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的兴起与发展

1.1.1　话语分析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Harris(1952，参见Coulthard，1985:3)在Language杂志上发表题为《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试图超越句子来研究语言。该文章的标题《话语分析》十分具有吸引力，但该文对话语分布的分析却有点让人失望，因而，几乎没有后人采用或发展Harris的这种方法。然而，人们对话语研究的兴趣却源于此。换言之，该文对话语分析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该文发表以来的五十多年里，话语分析迅速发展，博采众长，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特色，也为其他学科，尤其是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思路。大体上，我们可以将话语分析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日趋成熟阶段(朱永生，2003)。

话语分析的萌芽阶段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话语分析在这一时期研究的侧重点仅限于对一些古希腊关于修辞的相关文章的分析。概括起来，该时期话语研究的特点是零散的、微弱的，且没有自身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除了上述所提到的Harris外，还有其他几位主要学者为话语分析学科的诞生打下了理论基础，如结合语境研究买卖对话特点的Mitchell(1957，参见Coulthard，1985:3)、20世纪60年代对言语交际形式尤其是讲话方式进行探索的Hymes(1974)、重视句子主位结构的Halliday(1967)和一批从功能角度研究话语的捷克斯洛伐克学者。此外，Austin(1962)和Searle(1969)等语言哲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语言问题尤其是言语行为的关注，对话语分析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存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后约十年里，理论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和计算机语言学的兴起促进了学者们对言语行为和会话含义的研究。他们在传统的语法分析中引入了语境(Context)、语域(Register)、照应(Reference)、指示(Deixis)、回指(Anaphora)、替代(Substitution)、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和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等概念，使得话语分析研究从最初的词层、句层进一步扩展到话语的层面。

20世纪80年代至今，话语分析作为一门学科日趋成熟，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事话语研究的队伍空前壮大。比较活跃并较有影响的国外学者包括Brown＆Yule(1983/2000)、Thompson(1996/2000)、Chafe(1992/2003)、van Dijk(1977，1985)、Coulthard(1985)、Halliday＆Hasan(1976，1985)、Martin(1984，1992)等;中国学者如廖秋忠(1991)、陈平(1987)、徐赳赳(1995)、胡壮麟(1994，1998)、沈家煊(1998)、顾曰国(2010)、黄国文(1988，2001)、张德禄、朱永生(1997，2003)等。话语分析学者在1981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TEXT，这为话语分析学者以后进一步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极好的平台。此外，大量话语分析的专著和论文集也相继问世。这些专著分别论述了话语分析所涉及的众多学科领域、话语研究的诸多方面(包括话语与对话研究、话语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等)，不仅为话语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有益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