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大韩帝国时期的仪轨编纂
1897年10月13日，大韩帝国宣布成立，朝鲜王朝由此升格为帝国。这是高宗即位34年后国家的一大转变。其实，朝鲜王朝早在1894年就曾因“甲午更张”[1]而有过转变。但这次转变从政体上来看与大韩帝国的转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成为帝国之后，国家的所有仪礼也都相应地按照帝国的规制而焕然一新。大韩帝国的皇帝仪礼是以明朝的皇帝仪礼为基准的，所以，国家仪礼的昔日规范——《五礼仪》开始失去了效力。太祖与高宗的四代先祖——庄献世子、正宗、纯祖、翼宗被追尊为皇帝，纯祖以外其他三位先祖的庙号也分别被改为庄祖、正祖和文祖。庄祖的神主还升祔了太庙，同时，景慕宫所在地还建造了永禧殿。高宗的二皇子李堈与三皇子李垠被册封为亲王，高宗的后宫严氏也升格为妃。按照帝国的法规制度，仪轨的体裁也出现了如下变化。
第一，自此开始格外制作皇帝专用仪轨，皇帝专用仪轨的封皮使用的是象征着皇帝的黄色绸缎，皇太子专用仪轨所用的按照惯例是象征着诸侯的红色绸缎。而昔日御览用仪轨的封皮并非如此，所使用的是绿色或青色绸缎。不过，皇帝与皇太子专用仪轨一样，使用的都是高级草注纸，所画的都是红色边框线，在内容方面也没有差异。
第二，收藏处出现了变化。昔日收藏在礼曹的仪轨随着礼曹的撤销而转为收藏在掌礼院（礼式院或通礼院）。昔日收藏在春秋馆的仪轨随着春秋馆的撤销而转为收藏在皇帝的图书机关——秘书监里。
第三，1907年纯宗即位，此后，高宗成为太皇帝，开始居住在德寿宫的承宁府，仪轨因此而多做了1件，收藏在承宁府内。所以，高级仪轨的件数增加到太皇帝专用、皇帝专用及皇太子专用3件。
第四，在仪轨的记录方面，所有的日期时间均按以往的阴历来记录。不过，《高宗实录》与《纯宗实录》因为编纂于日帝统治时代，所以是按阳历来记录的。因此，在参考仪轨与《实录》时，应该考虑到上述日期的差异。本书使用的是阳历，必要时也将一同标注阴历。
第五，1907年，高宗被强制退位（其实不是让位，而是代理听政），纯宗开始代理听政，同时，权力转入到内阁手中，皇帝几乎是空有虚名。内阁又受统监府的操纵，皇室一落千丈，权威扫地。虽然高宗被封为太皇帝，大院君、李墡（高宗的庶子）、李载冕（李熹；高宗的亲兄长）被封为王，真宗、宪宗、哲宗也都被追尊为皇帝，表面上似乎很是优待皇室，但这并非是正式设置都监后按照规范程序所实施的，这只不过是由掌隶院单方所施行的，似乎是对亡国贵族的一种优待，是极为形式化的一个措施而已。
1907年掌隶院颁布了“享祀厘正”，国家的一切祭祀规模全部缩小，帝国开始朝着权威被颠覆的方向转变。光武年间所编纂的祭祀仪轨中的祭祀祝文（祝式）只是按照“享祀厘正”做了追加记录。换言之，在朝鲜王朝五百年的仪轨历史当中，光武年间是顶峰时期，同时也是点缀结局的时期。而隆熙年间不过是显示了“帝国”向“李氏朝鲜”沦落的过渡面貌而已。
大韩帝国没落的同时，仪式在特征上表现得亦如此，仪轨的记录形式与体裁变得极为简单粗糙。有的仪轨没有收录“班次图”，有的仪轨收录了“班次图”，但其中参加者的职责却改为用文字表述出来。
在考虑这些变化的同时，下面我们将按照时代与事件的发展顺序，对大韩帝国时期的仪轨编纂过程做如下考察。
众所周知，高宗32年（1895）10月7日（阴历8.19）凌晨发生了“乙未之变”，高宗王妃——明成皇后闵氏（1851—1895）在景福宫后苑的坤宁閤接受日本守备队军人支援的过程中，遭到刺客们的大刀行刺，以45岁令人惋惜的年龄结束了一生。[2]刺杀皇后的作战行动被日本称为“猎狐”，三浦梧楼公使在日本政府高层官员们的指示之下，亲临现场进行总指挥。
关于明成皇后之死，简而言之，1894年7月23日爆发东学农民战争的当时，日本军占领景福宫，再次拥护大院君。随后强制推行“甲午更张”，遭到皇后反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清日战争之后，皇后为牵制日本而与沙俄联手。刺杀皇后是日本方面对于皇后的这一外交路线所进行的反击。“甲午更张”大大削弱了高宗的王权，王权开始转向内阁手中。中国所赐的年号被废止，所以，朝鲜与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完全断绝，阳历的使用导致传统仪礼规范的崩溃。由于昔日朝鲜王朝所有的国家仪式一直都是按照阴历来进行的，所以，阴历的废除即意味着国家规范的崩溃，进而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崩溃。
高宗即位以后，曾给历代国王频繁追封尊号，举行祭祀，为大妃庆祝生日，使奎章阁重新恢复为国王的直属近侍机构，从而也提升了自身的地位与形象，为自己树立了不次于尧舜的圣王君主形象。在此基础上，高宗还推动了东道西器的渐进、自主的近代化，也推动了提高平民地位的“民国”建设。当然，高宗的亲卫势力是由王妃的戚族——闵氏一族在做后盾。
然而，高宗30多年费尽艰辛树立起来的圣人君主形象及推动的东道西器的民国建设却在“甲午更张”，因日本的武力干涉而在一夜之间倒塌崩溃，国家开始被迫朝着有利于日本浸透的方向改革。自此，高宗意识到与日本的交流合作已经毫无意义。为了牵制日本势力，最终选择了与欧美列强和沙俄的联手。对于怀有侵略朝鲜与中国这一野心的日本来说，正是这一点成了他们的巨大障碍。因此，他们制定了依次除去王妃与高宗的阴谋，并将其付诸于实施了。
不过，明成皇后之死反而增长了国民对日本的同仇敌忾之心，滋长了他们对独立自主的强烈渴望。所以，“乙未之变”以后，反日义兵运动形成高潮，全体国民万众一心，要求对日本进行复仇及向帝国飞跃发展。
1897年10月13日大韩帝国的出现正是国民热切期盼的结果。从这一点上来看，明成皇后之死可以说是大韩帝国诞生的根基。明成皇后的葬礼仪式之所以拖了两年多的时间，待大韩帝国诞生以后才举行，其理由也正在于此。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明成皇后葬礼仪式的进行过程。
对明成皇后的暗杀计划是由日本政府制定的。将计划付诸实践的现场责任者为驻韩日本公使三浦梧楼。陆军中将出身的三浦梧楼将驻扎在汉城（今首尔）的日本守备队和巡查组织成行动队，并动员那些作为侵略大陆的走狗而来到汉城（今首尔），以新闻记者等身份自居的浪人们（实为高级知识分子）参与了袭击宫阙。不过，考虑到日本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指责，三浦梧楼想制造出是与皇后关系恶劣的大院君主动指使守备宫阙的朝鲜训练队杀死皇后的这一假象，因此强制劫持了被幽禁在麻浦孔德里别墅内我笑亭中的大院君，将其送上辇车，带到景福宫，命令其让朝鲜训练队进入景福宫。早在这年4月，大院君曾制订计划，意欲拥护高宗的亲兄长李载冕之子李埈镕为王，后被察觉。李埈镕因此被流配到江华岛的乔桐，大院君则被幽禁在麻浦的别墅里。
暗杀日期定为10月7日（阴历8.19），这是因为朝鲜政府决定于这天解散训练队。训练队是于1895年5月为守备宫阙而创建的军队，第一大队长由李斗璜担任，第二大队长由禹范善担任，训练则由日本教官负责，该训练队实际上是接受日本公使馆的指挥。训练队经常和守备宫阙的朝鲜巡检发生冲突，所以高宗与皇后并不信任训练队。闰5月，高宗重新组建了以洪启薰为联队长的侍卫队，请美国人Dye（爹伊）进行训练，高宗原本是计划日后将训练队撤销的。
因为训练队第二大队长禹范善的通报，训练队将要解散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公使那里。接到消息的三浦梧楼立即采取了紧急行动。
行动时间定为10月7日凌晨4点左右。因为这一时间几乎无人通行，而且天又尚黑，很难识别刺客。不过，劫持大院君时所花的时间超出了预想，到了凌晨6点左右才开始行动，所以很多人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
大院君的辇车一到达景福宫，日本的守备队与巡查及刺客们立即通过光化门，进入到宫阙内，开始搜索皇后。侍卫队长洪启薰在与日本守备队的搏斗中牺牲。宫阙内的侍卫队也曾进行过抵抗，但因武器与兵力方面处于劣势，终于战败。另外，宫内府大臣李耕稙等人也在阻挡暴徒以保护皇后时为国捐躯。
当时，景福宫的围墙被日本守备队包围着，所以皇后无法逃脱出宫，最终在景福宫后面的王妃寝殿——坤宁閤里被刺客的大刀刺死。[3]这时，已有多名宫女被误认为是皇后而遭到了杀害。暴徒们将宫人们与世子召集而来，确认了遗体之后，将遗体移至坤宁閤后面的鹿苑，浇油焚毁了。
天一渐亮，禹范善就想将烧剩的骨骸丢弃到香远亭的池塘里。其部下尹锡禹觉得很是奇怪，就将其埋到了五云阁附近。对于“乙未之变”的野蛮行径，当时住在景福宫里的美国教官Dye（爹伊）和沙俄技师Sabatin（Середин-Cабатин，士巴津）等人目击了现场，并将消息通知了本国，从而使得日本所为昭然于世。陷入困境的日本将三浦梧楼一党召回本国，在广岛（Hiroshima）法庭假装进行裁判，然后以证据不详为由而将其释放。三浦梧楼一党回到东京以后，得到了英雄般的礼待。
“乙未之变”将高宗变成了一个傀儡，实权被接受日本操纵的金弘集等亲日官僚所掌握。对于皇后之死，金弘集内阁并没有对外宣布。此后过了四天，即到了10月10日（阴历8.22），金弘集内阁才谎称皇后卖官卖职，行为恶劣，并将其废为“庶人”。对于金弘集内阁的这一弥天大谎，王世子率先进行强烈驳斥，金弘集内阁因此于第二天将皇后升格为“嫔”。由于舆论评价非常糟糕，金弘集内阁又于11月26日（阴历10.10）将皇后复位为“王后”，然后于12月1日（阴历10.15）正式宣布了皇后的死亡，这时已是皇后死后的第55天。
既然宣布了死亡，就得举行葬礼。首先，尹锡禹将埋藏的寥寥无几的骨骸挖掘出来，在上面涂上灰，勉强制成了遗体。殡殿被定在景福宫的泰元殿，魂殿则被定在文庆殿。12月3日（阴历10.17）进行了沐浴、袭及小殓。12月5日进行了大殓。12月8日行了成服礼。山陵被定在显宗的崇陵（今天东九陵中的一个）附近。12月29日起山陵工程开始施工，建造了斋室、丁字阁及隧道阁等，又准备了石雕，然后便开始将遗体移至山陵。根据计划，葬礼将于第二年的4月初结束。
不过，在金弘集内阁单方面筹备葬礼期间，高宗和他的亲卫势力开始了抵抗活动。他们计划动员曾经护卫高宗的亲卫队，于11月27日的夜里，从景福宫的春生门和北墙门进去，将被日本军人软禁起来的高宗自景福宫中救出，并护送至美国公使馆。这是考虑到美国公使馆所在的贞洞地区设有多个西洋国家的公使馆，日本不能轻易接近并杀害高宗。然而，该计划因事前泄漏而最终失败。12月20日，参与者们遭到了处罚，该事件被称为“春生门事件”。
“春生门事件”虽以失败告终，但若想摆脱日本的魔掌，就必须要将高宗救出。“乙未之变”以后，高宗担心日本人会毒杀自己而几乎不能进食，他只吃美国传教士们送去的罐头来勉强度日。因为高宗知道，皇后死后，接下来会死的就是自己了。
第二年，即1896年2月11日（阴历1895.12.28），高宗终于逃脱了景福宫，实现了所谓的“俄馆搬迁”。这次没有动员军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让高宗与世子凌晨乘坐高宗后宫严贵人的辇车逃出了景福宫。该方法利用的是日军不查宫女所乘辇车的这一惯例。主导此事的是内侍姜锡镐、严贵人、侍从洪锺宇及宫内官崔荣夏等宫廷官员，此外，还有俄罗斯的通译官金鸿陆与侍卫队队长李学均等。
“俄馆搬迁”成功之日，高宗将协助掀起“乙未之变”的金弘集、俞吉浚、郑秉夏、赵羲渊四人指控为“乙未四贼”，并下达了逮捕令。[4]金弘集与郑秉夏被杀，俞吉浚逃亡到日本，赵羲渊则躲到了日本公使馆里。高宗将日本强制施行的“甲午更张”无效化，并在“旧本新参”的原则之下恢复了原有的制度，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这是高宗所施行的国政新趋势，其目标是建设“民国”。高宗将庆运宫[5]定为新王宫，并扩充了里面的设施。
高宗行动自由以后，便开始主导举行明成皇后的葬礼仪式。1896年2月11日的“俄馆搬迁”之后，金弘集内阁崩溃，国葬自然也就因此而中断。这年的9月4日（阴历7.27），高宗将景福宫泰元殿里的皇后遗体移至沙俄公使馆附近的庆运宫景孝殿里供奉。到了第二年，即1897年2月20日，高宗由沙俄公使馆返回到庆运宫。在这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高宗一边筹备大韩帝国的诞生，一边从头开始准备皇后的葬礼仪式。
全国各层各界人士均向高宗上疏，里面承载着对凶贼的复仇之心和对自主独立的渴望之情。该上疏极大地鼓舞了高宗。在没有复仇的情况下决不能举行葬礼，这不仅是世子的一贯主张，更是舆论的大势所趋。所以，高宗制定了先对凶贼进行复仇，然后再举行葬礼的方针。反正骨骸已经所剩无几，即使推迟葬礼，也无需担忧。
首先开始重新选择葬地。物色了数十处之后，1897年1月，最终选择了清凉里。然后是将金弘集内阁所定的皇后的谥号、陵号及祠堂的殿号全部进行了更新。之后，高宗决定于这年的4月5日将皇后安葬在清凉里的洪陵里。不过，预定4月举行的葬礼其后几次遭到了延期。2月20日，高宗回到庆运宫以后，官民接二连三地上疏，请求高宗称帝，即请求皇帝即位，因为这时帝国诞生的准备工作已一切就绪。如果帝国诞生，则皇后将由王妃升格为皇后，那么葬礼将会更为荣耀。所以，葬礼无需急于举行。而且，在延迟葬礼的同时，还可以令国民的爱国之心高涨，这被认为是一个必要的政治手段。
在舆论的推动下，高宗最终于1897年10月12日（阴历9.17）前往新建的圜丘坛（今天的朝鲜宾馆所在地），祭祀完上天之后，登基做了皇帝，然后将王妃封为“皇后”，将世子封为“皇太子”。第二天，高宗在庆运宫里颁布了“大韩”这一国号，并宣布了14条修正措施。“大韩”帝国将分裂为三韩（三国）的各个国家统一成一个大国，“大韩”这一国号意味着对历史的继承。
现在，堂堂的“大韩”帝国已经诞生，王妃的名誉也已得到恢复，并升格为皇后，所以，葬礼仪式也就无需再继续推迟了。因此，在快速完成洪陵的山陵工程之后，11月21日（阴历10.27）便举行了出殡。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下葬。皇后平时读过的书籍及用过的镜子、瓷器、服玩、玉帛、乐器等作为随葬品一同埋藏在清凉里的洪陵里面。
丧舆出发时，皇帝在庆运宫的仁化门外面哭着为灵柩送行。下午两点，皇帝与外国公使们一起来到洪陵，在此留宿一夜。第二天下棺以后，皇帝与皇太子一同返回了宫中。这样，持续了足有两年零两个月的波澜万丈且史无前例的葬礼仪式终于落下了帷幕。
然而，一年之后，洪陵的石雕不断出现问题，这是因为山陵工程完成于寒冷的冬季。经过几次重新修补，到了1900年，补修作业最终结束。之后，洪陵又传出风水上也存在问题，当时本打算移至今天的南杨州市金谷洞的洪陵所在地，但因俄日战争等因素而最终中断。
《〈明成皇后〉国葬都监仪轨》
（皇太子收藏本）（49.7-33.2cm）
此后到了1919年1月21日，高宗升遐。洪陵按照原来的计划移到了南杨州市的金谷洞，同时，将高宗皇帝与皇后合葬于此。所以，清凉里的洪陵其实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地名尚存。新建的洪陵效仿了明朝太祖朱元璋的孝陵（位于南京），是我国最早的一座皇陵。丁字阁呈日字形，石雕中首次出现了大象、麒麟等。另外，石雕被配置在丁字阁前面，这一点也很特别。以上这些都是清凉里的洪陵所不曾具备的。
杀害了皇后以后，日本十万火急地将各种恶劣形象加在皇后身上，以使其死正当化。不过，皇后异常聪颖，判断力锐利，特别是在外交方面发挥了超凡的手腕，运用远交近攻战略，意欲拉拢西洋来牵制日本。
上述明成皇后的国葬结束之后，都监编纂了三种仪轨。首先，《〈明成皇后〉国葬都监仪轨》由5册（814章）构成。该仪轨共制作了7件，7件目前全部尚存。[6]这次的仪轨收藏处与从前有所不同，少了春秋馆与礼曹，取而代之的是多了秘书监与掌礼院。这是因为原来的春秋馆改成了秘书监，礼曹改成了掌礼院。
迄今为止所制作的国葬都监仪轨中，《〈明成皇后〉国葬都监仪轨》的分量最多。这是因为葬礼仪式花费了两年以上的时间，其内容自然也便增多。仪轨中收录了长达78页的“发靷班次图”，也收录了反映遗体由景福宫供至庆运宫的33页“殡殿移奉庆运宫时班次图”。此外，仪轨中还收录了不少国葬上所使用的丧舆等的彩色图说。“发靷班次图”之所以如此庞大，是因为按照皇后的规制，背丧舆的殇夫较从前有所增多的缘故。[7]补充说明一下，国葬都监所使用的费用约为23.5万两。
装载神辇、神帛的辇车在别监、内侍、巡检及兵丁们的严格护卫之下正在行进。
《〈明成皇后〉国葬都监仪轨》中的“发靷班次图”（1897年11月22日）
这是装着筲柜、竹蒲篮、与边豆柜（边、豆、篮子）的辇车，这些都被埋葬在洪陵里。其左右是装载4个方相氏（方相氏象征着驱赶恶鬼的鬼神，才人戴着熊皮面具。）的大车在行进，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很深。埋棺时，方相氏放在坑旁。
《〈明成皇后〉国葬都监仪轨》中的“发靷班次图”（1897年11月22日）
戴着盖头的16名哭宫人（负责哭的宫人）围着帐幕，骑马行进。
《〈明成皇后〉国葬都监仪轨》中的“发靷班次图”（1897年11月22日）
装载皇后梓宫的大舆登场。左、右背着大舆的166人都是市民。大舆的前后分别有16名前引军和16名后引军在抬着大舆的绳子行进。18名侍卫别监分成两排站在大舆前面进行引路。
《〈明成皇后〉国葬都监仪轨》中的“发靷班次图”（1897年11月22日）
出殡举行于黑暗的凌晨，所以，100名黄灯笼军与2600名红灯笼军在大舆的前面照明，40名大铁烛笼则在大舆的左右照明。此外，还有30名宫内府巡检、50名侍卫队兵丁、16名执铎护军及50名的警务厅巡检守护在大舆的左右两边。
《〈明成皇后枛国葬都监仪轨》中的“发靷班次图”（1897年11月22日）
陪往大将金在丰紧紧跟随在大舆的后面
《〈明成皇后枛国葬都监仪轨》中的“发靷班次图”（1897年11月22日）
其次，《〈明成皇后〉殡殿魂殿都监仪轨》由3册（462章）构成。该仪轨共制作了7件，7件目前全部尚存。[8]为亡者招魂的沐浴、袭、饭含、小殓、大殓、成服、出殡等各种仪式在仪轨中都有着详细说明。此外，仪轨中还收录了殡殿与魂殿上所使用的各种器物的彩色图说。补充说明一下，殡殿与魂殿所支出的费用共约15.4万两，宫内府与度支部负担了其中的一大部分。
最后，《〈明成皇后〉洪陵山陵都监仪轨》由2册构成。该仪轨共制作了7件，现有5件尚存。[9]仪轨中收录了建于洪陵附近的丁字阁、碑阁及石雕等的彩色图说。
补充说明一下，洪陵的葬地曾由崇陵附近变为清凉里，类似的迂回曲折之事发生了不少，因此，所耗费的山陵工程费用特别多。起初，金弘集内阁建造山陵时所耗费用约为51万两。1897年，高宗将葬地变为清凉里后所耗费用约为65万两，两次合在一起约达116万两。费用的大部分由度支部支出。
不过，洪陵的石雕在一年之后出现了问题。石雕或发生碎裂，或出现了黑点。这是因为金弘集内阁直接使用了取自附近的牛耳洞的劣质石材。这样，1898年（光武2）2月起，便设置了洪陵石物重修都监，从江华岛与忠清道蓝浦等地采来了高级石材。到了1900年（光武4）3月，工程最终结束。这时，除了石雕之外，还新建了红箭门与碑阁等。工程结束后，重修都监立刻将其过程记录下来，编纂成了《洪陵石仪重修都监仪轨》。该仪轨始编于1901年（光武5）5月，直到1905年12月编纂才全部结束。仪轨的编纂之所以延迟，是因为本来计划将洪陵再次迁至今天的洪陵所在地，即南杨州市的金谷，所以又做了迁葬准备。不过，由于1904年爆发了俄日战争，国内政势复杂化，洪陵迁葬因此也就中途放弃了。
由1册构成的该仪轨共制作了5件，5件目前全部尚存。[10]仪轨中收录了新建于洪陵附近的各种石雕、丁字阁及碑阁等的彩色图说。
注释
[1]译注：“甲午更张”又称“甲午改革”，它指的是朝鲜政府于1984年7月27日到1985年8月所开展的制度改革运动。
[2]有关“乙未之变”的经过及明成皇后国葬的详细内容，请参考韩永愚于2001年所撰写的《明成皇后
大韩帝国》（HyoHyung出版）。
[3]其实，明成皇后中刀的地方到底是坤宁阁内部还是坤宁阁外部并不确定。我们的推测是刺客刚要进入房内时，将正想到外面藏身的明成皇后杀害于院内，然后又将遗体移到了房内。日本刺客们并不清楚皇后的容貌，长相相似的数名宫女均被杀害，每个刺客都以为皇后是被自己所杀，所以他们的证言相互之间有所冲突。
[4]金弘集对于“乙未之变”多少有所了解，却没有加以阻止。郑秉夏在“乙未之变”发生之日的夜里，进入宫阙值宿。日本人闯入之后，郑秉夏欺骗皇后，谎称日本人会保护皇后，无须担心。俞吉浚在“乙未之变”之后，当上了署理内部大臣，并开始协助三浦梧楼。赵羲渊则是成了军部大臣，然后开始协助三浦梧楼。
[5]壬辰倭乱时，宣祖曾到义州避难。回宫后，又因宫阙在火灾中被烧毁，而将庆运宫定为临时王宫。庆运宫原为宗亲们的所居之宅。日后，光海君在昌德宫与昌庆宫复原之前，也一直在此办公。仁祖时，仁穆大妃（宣祖的继妃）曾被幽闭于此。这里有宣祖办公的昔御堂，也有光海君即位的即阼堂等建筑物。
[6]奎章阁藏有奎章阁本（814章）、侍讲院本（814章）、秘书监本（814章）、江华府本（813章）、掌礼院本（515章）及议政府本（696章）6件仪轨。日本宫内厅藏有五台山本。不过，秘书监本与江华府本和掌礼院本都被制成了4册，而且，掌礼院本为没有第2册的影印本。另外，议政府本为没有第4册的影印本。首尔大学的奎章阁于2000年刊出了奎章阁本的影印本，其中收录了韩永愚的详细题解。韩永愚还以该仪轨为资料，于2001年著述了《明成皇后大韩帝国》（HyoHyung出版）。此外，藏书阁里藏有“明成皇后发靷班次图”（53章；3-550）的卷轴，这是出殡前由画员绘制献上的。仪轨的“班次图”则是以此为基础重新绘制而成的。
[7]“发靷班次图”中登场的人员约为2000余名，不过，实际上所征用的殇夫就有5500余名，他们被分成5组，以交替背丧舆。现在，藏书阁里单独藏有《明成皇后发靷“班次图”》（图书番号为3-550）。该“班次图”与《国葬都监仪轨》中所收录的“发靷班次图”内容完全一致，不过，尺寸上却是更大。举行出殡当时，参考的是该“发靷班次图”。
[8]奎章阁藏有奎章阁本（462章）、侍讲院本（462章）、掌礼院本（462章）、秘书监本（462章）、江华府本（462章）及议政府本（462章）6件仪轨。日本宫内厅藏有五台山本。首尔大学的奎章阁于2001年刊行了该仪轨的影印本，其中收录了韩永愚的详细题解（乙未之变，大韩帝国成立
《明成皇后殡殿•魂殿都监仪轨》）。
[9]奎章阁藏有奎章阁本（470章）、侍讲院本（470章）、五台山本（470章）及掌礼院本（470章）4件仪轨。日本宫内厅藏有江华府本。议政府本与秘书监本行踪不明。首尔大学的奎章阁于2001年刊行了奎章阁本的影印本，其中收录了韩永愚的详细题解（乙未之变，大韩帝国成立《洪陵石仪重修都监仪轨》，《洪陵山陵都监仪轨》）。
[10]奎章阁藏有奎章阁本（66章）、侍讲院本（66章）、秘书监本（64章）及掌礼院本（66章）4件。日本宫内厅藏有五台山本。首尔大学的奎章阁于2001年刊行了侍讲院本的影印本，其中收录了韩永愚的详细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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