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表演，电影表演的衍生品

随着“互联网＋”模式在全社会的普及推广，电影产业也开始了升级换代，“后电影”时代悄然来临。关于“后电影”，笔者在《三种业界环境下的电影新命名》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论述，其主要变化表现在五个方面，即资本结构变化、创作人员不再局限“科班”、特效比重加强、发行传播形态改变、电影评论“失语”。作为电影产业链条的“特殊环节”，明星的表演也自然随之发生改变。

在传统的电影认知之中，银幕表演是观众认识明星的唯一途径。赵丹、程之、潘虹、刘晓庆等大明星，都是通过电影作品让观众熟悉并喜爱。赵丹的正气、程之的狡黠、潘虹的端庄、刘晓庆的魅惑，他们的明星形象都是通过银幕表演得到展现，他们的明星价值都是依靠银幕角色得以体现。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处于“宣传品”和“作品”时期的电影明星，银幕表演是明星们“本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港台流行文化席卷大陆，明星银幕之外的社会行为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热议，这一时期，作为流行人物的明星，他们形象的保持和维护成为首要任务。社会流行文化是依靠流行人物体现出来的。电影明星就是一种流行人物，它是一种“表述的中继站”，它受制于政治和美学的条件背景，但是，同时又传达出某种文化信息。电影学者戴锦华教授对“流行人物”有过这样的分析：“它吸收社会最流行的表述，强调某些表述线索，再向文化传递出有力的信息。某些经由大众文化而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口耳相传的人物形象，其形成过程之中首先汲取大量存在的流行的话语中的元素，并在其建构过程中突出了某些线索；当类似角色/人物形象形成之时，其自身就成为强有力地向社会传递某种文化信息的‘中继站’。或者说，类似人物自身便是使某种文化意义得以加强的空间。”^[21]作为流行文化“代言人”的明星开始了新的且不同于以往的诉求，他们既要注重银幕表演，还要更加用心银幕之外的社会表演。因为作为流行人物的明星必须时尚以及引导流行，因而明星银幕表演的“本色”逐渐褪去，社会表演的“底色”开始登场。明星的穿着打扮、行为方式都时刻传达流行信息。

上海戏剧学院孙惠柱教授的著作《社会表演学》，研究的是在消费主义社会，物欲以某种包装的形式达到满足。他开诚布公地写道，“这是一个作秀时代。只重内容不重形式，只重实力不重形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22]“如果说作秀是一种社会学或文化学，估计没有人会认同；如果说作秀是一种经济学，相信拍掌叫好率会达到100%。”^[23]“‘社会表演学’——这门新学科研究的是舞台以外各种各样的表演。”^[24]在此，明星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显露出来。明星，具有双重“表演”形态，一是在银幕或舞台上的角色表演，二是银幕之外或舞台之下的社会表演。一直以来，角色表演是明星的事业重心，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表演也逐渐成为明星释放魅力的方式。

为维护光彩亮人的形象，明星们纷纷选择担任形象大使或慈善募捐来树立其在社会的声誉，从而让社会大众看到他们的善良与爱心，明星借此博取好感，增加形象的魅力值。由于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微博、Facebook开创了明星社会表演的新盈利空间，而这也充分体现了后电影表演伴随着“互联网＋”应运而生。以新浪微博为例，在明星开通账号的时刻，即已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华丽的社会表演。从账号的名称、头像、粉丝数量到发布的内容，所有看似随意的发文发图，都不过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营销。一度成为“微博粉丝女王”的姚晨在与前夫凌潇肃婚变之后，悄悄地更换了微博头像，并删掉了她与凌潇肃“秀恩爱”的微博，这样看似低调的行为不仅登上了各大娱乐版的头条，也成为微博热议话题，引起网友的纷纷吐槽。没有新闻的明星不是明星，虽然姚晨的婚变让人遗憾唏嘘，但是通过婚变新闻，姚晨重登娱乐头条，隐藏背后的巨大商业价值似乎远远超越了婚变带来的伤痛。明星是为商业利润而生的，后电影表演时期明星的社会表演也是为了商业利润而存在，不同时期改变的只是形式，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明星还需要出席慈善大会做一些亲民友善的行为，那么，后电影时期的明星可能只需要动动手指删除或发布微博。天后王菲向来一意孤行，从出道到成为天后，王菲的独特气质赢得了无数宠爱，在新浪微博风行加“V”的年代，王菲的微博veggieg始终未认证加“V”，在人们纷纷通过“V”来证明自己身份和提高地位的时候，王菲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平民账号游戏在微博世界。微博没有“V”的王菲得到了更多网友的好评，其另类的作风赢得了“粉丝”的再度膜拜。通过姚晨和王菲的微博案例，不难发现如今明星的社会表演更显现于细微之处，甚至不需要一句言语。后表演时期，明星的社会表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微博上发生活照片或感想型文字，从而塑造不同于银幕形象的一面，不论是高冷女王照片、呆萌可爱照片，又或者发一些文字感慨人生，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不同形象的展示；二是对热点事件的态度，最常见的就是灾难之后的祈福手点蜡烛，也有明星会转发“寻找丢失儿童”的新闻等，明星对社会事件的态度直接影响了社会大众对他们的喜爱厌恶。

不论是“前电影表演”时期的慈善募捐，还是“后电影表演”时期的微博点赞，不变的事实是明星形象的消费。“消费主义既要用社会表演来推销，还要用社会表演来掩饰”，“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话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于是，物欲主义便自我包装。在当代传媒和广告所呈现出来的物欲，都不是直观地、赤裸裸地呈现，而是以一种精神、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巧妙地体现。”^[25]Web2.0时代的到来，似乎更加激起了自我包装的热情，微博社区的开放性与交互性，促进了明星与“粉丝”的黏合度，明星与“粉丝”的交流互动增强，为喜爱的明星点赞祝福、留言致意已经成为“粉丝”每天刷微博的功课之一。微博作为互动平台，明星们通过在微博空间的社会表演创造“附加值”，从而“增值”银幕表演“颜值”，从根本上强化了“明星制”的票房功效。后电影表演，改变的是明星加魅化的方式，这种方式导致了明星社会表演成为一种新“产品”，成为银幕表演的衍生品。如果说银幕表演是苹果一代，那么，社会表演就是苹果二代三代甚至六代，当然，社会表演也可以是苹果手表、苹果眼镜等，社会表演是面向电影产业和市场的表演，它既可以纵向上升级功能，又可以横向上拓展消费领域。因此，后电影表演，社会表演是银幕表演的衍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