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料与作者能力的局限，本书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尽管本书力图使用“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的研究方法，梳理美国政策“问题认知及议题塑造”、“合作形式选择”、“合作政策实施”三个环节之间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但是在一些事件上仍然缺乏足够的材料。例如，出于外交技巧，美国领导人很少在涉及艾滋病问题的公开讲话中直接说“要双边，不要多边”这样的语言，他们也从不承认PEPFAR计划与全球基金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这一方面更多的直接材料还有待挖掘。在其他一些涉及美国政策的考虑的问题上，也因欠缺材料而难以完整地描绘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如美国原先打算在世界银行框架下设立艾滋病应对基金，这一计划是如何转变为要求建立全球基金的？日本和意大利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而PEPFAR计划中集中关注国家又是如何选定的，在亚洲美国为何选择了越南而非之前呼声很高的印度？再如，在“9·11”之后，美国国内的一些议员究竟为何改变了关于艾滋病问题的安全话语？是他们的认知真的发生了改变，还是为了迎合国内的反恐需要？
第二，对于艾滋病传播严重后果的进一步辨别还有所欠缺。一般而言，“安全化”的语言并不是客观公正的，总不可避免地带有夸大威胁的成分。例如，关于戈尔宣传全球变暖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就在英国被高等法院裁定有9处失实之处。[6]在艾滋病问题上，由于各种因素交加，对于其真正影响的评估往往也是相当困难的。非洲国家的艾滋病传播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是真实存在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臆想成分？另外，由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自2008年开始，全球艾滋病死亡病例连续数年持续下降，同时接受治疗的感染者比例大幅度上升。[7]如果这一疾病的传播趋势能够得到扭转，继续将其认定为“安全”议题是否具有合理性？
第三，本书提出了安全化过程中具体的指涉对象与国家对国际合作形式选择直接关联的假设。但是，本书并没有考虑国家可能存在内生的对于多边合作的偏好。本书用以验证假设的案例也选择了美国这一对多边主义采纳工具理性的国家。因而，当这一框架被应用于欧洲这一在某些研究者看来已把多边主义看成“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地区是否还能成立？[8]理论框架是否需要进一步修正？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释】
[1]“How AIDS in Africa was overstated？：Reliance on Data From Urban Prenatal Clinics Skewed Early Projections，”Washington Post，April 6，2006，p.A01.
[2]BBC News，“Pope's Condom Stance Sparks Row，”http://news.bbc.co.uk/2/hi/europe/7950671.stm.
[3]波诺、米奇卡·阿萨亚斯：《波诺谈波诺》，徐振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4]见《奥巴马总统提出全球大规模健康行动计划》，http://www.america.gov/st/healthchinese/2009/May/20090508115525dmslahrellek0.4983179.html。
[5]“President Bush Address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EPFAR at White House Development Summit，”http://2006-2009.pepfar.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12378.pdf.
[6]见http://www i.nfzm.com/content/29392。
[7]见新华网，“全球受调查城市报告艾滋病死亡病例大幅下降”，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1-11/24/c＿122328782.htm。
[8]A.J.R.Groom，“Multilateralism as a way of life in Europe，”in Edward Newman，Ramesh Thakur and John Tirman，eds.，Multilateralism Under Challenges？Power，International Order，and Structural Change，New York：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6，pp.46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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