用115家亚洲MNEs的2003—2006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建立了4个模型，模型回归结果发现所有的假设都得到了支持，国内增长率、全球市场增长率和R＆D投资都对亚洲EMNEs的国际化程度有影响。而亚洲新兴MNEs的体制遗留与它的国际化战略对其在不同地区运作有特殊的偏好影响。但是只是亚洲企业，是否适合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EMNEs情况还有待研究。作者认为亚洲EMNEs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成功且建立能力，是因为它们较大型发达国家的MNEs有更大的灵活性、效率、质量和优势寻求行为优势，因此，在亚洲EMNE的国际化早期，其国际化是加速的。

Peter A.Petri(2011)对亚洲的FDI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亚洲内部的FDI主要是从高技术国家流向中等技术国家，而在其他地方则主要包括高技术国家之间的流动，这种模式的不同不是简单地由于亚洲FDI技术主体分配的相对不同，也不是亚洲技术特点的系统性差异造成的。亚洲特例不仅仅反映出了纵向或者横向FDI之间的差异，也反映了FDI决定因素的差异。环境中与技术相关的方面有差异，也对亚洲FDI有更大的影响。尤其是大的技术差距和强财产保护刺激了亚洲的FDI。作者认为OLI范式包含了技术的两个维度，即潜在来源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很可能受到基于技术资产所有权的FDI规模的影响，及技术转移的制度框架，尤其是东道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会影响企业采用FDI方式的意愿。但是OLI范式框架太大，于是作者提炼出了FDI-IPR(知识产权)制度联系，建立了引力模型，并用数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亚洲的流动呈现出技术阶梯的趋势，即高技术国家与那些在技术阶梯中较低端的国家相联系。在投资者之间的技术成果差距对亚洲FDI的有正向影响。而东道国的技术政策对IFDI有显著影响，但对OFDI影响却不显著，这个结果与这个观点相一致——从投资国到东道国，亚洲的投资带着丰富的诀窍知识，且投资者比较担心它们的知识产权在海外受保护的情况。亚洲的FDI有很强的技术驱动因素，且对东道国提供的技术政策很敏感。总之，亚洲的FDI流动系统地偏好于那些有着相对地技术成果和相对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东道国，亚洲特例类型与雁行理论是相一致的，即亚洲的FDI是技术在不同技术阶梯阶段的国家间的技术流动。

4.加速国际化模型

Luo＆Tung(2007)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常会跨越一些轨迹。首先，它们倾向于快速的国际化，而不是按照传统国际化进程理论(Johanson and Vahlne，1977)所预想的渐进国际化。全球舞台上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需要加快国际化的速度，以追赶主导公司。实施追赶战略，它们通常会同时追随不同国外市场上的顾客，而不仅仅是同一时间的顾客，大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也一般会采用高风险、高控制的进入模式，例如兼并、绿地投资以快速地实现国际化。

5.非连续国际化过程模型

Alvaro Cuervo-Cazurra(2010)以中东企业国际化现象作为分析对象，以知识视角分析企业的存在及其跨国扩张过程，认为新兴市场的MNEs的国际化行为与发达国家的MNEs国际化是不同的，新兴市场MNEs的国际化过程是个非连续的国际化过程。企业国际化成功需要建立三种类型的知识——国际化知识或者是知道如何管理国际扩张带来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外国商务知识或者是关于海外客户、市场及竞争者的知识，国外制度知识或者是有关国外政府制度框架、法律法规、价值导向等的知识。而国际化模型也有三种——IP模型、天生全球化企业模型及非连续国际化模型。在这三种模型下，企业需要不同的知识，三种模型也有不同的假设，在不同的假设下，模型能够预测企业国际化时首先选择的FDI国家。与前两种模型不同，非连续国际化模型认为企业在其国内市场发展对其国际化有用的知识，而结果就是选择非连续国际化模型来选择国家进行FDI。在国内市场多元经营的企业建立了管理复杂性的能力，这对国际化很有用，尤其是国内多元运作增加了消费者和商务运营的复杂性，企业整合多种信息来源，进行远距离管理，协调管理团队等，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国际化经营所需要的管理知识，因此，企业会偏向于选择非连续国际化而不是顺序型的国际化过程。在国内市场的多元经营使得企业对不同的消费者、竞争对手有不同的了解和对策，这种跨行业知识经验能够帮助企业进行国际化，而B2B企业可以更容易地利用这些知识进行国际化，因此，它们更偏向于选择非连续国际化过程。而一个企业在国内市场中与外国企业结成联盟能够帮助它们学习到合作伙伴的外国制度知识，因此在它们国际化的时候它们会选择非连续国际化过程。作者运用中东企业数据，建立了一个非连续国际化过程模型，检验结果发现，非连续国际化与顺序型国际化过程是不同的，大部分中东企业国际化过程是非连续国际化过程，而选择非连续国际化的原因是它们在国内市场建立了三种对国际化有利的知识——(1)在国内通过多元经营建立的管理复杂性的知识;(2)在B2B产业内运作建立的管理不同竞争条件的知识;(3)通过在国内与外国企业结成联盟发展的管理不同制度环境差异的知识。

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路径的研究，大部分结果都显示其国际化较为快速，尽管在一开始会缺少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但是一旦它们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它们就会加快速度进行追赶，但是它们并不一定遵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发展路径，它们的路径有可能是快速的，非连续的，也有可能是渐进的，一切都视跨国公司的战略意图及国家(母国及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社会经济环境而定。

三、总结

新兴市场特有的环境背景决定了其跨国公司不同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的动因及过程。从大的背景来说，环境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企业在追求地理范围扩张的同时，也寻求自身竞争优势的建立。但是理论界上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研究并还没有统一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对OLI范式及IP模型进行修正，可以解释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根据新兴市场国家的特有属性建立一个适合其条件的理论模型。从上述已有的文献归纳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对现有理论的修正，或者是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组合观点来解释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行为。但是从趋势上来看，主张要考虑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国际化行为的重要影响的研究较多，且Gammeltoft et al.(2010)认为，MNEs在诸多方面都反映了母国环境的制度调条件及在不同国家的MNEs间的制度的系统性偏差。制度环境提供了企业赖以建立资源的原材料，且企业通过它们的战略使得它们的资源和环境建立了联系。制度因素通过调控、规范和认知三个主要渠道影响企业的战略制定，因此，企业的战略选择受到了它们所嵌入的制度框架的影响。微观层面的MNE与其制度及宏观层面的国家环境之间是处于一个共同演进的过程中的。因此，新兴市场的MNEs所处的特殊的制度环境导致了它们演绎了一条在制度上与传统的MNEs不同的发展路径。新兴经济体的FDI更多地是直接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低技术行业的投资，这不仅仅是因为结构上的需求也是由于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它们的技能更适合这些东道国。另外，新兴经济的MNEs也经历一个内向国际化过程，特别是与母国的外国公司之间的配合。当学习发生，他们逐渐建立起它们的竞争优势和知识基础时，它们同样变得能够从投资中获得更多利益。制度的影响使得新兴市场的MNEs进行大量的并购活动，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同时获得学习效应。

因此，不管是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还是网络学习动机，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行为都离不开与之关系密切的国内制度因素，这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最大的不同。对于以后的研究，在研究单个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行为的同时，应该增加多个国家样本，以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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