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年

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年_中国文化产业评论

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20年⁽¹⁾

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孔建华

内容提要：研究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二十年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史，对理解与把握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证价值。本文基于比较优势、自生能力和文化黏性理论，将二十年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分为自觉和自信两个阶段，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实践特征，即坚持改革创新的首善意识，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地位，发挥政府导向的重要作用，确立问题导向的解决机制，加强融合发展的协同指导。文章认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经验是，立足“北京向世界贡献什么”的高阔视野，把文化嵌入经济和社会的肌体融合发展，以产业发展动力机制建设为中心破解发展难题，以国内文化市场为重点积极融入全球文化生产体系，同时积极处理好事业与产业、硬件与软件、商业与艺术的关系，营造文化生态，促进文化包容、均衡、有机发展。本文提出，文化产业发展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体系，确立积极防御型的文化安全策略和以国内文化市场为主的优先次序，实现从宣传文化系统到基于社会大系统的文化体制改革的转变，推动由粗放型到精确型的文化经济研究、决策和执行机制的转变，北京文化产业要积极保护、开拓和利用文化资源，更好地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经验、贡献力量。

关键词：首都北京；文化产业；历程评述；经验启示

一、引言

北京是世界闻名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脱离北京的城市性质与功能定位，脱离时代背景与经济社会文化条件，脱离北京的文化资源禀赋谈论现代北京的文化产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北京城市工业发展的困境中如何寻找到符合首都城市特征、适应未来发展的替代型的新兴产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把北京丰厚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文化创新的优势，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是近二十年北京文化经济建设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经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年的发展，北京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是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其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是8．8∶52．4∶38．8。但是，北京的环境和条件难以支撑其作为生产型城市的建设，环境的恶化和水资源的困境以及工业企业效益的下滑迫使北京作出重大战略调整，文化产业作为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附加值高的产业，逐步被推向前台。1996年北京召开了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市委、市政府作出加快首都文化发展的战略决策，明确把文化产业作为首都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历史地看，北京文化产业的提出和发展是首都城市经济结构升级的需要，它符合并强化了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城市性质与功能，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有机协调发展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战略选择。

北京是世界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考古显示，北京周口店地区有二十万年至七十万年前“北京人”活动的遗迹。⁽²⁾北京有历史古迹和文献可证的建城史3 000多年、建都史800多年，文物资源总量3 400多处，世界文化遗产6处，这是北京城市的最大特色。北京是现代中国国家文化中心，是国家级主要文化机构的办公地，是国家级文化生产机构的聚集地，是中国优秀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地，是国际文化交流和交往的中心地。北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的文化中心城市和文化资源大市。发展地看，北京大力振兴文化产业是推动文化资源和成果的产业转化，积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化中心的需要，是在更加开放和现代化的条件下促进世界文化丰富性和多样化的一种自信自强的战略选择。

文化资源是软实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近几年来北京在实践操作层面高规格地提出“文化创意产业”、“人文北京”、“世界城市”等影响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键词。上述关键词的讨论与实践都同北京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开拓和利用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的认识的深度、转化的能力将深深地影响首都文化的建设进程、人文北京的历史厚度、世界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文化产业的开发水平。余钟夫指出，21世纪的世界城市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要能实现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融合，实现东方文化的世界化。⁽³⁾但是，从目前看，北京文化资源的保护、开拓和利用还处于低级阶段。连玉明将古都风貌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级的文化设施作为体现人文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最起码的标志。⁽⁴⁾2010年发布的《关于大力推动首都功能核心区文化发展的意见》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文化发展的重点。客观而言，对上述标志性文化资源的整体策划与开发利用远远不够。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北京文化资源的认识水平与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以及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之间，特别是以现代的、世界的、未来的眼光挖掘和呈现北京独特的文化特质和魅力方面，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北京文化资源的独特价值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一般物质资源，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对北京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破碎的、片面的、短视的理解制约了文化资源拓展的深度、广度和效率，也影响了现代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与进程。北京大气敦厚的文化资源未能系统有效地发掘利用，更谈不上长远的战略谋划；北京独特的文化资源的价值还没有真正得到现代的转化，在北京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还远没有发挥。本文讨论二十年北京文化产业，将集中围绕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文化繁荣之目的而保护、开拓和利用文化资源这一主题。

二、理论假设

本文讨论北京文化产业将不同程度地使用以下理论假设：首先是比较优势理论，它反映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前提，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实施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国家竞争战略⁽⁵⁾，本文假定它适用于文化产业；其次是自生能力建设，它反映一个企业在没有政府外部支持（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的条件下能够达到社会投资的平均盈利能力水平，企业自生能力是一国经济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我国国有企业发展和改革的实践揭示：如果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那么所在产业必定是缺乏增长潜力的⁽⁶⁾，本文假定它适用于文化企业；第三是文化黏性，它反映文化的地域性与民族性，是文化发展的独特规律和特点，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语言、风俗、习惯多种多样，一方面它的传播受到地理、语言和人口的限制，诸多地方性文化样式脱离了所在的地域和族群，难以在大众市场中存活拓展，一方面它又是体现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要标志物和丰厚的文化财富，构成文化内容产品和服务的中国身份，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元素和思想源泉，本文假定它对文化建设具有正面和积极的影响。

1．比较优势

北京是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北京最雄伟的建筑长城代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冷兵器时代寻求社会安定的重要信念与力量表达，北京最辉煌的建筑紫禁城、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代表了古代“中央之国”的文化自信，这是北京作为大历史国家首都城市庄严、方正的一面。北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天安门广场，它代表一个现代国家的新生，自然成为全体国民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任何一个国民可以自由地穿越山野、乡村、城区来到这个广场的中央，这是它朴素、开放的一面。在经济和商业的联系的基础上，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国民在政治和文化领域通过各种渠道连接北京，如参加各种主题的全国性会议、以旅行的方式参观北京名胜古迹、从事学术研究和攻读北京高校的学位等，这是北京作为一个开放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包容的一面。一个世界罕见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人民哪怕身处边远地区的深山老林、戈壁荒漠、天涯海角，都普遍地向往北京，把抵达天安门广场，拜谒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遗容作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之一，这是北京独特的一面。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首都像北京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拥有如此广泛的爱国民众，这是北京深邃、敦厚的一面。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天际线因各种现代异形建筑的出现而发生改变，在一些城区它的繁华和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大城市，从硬件设施看越来越像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北京成为世界知名建筑师各种建筑设计思想和前卫、时尚理念的试验场，这是北京宽容、奔放的一面。正是基于此，北京大都会正在呈现一种辉煌而又朴素、开放而又独特、深邃而又天真、庄严而又柔美、方正而又灵秀的文化风格，它是一座身居高位、坐拥燕山、环视天下、五味杂陈、各有所爱、有机更新的顶尖城市。就注意力经济而言，让全世界的游客“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是北京古老而又现代的文化魅力。北京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立足北京丰厚的文化资源，利用创意、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推动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世界化，向世界贡献饱含中国思想、中国符号、中国元素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2．自生能力

文化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的重要前提。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北京文化产业中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上升到绝对多数，大多数文化企业从充分的市场竞争中胜出，是充满活力和具有竞争能力的文化市场主体，其中很大一部分具有自生能力。但也要看到，文化企业尤其是国有文化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和战略投资能力的现象比较突出。要成为文化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具备自生能力，如果一个文化企业的投资回报达不到社会投资的平均盈利水平，甚至长期依靠政府补贴、免税政策以及特许权维持经营，怎么能期待它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业务的拓展和文化安全的保障？为此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国有文化企业，近二十年的文化经济政策宣传在降低国有文化企业的运营成本方面作用明显，但也形成了国有文化企业经营预算的软约束；近十年的文化体制改革政策在减轻税负方面影响显著，但也带来了国有文化企业对税收政策的过度依赖；近五年的文化产业政策在扩大国有文化企业项目投资方面作用较大，但也导致了文化企业对财政补贴的过度迷恋和市场融资能力的下降。基于企业自生能力重要性的认识，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在我国日益明晰的区分营利和非营利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实体的条件下，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依靠政府补贴生存的培育阶段迟早要过去，持续的长久的输血是非理性、不现实的，国有文化企业必须面向市场，形成造血机制，停留在等靠要只能进一步降低其自身的竞争能力、开拓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文化企业是不可能具备所谓的战略投资能力的，它与国家文化战略的推进和实施也是矛盾的，因此，需要把提升企业自生能力、培育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作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把文化企业的自生能力建设作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3．文化黏性

所谓文化黏性，指的是文化的地域性和独特性以及不可替代性。一定的民族的特质文化与它所在地区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关联，脱离了它的原创地和受众群体，很难引起共鸣。历史地发展地看，其中的一些将被作为要素整合到大众文化的生产中去，一些将自然地湮灭，一些将因为地方本土文化的兴起和繁盛逐步在更大范围得到认同。最典型的是表演艺术，掌握其技能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部分还需要天赋，而欣赏也需要长期的熏陶濡染。文化黏性的存在，使得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解读需要足够的地方性的文化知识，这里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如果这种解读的成本过高，那么愿意为之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人群就会减少。换一个角度，这也是大众文化更加容易被简单快速地复制传播并为更多人接受的原因。地域的特色文化由于文化黏性而更多地依附在产生它的土地上，并与特定的群体联系在一起，正是地域性的认同和资助体系本身支撑其成为社区性质的文化而长期存在和发展。北京的历史文化和城市性质构成一种传承创新与集聚扩散型的首都文化印象：它向上承接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向下创造衍生发展出北京特色的新文化；它向外辐射以形成中国文化中心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向内凝聚以形成文化资源的聚宝盆和蓄水池；它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气度守望在城门口欢迎所有自远方来的朋友，它以真诚奉献、欢乐平和的姿态来到各个国家的城市，把自己的文化精华尽可能地呈现和展示出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形成了它的不可替代性和文化特色，并顽强地生发展示出它的旺盛的生命力。近百年来北京的京剧和话剧，近五十年来北京的小说，近十年来北京的电影等，因北京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大历史演绎展现而成为“京味文化”的浓重表现样式。京味文化具有都市文化的全部特征，虽然在对京剧或话剧的理解与接受上会有一定的障碍，然而，作为一个文化艺术的欣赏者，不论你明白与否、喜不喜欢，在你走进剧场、影院或者捧起一本京味小说的时候，你都会心怀景仰，这是因为，北京是一座有着独立思想、自由意志和文化表达的城市。文化黏性的存在，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并从根本上丰富了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都，正是要珍视和利用文化黏性，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语境中，加强与世界文明的对话，推动北京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世界化，使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优秀文化之林，为推动世界文化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三、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阶段、内容和特征

从总体上说，以2000年国家正式启用文化产业概念为标志，近二十年来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可以划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两个阶段：前十年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动机，北京文化产业逐步走向自觉，在地方主导下统一思想、营造舆论、加强调研、摸清底数，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实践探索，本文将其称为“自觉阶段”，这一阶段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支撑条件明显不足；后十年国家明确和主导发展文化产业，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支撑条件得到系统改善，北京进一步加大力度，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加强协调、优化环境，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本文将其称为“自信阶段”。后十年以北京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标志，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成熟地发展文化产业的时期，一个是主动地创造条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时期。⁽⁷⁾

1．自觉阶段（1990年至1999年）

观念革新是思想解放和行动自由的前提。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得到确认，文化领域基于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的改革创新陆续启动。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文化产业研究实践的带动和影响下，培育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政治上正确，而且从经济层面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价值和作用。全国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问题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最终纳入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议程。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舆论铺垫，社会动员，加强调研，摸清底数，我们称之为思想启蒙和舆论动员的自觉的十年。

自觉阶段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观念革新。观念革新首先体现在文化经济工作重要文献核心论述的变化。以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的年度工作报告和全市性工作部署及其重要文件而言，比较突出的有：1994年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是“以文养文、多业助文”，要“抓紧北京天桥文化产业开发区的立项和筹建工作”，“研究制定推动首都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过渡的发展规划”；1996制定出台《关于加快北京市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利用北京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其成为支柱产业之一，使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1997年提出运用市场机制逐步建立多渠道的筹资机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产业带事业，推进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1998年提出“认真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出台鼓励和扶植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等等。20世纪90年代北京文化产业决策研究的成果及其文献论述在推动形成全社会发展文化产业的思想共识方面影响深刻、意义深远。比较而言，自觉阶段集中、系统的决策研究论述是：“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第三产业部门，不仅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北京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极为有利的条件，要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研究其发展战略，制定规划和相应政策，采取措施，使北京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⁸⁾观念革新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思想准备，也打开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闸门。

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和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化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回顾20世纪90年代北京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工作最扎实、影响最深远的研究成果出自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研究机构与党政部门联合组织问题导向的集体攻关性质的研究，研究直接服务于决策分析，研究成果在提供决策研究参考和指导文化产业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自觉阶段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为主导，组织文化产业发展理论研讨，发表一批重要文章，结集出版《北京文化产业研究》。这一阶段北京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观点有：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要吃文化饭，文化要吃市场饭；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需要明确文化发展在城市发展中的位置，重新认识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理顺首都文化建设的管理体制；文化产业应与高新技术产业等适应于北京城市性质功能要求的产业一起，成为北京的主导产业；发展北京文化产业，需要现有的文化事业部门和非文化部门“两个轮子”一起转。这一阶段的研究注重全国乃至全球视野，从北京文化经济发展战略高度思考文化产业，积极探寻北京发展的新路。作为直接参与者和研究报告主要执笔人的钱光培将这一阶段的研究称为一种建设性的研究，高起祥在总结这一阶段的研究心得时指出，地区文化产业研究要放在整个地区建设的大背景下进行。这一阶段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调研报告、理论文章、媒体专访、新华社内参等方式广为推介，传播观念，营造氛围，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逐步成为社会普遍共识。

表1　北京市文化产业统计指标分类比较（1996—1999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统计局相关调研报告整理。

自觉阶段北京对文化产业统计口径作了初步探索。由于文化产业范围的界定没有国家标准，2000年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统计局对统计口径进行了积极研究（见表1），主要有三个版本：一是1996年建立的北京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出版业、印刷业、图书报刊批发零售业、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文化体育用品零售业、艺术业、文物保护业、图书馆档案馆业、群众文化业及其他文化业、广播电影电视业（含新闻）、娱乐服务业、广告业12个行业（简称1996指标）。二是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北京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及的文化产业内容所界定的15个行业的统计指标（简称1998指标）。该指标将体育业、园林业、摄影及扩印业纳入文化产业。三是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课题组1999年的报告提出的14个行业的界定指标（简称1999指标）。该指标与1996指标相比，将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文化体育用品零售业剥离，将图书馆、档案馆业分为两个行业，将广播电视电影业（含新闻）分为三个行业。这一指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从事音像制品、书报刊、影视、艺术品等的生产、流通以及提供以文化为内涵的各种服务如演出、娱乐、文化经纪与代理等产业活动或行业”。⁽⁹⁾

比较自觉阶段文化产业统计口径，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对文化产业范畴的认识总体比较稳定，对核心文化内容行业的认识趋同；二是对体育和文化体育用品的制造业、零售业是否列入文化产业存在争议；三是没有把旅游列入文化产业范围，理由是旅游业涉及交通、通讯、住宿、餐饮、购物等服务行业，难以进行准确核算。⁽¹⁰⁾由此看来，体育和旅游产业中与文化紧密相关的内容以及文化产品制造和销售是否纳入，是研究文化产业统计指标的关键点。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看，自觉阶段首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从1990年至1999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从500．8亿元增加到2 677．6亿元，年均增长20．48%；地方财政收入从74．01亿元增加到320．44亿元，增长了3．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969美元提高到2 585美元，年均增长11．52%。⁽¹¹⁾经济发展和财力增长为北京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对文化的投入进一步加大，带动了文化消费的兴起。根据统计，到1999年年底北京市拥有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的独立核算文化产业单位3 723个，从业人员21．7万人，固定资产合计235．9亿元，创造增加值112．8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2%。

2．自信阶段（2000年至2010年）

经过10年的研究梳理、社会动员和市场培育，新世纪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在加强规划引导、政策扶持和发展文化企业、培育文化市场方面的主动性、自信心显著增强。以2005年初北京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重要信号，自信阶段的文化产业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巩固自觉阶段的成果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强化执行，主要特点是深化改革，夯实基础，加强规划，加快发展，我们称之为“更加成熟”地发展文化产业的时期。后期重视创新性质的创意对促进产业融合、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价值和作用，主要特点是突出创意，市区互动，部门协作，项目驱动，我们称之为“更加主动”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时期。

（1）成熟时期

成熟时期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把规划引导、促进发展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在国家层面明确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后，《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强调文化产业是首都经济的重要成分，要适度优先发展。《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将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充分发挥首都优势，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文化的总体实力，提高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高到与文化事业并重的地位，在文化建设规划中占有重要篇幅，在文化工作部署中占有重要位置。期间研究编制的《2001—2005年北京市文化建设发展纲要》、《北京奥运行动规划文化环境建设专项规划》都把文化产业摆上重要位置，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积极推进，政策上有力支持。成熟时期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04年—2008年）》的制定出台，这是北京市研究制定的第一个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该规划指出，发展的关键是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形成全市统筹规划、城乡协调发展的文化产业布局。成熟时期北京文化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观念革新是正式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2005年1月27日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总体规划将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影视节目制作及交易、文化会展、古玩艺术品交易、动漫和网络游戏制作交易作为重点。成熟阶段北京开始关注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在1999年完成文化产业调研的基础上，2000年提出加快琉璃厂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2001年又设想规划建设朝阜路文化一条街园区等，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侧重于传统型和艺术型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大规模的园区规划建设尚未启动，艺术创作及其产品交易型的园区开始自发兴起。

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研究和规划研究的深入为文化产业决策提供了新的启示。其中熊澄宇、张晓明的研究成果较具代表性。熊澄宇主持完成的《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研究》提出了北京文化产业总体布局规划方案，即由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区组成的“内城”应注重旧城区的整体保护，强调在现有基础上的调整和因势利导；“外城”应统筹规划，着眼于各产业协调发展，形成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规模效应，以辐射周边地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该研究建议首钢搬迁后将其中部分功能置换成影视创作基地，并与石景山数码娱乐产业基地联合，成为都市体验旅游的景点。⁽¹²⁾张晓明主持完成的《北京市“十一五”期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提出“两区、一轴、多园”的北京文化产业空间结构。⁽¹³⁾结合首钢搬迁，该研究认为连接石景山和门头沟的永定河谷地带可能成为北京发展文化产业的亮点地区，宜将石景山“数字娱乐产业”与“永定河文化走廊”概念结合，高技术与高文化联姻，打造文化产业基地，启动北京市文化产业的“西部大开发”。⁽¹⁴⁾上述研究为北京文化经济规划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时期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非常关注文化产业发展，结合各自调研成果纷纷提出意见和建议，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从2000年至2005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从3 161．7亿元增加到6 969．5亿元，年均增长17．13%；地方财政收入从398．39亿元增加到1 007．35亿元，增长了1．5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 915美元提高到5 615美元，年均增长14．01%。⁽¹⁵⁾首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财力状况的进一步改善，为北京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对文化的投入明显增加。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 000美元提高到5 000美元，北京文化消费趋于活跃。根据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到2005年年底，北京文化产业资产总计3 004．5亿元，从业人员55．2万人，业务收入1 867．6亿元，利润总额56亿元，上缴税金72．1亿元，创造增加值388．4亿元，占全市GDP的5．6%。

（2）主动时期（2006年至2010年）

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从城市中长期发展战略高度首次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2005年年底中共北京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会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出全面系统的思想动员和协调推进。2006年4月北京市成立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以此为新的起点，北京进入全面主动、大开大合地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新时期。

主动时期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高度的协调一致性。经过新世纪以来5年的改革发展，北京市对文化经济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把握，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上更加自信主动。截至2010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组成单位扩充到27个部门。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职能由市委宣传部承担。⁽¹⁶⁾在领导小组的组织架构之下，北京市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首先是加大财政投入，引导各类资本投资文化产业。北京市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施行的文化经济政策（如设立文化事业建设费、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等）的基础上，增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5亿元，2006年至2010年增量投入25亿元，采取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补助、绩效奖励等方式支持500多个文化项目，有效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北京市发展改革系统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持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近10个，增量投入近10亿元。政府投资对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形成一种导向，在培育文化市场、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是破解发展难题，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协调发展。北京市重点从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入手，建立与专业机构的密切协商和产业促进机制，系统推进影响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的解决。如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¹⁷⁾北京市文化领域政府部门、骨干企业与金融机构、担保公司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制定出台配套政策，吸引银行面向文化企业创新产品、改善服务、提升品质，积极向文化产业项目放贷，促进部分优秀文化企业及项目成功融资，扩大文化生产。⁽¹⁸⁾又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北京市探索设立包括中国北京文化产权交易所、国际版权交易中心等在内的文化产权交易平台，政府知识产权（版权、商标、专利、设计）管理服务机构研究制定出台保护利用知识产权的具体政策，文化市场执法监督机构持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和其他不法行为的执法力度，金融及相关中介机构探索研究版权质押贷款等方式的可行性，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开拓与利用。再如文化企业规模小和散弱的问题，北京市加大文化领域国有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和文化资源的整合、文化资产的兼并重组力度和步伐，以行政为主导，以资产为纽带，推动文化演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领域相关资源和资产的相对集中，形成一批大中型文化企业集团和若干上市公司。

第三是借鉴科技产业发展经验，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企业集聚的园区和基地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¹⁹⁾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文化科技型的集聚区，与科技园区高度近似，对这类集聚区重点是营造创意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一种是文化体验型的集聚区，它是同交易、消费、体验等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型社区，可能是一条街、一个胡同、一座大楼、一片厂区或景区，对这类集聚区重点是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文化服务的环境。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基本特征看，呈现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嵌入式的，它依托于文化资源丰富的历史文化街区、风景名胜或利用工业厂区、办公大楼改建；⁽²⁰⁾一种是重建式的，依托各类经济开发区或新辟土地规划新建，如文化科技类和影视类的产业园。2006年至2010年北京市组织认定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30个，内容覆盖文化创意产业各大领域。根据市统计局的数据，市级集聚区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收入、从业人员占全市的比重超过十分之一。其中，近三分之一的集聚区同时是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如2008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2009年北京市与文化部合作启动中国动漫游戏城建设，2010年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合作启动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建设等，核心业务包括艺术创作、图书策划、动画制作、影视制作、软件设计等。上述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是实施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第四是加强配套服务，营造促进产业发展的服务型和包容性的环境。主动时期北京更加注意统筹规划，把布局引导问题提高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层面，并视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举措。先后编制发布或研究起草《北京市“十一五”期间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北京市“十一五”期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指导目录》、《关于大力推动首都功能核心区文化发展的意见》、《北京市“十二五”期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讨论稿）、《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讨论稿）等。在加强文化经济政策扶持方面，编制发布以《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为基础文件的相关配套扶持政策和实施细则20余个。

第五是推动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企业，培育文化市场。自信阶段的10年，北京市把改革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推出一些重要举措。如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上市、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的经营管理等，上述改革发展案例的基本特征是面向市场，整合资源，在新的平台上拓展新的市场。其中，歌华有线以上市为目标建构，完成北京市有线电视网络的整合，率先在全国完成一市一网；北青传媒以上市为目标建构，利用政策条件，完成经营性资产的剥离重组并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及法人治理结构；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以改善和创造服务为目标建构，提出了“经营文化馆”的理念，⁽²¹⁾使得公益性文化单位经营问题的“朝阳区文化馆之问”成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改革创新的一个新的趋向。北京市通过改革文化体制机制，对传统文化事业单位进行“松绑”，培育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面向市场，创新机制，自主经营，提供服务。政府也逐步转变职能，从关注直属单位转向面向全社会，在理顺组织机制，促进产业集聚，扩大文化投资，启动文化消费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主动时期的文化产业研究，角度更加多样，特色更加突出，成果更加丰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相关研究机构在文化创意产业统计指标设计、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文化服务贸易研究等领域形成一批重要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

主动时期是首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5年。从2006年至2009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从8 117．8亿元增加到12 153亿元，年均增长14．4%；地方财政收入从1 235．78亿元增加到2 678．77亿元，增长了1．2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 530美元提高到10 134美元，⁽²²⁾年均增长15．78%。这一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 000美元到突破1万美元，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孙惠英基于《国家文化及相关行业分类》对2007年数据分析显示，北京文化产业非公及混合所有制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超过公有制经济，从布局上看主要集中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功能拓展区，从文化产业结构看以传统文化产业的核心层为主。⁽²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8年北京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641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5．77%，比重居全国第一，绝对值居全国第四。同时北京的文化设施建设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2009年北京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0．02个，拥有博物馆0．09个。⁽²⁴⁾

主动时期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制定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²⁵⁾2010年北京市探索将其确定为地方标准。该分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和创意活动特点，从价值链角度把握创意活动，对行业分类中相关类别重新组合，形成文化创意产业的派生分类，分类涵盖设计研究、生产制造和传播销售等环节的相关行业，包括创意活动及以其为核心的衍生活动。结合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内容和发展方向，该分类兼顾文化职能部门的管理现状。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相比，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范围既包括文化产业的全部内容，也包括软件、计算机服务、专业设计等文化科技创新活动，它更加关注技术发展对文化经济活动的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产业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电信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其他软件服务、工程勘察设计、规划管理和城市绿化管理等8个国民经济行业小类，并将知识产权服务、其他专业技术服务和其他计算机服务等3个行业小类全部纳入统计范围。2006年至2009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1．9%，高于全市7．5个百分点（见表2）。根据市统计局提供的经济普查数据，2008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企业7 524家，占规模以上企业数的13．7%。2009年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1 489．9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2．3%，营业收入5 985．7亿元，从业人员114．9万人。从所有制结构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中的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比重占主要部分。2009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单位中，非公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单位数占80．3%，实现收入4 258．6亿元，占78．4%，资产总计4 824．8亿元，占66．4%。从文化产业到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口径的变化对产业整体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从行业结构看，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创造增加值占有绝对比重，从2006年至2009年分别为42．92%、45．41%、51．53%、47．69%。从七个文化内容服务特征较为明显的行业看，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广告会展的规模达到或超过百亿元增加值。从一个相对长的2004年至2009年各行业看，最具稳定增长性的行业集中在传统文化产业（文化艺术业、旅游休闲娱乐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业）。

表2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2004—2009年）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2010》。

四、产业发展总体评价

1．基本特点

北京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二十年，从纵向比较看，完成了从计划管理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呈现出鲜明的过渡型特征；从横向比较看，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城市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的演变过程，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城市，需要从战略上认识和把握文化产业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发挥文化产业的独特价值和重要功能。具体体现在：

一是文化产业具有关怀心灵、引导社会的美育功能。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主渠道。电视剧、动画、电影、戏剧等文化内容产品和服务具有慰藉心灵、平衡情绪、陶冶情操、弘扬真善美、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价值。适应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的形势和要求，需要结合实际适度优先发展文化产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有效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增进人民幸福感、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文化产业具有优化结构、扩大内需的经济功能。新世纪初，我国从中央政府层面明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先行地区上海、北京明确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也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文化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对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正面和积极作用。随着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上升趋势，国家兴办的文化事业所能够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非常有限，需要依靠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来解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文化产业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三是文化产业具有提供就业、自我就业的广阔空间。文化产业从总体上说属于新兴产业，具有持续创造和提供就业机会的潜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演进中，一些职业消失了，而一些新兴的职业在不断产生，以服务为重要特征的文化产业产生了大量新兴职业。在一些特定的文化行业，比如从事架上绘画的许多艺术家建立了自己的画室，从事设计服务的设计师建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从事图书出版策划的编辑建立起民营图书工作室等，他们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和创意能力，提供内容文化产品和服务，嵌入文化生产系统，普遍表现出一种自我就业的特性。北京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创意阶层的集聚地，在美术、音乐、图书、报纸、期刊、电视、电影、动画、设计等主要的内容产品和服务领域，不同程度形成群体性的自发集聚。

四是文化产业是彰显城市文化影响力、吸引力的重要途径。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规划》中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发达是首都北京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最直接、最鲜明地反映城市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真正的文化的繁荣既体现在国内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也反映在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度和文化服务贸易的规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吸引文化投资、促进文化消费、深化文化交流、加强文化贸易具有重要作用，对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吸引力具有深刻影响。

五是文化产业是一股建设性的进步的促进力量。从文化权利的视角看，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各种成熟的创意的成果市场化转化和利用成为可能，促进了国民意志和精神的自由表达以及创造性思想的价值实现，使得更多的民众可以分享思想的盛宴，它本质上有利于推动公民文化权利的更好的享有，有利于全体国民更多地享受文化发展的成果。从产业融合的视角看，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文化行业之间、文化产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²⁶⁾也促进了文化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融合发展。从北京市看，文化创意与制造业的结合提升了工业设计的文化含量，同时，一大批工业厂区改造利用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北京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区域；文化创意与农业的结合提升了农产品的文化含量，一大批创意农业园区的兴起成为观光旅游、婚纱摄影、文化活动、旅游购物的重要场所和工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心。

六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规律和特点。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资源，但仅仅有文化资源是不够的，文化产业需要特殊的土壤和适宜的湿度、温度条件，有学者将它比喻为“种蘑菇”。研究表明，科技园区缺乏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少咖啡厅、书店、酒吧、影院、剧场、公园、广场等配套生活服务设施，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特别需要上述辅助性服务设施和宽容、多样的氛围和环境。从城市文化产业布局看，核心层文化产业的聚集一般更多地接近于城市中心区，与消费人群、商业街区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周尚意等分析提出，北京文化产业整体上呈现空间集聚现象，主要集中在四环以内，其中广播影视业主要聚集在海淀区，广告业主要集聚在朝阳区靠近CBD位置，在城区范围内文化产业更多地集聚在北城。⁽²⁷⁾北京文化产业区别于兄弟省市的一个突出优势是具有典型的“总部经济特征”。张勇顺根据2007年统计数据分析指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中中央文化艺术单位数量占60．1%、资产占65．1%、收入占70．8%；新闻出版单位数量占53．2%、资产占75．3%、收入占70．4%。⁽²⁸⁾上述特点是北京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中需要重视和关注的，无视、漠视或是忽视上述特点，都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

2．实践特征

一是坚持改革创新的首善意识。北京把“敢为天下先”的引领意识、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意识、“守土有责”的责任意识体现于文化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北京率先提出“贺岁电影”的概念，创造影视录一体化、制发放一条龙的紫禁城模式；北京率先对儿童剧团实行转企改制，创造了儿童艺术知名品牌；北京率先对报业实行编辑和经营业务分离，推动北青传媒在香港上市；北京率先整合城市有线电视网络资源，推动一城一网并在上海上市；北京率先对文化馆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创造了朝阳区文化馆模式。在推动大众文化产品市场化的同时，北京特别注重文化特色培育，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京味戏剧创造了一种时代典范，构成北京城市的文化坐标。北京文化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同国家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紧密互动，成为实现全国战略部署和实验型改革探索的先行者、创新者。

二是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地位。北京重视市场自组织形成的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引导、规范和服务。从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市场、798艺术区、宋庄画家村、南锣鼓巷等的发展史看，起初都是不起眼的自发性质的集聚，慢慢形成规模和影响，在保留还是拆迁的问题上，政府管理部门充分尊重市场自发行为的合理性，采取了疏导的办法（避免了对抗，消除了对立，增进了互信），将其纳入规范的法制化的管理轨道，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积极改善服务环境，引导其健康繁荣有序发展。上述地区逐步调整完善，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地标性的北京特色文化场所和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潘家园作为古玩艺术品的交易中心，798艺术区作为当代艺术品的展示和交流中心，宋庄画家村作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家群落，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成为北京的重要文化标志，最重要的原因是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面向市场，相信市场，依靠市场，服务市场。

三是发挥政府导向的重要作用。北京充分认识到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无限政府，明确其基本职责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北京重点从五个方面加强政府调控能力建设：首先是自我减负，把不该做的事从工作议程上撤下来，从过去承担的大量微观管理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把所谓的“体制内”的经营性的文化单位逐步转企改制，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面向市场的文化生产机制和自我造血机制，从而实现从“管脚下”到“管天下”、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转变；其次是坚持文化企业的主体地位，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其自生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一方面加大对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培育，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机制和良好的创业氛围，一方面加大资源整合、资产重组的步伐，积极引导培育一批具有战略投资能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和集团；第三是坚持把握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积极弥补文化市场失灵，运用文化经济政策杠杆，加大对文化内容产品的扶持、公共技术和相关服务性平台的建设、文化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第四是坚持目标引领规划指导，根据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和趋势特征，提出振奋人心、切实可行、经努力可以实现的规划目标，明确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实现宏观引导和调控的战略意图；第五是合情合理、理性宽容地对待新型文化经济现象，体现管理的科学性、服务的人性化，展现开放的北京包容多样的文化风格，真正体现大国首都的气象和风度。

四是确立问题导向的解决机制。北京重视发现和解决问题，把找准问题、对症下药作为重要的工作方法体现于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比如，针对文化领域资源分割，散、弱、小的问题，始终坚持整合资源、做大做强这一主线，结合文化产业发展实际适时组建文化企业集团；针对文化企业融资难特别是贷款瓶颈问题，积极探索建立文化与金融对接工作机制，引导商业银行面向文化企业提供贷款；针对北京缺乏大型文化产业园区的问题，借鉴科技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规划建设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通过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的解决，着力推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升北京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真正实现内容一流、技术先进、机制完善、渠道畅通。

五是加强融合发展的协同指导。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建立起基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部署的“举市体制”的文化发展协调机制，把文化建设摆到同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北京市各区县结合实际建立起配套的文化经济协调机构，形成市区两级协同推进、强力高效的组织体制。横向协同与纵向协同从组织动员、政策制定、资金投入、服务改善等多个层面将各种资源有效调动起来，打破了“文化产业是文化部门的事”的认识误区，把文化产业发展变成各级部门齐抓共管的事，把文化渗透到三次产业之中，真正实现了产业的文化化，促进了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各级部门的积极参与，使得文化产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进行探索和试验，逐步建立起包容多样的让各种创意充分迸流、大胆探索的文化创新体系。

3．主要成果

二十年来北京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从小到大，竞争能力由弱变强，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化中心的重要力量。梳理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文化内容创造能力系统提升。在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市文化领域坚持面向大众、面向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文化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把深厚的传统文化优势与独特的城市文化底蕴转化为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势，把先进的科学技术优势、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充沛的金融资本优势和新鲜的原创内容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了北京无限的创造力和把创造力转化为文化产品的能力。

二是文化集成创新能力有效改善。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市文化领域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和强化作为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定位，把接轨世界、引领时尚与把握高端、服务全国结合起来，建成一批地标性、唯一性的文化设施，创办一批专业性、国际性的文化活动，增强了北京国际文化交流的能级，提升了北京文化产业的集成创新能力。

三是文化产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结合区域文化资源禀赋，北京积极建立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主导产业选择、新兴产业培育、所有制结构优化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其中文艺演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古玩艺术品、设计服务等优势行业整体实力日益雄厚，主要文化产品和服务数量及品质位居全国前列；文化与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电信网相结合的新兴内容产业蓬勃兴起，文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国有和民营文化企业比肩发展，文化产业所有制结构进一步优化。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四是文化产业空间布局日渐明晰。历经二十年的实践，以自发集聚性质的市场自组织为主，辅以必要的政府文化经济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北京地区文化产业已经形成相对合理的空间布局。具体表现在：从产业总体分布看，文化内容服务以海淀区、朝阳区为中心区呈现双核驱动的椭圆状分布；从新兴文化培育看，创意设计服务以工业厂房、胡同街区为重要载体呈现嵌入式的自然形态分布；从核心文化服务提供看，以标志性文化设施、文化技术传播网络和连锁性的剧场、书店、影院为端口形成相对完善的演出、广播、电视、图书、电影产品供应体系。

五是文化生产体系建设日渐完备。文化生产体系的发达程度决定了一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文化产业区别于其他物质形态的工业产品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它的精神产品属性，是它的内容属性。一个创意形态的内容创造转化为一个投资项目，关键是能否获得便利的投资和文化创造的权利是否获得有效、完全保障。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把握文化生产的独特性规律，在改善和优化文化投资服务环境和保护利用文化产权方面获得历史性突破。经过近五年的系统的建设，北京文化投融资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基本确立了适应文化创意企业特点的多渠道融资机制；北京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更加完备，文化产权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步。北京文化生产体系建设的另一重要成果，是有效利用了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和北京集中了国家主要的文化生产机构的优势，建立起国家级的文化生产基地，推动我国文化技术创新和运用，扩大了工业化文化产品的生产规模，包括电视剧、动画、网络游戏、电影等在内的文化产品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六是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作用显著。近二十年来，北京市始终坚持“真改革”，反对“伪改革”和“假改革”，主张“重点突破，整体推进”、“成熟一个推进一个”，把规划发展与推动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支持发展文化企业，培育文化市场。北京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质已经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它以改革的名义，贯穿创新的精神，在构建多部门协同推动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扫除影响改革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制定出台加快改革发展的政策性措施等方面实行革新举措，把改革中的立新与破旧统一起来，把科学发展观体现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系统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壮大，成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

五、经验与启示

1．经验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北京文化产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围绕“北京向世界贡献什么”这一卓越主题，立足高阔视野，引领首善之区的文化建设服务全国、融入世界。2010年北京提出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都揭示了其目标指向。北京对798艺术区的规划建设和大力扶持体现了城市管理和决策层的远见卓识与文化自信，北京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特别是首都功能核心区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体现了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工作重点的转型。北京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把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新兴文化结合起来，加强引导和服务，提升了首都文化的影响力量。

二是把文化嵌入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肌体，推动深度融合，引导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优化升级。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文化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活的肌体，割裂开来、独立起来，也就失去了活力。北京市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从一开始即注意加强文化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经过二十年的浸润濡染，首都经济呈现出“文化化”的鲜明特色。典型的表现是农业和制造业的文化化，散布乡间的创意农业园和城区的创意工厂，成为首都经济活力和张力的重要见证。北京把文化产业的发展嵌入经济和社会发展，使之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产物与自觉要求。⁽²⁹⁾

三是以产业发展动力机制建设为中心，破解发展难题，逐步实现投资、出口、消费和创新“四轮驱动”。北京市持续加大投入，制定出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经济政策。近五年文化产业增量投入30多亿元，部分缓解了文化产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北京从弥补文化市场失灵、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角度，从多个方面加大对产业发展薄弱环节的扶持：首先是面向社会、不分所有制广泛征集文化产业项目，以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补助、绩效奖励等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其次是建立文化与金融对接工作机制，着力研究解决文化项目贷款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扩大文化产业贷款的规模；第三是制定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政策，采取出口奖励、会展补助等方式，引导和促进北京地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第四是探索降低票价、发放文化消费券、免费开放博物馆等方式，启动文化消费；第五是支持文化创新，重点扶持内容原创，推动制度创新，以优秀的创意取代一般的模仿和复制，以实现更高效率和水平的制度替代低效率和水平的制度。北京市注重从制度层面探索解决影响文化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理顺体制，建立健全文化经济发展协调工作机制，加强政府部门的密切协作，为更好地实现投资、出口、消费和创新“四轮驱动”提供组织保障。

四是正确处理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体现整体性和协调性，积极营造包容、均衡、有机发展的文化生态。北京三次产业的比重从1990年的8．76∶52．40∶38．84提升到2009年的0．97∶23．50∶75．53，是全国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的城市，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城市水平。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969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10 314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1978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797美元，从1978年到1990年仅有1980年、1988年、1989年三个年份超过1 000美元，最高值的1989年为1 134美元）⁽³⁰⁾。2009年北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是1990年的10倍，是2009年全国平均值的2倍多。近二十年来北京市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一于文化生产系统。按照经济活动同质性的要求，北京市从1996年起对文化产业的统计均将文化事业包含在内，因为无论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同处于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和条件中，都是文化生产系统的组成内容，公益性活动也是进入市场的，只要有投入就会同整个文化生产体系发生紧密联系，就会对整个要素市场产生影响和作用。把事业性质的经济活动同产业性质的经济活动因主体性质的人为界定的不同而作出严格区分，实质上是十分困难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北京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放在同一个文化生产系统中，在一个统一的文化市场中来全面思考文化建设问题，促进了文化生态的和谐。

五是科学把握文化硬件和文化软件的关系，体现建设与管理并重，把载体、形式与内容有机统一起来。近二十年来北京市把建设一流的文化设施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本完成标志性文化设施的建设，逐步转向社区、农村非营利性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硬件条件获得系统提升。与此同时，北京市把提高文化设施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水平，扩大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改善文化服务质量，摆上重要位置。一方面加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建设，逐步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一方面推动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逐步建立健全面向市场、服务优质、富有活力的文化事业运行机制，从整体上改善文化系统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

六是综合平衡商业与艺术的关系，体现包容多元，构建国际城市开放而又独特的文化风格。经过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实践，由于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精神对社会文化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人们需要一种有利于修养心性、释放压力、丰富想象的更加理性、温存的精神文化生活。北京逐步建立起对艺术的新的文化经济政策，不仅支持中国传统艺术，也对现代艺术给予密切关注与大力支持。北京对自发形成的宋庄画家村、798艺术区、城区小剧场建设的支持，实质反映了对中国当代艺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的一种期待。北京把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造理解为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融入世界文明进程、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凸显中国文化贡献的积极建设力量。北京在文化经济领域构建起持续支持当代艺术的系统的支撑体系，展现出一种交流的渴望。作为一个开放国家的首都城市，北京在加强文化对话与交流中更加自信、更加自觉、更加自强。

2．启示与建议

一是适应文化领域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体系。改革开放30年来，在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我们将西方理论中的一些概念植入到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论述中，已经出现功能性认识的紊乱。从“文化事业”、“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营性文化事业”、“既有公益性又有经营性的文化事业”到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在内的关键词，其中既有引进，又有发明，呈现一种“混搭”风格，但文化建设毕竟不同于穿衣服，需要严谨规范的学术论证。从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需要从理论上给予梳理，比如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事业的两分法，在实践中遇到的困扰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也需要经营，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也有公益。又比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常常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人为割裂开来、严格对立起来，是不合理的也是不恰当的，⁽³¹⁾而从实践来看，基于经济活动的同质性，文化事业是文化产业的基础和组成部分。从深层次来看，我们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常常遇到困难无法再做深入分析。立足于过去二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的文化建设实践，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需要传承借鉴创新，体现主体意识，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体系。

二是顺应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历史大趋势，逐步实现从宣传文化系统的文化体制改革到基于社会大系统的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文化体制改革的转型。二十年来出现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体验经济等概念，无一不与文化有关。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的提升，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时代来临的重要标志。面对文化经济新时代，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既要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要发挥文化引领社会、提升经济价值、改善生活品质的重要功能。增强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性，需要打破文化系统、文化部门、文化单位的小系统改革的范畴，推动形成面向全社会的大文化的改革与发展，从而真正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迎接中华文化复兴时代的到来。推动社会大系统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要求基于社会整体构思改革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在更大范围内（绝不仅仅是宣传文化系统内部）推动文化资源的整合。以文化、旅游和体育的有机整合为例，既要考虑组建一体化的组织管理机构，又要考虑国有文化、旅游、体育部门集团的重组，还要考虑文化节、旅游节、体育节等活动的整合以及文化、旅游、体育等专门公共服务平台和信息平台的整合等等。从二十年来宣传文化系统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成果看，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和实力仍然不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需要推动社会大系统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制定出台加快文化改革、促进融合发展的基本战略，推动文化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战略性的新兴文化产业和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集团。

三是确立积极防御型的文化安全策略和以国内文化市场为主的优先次序，建立统一自主、审慎开放的国内文化市场。在世界政经格局中，我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实现由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跨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而人均水平只占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我国既有现代化的先进城市又有相当落后的地区，但综合地看，我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这是没有疑问的。从文化角度看我国在世界的影响，还不能说是一个文化大国，至少从国际影响力来说，我国的文化影响与经济影响还不相称。我国文化发展与经济相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而这个空间的主要部分在国内。以相对比较弱小的位势去面对西方强势的文化资本、文化产品、文化企业，现阶段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文化安全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必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抵制西方大众文化产品的倾销，从宏观整体看，我国现阶段的文化发展策略是积极防御型的，它需要确保国家安全。在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下，我国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化产业需要优先发展国内文化市场，我国文化建设的主战场、文化产业的主战场甚至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战场都在国内。以对外文化贸易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经过国内市场检验的优秀文化产品，才有可能受到西方世界的欢迎，我们不能想象国内市场都不认可的文化产品能够进入西方的文化营销体系和主流社会。现阶段需要把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列入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但更重要的是以国内市场为优先，⁽³²⁾特别是发展替代进口型的文化产业，以及推动面向海外来华游客的“就地出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统筹利用好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现阶段的重点是国内市场，即建设统一自主、审慎开放的国内文化市场。统一自主要求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利益，建立一体化的文化市场，同时建立严格的境外文化产品的准入机制。审慎开放要求在保护国内新兴的幼稚的文化产业的前提下，逐步地、分期地推动文化市场的开放，增强文化市场的活力与竞争力。

四是推动文化经济研究、决策和执行机制由粗放型向精确型的转变，提高引领中国文化潮流的能力和水平。构建科学、高效的文化经济研究、决策和执行机制，是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坚实保障。要重视文化经济的战略研究、立法研究和实证研究。当前迫切需要加强我国中长期文化发展的战略研究，利用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发挥好各类文化经济研究智库的作用，在国家生命周期中思考文化发展，特别是2011年至2030年期间的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加快文化经济立法研究，改变长期存在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以及新兴文化经济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的由“大乱”到“大治”的周期现象，实现非禁即入，做到未雨绸缪。文化产业研究特别是决策研究要重视调查研究，发挥实证研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贴近基层、贴近实际，摈弃简单的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模式的公式化研究。根据文化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最新经济普查数据，研究我国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结合我国不同地区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思考文化产业的发展布局。注重扎实的数据支撑，摸清底数，不能泛泛而谈而流于肤浅，文化产业的统计数据要与综合文化行业管理部门的数据相衔接，应尽快建立国家文化经济基础数据库。重视文化经济决策的科学性，特别注意建立决策的科学流程，尽量减少临时性的经验决策，保证决策所需要的详实的分析论证的时间和条件，既要有可行性分析，又要有不可行性分析。重视提升文化经济执行力，我们有很多新的思路、提法，但缺少有效的执行力。文化建设不能停留在符号上，更不能停留在会议、讲话、文件上，浅薄地理解“不争论”，甚至把“不争论”作为一切工作的“挡箭牌”，而是要有组织地、系统地变成具体的工作，使得我们的行动体现新的思路和决策，始终沿着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前进并加以落实，而绝非各取所需、各自理解、各自行动、一盘散沙式的落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必须建立起精确型的文化经济研究、决策和执行机制，完成文化管理和服务流程的合理化再造，唯有如此，才能克服研究、决策和执行的粗放，从根本上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有效的智库支持和组织保障。只有建立精确型的文化经济研究、决策和执行机制，才能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中，提升引领文化潮流的能力，正确把握航向，果断处理问题，培育创意氛围，传播先进理念，避免我们的新举措成为新的阻碍文化创新的体制性障碍，成为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对象。

五是立足北京比较优势和中国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持之以恒地提升全球影响力，把北京建设成为新型社会主义文化大都市。北京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城市”、“首善之区”，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参与全球历史进程和引领中国文化发展潮流，对文化产业发展作出富有远见的战略安排，在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中找准并摆正文化的位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北京城市的定位是“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北京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后提出了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行动纲领和新型世界城市的目标。在世界城市的层面上思考北京的文化建设，需要把传统文化传承光大与现代文化培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建设高度包容性的、多样化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的、时尚的“中国文化中心”。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着眼于促进文化要素集聚和文化技术创新并建立文化创意人才自由流动的创新机制，提升中国文化中心的辐射和凝聚功能。首先是促进文化要素的集聚和扩散，形成服务全国、接轨世界的文化要素市场，提升文化产业能级，使北京成为全国文化领域人才、项目、产品、服务的集散交流的中心场所。其次是推动产业融合与创新，加快推动重大文化技术突破和引导培育文化消费热点，实现文化技术创新与创造文化新业态的有机结合。现阶段特别要重视支持传统文化产业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背景下的转型升级，重视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新兴文化业态及商业模式，使北京成为文化经济融合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示范区。首都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重视建立创意人才培养、选拔、使用、引进和评价机制，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把创意变成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机制和环境。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探索建立政府、大学、企业之间创意人才跨界交流、自由流通的机制，培养真正的复合型文化创意人才，形成有利于文化创意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形成卓越的创意转化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的机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繁荣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有创意的人、有创意的作品，离不开有利于创意生成的氛围的营造以及促进产品转化的机制与条件，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必将敢为天下先、勇挑重担并大有作为。

Beijing Cultural Industry of 20 Years

Kong Jianhua

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 since the two decades of the history of Beijing’s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s past，present and future，is of great empirical value．Based on the theories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s，autogenous capacity，and culture vis‐cosity，this paper divides the two‐decad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of Beijing into two stages：self‐conscious stage and confident stage．It then puts forth the practice features in five aspects，namely the capital conscious‐ness of adhering to reform and innovation，respecting the basic status of market mechanism，giving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government guid‐ance，determining the problem‐targeted solution mechanism，and stepping up coordinative guidance for merger and development．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main experience drawn form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s culture indus‐try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based on the wide vision of“what Beijing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world”high‐wide vision，embedded in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ody to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 the central dynamic mechanism of crack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o domestic market‐focused culture to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and actively deal with business and industry，hardware and softwa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erce and art，and create a cultural ecology，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tolerance，bal‐anced，organic development．It points out that cul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should face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actively construct the socialist cultural“say”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stablish the culture safety strat‐egy featuring active defence，grant priority to domestic culture market，ful‐fill the transition from publicity and culture system to the culture system re‐form based on the macro social system，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search，decision‐making and execution mechanism from ex‐tensive type to precision type，actively protect，develop and utilize cultural resources，give better play to their unique value and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cultural prosperity，and create experience and contribute power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Beijing；culture industry；process description（process re‐view）；experience inspiration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9＆ZD015）的阶段性成果。

(2)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增订版），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3)余钟夫：《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及面临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第91页。

(4)连玉明：《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从何而来》，《北京日报》2010年9月6日，第18版。

(5)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19—20页。

(6)徐朝阳、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94—108页。

(7)笔者曾著文讨论1996年至2006年期间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内容和特征，并对文化经济的内涵及从文化产业到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变过程给予评析。见孔建华：《从文化产业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嬗变——北京文化经济发展述评（1996—2006年）》，景体华主编：《2007年：中国首都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5—86页。

(8)欧阳文安主编：《北京：跨世纪的发展思路——1996—2010年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9)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调研课题组：《北京市文化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宣传通讯》（内部刊物）2000年第8期（2000年3月28日），第2页。

(10)郑新、王军：《北京市文化产业状况简析》，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宣传通讯》（内部刊物）1999年第16期（1999年7月7日），第3页。

(11)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北京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59、173页。

(12)熊澄宇等：《文化产业研究战略与对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78页。

(13)所谓两区，是由朝阳、通州组成的东部创意区和由石景山、门头沟、海淀组成的西部创意区；一轴是长安街；多园是由文化产业行业中心地区组成的多个文化产业园。

(14)张晓明等主编：《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36页。

(15)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北京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59、173页。

(16)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协调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审议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重要政策、重大投资和重点项目。根据《关于调整增加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成员单位包括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国土局、市规划委、市商务委、市文化局、市国资委、市地税局、市工商局、市广电局、市新闻出版局、市文物局、市体育局、市统计局、市旅游局、市金融局、市知识产权局、市政府法制办、市投资促进局、市国税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中关村管委会、市贸促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要负责研究起草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以及政策措施，负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重大事项的协调与督办。

(17)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贷款难的主要原因有：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风险等级较高；文化内容产品和文化资产价值不易评估；同时，文化企业规模较小、申请项目额度不大，但银行投入的人力成本、管理维护成本与大型项目一样，商业银行缺乏积极性。

(18)以文化与金融对接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年底至2010年，北京银行、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累计发放文化创意产业贷款1 600多笔，贷款金额超过16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化项目普遍采取上浮基准利率10%和20%的办法。

(19)根据市发展改革委的定义，集聚区是指集聚了一定数量的文化创意企业，具有一定的产业规模，具备自主创意研发能力，并具有专门的服务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能够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区域。

(20)从北京城区看，更多的是嵌入型的，这是由文化行业的特性决定的，比如它以中小企业为主，普遍多为轻资产。当前我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一个重大历史机遇是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这是未来十年的一个重要趋势。

(21)长期以来，我们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理解为一个静态的“一般性文化产品”的服务供给单位，服务提供缺乏方向感、先进性和需求引导型的主动性，对文化市场的变化也不敏感，最终造成服务意识陈旧滞后，服务质量低劣简单，引领文化潮流的主渠道、主阵地的功能和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创新公益性文化单位体制机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公益性文化单位的内部激励和外部支持，所谓内部激励是要增加服务提供的主动性和先进性，改变“守株待兔”的坐等上门型的服务，建立面向大众、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有效的文化服务，特别是要把这种服务的提供同公民的终身学习教育联系起来，把国家创设的文化设施及其提供的服务变成公民一生不离不弃的文化关怀和精神家园。所谓外部支持是要把公益服务的提供者与享受者之间的界限去掉，一方面要改变公益性文化单位的管理和服务人员“代表国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识，确立起自己本身就是这种服务的享有者的观念，一方面要开放社会资本投资或捐赠公益性文化事业，把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全民共同的事业，最终实现公益性文化事业人民自己来建设的目标，使得公益性文化事业成为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

(22)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北京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59、173页。

(23)孙惠英：《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北京文化产业》，《数据》2009年第3期，第12页。

(24)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北京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25)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9个大类：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乐；其他辅助服务。第二层依照产业链和上下层分类的关系分为27个中类。第三层有88个小类，为具体的国民经济行业（其中有部分行业小类的活动不是纯的文化创意活动）。

(26)北京市强调，要利用首都资源优势，积极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体育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徐飞鹏：《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本市文化体制改革等事项》，《北京日报》2010年8月20日，第1版。

(27)周尚意等学者根据2001年北京市基本单位经济普查数据，对广播影视业、广告业、体育业、书报刊出版印刷和发行业、文化艺术业进行研究后还提出，创意型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可以使企业间彼此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效益，而非创意型的具有消费市场指向性质的产业空间分布趋于分散以便利市民，此外影响不同行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也有很大不同。见周尚意、姜苗苗、吴莉萍：《北京城区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特征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127—133页。

(28)张勇顺：《稳步推进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数据》2008年第10期，第9页。

(29)文化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将从根本上改变仅仅依靠国家或以国家为主的文化投入机制，使文化的投入不仅仅是国家的义务，更是社会的事业。只有把文化建设特别是公益文化事业嵌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肌体，投资文化成为社会各界内生的要求和自发的举动，才会有文化的持续的繁荣。

(30)按当年价格计算数据，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见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北京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31)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产生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语境，把文化事业与“体制内”对应起来，把文化产业中的国有文化企业当做“体制内”，把其他所有制的文化企业当做“体制外”。由此造成文化事业由国家完全养起来，整个社会对文化的投入受到极大约束，文化的社会捐赠系统极度不发展、不发达。

(32)活跃多层次的文化市场，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离不开民间资本和交流渠道。近二十年的发展培育了强大的民营文化实体，绝不能低估民间的智慧和力量。现实地看现阶段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主要以民间交流为主体，政府应当更好地在其需要的时候提供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其愿望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