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史与外部史

翻译研究的理论形形色色，翻译史的研究论著也成汗牛充栋之势。自20世纪80年代马祖毅撰成《中国翻译简史》起，至今已有了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翻译通史》的宏篇巨帙。但如何研究“中国翻译史”，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翻译史在大陆的学界至今位置尴尬，在语言学界和历史学界似乎都是没有被正式认可的一门专业，不仅在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中未被列项，即使在语言学界，虽然一些院校已经有了翻译史课程，也有了教材；但作为学科建制的标志——学校系统传承的课程、可以作为同行交流的定期刊物——翻译史杂志或期刊、作为研究者交流的学术共同体——同行学会，三者中似乎后两者都还缺乏。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翻译史要作为一门学科，其实尚未成熟。这种不成熟，还表现在翻译史编写，至今少有深入的理论探讨。

我们经常在讨论“翻译”的正确和错误，但中国历史上的“翻译”曾经被赋予非常宽广的意义。历史上的中国与域外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口头翻译和书面翻译来实现的。对域外文化的认识，是基于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中生发出来的；而对“他者”的深入认识又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我”。从这种意义上说，翻译在认识外来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翻译史其实是一种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历史学理解的“翻译”和翻译学所表述的“翻译”，并不相同。概念界定的差异，会导致我们思考问题、运用文献的不同。我们来阅读和研究翻译史，首先要给“翻译”作出界定。“翻译”有同文化内的翻译和跨文化间的翻译，本文所谈的翻译，主要是跨文化间的翻译。翻译有狭义的翻译与广义的翻译之分。狭义的翻译指“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¹⁾这是一个传统的关于翻译的定义，最早可以在《礼记·王制篇》中找到。⁽²⁾我们可以发现，最初的“译”多是指从事传译语言的人，如“译长”（《汉书·西域传》）、“译使”（《汉书·地理志》）、“译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译官令”（《汉书·儒林传》）、“译言”（《水经注》）、“译匠”（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译师”（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译语官”（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译人”（《宋史·张方平传》）、“译字官”（明沈德符《野获编》）、“译士”（梁章钜《称谓录·通事》）、“译字生”（梁章钜《称谓录·通事》），这些定义都是指译人。

根据史籍的记载，大约在南北朝时代，“翻译”两字已开始连用。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宋建康龙光寺佛驮什》中写道：“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³⁾《隋书·经籍志》：“汉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唐代僧人道宣在《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论》一文中讲：“观夫翻译之功，诚远大矣。”⁽⁴⁾这里的“翻译”或作动词，或有“翻译活动”的含义。

狭义的“翻译研究”主要研究译本文献，并主要关注其中的经典文本，即译著的名著译本，如傅雷、朱光潜的译本，我们尝试通过这些经典译本来获得翻译的经验。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有名著译本，如《几何原本》，也有不少是一般的著述，甚至被认为是糟糕的著作，如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曾被柯林伍德认为是19世纪英国历史学中的三流渣滓，但却为列强蹂躏的近代中国引进了进步观念，迎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需要；严复翻译《天演论》也是受到了该书的影响。再如哈葛德小说，很多著名的学者都从哈葛德小说中汲取营养，如钱锺书、郭沫若等。⁽⁵⁾狭义的翻译史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译本与原本的比对，以及译家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翻译理论。但我们都清楚，一个译家的活动、一本译著的产生和影响大小，一种翻译理论的形成和流传，很多情况下与该译家的水平、译本是否经典，和一种翻译理论是否前沿等，未必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而一些产生重大作用、广泛影响和获得充分流传的理论，往往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翻译”在汉字中含义丰富，“译”除了上述“换易言语使相解”的含义外，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深意。如“译”有诠译和阐述的意义，汉王符《潜夫论·考绩》：“夫圣人为天口，贤人为圣译。”“译”还有“变易”的意思，如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三》中有“汉之徒隶写官，译形借声……”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认为：“译，传译四夷之言者，从譯”；并从训诂的角度指出“译”也写作“囮”，“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引者注），名曰‘囮’，读若‘譌’（通“讹”——引者注）。”⁽⁶⁾钱锺书称这种“传译四夷之语”的释义，深刻地揭示了“化”在翻译中的作用。⁽⁷⁾这也是我们今天给予“翻译”以一种广义解释的学理依据。

广义的翻译是指一种以语言翻译为主导的一种文化转换成另一种文化的活动。换言之，历史上的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横向文化的交流，不同文化、文学体系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影响、对抗与交融。佛经翻译就是一种属于广义的研究。我们现在把玄奘称为翻译家，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僧，更是佛学家，他主持的译场组织趋于完备，分工精细，人员精干，有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润文、证义、校勘、监护等，各司其职，他的佛经翻译是依据原本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创作，因此他是佛教理论家，创立的是法相宗。

如果我们给予翻译以广义的理解，那么，在方法和文献利用上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除了翻译经典文本，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区所经常使用的通俗小说译本、词典、字典、教科书译本、语法用书，甚至刊物上的通俗翻译小说和报纸上短篇消息的翻译，都能成为我们研究翻译史的基本材料。如教科书译本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对于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的整体面貌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时代的文化面貌很大程度上不是由第一流的思想家来决定的，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家马·法·基亚认为：“水平最差的译者也能反映出一个集团或一个时代的审美观；最忠实的译者则可以为人们了解外国文化的情况作出贡献，而那些真正的创造者则在移植和改写他们认为需要的作品。”⁽⁸⁾经典翻译无疑是解读一个时代翻译理论和风格的最佳文本，但一个有个性和风格的译家、一种具有强烈的创造性叛逆的译本、一些流传甚广的短篇消息译文甚至广告翻译，也许更能展示这一时代的翻译与社会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晚明至晚清那一段翻译史，对于我们理解广义的翻译，更有典型性。因为那一个时代还没有后来所谓的等值翻译的概念，或者根本不提倡“等值翻译”，“豪杰”译甚至在晚清还是一个时代流行的翻译风气。

中国翻译史按时间序列大致可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三个历史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在民族翻译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大交融，导致中国文化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第一个高峰；东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各种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形成了大规模的佛典翻译活动，在佛典翻译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宋明理学，就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结晶体。晚明至晚清的西学翻译，在介绍异质因素方面，无论从规模、范围和影响的层面及深度上，都是前两个阶段所无法比拟的。尽管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后者对前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但把晚明至晚清三百余年的西学翻译作为一个单元来进行考察，有其特殊的理由。欧洲基督宗教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所形成的汉文西书（译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似考古学上的“堆积层”：第一个堆积层留下的印迹极为有限，仅有晚明发现的以唐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代表的景教翻译文献，元朝的也里可温教也没有留下翻译文献；二是明末清初的汉文西书；三是19世纪以来西学家所留下的大量汉文西学译著。19世纪是以英美新教传教士为主体，此间来华的传教士尽管与天主教的教派、教义不同，但他们也很大程度上广泛利用了第二堆积层，即明末清初的汉文西书所创造的名词、术语和翻译的方法。19世纪以来西学翻译活动所产生的文化影响至今仍在持续。三个堆积层之间在汉语词汇的运用方面是有某种联系的。

笔者以晚明至晚清为讨论时段，主要讨论的是后两个堆积层。这两个文献堆积层之间的关联特别紧密。明清间汉文西学文献在内容上涉及了地理学、几何学、机械学、医学、火炮技术、天主教神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诸多侧面，无论是自然学科，还是人文学科的内容，在跨文化的中西交流中，这些汉文西学文献的共同点都是所属学科的第一部，具有学术开创性意义，在中国西学东渐史上也像传统中国经典一般，显示出其在西学传播方面的首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其部分著述所体现出的思考之深邃性，也成了之后中国社会与文化发生重要变迁的精神资源。在晚清西方新教传教士再度来华传授西学和近代中国人再次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它们都充当过西学知识传承的重要中介者。研究晚明至晚清的翻译，我们就不能不采用广义的翻译界定，因此，也就不能不利用外部史的研究法。

学术研究其实也类似表演，一如戏剧表演和体操表演，需要通过设计问题来展示自己研究学术论题的难度。如何来展示自己的翻译史的研究呢？以中国翻译史的编写为例，一般都离不开过程的描述。描述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结构，可以以翻译家为中心，也可以以翻译机构为主线。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翻译机构，如玄奘主持的译场，类似我们现在的讨论班，19世纪以来还有很多重要的翻译机构。可以通过翻译理论的变化，如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就是一部全面展示中国历史上翻译理论演变的论著。也可以通过译本来清理翻译史的线索，如拙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为把古代翻译家的翻译活动过程、翻译技巧的高下，及其翻译思想演变的来龙去脉，译著的产生及其传播与影响关系充分地展示出来，“描述性”工作是越充分越好。历史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如何“描述”是撰写历史的一门艺术，不是“复述”，更不是“复制”。过度的描述，会使翻译史沦落为一部资料集，马祖毅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翻译通史》已为我们编写翻译史发出了类似危险的警告。

历史研究中，描述很重要，但随着大量的描述性著作不断出现，已使我们意识到，仅仅有“描述性”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研究还需要我们找到问题意识，需要一种捕捉研究对象的独特“视角”。翻译史需要抓住“典型性”的对象，通过自己的视角和立场来展现前人的翻译成果、思想和经验。随着翻译史家的视角和立场的不断变化，翻译史就会不断地被重新“描述”。在这一过程中，只有那些具有“典范性”的描述才会被引用，并能够继续参与到新的描述之中，而一般的“描述性”作品慢慢就被遗忘，这就是历史过程的残酷。

与“描述”可以构成相对关系的翻译史研究的另一项工作，是如何进行“解释”。这里所谓的“解释”，是指寻找促成翻译活动发展、翻译思想演变的那种社会土壤和文化风尚。如果说“描述”是尽量如实地展现一种翻译史是“什么”，那么“解释”就是寻找翻译活动发展或翻译思想变化的“为什么”。迄今为止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偏于“描述”或“注释”，而忽略“解释”，或解释的工作做得很难令人满意。以往一些翻译史是通过历史上那些有影响的译本，如《圣经》译本，经过与原本的逐段、逐句、逐字的比对，阐述译家翻译的优劣，然后就其翻译风格和翻译理论进行评述，把翻译活动的演变，与促成它发展的关系，简单地概括为“结果”与“原因”，这是很多翻译史内部研究所难以走出来的困境。

“外部史”和“内部史”的解释模式来自英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S. Kuhn）在为《国际科学史百科全书》撰写“科学史”词条时，将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内部史（in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与科学外部史（ex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内部史关注科学知识之成长过程，而外部史则把科学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库恩进而区分了外部史的几种形式：科学建制史、思想史家对科学对西方思想的发展所产生之影响的考察、结合建制考察与思想考察以研究某一狭小地域里的科学（如默顿论题所体现的研究类型）。⁽⁹⁾库恩实际上是将不能划入内部史的其他类型的科学史研究都划入了外部史。这种研究思路后来也被思想史研究者运用，如葛兆光提出中国思想史的“内部理路”与“外部土壤”的关系问题（《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一是几千年反复思考的问题和形成的观念、意义、方法（所谓“思想史”）；一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生活知识和技术（所谓“技术史”）。前者是思想的内部理路，后者是思想的外部土壤；实际也就是内部史与外部史的理论架设，它们共同形成中国思想史的全貌，这一“内部理路——外部土壤”关系的理论框架，也就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的理论解释范式。

我们不妨也将“内部史”和“外部史”的方法运用于翻译史的研究，即所谓“内部史”研究是研究翻译学科内部因素（如某一历史时期的翻译家生平考证、翻译作品、译本目录、译本版本、译家群体、翻译风格、翻译理论、翻译派系、翻译机构和翻译政策等）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内部史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有很多研究翻译学的研究生很喜欢作原本与译本的比较，这是非常重要的内部研究方法。但从原本到译本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环节，如一种原本往往会有多种译本，译著印数的多少是说明流传与影响的一个证据，但明清时期的译著没有印数记录，在缺乏印数统计的情况下，异译本的多少和一个译本版本的印次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译本是否由一些重要的书坊和出版机构来承印，也是确定该译本影响大小的一个依据。翻译史的外部解释，就是重点注意寻找影响或决定翻译演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知识和思想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要解释一种知识的形成和传播，就要寻找决定它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状况。社会文化的进程影响翻译的过程，社会进程在本质上渗透到了观察问题的视角。我们当然不接受翻译的观念纯粹由社会决定的这种一般的“决定论”思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翻译演变往往具有社会史的背景和原因，社会背景确实决定了翻译活动和某种翻译理论的生成与演变。

尽管我们尚未确切地意识到，但翻译史研究中通过内部解释和通过外部社会环境来解释翻译的演变，实际构成了翻译史解释的两种主要方式。翻译史的外部研究，是指不能仅仅停留在从某一翻译家、译作或翻译思想的层面上，还需要进一步通过时空上的纵向、横向关系，来寻找影响翻译演变的条件和因素。因此，翻译史的外部研究对研究者所提出的知识准备，显然更高；它要求翻译史研究者不能仅仅只有翻译史知识的准备，还要进入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相关的知识领域之中。而这种艰苦的结合，是改善目前中国翻译史研究状况的一个必要的途径。只有打破在翻译史学习及研究中学科的壁垒，翻译史研究领域才能不断被拓宽，跨学科研究趋势在历史学领域中日益强化，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翻译史研究也很难依靠原来的内部史画地为牢。

运用外部史的方法研究翻译，在方法和文献范围上都会产生很大的突破。不仅仅名著译本，即使一些不是名家的译本，由于其译本的广为流传，也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甚至一些报刊的短篇消息译文，也能作为翻译史研究的资料。晚清以来，除了单行本译著外，报刊文献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在历史学界还是在文学界，报刊文献与报刊史渐成大宗研究，《申报》、《时务报》、《新青年》都有了专题论著，但在翻译界，还很少有人选择将报刊中的消息译文作为翻译史学位论文研究的论题，即使文史界，也很少学者关注译报的研究，除了《时务报》的“东文报译”有若干论文外，晚清一些重要译报译刊，如《外交报》至今未见有专题论文。中国现代有一份译报颇值得重视，即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由红色中华通讯社编印出版的《参考消息》，尚未能进入海内外报刊史研究者的视野，目前尚无一篇研究翻译史的博士或硕士论文，是以此为选题的。该报早期曾使用过《无线电材料》、《每日电讯》等名称，1937年1月红色中华社改名新华社后继续出版，后曾多次改名和改版。1941年还停刊过，1942年12月1日改名《参考消息》恢复出版，由新华社和延安《解放日报》社合编。《参考消息》后随新华社转战陕北和太行、平山等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1949年3月随新华社总社迁至北平（今北京）出版。1949年后《参考消息》选材范围扩大，除抄收台湾中央通讯社和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外，还选登外国和台湾、港澳地区报刊的材料。所谓“参考消息”其实还有“大参考”和“小参考”之分，所谓“大参考”是局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到的一种内部报刊；而“小参考”，即《参考消息》，在20世纪50—70年代，是中国大陆众多读者获取异域信息的重要来源和了解世界的一个平台，但该报又是一个发行受限的翻译报纸，且读者的层次亦有变化。1958年和1971年，中共中央两次决定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60年代到“文革”前期只有大学教师能够订阅，科级以上干部才有阅读的资格，70年代则一般的小学教师也能订阅了。夏天晚上乘凉，弄堂里可以说是人手一份，成了“文革”时期一般中国大陆读者认识和了解域外世界的一个窗口。从1985年1月1日起，《参考消息》由“内部发行”改为“限国内发行”，变成一种大陆的全民报纸。目前，《参考消息》除发行汉文版外，还用维吾尔、蒙古、哈萨克、朝鲜四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据说日均发行量在400万份以上，是现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作为译报的《参考消息》，其文体上也有研究价值，如“文革”时期，大多数报纸属于“帮八股”，文风恶劣，唯有《参考消息》，因为是译文，仍然给人带来一股清新的文风，当时也是很多青年仿效的典范文体。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参考消息》以及之后类似的译报，如《上海译报》和《环球时报》等，来分析大陆官方特定时期的翻译政策、媒体如何选译外国消息，而市民又是在受限的环境下，如何获取海外知识而进行政治阅读的。

我在《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一书中，曾利用60—70年代上海出版的“白皮书”，讨论过“文革”时期翻译出版物的影响。“文革”时期其实并非完全封闭，这一时期仍有了解外来信息的渠道，当然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白皮书”涉及的范围很大，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和文艺等多个方面。“文革”时期翻译的“白皮书”在我本人这一代早期阅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¹⁰⁾研究方法的不同，会带来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这样就会形成利用的基本文献的不同，会在文献利用和方法上都有一个很大的拓展。

译本无疑是翻译史研究的核心，优秀的译本是一个民族了解其他民族的最好的窗口，因为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著。对广大读者来讲不存在原著，只有译著。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就应该让译本读者了解异域的文化和异质的思想，这是译本读者寻找译本的基本目的。多语社会为翻译出版的译者群和读者群提供了丰富的源地文化，多语社会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现场感和身临其境的感受，便于译者翻译和读者阅读时了解异域文化与风情，有利于体验译本源语文化的场景，丰富了译者的表达方式。但从研究翻译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切入，有时候不忠实的译本也有其突出的研究价值，像“林译”这样属于极端意义上改写的桐城派文言译本，清楚地向我们揭示了中国社会在语言、修辞系统、世界概念和思维模式上所产生的巨大变化。晚明至晚清的译本生产的基本形式，是中外学者合作翻译完成。但两者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学界关于明清之际的西学翻译著述，如《天主实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西国记法》、《职方外纪》、《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等书有很多不同的表达，如汉文西学文献、汉文西学典籍、中文西学著作、汉译西学书籍，我把西方传教士用汉语撰写或在中国人帮助下编译的有关西方内容的各类图书，包括有原本参照的译著，或无原本依据，只是西方传教士依据西方概念和内容编写的各种图书，用“汉文西书”的概念来表达。⁽¹¹⁾“汉文西书”这个概念最初是我发明的，现在也有学者或研究论著采用了这个概念。我还将19世纪开始，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编译完成的西书称为“译著”和“译作”。这一时期很多传教士的中文著述中都有中国人的影子，如裨治文《联邦志略》中有管嗣复为该书润饰所作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时，我就注意从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译本，《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书中所讨论的绝大部分都不是所谓“等值翻译”理论下的产物，如苏曼殊译出的《惨世界》；有的原著在源地并非名著，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译本却轰动一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泰西新史揽要》和哈葛德的小说。

“等值翻译”是追求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本，或尽可能接近忠实地翻译他者的原著。这种等值翻译的观念是很晚才开始的，可能到五四时期才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界普遍接受的观念。晚明至晚清几乎很少有这种追求等值翻译的观念，因此，作为广义上的翻译史，晚明至晚清那一段是最富有研究价值的。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是根据欧洲一部教徒的“教义问答课程”《要理问答》一书编译的。全书分上下两卷，凡八篇，约5万多字。首篇“论天主始制天地万物而主宰安养之”，用经院哲学的目的论、宇宙论等方法，以流畅的文笔对天主的存在作了六种论证。第二篇“解释世人错认天主”，驳斥了佛老空无之论和宋儒太极之说，阐述了天主不同于异教神的属性。第三篇“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着重论证了人魂不灭，现世的苦难及其根源，论述天堂地狱，提出灵魂得救的重要性。第四篇“辩释鬼神及人魂异论而解天下万物不可谓之一体”，指出天主与鬼神不宜混淆，论证天主的属性是“天主无形而无所不在”，其职能“造物全能以无为有”。第五篇“辩排轮回六道戒杀生之谬说而揭斋素正志”，驳斥佛教关于轮回杀生的种种理论。第六篇“释解意不可灭并论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以报世人所为善恶”，讲述天主教的社会伦理观及与此有关的现世论、末世论、天堂地狱论和天主论，着重谈了善恶观。第七篇“论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门士正学”。第八篇“总举大西俗尚，而论其传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释天主降生西土来由”，是因为天主教初传中国，中国人见耶稣会士不婚不娶多有惊异，因而该篇旨在讲述西方习俗、教士品行及与此有关的孝道观。其中第七篇“论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门士正学”最有意思，该篇认为人皆能以理智主宰肉身，有克服不善的能力，故“可爱可欲”，据此提出了人性“本善无恶”的性善论观点，这里利玛窦对基督教教义作了有意的误读，改变了基督教主张人有与生俱来的原罪说，而在向儒家“性善论”思想靠拢。很多中国士人读了此书感到受用，很大部分是在该书中找到与儒家思想相通的东西，认为可以援耶入儒，这就是所谓通过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使原作在新的环境中获得了第二生命。

晚清流传甚广的《泰西新史揽要》，原书为罗伯特·麦肯齐（John Robert Mackenzie，又译麦肯西、马肯西、马恳西、麦肯西等，1823—1881）的《十九世纪史》（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书中介绍的内容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法国革命，如法民攻占巴士底狱，被译者李提摩太处理成“大乱”，但同时也承认是由于“暴虐之君”实行专制暴政所导致的结果。这种内容的叙述所提供的新视角，给19世纪末期盼进行制度变革的中国人以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为给清王朝献计献策，编译者在介绍法国革命时使用了中文“大乱”、“大患”和“叛”来表示“革命”的意义，认为法国是欧洲治乱的关键，英国是西方政治的枢纽，并把“自由的进步”故意改译为“绥靖百姓”，以投合清代统治者的口味。不难看出，促发翻译过程中的这些“创造性叛逆”的主要因素是“环境”。环境包括自然的、宗教的、传统精神、风俗习惯和当时政治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形成一种文化过滤机制，使翻译过程中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因为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和传统,而有意无意地对原本或传播方的信息进行选择、改变、删节和误读。

晚清很多著述其实属于编译、节译和改编，译本与后来出现的类似文献之间的模仿、借鉴、变异和创新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梁启超最早编译的西洋史传是1902年3月24日刊载于《新民丛报》第4至第6、7号连载的匈牙利民族英雄噶苏士传，题为《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1903年编入广智书局的《中西伟人传》。《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以往一直以为是梁启超的创作，但经松尾洋二研究，该传记实际上除了发端和结尾部分外，完全是石川安次郎著《路易·噶苏士》（载《太阳》第22卷第5号，1899年5月）的翻译，石川安次郎这篇传记是“近世世界十伟人”系列中的第十篇。署名饮冰室主人辑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一书由玛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加富尔（Camillo Benso di Cavour，1810—1861）三篇杰出的意大利英雄传记组成，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印行。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梁启超根据日本平田久编译的《伊太利建国三杰》（民友社，1892年10月）以及《太阳》杂志《近世世界十位人》中所收松村介石的《嘉米禄·加富尔》（原载《太阳》第4卷第1号、第2号，1898年1月、2月），并参考了其他书籍补充而成的。梁启超译述的著名英雌传记《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首刊于《新民丛报》1902年10月第17期。该书除了开头五行和结论部分的“新史氏曰”外，正文中大多是德富芦花所编《世界古今名妇鉴》（民友社，1898年4月，奈良女子大学图书馆藏）第一章“法国革命之花”的编译。

直至晚清，中国尚未形成一套汉语如何富有成效地翻译域外语言的理论体系，严复所说的信、达、雅，缺少的恐怕就是一个“信”，“达”、“雅”倒都实现了。按照我们现代等值翻译的观点来理解，只有“信”是最成问题的。而晚明至晚清的翻译史提供最多的实例，不是翻译过程中语言层面转换的问题，更多是不同文化间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创造性叛逆”。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段翻译史的研究是最富有趣味的，最具在文化交流史上的研究价值。因此，中国本土文化的研究，在翻译外部史研究中就被凸显出来了。传统文化，或称本土化的知识在翻译过程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如林译小说中，哪些是原本的思想，哪些是林纾加入的“噪音”，如描述西方男性“拂袖而起”，描述西方女性“目如点漆”，都存在着这样的附加成分。“环境”不仅在翻译过程中起作用，如哈葛德的《迦因小传》被删去未婚先孕的情节，就是为了迎合晚清当时的习俗。译著生产的过程是如此，阅读理解中环境同样重要，如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非什么世界文学名著，但该书译本从20世纪40—70年代对中国大陆青年产生过异乎寻常的影响，这一点在海外的中国人是很难理解的。如我把该书列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董桥先生看了以后就很不以为然，认为该书在香港好像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环境给阅读影响带来的差别。

中国翻译史上最重视一个“化”字，原本中的内涵尚未完全弄清，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学者最喜欢谈论的就是如何“会通”，明末徐光启在修历中提出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个重要的命题：“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会通”，超胜的基础是会通，会通的基础是基于理解和诠释。中西知识的融会贯通，“会通”的第一步就是翻译和诠释。翻译是为诠释和会通做准备的，诠释活动是沟通行为的基础，创造性诠释、“会通”以至于最后的“超胜”，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晚明学者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始终携有化解外来知识和筛选异域文化的态度，首先想到是“化”的大问题；而到了晚清又演变为一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急于用简便的方法把西方思想或制度移植于中国的想法。与日本比较，日本就很喜欢单个学科知识点的全盘输入，如医学。西医在日本移植得非常快，而西医传入中国很多都被“化”掉了，变成中西医结合的东西。研究中国文化如何“化”解西学，晚明至晚清的翻译是最好的解剖原型。

为什么要在中国翻译史研究中强调外部研究呢？是因为翻译史上的很多问题无法通过内部研究来解决。晚明至晚清有很多失踪的“译者”。这一时期存在着大量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中国译者都无法考证出其生平，如在中外合作译述的翻译模式中，罗明坚《天学实录》中文润饰者是谁、合信的医著《博物新编》的中文合作者是谁、《普通百科全书》的主译者范迪吉的生平，至今尚未弄清楚。要解释为什么很多译人在自己的译作中不留大名，就需要从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认识。

首先是历史上中国翻译者的地位问题。历代通事地位不高，古代直至晚明，学习外语都没有形成风气，掌握外语在那一个时代与现代不同，并不能显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的才能。学习外语一直到19世纪中期都还没有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一些重要的西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等都几乎不学外语，据我所知，晚明懂得外语的著名学人只有王徵和刘献廷，像刘献廷虽然学了不少的外语，但他不去考虑如何翻译，而首先想到的就是“参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腊顶语、下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¹²⁾不过他从未译过西书，却以自己的语言学知识写了一本《新韵谱》。马嘎尔尼在意大利那不拉斯中国学院选择的两名译员，一名到达中国后就逃走了。在近代尤其如此，如广州十三行的通事虽然钱不少，但地位很低，活跃在上海洋泾浜地区的通事亦是如此。所以早期很多译者都不署真名，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很多的译本没有译者的署名，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最初的译本也不署真名，而署名“冷红生”。《汪康年师友书札》中互相通信还在询问谁是“冷红生”。

其次是科举对翻译家的影响。这也涉及“西文”的地位问题，徐寿、严复反复考科举；如张德彝的官阶已经登上了职业外交官晋升的顶点，但他对自己没有获得正规的科举功名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在《宝藏集序》中他告诫儿子：“国家以读书能文（按八股制艺）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按指读传统的圣贤经书）为要务。”潘士魁为他作的墓志铭还写道：“君虽习海外文字，或有咨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专好也，悲乎！”⁽¹³⁾

第三，早期的版权意识缺乏。中国古代的书是抄来抄去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如郑樵的《通志》。他抄班固同时也骂班固，抄是看得起被抄者。开始有版权意识的可能是乾嘉学派。没有版权意识也是翻译难找原本和译者不留大名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翻译史上很多问题的解决，无法完全依靠内部研究等狭隘的方法和文献，需要综合地运用历史文献学、文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方法。在文献上也应该有一个空前的拓展，中国翻译史研究目前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基本史料库，学科的形成和成熟都有赖于基本史料库的建立和丰富。如文学史、思想史有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资料读本，中国经济史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读。文学史从古代到近代有着各种断代的资料读本，还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资料集。而中国翻译史目前除了罗新璋编的《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黎难秋编的《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和施蛰存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一、二、三卷（上海书店）外，尚无系统的翻译史资料集。目前很多翻译史研究，主要是借助于其他学科整理的资料，如利用文学界关于《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利用文史学界关于《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利用《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和《商务印书馆一百年》（以上均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等资料集来从事出版机构的研究。由于没有基本资料库，因此，关于译者、译著和翻译机构的研究多取决于其他学科整理和研究的水平，如目前关于近现代翻译机构的资料主要还是依靠张静庐辑注的那一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第一至第八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而没有进入这一套书的内容往往就被忽略掉。很多基础文献工作至今无人从事，如美华书馆、广学会，目前我们仍然无法看到这些书局完整的译本目录。

历史上的本土与异域的交流是通过口头和文字翻译来实现的，而正是翻译促成了两种文化的冲撞与交融，启动了双方文化的内在因子的重新活跃，从而导致文化结构中发生一系列的变异。因此，理解中国文化发展不能离开阅读中国翻译史。历史研究并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但历史研究能够提供给我们一定的思考方法及其特定的意义，否则就会完全沦落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游戏。中国翻译史研究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意义和思考方法究竟是什么呢？

文化有其特殊的生存环境，因此，文化发展就有其自身的特点。翻译史上的复杂性体现在许多方面，上文已经多处加以论述，如“革命”一词，传统的“汤武革命”是指改朝换代，日本人最早利用该词翻译了“revolution”，但在《泰西新史揽要》中，李提摩太按自己的观点，在译述过程中篡改了麦肯齐的原意，把法国大革命译成“法国大乱”或“法国大患”。我们也不能说李提摩太的翻译全然错误，因为“革命”一词，本身就蕴涵着英雄活动和血腥恐怖的双重含义，甚至还有“胡作非为”的意思，“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翻译史上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中国文化中存在很多的隐语或隐喻，是很难通过翻译来实现的。《红楼梦》中有很多隐语，如薛蟠自娶金桂为妻，第五回有“拆字”，“两地生孤木”一句（The day two earths shall bear a single tree，英译者为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是“桂”字，尽管有了英译文，还加了注释，但我很怀疑西方人是否能理解其中隐含的意义。当年毛泽东给斯诺讲叙自己经历时，用了“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俗语，表示自己青年时代大无畏的气概，结果斯诺将之英译为“a lonely monk with a leaky umbrella”（一个打着破伞的孤独的和尚）。这一“创造性叛逆”，使美国中国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在为毛泽东作心理分析时，将这一叙述理解为是毛泽东的谦卑情绪和自我哀怜，使英文上下文变得与原来的俗语风马牛不相及，导致后来中译本竟然无法以原来的俗语来还原了。⁽¹⁴⁾宁波人请客，尽管饭菜做了整整一大桌，但仍然会说“吃咋，吃咋！自家人，莫客气；小菜唔交（很少），饭吃饱。”而外国人即使大宴宾客也没有几道菜，所以他们很少能够理解中国人的这种过分谦虚的美德。

上述这些复杂的用意，很难在文化转换中来解说，因此，翻译的原义、译意到引申义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表亲关系在英文系统中很难表示，表叔和表姑都是second cousin，很多情况下表叔还被译成uncle，而uncle常常又是舅、伯、叔不分的。汉文中宗亲关系的表述在特殊的语境下又有很复杂的含义，如“表叔”原来是父亲的表兄弟，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红灯记》中“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的一段唱词广泛传播，“表叔”被泛指并非亲眷而又比亲眷还要亲的“革命同志”。于是民间经常将那些“无事不登门”，“来必定有所求”的人，戏称为“表叔”。之后香港人就喜欢将那些内地赴港的急功近利的商人称为“表叔”，取意于《红灯记》中表叔的联络暗号“卖木梳，要现钱”。这些隐喻如何在翻译中实现，本身就很困难，而翻译史研究中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些复杂的表述呢？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活动，有其天然的复杂性，一个简单化的思考方法是无法面对丰富的翻译史研究的。

中国翻译史提供的第一个教训，就是需要对研究对象有一个复杂性的理解。翻译的外部史研究，提供的是一种翻译与社会、与文化之间复杂的交叉关系的分析，其中不仅需要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功夫，还需要借助于知识社会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它所提供的比较性思考方法也比其他学科要更典型。

翻译的过程首先是一个比较的过程，两种文化的翻译，其实就是在不断进行比较诠释的过程。翻译的过程是这样，翻译史研究同样如此，充分地进行比较，是翻译史研究给予我们的一种丰富的思考方法。

人的比较思维大致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我们常说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一种向前人寻找知识和智能的纵向思维；而我们经常讨论“他者”，即通过和另一种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利弊得失，此时我们就是在启动一种横向的比较思维。“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这是翻译能够进行的基础。我们这里不妨拿中英两种姓名学为例，因为姓名一般被认为是典型的符号，但文化其实就是符号系统的综合。中英在姓名方面却有诸多共同点，英人有以国为姓的，如English（英格利希）、France（法兰西），中国也有齐、鲁、秦、楚；英人有以地名为姓的，如Scott（司各特）、Ford（福特），中国也有陈、邹、巴、洛等；英人有以职业为姓的，如Carpenter（木匠）、Smith（铁匠）、Taylor（裁缝）、Butcher（屠夫）、Pasteur（牧羊人），中国姓氏中同样有姓史、仓、乐、卜等；英人有以动物为姓的，如Fox（狐狸）、Corneille（乌鸦），中国人也有以熊、牛、马、羊、乌为姓的；英人以颜色取姓，如Red（红色）、Orange（橘红色）、Blue（蓝色）、White（白色）、Black（黑色），中国人也有姓黄、蓝、白等；英人同样有Bear（熊）、Viola（紫罗兰）、Flora（花）、Rose（玫瑰花）、Lily（百合花）、Daisy（菊花）等，中国人也有以动植物命名的，如鹏、鹤、雁、凤、龙、虎、豹，梅、花、莲等；英人还喜欢用货币来取名，如Pound（英镑）、Dollar（美圆）、Mark（德国钱币）、Franc（法郎），中国人也有，如“金”姓、“钱”姓，名字中用“进财”、“招财”、“发财”、“守财”、“元宝”、“大发”就更多了，这是求同的认识。但是，中国人历来非常重视起名字，多以为姓名之中包含着与人的一生命运攸关的密码，或以孟、仲、伯、季来命名秩序的特征，特别是名字之中，或储存有家族传承的信息，包含有长辈莫大的期许，如男性多采用龙、腾、虎、跃为名，女性多采用淑、贤、佩、芬等命名，特别是用家谱中固定的字来确定辈分，并按照家族辈分代代相传的命名习俗。这些似乎是西方所全然没有的。这种差别反映着两种文化的差异，因为传统中国人很重视家族和宗亲，开除出宗族是最大的处分。中国人用生辰八字，以五行排列，缺什么就在名字里加什么，如鑫、森、淼、焱、磊等，都是西方人难以理解或无法翻译的信息。

翻译史上同样存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我们经常讲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经验的纵向思维；纵向的比较可以将晚明至晚清的西学翻译与东汉至隋唐的佛典翻译进行前后比较。翻译史更重要的是提供横向比较，如将晚明至晚清的西学翻译与日本蛮学、兰学和洋学来进行比较。翻译史研究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研究需要多种学科和理论方法的支持，而多元社会正好使翻译研究者可以从不同层次（精英和通俗）、不同类型（科学和文艺）、不同国家（西方和东方）切入。而翻译史研究的比较性决定了翻译史研究自然要借助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文化媒介学、文化变异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从而使自己的学术视野变得丰满和宏阔。

附记：原文载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承办《东方翻译》2010年8月第4期；该文系综合笔者2009年6月24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的“阅读中国翻译史”暑期班和2010年6月10日在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两次演讲的内容，整理而成。在此谨向促成笔者两次演讲的王宏志教授和郑文惠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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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443页。

(2) 《礼记·王制篇》：“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孔颖达疏：“通传北方语官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周礼·秋官·序官》“象胥”也有类似的记述，贾公彦疏：“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3) 《高僧传》卷三，中华书局，1992年，第96页。

(4) 《全唐文》卷九一一。

(5) 参见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增订版；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第十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6)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57、129页。

(7) 参阅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载《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96—697页。

(8) ［法］　马·法·基亚著，颜保译《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9) Kuhn, T.S., “History of Science”, Sills, D.L.（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New York：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 1968, 2nd. 1979, Vol.14．pp.75-83.

(10) 参见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第八章，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 参见邹振环《西方地理学的学术挑战与中韩学人的应战》，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12) 参见全祖望著，黄云眉选注《鲒埼亭文集选注·刘继庄传》，齐鲁书社，1982年，第300页。

(13) 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第七章“张德彝航海述奇”，中华书局，1985年，第91页。

(14) ［美］　白鲁恂（Lucian W. Pye）著，刘宪阁译《毛泽东的心理分析》，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342—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