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中指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历史研究模式是:历史学家基本上放弃历史主义的概念，不再强调叙述和事件，寻求建立一种有关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历史社会科学”。而到了1970年代末，西方史学又发生了一次转向: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的抽象概念和计量方法不再盲从，除了社会经济的宏大结构，社会阶层、文化和日常生活开始成为历史学家的新宠，他们在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历史的丰富性。1979年，英国历史学家斯通(Lawrence Stone)发表的《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提出向叙事史的回归。斯通的文章可视作西方史学新转向最鲜明的概括和展望。
在德国，1970年代兴起了妇女史和日常史学派。在1990年代，各种新兴学派相互融合，在“文化史”学派的旗号下统一起来。批判社会史学派作为传统史学的批判者，此时不仅需要面对新历史主义的对抗，还受到了妇女史、日常史和文化史诸学派的挑战，可谓腹背受敌。
总体上说，这些新兴学派的兴起和发展，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是密不可分的。比如1960年代以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语言学转向”，以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诠释学人类学的“厚描”理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以及在意大利和法国兴起的微观史学、历史人类学等都为这些新的学派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
德国的妇女史学派在1970年代的兴起，与1960、1970年代女权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是相呼应的，妇女史甚至可以看作女权运动在历史学界的反映。妇女史学派的兴起首先跟传统的史学派别贬低妇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关。在传统的史学著作中，用以书写妇女在历史活动中发挥作用的篇幅十分有限，对专门涉及妇女的题材也不甚关注，写下的历史就成了男人的历史，妇女在其中至多扮演配角。
针对上述问题，在美国女权史学家的鼓励下，德国的女历史学家开始独立地组织研讨会，创办出版物。1992年她们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综合:妇女研究与女权主义实践杂志》。妇女史学派关注的主题也逐渐由上层妇女领袖转向普通妇女的生活。就她们所研究的时段而言，仍是魏玛和纳粹时期。妇女史的主要代表有豪森(K.Hausen)、库恩(A.Kuhn)、丹尼尔(U.Daniel)、博克(G.Bock)和弗雷菲尔特(U.Frevert)等。她们的重要著作有:豪森编的《妇女寻找她们的历史》(Frauen suchen ihre Geschichte)，库恩的《妇女编年史》(Chronik der Frauen)，博克的《纳粹时期的强行绝育:对纳粹政权种族政策和妇女政策的研究》(Zwangssterilisa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Studie zur Rassenpolitik und Frauenpolitik)，丹尼尔的《战争社会中的工人妇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职业、家庭和政治》(Arbeiterfrauen in der Kriegsgesellschaft: Beruf，Familien und Politik im Ersten Weltkrieg)和弗雷菲尔特的《处于资民进步与新女性之间的妇女》(Frauen-Geschichte Zwischen bürgerlicher Verbesserung und Neuer Weiblichkeit)。
妇女史学派的成员要么原属社会史学派，只不过后来自立门户，跟社会史学派关系比较紧张;要么是社会史学派培养的学生，致力于在两派之间做一些沟通。在妇女史兴起的初期，体现了强烈的女权主义特征，她们的开会和研讨往往只面向女历史学家，而把大多数的男性历史学家排除在外。这就引发了该学派同批判社会史学派的论争，也即:谁更有资格来研究妇女史?到后来，妇女史学派也开始改变固步自封的立场，开始跟男历史学家合作，同时也在研究的课题和方法上有所改进。一方面，她们把“妇女史”研究转化为“性别史”，而且更多是社会性别的研究。要理解妇女的历史，需要把她们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去考察，若不考察男子的历史，妇女史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完整的历史。批判社会史学派的核心概念是“阶级”，开始时妇女史学派为了把“性别”概念与“阶级”概念明确区分开来，抵制这一些列概念，但几经论争，她们还是接受了“阶级”概念作为妇女史学派的重要概念。总体上，就思想方法来看，妇女史学派基本上遵从了社会史学派的传统，尽管她们在观念上也接受文化史学派的理论支援。妇女史学派虽然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派别，但她们需要在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的理论和专题上的支援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32]。
日常史学派在德国兴起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其实，在1970年代中期，日常生活史这一提法就获得广泛传播，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史学派的历史学家所采用，并很快成为活跃展开的地方性讨论和研究中的口号[33]。日常史学派的来源和分支繁复，大致可分为专业内外两个部分。专业内，哥廷根的马普历史研究所是日常史学派的主要兴起地之一。日常史学派的主要代表有梅迪克(H.Medick)和吕德克(A.Lüdtke)等人。除了大学的历史专业和相关研究所之外，德国还有大量的地方性的“工作室”(Geschichteswerkstatt)。他们主要是搜集地方性的书面或口头的历史资料，研究当地人的历史。这种非专业的研究方式的出现，据说很大程度上是1960、1970年代毕业的历史专业的学生找不到专业工作所引发的。就研究的重点来说，德国工人史和纳粹时期下层人民的历史是其重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许鲁伯姆(J.Schlumbohm)、里克特(P.Kriedte)和梅迪克(H.Medick)的《工业化前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形成阶段乡村的手工业商品生产》(Industrialisierung vor der Industrialisierung)，普科塔(D.Peukert)与罗科勒克(J.Reuklecke)合编的《非常一致的队列:纳粹时期日常史论文集》(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等。
批判社会史学派要求与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的彻底决裂，大量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进行宏观的分析。但这样的矫枉过正的做法，势必引起反弹。新历史主义学派与社会史学派的长期论争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日常史学派的兴起实际上也是这种反弹的一种表现。如果说新历史主义学派与社会史学派的区别主要是在思想方法上的而不是在所研究的课题上的话，那么除了方法上的区别，日常史学派与社会史学派的另一重大区别是在所研究的课题上。从基本的方法来看，日常史学派受惠于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和诠释学传统，这样的方法对于理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非常有效。此外，人类学的各种观点，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对边缘历史的关注同样是日常史学派可享用的丰富资源。日常史学派关注下层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使历史的面目变得鲜活生动，增加了人们对历史的形象了解。在这个层面，它与社会史学派所倡导的结构史、理论史、宏观史跟日常史学派格格不入。这样的思想方法和视角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两个学派对德国近两百年的现代化进程的评价产生了重大差异。社会史学派总体上持一种乐观态度，得出结论说是德国近两百年的进步，而部分激进的日常史学派则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34]。日常史学派与社会史学派的争论非常激烈，其间有大量文章和著作问世。较有代表性的是吕德克编的《日常史:历史经验和生活方式的重建》(Alltagsgeschichite:Zur Rekonstruktion historischer Erfahrngen und Lebensweisen)和科卡等编的《“来自底层的历史—来自内部的历史”:关于日常史的争论》(“Geschichte von unten-Geschichte von innen”:Kontroversen um die Alltagsgeschichite)。
日常史学派弥补了社会史学派对历史的边缘和其中小人物的切身感受的忽视，发掘了不少重要的课题和资料，出版了很多为大众喜爱的普及读物，使历史研究贴近了读者的日常生活。但是日常史学派由于缺乏方法上的创新，一味沉迷于挖掘历史的细节而不能把历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1980年代的鼎盛期过后，1990年代日常史学派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到了1990年代，受西方其他国家流行的新文化史的影响，德国的向社会史学派挑战的小派别聚集在“文化史”的旗帜下，形成所谓的文化史学派。文化史学派的观点是对那些小学派的一次高度综合，其中除了日常史学派的观点之外，还能看到新历史主义的影子。
就早期而言，德国的文化史学派主要是受西方其他国家所谓的“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不过，这与1970、1980年代以来的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也密切相关。年轻的学者为取得大学教席而致力于创新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正如妇女史学派以“性别”概念与社会史学派的“阶级”概念分庭抗礼一样，文化史学派也以“文化”概念与社会史学派的“社会”概念相区别。文化史学派强调“文化”概念，是想去把握那些为社会史学派所忽略的主观世界，那些边缘的非理性的世界。社会史学派过于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客观结构，无疑是招致非议的主要原因。文化史学派所融合的妇女史学派、日常史学派和新历史主义的部分因子或致力于微观世界，或致力于边缘世界，或致力于主观世界，这些都是社会史学派所忽略的。文化史学派对社会史学派的挑战是非常有力的，社会史学派也被迫进行理论上的修正。而文化史学派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主要还是局限在社会史学派所忽视的狭义上的文化史领域，对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却片面轻视。长此以往，文化史学派就难以从历史人物的主观世界出发对历史作整体的综合分析[35]。
环境史学是以环境运动的派生物的形式在1970年代末期的德国兴起的。环境运动主要是一场反核技术的运动，德国环境史最初主要也是从技术的批评史发展而来。据纳得考(Joachim Radkau)的观点:文化史学派在环境史的发展进程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也是本书将环境史学作为与文化史学有别的派别加以单独论述的原因。环境史和文化史作为不同类型的研究，它们的关系仍是一个未解的难题，所以需要给“环境史”下个定义。
纳得考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生活和再生产的条件的一部分。它分析人类怎么影响这些条件以及人如何应对因此而产生的麻烦和问题。在这个语境中，应该特别关注人类行为产生的长期无意识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对自然进程的综合影响和对自然进程的连锁反应这两者是相关的。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领袖人物唐纳德·沃斯特，则更强调把自然置于环境史研究的中心位置[36]。
纳得考是德国环境史学的重要代表，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技术史、医疗史、精神史和环境史。其涉及环境史的著作主要有:《俾斯麦以来德国的工业和政策》、《动力、能源和工作:时代大变革中的能源技术和社会》、《德国核经济的繁荣与危机:1945—1975》、《木材:技术史中的一种自然原料》、《18世纪以来的德国技术》、《神经质的时代: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德国》、《自然和权力:环境世界史》、《历史中的人与自然》等。从这些著作的名称就可以窥见环境史学主要关注些什么问题。
环境史有可能成为德国历史研究新的“增长点”。纳得考教授认为，在德国环境史研究中，对农业史、排水和灌溉史的研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19世纪以前的环境史，东欧、俄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环境史等都是环境史研究中有待探索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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