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佑与联华影片公司

一

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罗明佑（港译英文名Lo Ming Yau）是一个不应忘记的电影人物，他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最负盛名的联华影片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罗明佑原籍广东番禺，1901年生于香港书香之家。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1919年做学生时就显示了非凡的经营能力。他在亲友的支持下，在北京东安市场组建真光影戏院，放映加字幕的外国影片。每星期日加映学生早场，收费低廉，优惠青年学生和平民，获得大众的欢迎，毕业后任影戏院经理，后又扩大和建立了中央影戏院、天津皇宫、河北影戏院，组建华北电影公司。1923年10月，他结识了前来北平为梅兰芳拍摄舞台记录片的黎民伟。黎民伟当时是香港民新公司的副总经理，两人一见如故，后来成为一生的挚友。

罗明佑

1929年年底，罗明佑来到上海，拜访已经在沪开办上海民新公司的黎民伟。罗明佑此时事业做得很大，到1929年已拥有20多家影院，控制北方5省的电影发行、放映业。但他痛感外国人垄断影院经营，以及国片质量低下，此次南下是想与黎民伟在上海共同干一番大事业。当时上海是中国电影文化和制作中心，全国的电影公司绝大多数集中上海。虽然罗明佑不熟悉制片业，但他对未来电影的发展有许多积极的想法，并雄心勃勃制定了一整套“复兴国产影片计划书”，计划书中系统提到四点纲要、十大目标，并提出与民新公司合作拍片。黎民伟是罗明佑在上海的唯一朋友，他们竟夕长谈。但黎民伟因为自己的民新公司遭受神怪武侠电影的冲击，屡次受挫，加上李应生的退出，未免有些心灰意冷，对国片前途并不乐观。“觉得为国产片打一条出路，把它引领到真正艺术领域去，的确是戛戛乎其难矣！”^[1]还是黎民伟的夫人林楚楚远见卓识，竭力促成二人合作，并极力赞成罗明佑的这个宏伟计划，终于鼓起了黎民伟的勇气。

1930年3月中旬，罗明佑和父亲罗雪甫又一次从香港坐船来上海。黎民伟在上海新新酒家宴请罗氏父子，就今后两家公司继续合作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原来罗氏父子此次来沪，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发展计划，罗明佑希望“在国内寻觅经营一广大之电影区以集中各厂于一处，成中国之电影城”。他的华北电影公司准备和其他几家大电影公司合并，在上海成立一家大的影业公司。这时，罗明佑与黎民伟的民新公司合拍的电影《故都春梦》，首映于上海南京戏院。这部罗明佑亲自参与编剧的电影也是未来联华公司的第一部影片。罗明佑邀请梅兰芳等友人一道来沪，参加首映式，并在大华酒店设宴招待参加首映式的宾客。酒宴上，罗明佑又谈起自己的建立“电影一体化”的理想，他准备创办一个融教育、制作、发行、放映、宣传功能于一体的电影实体。

1930年10月22日，罗明佑派合资人黄漪磋从香港坐船来上海，与黎民伟商量合办新公司的事。黄漪磋转达了罗明佑的想法。罗明佑已经决定将自己的华北影片公司与大中华百合以及民新公司合并，包括黄漪磋在上海经营的印刷公司，还有黎民伟四哥黎北海的香港影片公司，成立一家新的电影公司，并且已在香港登记注册，公司原名叫“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但后来的发展基本上是在影片方面，故又简称“联华影片公司”。

二

“联华影片公司”于1930年10月正式在香港登记注册成立。其实，在此之前的8月份，就已经在香港成立了一个“联华董事会”，在香港集资筹办联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共有十余人组成，除了发起人罗明佑与罗雪甫父子、黎民伟与黎北海兄弟以及黄漪磋等五名联华原创办人外，另外，其他董事分别是：香港当时的首富何东，电影界巨子卢根，香港富豪胡文虎，内阁总理熊希龄，曾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的罗明佑的叔叔罗文干，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冯耿光，上海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董事长吴性栽，香港太平绅士冯香泉，张学良的第一任夫人于凤至，据香港电影前辈关文清回忆，董事会成员还有京剧名伶梅兰芳。^[2]第一届董事会选举何东为董事长。熊希龄、罗文干、于凤至、梅兰芳等都没有参与联华的实务，只是赞助人和名誉董事。

当时中国最有经济实力，也最愿意在电影方面投资的人则是香港的富商们。他们阅历深广，与世界各地都有联系，对新生事物有自己的见识，也比较开明，所以愿意投资电影业。再加上罗明佑的父兄也是富商的关系，大家平时就有来往且有一定的交情，所以一些富商巨贾纷纷投资联华，在短期便迅速集齐资金二十五万之多，联华影片公司便正式注册登记并开展各项业务。

联华影片公司当时股本目标为一百万大洋，包括两种股本，即固定资产股本和现金股本。固定资产股本共有十万零五千元。主要来源为：黎民伟的民新公司一切资产折算为四万元入股；黎北海将他的香港影片公司资产折算为二万元入股；吴性栽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资产折算为四万五千元入股，另外，吴性栽还另外将五万五千元现金加入现金股本。这三处公司就分别成为“联华影片公司”的三个分厂：民新公司的原址为联华一厂；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原址为联华二厂；香港影片公司的原址为联华三厂，又称联华港厂。后来又先后发展多个分厂。“联华公司的组织之庞大，也是空前的。香港设总管理处，上海设分管理处及总发行所。片厂采分厂制度，前后共设七厂：一、二、四、六厂在上海，三厂在香港，五厂在北平，七厂在四川重庆。”^[3]现金股主要在社会上公开招股。不过，公孙鲁这段话可能有误，因为联华从未在四川重庆建立七厂。当时联华影片公司分别在上海与香港的一些主要报刊上都刊登了联华影片公司的招股启事：“联华额定资本大洋一百万元，分作十万股，每股十元，除创办人认定及预设各埠股额外，港粤只有约十五万元之公开招股，股息定为周息一分。”很快投资者甚众。一个主要原因是联华影片公司的招股启事特别诱人：“本公司现已出版之《故都春梦》、《野草闲花》、《义雁情鸳》、《恋爱与义务》等片，每一片俱有长足之进步，其营业无不打破记录，且本公司国内有各埠成绩显著百余影院之赞助，外有欧美各国之销场，营业前途，当操胜算。”^[4]但现金投资者最多的还是香港人，这可能与联华影片公司在香港登记注册、董事长也是香港人、总管理处设在香港有关。随着联华影片公司的业务在上海逐步开展，公司的管理机构才从香港转移于上海。

罗明佑为联华影片公司总经理兼监制，黎民伟为副总经理兼总厂长制片主任。陆涵章、朱石麟为制片片主任，金擎宇为秘书处长。^[5]

罗明佑和黎民伟在一起细致地制定了联华公司的发展计划，这是当年罗明佑独自来上海他们在一起商讨的计划的继续与延伸，他们的抱负很大。1936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年鉴》中的“联华公司四年之历史”一节，便详细地记录了联华公司的宗旨及发展计划。

黎民伟与罗明佑（右）

本公司之宗旨及工作——

1． 总纲

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

2．复兴国片

改革神怪迷信凶恶打杀之国片作风。

3． 普及社会教育

使联华影片到民间去，向中国内地发展，多制新闻教育新片。

4．为影界全体服务

对同业取互助精神，谋共同发展，不事倾轧，对戏院以提高其地位，维持其利益为前提，使不演中国片的影院演中国片。

5． 抵抗外片之文化侵略与经济侵略

提倡民族固有的美德，昭示时代正规，以抵抗外片之文化侵略，联合华资影院，收买外资影院，演中国片以挽利权。

6． 培植新人才

随时注意在电影界以外求取各项人才，故忌在同业中挖取人员，并视所需要之程度，自办电影学校。

7． 辅助国营事业

与国人经营之实业工业界携手，于影片可能范围内，尽力为其出品提倡。

8． 推广国外市场

先从南洋群岛华侨盛殖地入手，再推广至欧美各国。

9． 维护从业员人格

提倡体育和各种高尚游艺，建设俱乐部寄宿舍以锻炼其身心，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培养其道德。

10.集中制片中心

在创办时期，各厂有历史关系，暂取分厂制，但仍以集中为目的，在国内寻觅，经营一广大之电影区，以集中各厂于一处，成中国之电影城。

11.为国家社会服务

应环境之需要，利用电影宣传权能辅助训政，届相当时期在各埠设社会服务机关。^[6]

由此见，罗明佑的雄心壮志不可谓不大，他和黎民伟在一起再次重申了联华公司的总纲：“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这十六字总纲正是罗明佑第一次来上海，他在他的“复兴国产影片计划书”中提及的四点纲要。联华公司迅速扭转了过去上海的公司普遍只重拍片弱于发行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发行网络。当时与联华公司有直接关系有华北公司所辖的以及与公司有业务联系的电影院共有106家，故公司的生产的影片，东至江苏、浙江，南至广东、广西、福建，西南至云南、贵州、四川，西至甘肃、陕西，北至河北、山东、河南以及东北三省，中至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几乎覆盖了全国。从计划书中我们还看到联华公司还准备发展香港和海外尤其是南洋的电影市场，推行影片产、供、销一体化。

联华公司的崛起，也吸引了大批人才的加盟。联华公司当时集中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电影人才。导演除了原来民新公司的卜万苍、侯曜、孙瑜外，还有朱石麟、费穆、蔡楚生、史东山、陆涵章、关文清、吴永刚、金擎宇、马徐维邦、但杜宇、沈浮、司徒慧敏等。演员阵营更是强大，女演员有阮玲玉、林楚楚、王人美、徐来、黎莉莉、殷明珠、紫罗兰、黎灼灼、陈燕燕、梁赛珍、梁赛珠、汤天绣等；男演员有金焰、朱飞、韩兰根、殷秀岑、郑君里、高占非、蒋君超、刘琼、罗朋、万籁天、王次龙等，联华公司还在上海将“明月歌舞团”并入组成“联华歌舞班”，使演员演艺人才源源不断。后来又有一批优秀的编剧加入联华公司。公司对剧本创作也是非常重视，特设剧本研究委员会、剧本审查委员会和制品审查委员会三个机构，对剧本和影片严格把关。

联华公司打出 “电影应为普及社会教育而服务”的口号，拍出的影片具有清新、健康与优美的风格，被观众称为“新派电影”。所谓“新派电影”是相对以明星公司为代表的“旧派电影”而言的。“新派电影”受外来文化影响，力图摆脱舞台剧电影的模式，不像“旧派电影”刻意追求离奇故事情节和大团圆结局，而特别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和性格的塑造，故事情节呈开放式。镜头的运用丰富而有美感，在思想上摒弃了“旧派电影”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而着力表现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情绪与空幻理想。因此，联华公司的影片特别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喜欢。“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联华公司成立，才认清影片乃是一种艺术品，才知道它负有美化人生、指导社会、教育群众的使命，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群，才开始欣赏国产影片。”^[7]除了影院的发行，联华公司还在北京、上海开设了演员养成所，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刊物，一个融教育、制作、发行、放映、宣传功能于一体的电影实体已经初见规模。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后来居上，形成与上海最有实力的明星、天一公司鼎足而立的新兴势力，处处显露出与众不同的豪气。联华公司“前后共出品故事长片计约八十部左右，每一部的成绩，都在水准以上，最难能可贵的是，这许多出品，没有一部不是主题正确的文艺片，自从这些片子陆续问世，以往粗制滥造的滑稽片，灌输毒素的神怪片，胡闹一通的侦探打斗片，才消声敛迹，中国智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自此对国产片才提起了欣赏兴趣，可以说联华影片，乃是中国出品的分水岭，前此的影坛浊流到此塞止，真正的影坛艺术，于焉开源。”^[8]联华影片公司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演绎了一个中国早期国产电影黄金时代的神话。

三

然而，就在联华公司正在蓬蓬勃勃发展之时，却遭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形势突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1932年，又在上海点起战火，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给联华公司带来惨重的损失。“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罗明佑丧失了在东三省多年苦心经营所有的电影院，而华北所拥有的几十家电影院，也由于时局不稳经济上陷于困境，导致罗明佑在东北与华北的财源紧缩或断绝，直接影响到他对资金的运转。华北、东北两地是罗明佑资产的集中地、赢利的保证，如此一来，投资者望而却步。一·二八事变又使联华第四厂即设在闸北天通庵的制片场全部毁于炮火，三十多家电影院停业，资金周转不灵，联华公司由此元气大丧，罗明佑与黎民伟原先准备推行产、供、销一体化的计划落空，公司的发展面临危机。

从1932年上海的战事结束后，罗明佑的足迹就几乎遍布华南、香港以及东南亚，为了解除公司的危机东奔西走。他想在这些地区为联华公司在影片发行和资金方面开辟出新的领域，发展新的院线，甚至还设想将联华公司逐渐向这些地区转移。可当时的整个华南地区，包括广州和香港，许多电影院都掌控在当时被称为“华南影业大王”卢根的公司手中，卢根虽然是联华的董事，但他自己的明达公司所辖的院线，覆盖了整个华南地区，但却放映利润丰厚的西片为主，不肯放映联华的影片。罗明佑加入明达公司的股份，劝说卢根放映联华的影片，甚至还有过把联华公司抵押给卢根以解燃眉之急的想法，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于是，罗明佑便准备在香港独自杀出一条血路。罗明佑先借用一些演广东大戏的戏院，乘他们空隙期间去放映联华的电影。因为联华影片逐渐被观众接受而受到欢迎，有了一定票房收入，最后罗明佑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香港建立了一家专门放映联华公司电影的好世界戏院，总算在卢根的领地打开了一扇门扉。在广东也是如此，由于卢根不配合，罗明佑只好重组自己的华南公司，华南公司主要任务是为了联华影片发行，建立与发展新的影院。罗明佑又是个重义气的人，他又顾及与卢根的友情，凡有卢根的影院的地方，华南公司不再设立影院，而是向偏僻的地区发展，结果可想而知，这对联华公司准备在华南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打击。

罗明佑后来又亲赴南洋开辟市场，同样进行得也不顺利。他原来寄希望于胡文虎，因为胡文虎在东南亚一带很有影响。同卢根一样，胡文虎虽然也是联华的董事，但他也有自己的事业，对电影艺术兴趣并不大，所以他并没有给罗明佑在南洋的影片发行工作提供多少帮助。于是，罗明佑在1932年自己携带影片，亲自赴东南亚各国宣传国产电影，不遗余力地开辟联华公司的电影市场，在新加坡成立组织了联华办事处，与菲律宾的华侨杨照星合办联华戏院。并在印尼、泰国等地，与华侨开设的戏院进行合作，还曾打算将联华一厂迁往东南亚，并在南洋招股。虽然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终于使联华的影片在南洋打开了一些局面，但是整个形势并不乐观，海外投招股又遭失败，此时的联华公司已经陷入了经济困顿。

卢根

就在罗明佑四处为公司寻找新的出路之时，这期间联华公司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联华公司的经济已经不能维持各厂，只有由各厂自行筹款维持制片工作。”^[9]原先合并起来的各家公司自行其事，各负责人之间分歧很大，谁也不买谁的账，最后造成分裂的后果。先是黎北海愤然脱离联华港厂准备另组电影公司。接着担当联华公司宣传工作并主办《影戏杂志》的董事黄漪磋脱离联华，自己组建了一个艺联影片公司。导演但杜宇和卜万苍彻底退出联华而转入另一家“艺华”公司。紧接着北平的五厂和附设的联华演员养成所一起停办，上海的联华歌舞团也解散，联华公司内部顿时军心不稳，人心惶惶。

联华公司在1933年曾经再次向社会招股，但不成功，不仅经济陷入危机，而且由于下面各厂“自行筹款维持制片工作”，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公司内部的矛盾也日见明显，尤其是二厂与公司的矛盾更甚。因为在幕后操纵二厂的就是原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老板吴性栽，二厂也在他原来公司的旧址。他后来又以联安公司的名义投资二厂拍片，实际上就成为决定二厂大权的人物，不仅二厂厂长陆洁要听吴性栽的，连总经理罗明佑想要过问二厂的事情，必须通过吴性栽才能指挥，否则就办不成，因此罗吴俩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埋下不和的种子。1933年初，联安公司负债2万元，罗明佑追加了一部分投资，才得以正常运转，但吴性栽并不因此就买罗明佑的账，照样我行我素。因此联华两个厂在剧本创作与制片方针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作为联华总经理罗明佑能控制的只有黎民伟的一厂。在黎民伟的大力协助下，他先后组织拍摄了《人道》、《桃花泣血记》、《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香雪海》、《神女》、《国风》、《天伦》等影片。

四

1934年4月23日，罗明佑被政府作为文化专员去欧美等地考察电影。在出访期间，罗明佑有意观察各国的电影，他惊讶地发现在一些表现中国题材的电影中，中国人被严重丑化，这令他非常气愤。于是，罗明佑每到一处，就将随身带的几部联华公司拍摄的电影放映给外国朋友看，特别是卜万苍导演的《人道》，罗明佑想让他们真正认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美好情感。因此《人道》也就成为第一部打入国外市场的中国电影。美国好莱坞的米高梅电影公司对这部电影给予高度评价，他们此时正准备将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搬上银幕，这是一部表现中国题材的电影。由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看了《人道》后大为振奋，决定以《人道》为蓝本拍摄《大地》，并提出与联华公司合作拍摄此片的意向。罗明佑这次出访美国，还在关文清的陪同下，在美国会见了大观公司的股东，并就组建海外联华公司和招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进一步设想。

罗明佑这次出访历时五个多月，他回来后即向国民政府汇报了米高梅电影公司筹拍中国题材电影《大地》。米高梅公司也一改以往好莱坞的骄横作风，同中国政府协商，作出了片中不出现辱华镜头的保证，并签立了正式协定。这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次为了拍摄影片而同外国政府签定协议，并作出承诺。中国政府又在协议的基础上派杜庭修将军去好莱坞，以中国全权代表的身份监制影片的拍摄，后来此职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黄朝琴接替。

罗明佑于是年9月从欧美回国，联华公司的财政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各种负面的消息纷至沓来。他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联华公司的分厂制改为集厂制，将联华各厂集中到徐家汇，把一、二、三厂合并成一个厂的计划，对外声称“视察世界现势均由分厂制改为集厂制”。实际上罗明佑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合并是为了节省开销。然而此举却激化了公司上层的矛盾，尤其是吴性栽，因为他与罗明佑素有积怨，联华公司近年来在经济上一直与他有纠葛。吴性栽财大气粗，不仅投资联华二厂，掌控联华二厂的实权，而且吴性栽还兼营胶片生意，联华公司还欠了他不少债款。因此，罗明佑的合并方案无疑是触及并削弱了吴性栽的权益，因此遭到他激烈的反对。9月10日，罗明佑宣布结果，只是象征性地把刚并成立的朱石麟的第三厂，再并入黎民伟的一厂，二厂依然故我，而联华公司的实际操纵权已渐渐地转向了吴性栽。

联华公司的经济情况并未因合并而有所好转，因为合并以及经营方面的问题导致了联华公司影片的出品速度太慢，数量与公司规模也不相称，经济上的恐慌又导致大批人才的流失。海外联华公司计划泡汤。好莱坞方面也传来消息，电影《大地》的导演因为家庭纠纷而自杀，与联华公司合作拍摄此片计划就此搁浅。

1936年5月，联华公司内部已经是一片混乱。年初，罗明佑寄予厚望的两部影片《天伦》和有声片《浪淘沙》，并没有起到挽救危局的作用，《浪淘沙》影片不错，但票房却不理想。《天伦》的全部母片于3月下旬寄往美国，以期打开美国的电影市场，但前景难卜。公司经济的不景气，导致的减薪、裁员等行为又激起了众多员工的不满。公司因拖欠员工工资半年以上，引发了《迷途的羔羊》剧组消极怠工等一连串罢工事件。罗明佑在焦头烂额之际，想到自己家族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希望政府能出面帮助解决难题。6月5日，罗明佑与黎民伟匆忙赶赴南京，通过南京中央摄影厂的厂长张北海，找到了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陈立夫，希望他能帮助联华公司走出困境。但老谋深算的陈立夫既不表态，也无任何表示，罗明佑与黎民伟6月7日无功而返。6月8日，总经理罗明佑只好召开总厂同人大会解决复工问题，但罗明佑此时陷入了信任危机，个人威信一落千丈。以吴性栽为首的反对派趁机发动“倒罗”风潮，但吴性栽始终藏在幕后，他在联华不担任任何职务，但吴性栽操纵的银团又称华安公司却直接控制着联华的局面。而公开出面的则是吴性栽的旧部吴邦藩、陶伯逊等人，他们逼着罗明佑交出手中的实权。最后联华公司与华安公司签了协定，由华安公司借给联华公司十五万，以解决劳资纠纷问题，但一个附带条件就是罗明佑必须退出联华。在这种情形下，心力交瘁的罗明佑只得被迫不甘地交出领导权。罗明佑退出联华后，他的挚友黎民伟也跟着退出了联华，又恢复了自己原来的上海民新公司。

1936年，好莱坞的米高梅电影公司又一次决定拍摄电影《大地》，国民党政府指派旧金山总领事黄朝琴负责监督有关的拍摄事宜，但黄朝琴不懂电影，罗明佑再次被邀请赴美并在米高梅电影公司协助拍摄《大地》。11月24日，极度失意的罗明佑又重新振作起精神，搭乘“林肯总统号”邮轮前往美国，他又随身带上了自己亲自参与导演的《天伦》一片，同时希冀在美国开拓中国电影市场。在美期间，他与美国的同行们在一起交流。《大地》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用现实主义手法认真表现中国的重要影片，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鉴于以前好莱坞电影中辱华的现象，为了使《大地》能拍成一部真正表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电影，罗明佑殚精竭虑，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他的努力，《大地》中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焕然一新。该片在美国上映，轰动一时。从此，好莱坞的辱华影片逐渐减少，罗明佑也赢得美国电影同行们的由衷钦佩，虽然《天伦》一片在美国受到好评，但在美国开拓中国电影市场的希望渺茫。

自1936年8月1日起，联华的全部制片业务，便正式由吴性栽等组织的华安公司接管。虽然对外仍然叫联华公司，但此联华已非彼联华，罗明佑与黎民伟当年苦心经营培育成长起来的联华公司已经名存实亡，这个曾经在上海滩上引人注目的电影巨人轰然倒塌。也许联华的打击太大，罗明佑从此心灰意懒，回国后他就逐渐淡出了电影圈，回香港主办《真光》电影半月刊。抗战结束后，正值盛年的他却传奇性地成为一位香港牧师，一直在教堂里走完他的余生，没有和电影再发生任何联系，甚至逐渐被电影界淡忘。但罗明佑对早期中国电影的贡献，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注释】

[1]公孙鲁：《中国电影史话》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60年，第138页。

[2]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76年，第129页。

[3]公孙鲁：《中国电影史话》（第二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61年，第17--18页。

[4]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二），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7年，第16，11页。

[5]公孙鲁：《中国电影史话》（第二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61年，第17--18页。

[6]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二），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7年，第12页。

[7]公孙鲁：《中国电影史话》（第二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61年，第1页。

[8]同上，第19页。

[9]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