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进入国际化市场

表5-4表示了纺织产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有关国际化的分析结果。在表5-4中，模型1和模型5分别分析了纺织产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控制变量；模型2和模型6对两个产业的内部国际化合法性进行了分析，并对假设1进行了检验；模型3和模型7分别对两个产业的外部国际化合法性进行了分析，并对假设2进行了检验；模型4和模型8对竞争性进行了分析，并对假设3进行了检验。从表5-4中可以看出，种群的合法性和竞争性都对企业的国际化倾向具有影响作用。然而，对于不同的产业背景，这些作用呈现出有趣的差异。

模型2和模型6表明，内部的合法性与企业的国际化倾向高度相关，但是假设1中提出的溢出效应只得到了部分的证明。对传统产业纺织业而言，同产业中外资企业的种群密度，无论是不是相同区域，都对该产业中企业的国际扩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我们推断纺织产业的国际扩张很有可能被同产业的内部合法性所影响，而不是相同区域中的内部合法性。然而，通过模型6可以看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外部合法性对企业的国际化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同地区同产业的内部合法性表现为不显著，而不同地区同产业的内部合法性甚至表现为负。表明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同产业中的外商种群密度并未对其国际化选择产生促进作用。

从模型3中可以看出，假设2在纺织产业中得到充分的论证。各种群的外部合法性作用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国际化倾向受到同产业同地区中国际化企业密度的影响。然而，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模型7)，只有相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外部合法性作用得到了论证。同地区同产业的外部合法性作用并不显著，而不同地区同产业的外部合法性作用显著为负，与预期相反。

根据模型4和模型8的结果，假设3得到了部分论证。在纺织产业中，同产业中的竞争性作用(包括同地区同产业和不同地区同产业)对企业的国际化倾向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然而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只有同地区不同产业的竞争性对企业国际化表现出与预期相符的且显著的影响作用。

总结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种群的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和竞争性以及它们的溢出效应对企业的国际化倾向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然而这种影响作用根据产业的特点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其对同产业中的合法性和竞争性的外溢作用更为敏感；而对于高新技术产业，似乎同产业的合法性和竞争性并未对其国际化决策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反而是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合法性和竞争性的溢出效应对企业的国际化决策具有更显著的影响效果。

为什么高新技术产业不易被同产业中的内部和外部合法性影响?Mey-er和Sinani(2009)指出，一个企业对外界影响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意识(awareness)、动机(motivation)和能力(capability)。一个企业需要清楚地意识到外界的溢出效应，有动机对这个溢出效应进行反应，并且有能力对其进行反应(Chen，2007)。对于纺织产业这种传统类型的产业而言，由于产品的相似性和员工的高度流动性，企业的信息和技术很容易转移和扩散，其他企业很容易意识到或捕捉到这种技术和信息的溢出。此外，纺织产业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竞争度较高的行业，其进入壁垒较低(Ye-ung和Mok，2004)。在这样的产业中，企业有充分的动机选择国际市场来逃避有限的本地市场带来的竞争压力。最后，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纺织产业而言，其对资金和技术并没有太高的要求，这使纺织企业很容易获得国际化所需的资源和能力。与其他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相比，纺织企业更容易通过产业内的知识和技术扩散获得国外扩张的信息，学习先进的技术，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网络，并最终复制前人的成功经验，进行国际扩张。

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合法性和竞争性的扩散与传统行业则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只有在技术和知识可以自由扩散的情况下，合法性的外溢才能够成功。然而，由于技术和知识是高新技术企业最重要和宝贵的资源，是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因此这些技术和知识一般被企业保护得很好，较难产生扩散。这使得其他企业很难意识到合法性的溢出效应。从表5-1中可以看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利润率明显高于纺织产业，表明其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相对稳定和丰沛的国内市场降低了该产业国际化的动力。另外一个阻止高新技术产业合法性溢出的重要因素就是高新技术企业的能力。由于企业在吸收、传输和利用新知识的能力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Chen，1996；Chen，2007)，公司在吸收合法性溢出效应方面也存在巨大的能力差异。在高新技术产业中，能力较差的企业很难从合法性溢出效应中受益。这解释了为何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过程没有受到来自相同产业合法性溢出效应的影响。

为了证明我们的论断，我们引入了公司层面的数据，来分析高新技术产业中内部和外部合法性通过同地区同产业种群的扩散效应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作用。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资料，我们收集了1998～2007年间进行经营活动的12 099家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数据，其中1 693家企业在此阶段有出口行为。由于我们只关注最初的国际化决策，因此企业第一次出口以后的数据被删除。为了控制公司的个体差异，我们引入了企业的产值(output)和员工总数(employee)变量。此外，为了证明我们前文的论断，即高新技术企业在应对合法性的溢出效应方面存在个体差异，本研究引入了公司方面的调节变量。在本研究中，企业的所有制被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因为它们是新兴经济体中对企业发展最具影响的因素之一(Yoshika-wa和Mc Guire，2008)。国有投资(state_invest)，外商投资(foreign_invest)和私人投资(private_invest)三个变量被引入，定义企业是否有国有、外商或私人投资。例如，如果一个企业在其资本中有国有投资，则State_invest为1，否则为0。为了表现不同企业所有制对合法性溢出效应的影响，我们引入了内部和外部合法性以及企业所有制的交互变量，分别为内部和外部合法性与国有投资的交互变量Outward Legitimacy-SRSI*State_invest和In-ward Legitimacy-SRSI*State_invest，内部和外部合法性与私人投资的交互变量Outward Legitimacy-SRSI*Private_invest和Inward Legitimacy-SR-SI*Private_invest，以及内部和外部合法性与外商投资的交互变量Outward Legitimacy-SRSI*Foreign_invest和Inward Legitimacy-SRSI*Foreign_in-vest。最后，我们应用了面板数据的二元logistic回归来对此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5所示：

表5-5 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续表

注：p＜0 10；*p＜0 05；**p＜0 01；***p＜0 001。

从表5-5中可以看出，通过引入企业层面的数据和变量，之前在表5-4中不显著的相同地区相同产业的内部和外部合法性溢出效应，在表5-5中为正且显著，与假设1和假设2的预期相符。此外，我们发现企业所有制的调节变量效应也得到了部分的验证和支持，表明企业对内部和外部国际化合法性的反应受到企业属性的影响。

首先，从模型11和模型15中可以发现，私人投资虚拟变量和内部/外部合法性之间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私人投资对内部/外部合法性和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多的发展机会，民营经济充满发展的活力，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然而通过前面的分析也不难发现，民营经济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仍面临很大的发展挑战。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民营资本仍然经常被认为是“劣质”的资本而很难与外资或是国有投资相竞争。民营经济在新兴经济体中其关系网络脆弱，资源匮乏，发展能力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对内部/外部国际化合法性的反应意识和反应能力。

其次，从模型12和模型16可以看出，外商投资虚拟变量对内部/外部合法性和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1)由于与国外公司以及国外市场紧密相连，有外商投资的企业更容易意识到内部和外部的合法性效应；(2)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投资通常有两种目的，分别是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Meyer，2005)，出于这两种目的，外商投资企业有很充分的进行国际化的动力和理由；(3)由于外商投资企业通常具有充足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企业能力较强，有很好的对内部和外部合法性做出反应的能力。综上所述，企业的外商投资属性将加强内部和外部国际化的外溢效应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作用。

最后，从表5-5中可以发现，国有投资并没有对内部/外部合法性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此外，从模型10和模型14中还可以看出，企业的国有投资对企业的国际化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我们推测，国有投资的引入将导致企业僵化和官僚化，将影响企业探寻新市场和改变的能力(Ralston等，2006)。并且国有投资可能会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国内市场经营优势，国内市场中巨大的利润使国有企业并不具有国际化的动力。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合法性确实对企业的国际化倾向产生了影响，然而对这种合法性溢出效应的反应却因企业特性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这对于竞争性的溢出效应也同样适用。在本研究中，企业的这种差异在高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