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

海上丝路_华光礁Ⅰ号沉船遗

海上丝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

汉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时期。《汉书·地理志》卷二八记载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路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今海南岛）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奈；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东汉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与航运交通的发展，此时的船舶已有了远渡重洋的能力。东汉前期，从广东出发的船舶，经过海南岛向西航行，已开始在印度、斯里兰卡同埃及、罗马的商人有了直接贸易关系。

从东汉末三国到隋统一的300余年间，北方战乱不断，封建主各据一方，逐鹿中原，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形成了南北分割的局面。此时，“陆上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经常由于战乱而中断，不得不主要依靠“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诸国联系。特别是三国孙吴政权控制了东南沿海地区，出于战略原因和军事目的，特别重视海外贸易，客观上就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到了东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进行贸易的商船已初具规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始称大船为舶，并一直沿用至今。

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南移，中国南方地区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经济体系。与此同时，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人们已普遍掌握了掉樯驶风的航行技术，为从大陆南端为起点开辟离岸跨岛的远洋航线提供了可能。尤其到了东晋南朝时期，新开辟的远洋航线不再沿海岸穿越琼州海峡顺着海南岛西岸“梯航”的老航线航行，而是从广州港出发，经海南岛以东和西沙群岛海域，直航东南亚各港口。

隋代，海南范围的南海海域不仅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重要海上通途，也是亚洲大陆通往西亚、欧洲必经的海上通道。唐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和鼎盛时期。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国重镇——广州，在唐代初年一跃变为南方沿海的中心港口城市和国内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开元二年（714年），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加强对广州港的管理。海南岛作为自广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和阿拉伯航线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愈加显现。贞元年间（785—814）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就详细记载了广州经由海南岛到阿拉伯各国的航线，“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岛石（今海南东北海域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东南海域独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即占城国）东二百里海中。小舟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这条航线最后一直延伸到东非海岸，全长14000公里，途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考证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宋代较唐时期，无论在航海技术和造船工艺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撰写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认为：12世纪末，中国人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与此同时，海上航线进一步扩大，与中国交往的国家进一步增多。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是航行在海上的船舶离开中国大陆时不再紧靠海岸航行，而是将以前曲折迂回的航线改为更为便捷的直达航线；另一方面是海上丝绸之路向更远处延伸，一直延伸到非洲东海岸和地中海，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已达50余个。海南岛区域的南海（涨海）周边的“南番诸国”已成为与中国交往最密切的国家。

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南岛

从海南岛的地理位置和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汉代向南的海上航线以徐闻、合浦为始发港，而徐闻与海南岛北部的珠崖之间的直线距离仅10余海里，加之此时受到航海造船技术的限制，船舶航行只能沿着海岸线紧靠大陆进行阶梯式的航行。如此一来，海南岛的珠崖和儋耳两地就成了这条蓝色航线的最近最方便的避风或补给之地。

虽然海南岛四面环海并有着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但在两汉时天然良港并不多，不利于大型船舶停靠。同时汉代的海南岛尚属“荒蛮之地”，岛上“隔绝瘴海，水土气毒”，因此这条海上航线的独特优势尚未显现和发挥出来。

东汉时，中央王朝对海南岛的统治始终是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从王莽新朝到东汉初期，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统治范围仅限于岛东北和西北部分地区，与西汉时期相比还大为收缩。而生活在海岛腹地的土著居民又频繁地到海岸边进行骚扰和掠夺，这无疑会对沿海航行或停泊在此的商船造成较大的威胁，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海上丝绸之路船舶的停泊和正常航行。

除了海南岛西海岸是较为繁忙的海上航线外，随着地理知识的不断增长，古人的视野也随之扩大，开始知道在海南岛之南还有一片大海洋。据史书记载，从东汉开始，南中国海已开始被称为“涨海”，并在东汉时杨孚所撰《异物志》和谢承的《后汉书》中有所反映，而“涨海”的发现人，极有可能是距离南中国海最近的生活在海南岛上的居民。

从东汉末三国到隋统一的300余年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和重要中继港口的海南岛，由于其地理和军事优势而显得更加重要，中央政权对海南的治理政策也开始有所调整。此前，由于其治理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两汉时中央王朝均采用的委派汉族官员直接治理方式和其残酷的暴力治理手段，不断遭到岛上黎族原住民的激烈反抗，造成南海“大州”政区建置变动不定。从南朝的梁朝开始，其治理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由单纯流官统治转变为委任土官统治。梁大同年间，任用“南越首领”高凉（治今广东阳江西）冼夫人治理儋耳，实行土官制，使海南地区局势日趋稳定。此后历代中央王朝都能够有效地统辖海南，正因为如此，冼夫人在海南岛和黎族发展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直到今日，冼夫人庙宇仍遍布海南岛各地，每年2月12日，海南各地都有纪念冼夫人出军的“闹军坡”习俗。另一方面，海南岛的稳定客观上又保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上商船的停靠、补充给养和正常航行。

魏晋南北朝以来，海南岛成为从广州港始发向南各航线的必经之地，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更加影响着海南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隋代，海南岛地扼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是中外商船往来东西方的重要中继港和避风港。据史料记载，在7世纪前后，经中国南海从事航运贸易的船只，除前往中国大陆以及少量来自罗马的商船外，更多的是来自印度和波斯的商船。其商船多是从波斯湾沿岸港口出发，经印度、锡兰（斯里兰卡）、马来半岛、苏门答剌和海南岛，到达广州、交州和扬州等港口。

唐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和鼎盛时期。为加强对海南岛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控制，唐朝廷又在隋朝基础上，对海南的行政建制做了较大的调整和加强。唐初，沿隋旧制，海南为三个州；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拆崖州之琼山为琼州，海南增至四州；从唐玄宗至肃宗时，海南又增至五州，并一度将州改为郡，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对海南进行有效控制的行政管理体系。唐中叶以后，这套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唐岭南节度使李复派遣将领孟京，领兵讨伐琼州不服从唐政权管辖的俚峒酋豪，在海南“建立城栅，屯集官军”，使海南岛及周边的广大海域都纳入唐朝军队的控制之下。这一举措，使得航行在南海海域的中外商船的安全得到了更加有效之保证。

到唐宋时期，往来于南海海域的中外贸易商船更加频繁，尽管其航线屡有变化，但海南岛已成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来往于广州、泉州、扬州等通商口岸的避风港和中转站。

公元9世纪的一些阿拉伯地理学书籍也记录了从波斯湾到广州的航线，可与贾耽的描述相互印证。伊本·互·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也记载“从巴士拉出发，沿波斯海岸航行到东方的道路”。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商船航行至占婆，然后至龙编（今越南河内），最后经北部湾抵达广州港，同样要经过海南岛西岸。

宋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阶段，海南岛依然是这条海上航线的重要中继港和避风港。海上中外船舶的频繁航行及中外商贾贸易额的不断扩大，对海南岛的社会经济和商品观念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1984年和2000年，在琼山永兴和府城发现的两座宋代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各有一块“买地砖券”，分别记载了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和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的两桩土地买卖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期海南岛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同时，宋代以前，海南缺乏大型船泊停靠的天然良港，为了尽快适应海外贸易的顺利开展，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知琼州王光祖在海南岛政治经济及交通中心的琼州（今海口）开辟了白沙津港，极大地方便了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外船舶的停靠并进行贸易活动。

反映海南岛海外贸易发展的另一大特征是海南琼州市舶分司的设立。由于宋王朝经济重心的南移，市泊收入已逐渐成为朝廷国库的重要财源之一。据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琼州的商税额只有4285贯，而熙宁十年一年全岛的商税收入就达到19597贯。这个商税额，除船泊税外，其余是征收海南香料、槟榔、小马、翠羽、黄腊、苏木和贝吉的特产税。在对外贸易上，尽管宋朝廷尚未在海南设立市舶司，禁止与外国通商，然海南的地方官吏则为利益所驱，对中外商人通商采取默许、纵容乃至鼓励的态度，外商贸易遂遍及全岛。这时海南岛的主要门户如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等地都有了市舶活动。到了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朝廷批准在琼州设置市舶分司，隶属于广南东路（广州）市舶司。

海上陶瓷贸易

秦汉时期，丝绸和黄金是当时丝绸之路上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即《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赉黄金杂缯而往”。陶瓷作为中国古代比较独有的产品，虽也很早就开始出口国外，但它作为陆路运输中易碎的物品，当时出口外销的规模并不是很大，而丝绸等中国传统产品却是中亚、西亚、远至欧洲地区较受欢迎的商品。

唐代早期，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商船运出的货物还是以丝绸和黄金等这些传统产品为主。到唐代中期，因丝织品是当时政府物产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为保证朝廷的国库收入，曾下令禁止诸多丝绸绫罗与诸番互市，不许此类产品再外销海外。而正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陶瓷作为中国特有的产品，逐渐开始取代丝绸成为海上贸易出口的大宗商品，这就大大地推动了当时唐朝的陶瓷业得到迅速发展。如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浙江的越窑青瓷、华北的三彩、邢州的白瓷等众多品质优良的瓷器就成为当时外销海外的热门产品，受到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和地区广大人民的喜爱。

唐朝晚期，随着国力的不断衰落，通往西域陆上丝绸之路的通道已几乎阻隔断绝，在此后数百年间，历代王朝始终未能重建对通往西域陆路交通的有效管辖和控制权，也无法再恢复陆上丝绸之路往日的通畅和兴盛。中国对外贸易只能不断地转移到海上来进行物品交易输出，这就在客观上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海路来运输数量巨大、沉重易碎的陶瓷器，不仅比较安全可靠，而且还利于节约运输成本。因此，陶瓷器很快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主要出口外销商品。

公元10世纪，随着宋朝政权的建立，中国的政治形势、社会经济及经济生产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宋代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已大体上从北方黄河流域地区转移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生产瓷器、丝绸等对外贸易商品的传统基地也逐渐远离西北一带，开始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由于东南地区毗邻南海海域，众多港口明显具有出海航运的区域地理优势，这对通过海路输出数量巨大、沉重易碎的陶瓷器更为便利，推动了中国陶瓷器外销的进一步的发展。

宋代中央封建政权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开拓财源，继续沿用东南和岭南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承袭以往的海上运输交往的传统，加大对外贸易往来，征收船舶税利，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相当繁荣的历史阶段。因此，带来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尤其是陶瓷器的大量出口，更是推动了当时中国瓷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涌现出官、哥、汝、钧、定五大名窑为代表的一大批窑口。

宋政府为扩大财政收入，鼓励出口贸易。同时，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也推动了航海业的长足发展。正是为了适应瓷器对外输出贸易的需要，少受战乱波及的东南沿海各地瓷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涌现出数以百计的民间瓷窑。分布在福建的有泉州、南安、同安、安溪、德化等民窑，分布在广东的有广州、潮州、南海、惠州等窑址，分布在广西的有藤县、北流、桂林、柳城等窑场。此外，在江南地区还有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等较著名的民窑。其中，闽南地区的民窑产业的异军突起，更是宋代陶瓷贸易兴旺发达的一个突出表现。

在瓷器贸易日趋繁荣的过程中，普通日用陶瓷逐渐成为当时贸易输出的主要商品，而民间窑场的产品在陶瓷贸易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海外市场是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的普通民用市场，众多的民窑提供了足够数量的瓷器产品，适应了海上“陶瓷之路”上不断增加的瓷器商品需求。

随着两宋时期海上对外贸易的不断繁荣兴盛，在南方沿海地区涌现出广州、泉州一类的港口城市。其中，闽南地区的泉州港出口的商品中，陶瓷器已成为大宗。到南宋晚期，泉州港已发展成当时最大的陶瓷对外贸易港口。正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推动了福建特别是闽南地区民间窑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泉州地区为中心的各地民窑主产外销瓷的产业结构。销往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和地区的陶瓷商品，大多以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粗瓷器皿为主。此外，也有少量仿江西景德镇的精制品瓷器，但受瓷土、釉料、窑业技术等方面的限制，烧造工艺上略逊一筹，远达不到景德镇所烧瓷器的品质。

南海诸岛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大量陶瓷器都是中国南方各地民窑的产品，在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的水下遗物点和沉船遗址中打捞出水的瓷器种类较多，主要包括青釉、青白釉、青花三大类，年代包括从宋到清各代，瓷器的产地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南方地区的诸多民窑。西沙群岛发现的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出水的陶瓷器，大多产自福建泉州地区的德化、南安、晋江等地宋代窑址，而西沙北礁3号沉船遗址的瓷器大多为福建明代漳州窑所生产，即中国古代外销瓷中较为著名的“汕头器”。

华光礁Ⅰ号与北礁　Ⅲ号沉船遗址的年代分别为南宋和明代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两者之间似乎也有着一定的关联。首先，两处沉船遗址的出水遗物基本上都以陶瓷器为主，反映出陶瓷器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十分畅销的商贸产品。其次，这两处沉船遗址上的陶瓷器几乎都产自闽南沿海地区的窑场，分别为泉州地区宋代民窑与漳州地区明代民窑，从时间上讲，两地民窑之间有着一定的延续关系。

南宋时期，福建陶瓷业生产正处于鼎盛阶段，数量众多的窑场烧造的大量陶瓷器，除小部分供应国内市场需求外，其余大部分供出口。到明代时，闽南地区民窑已基本上以生产外销瓷为主。华光礁Ⅰ号与北礁　Ⅲ号沉船遗址出水的陶瓷器主要是闽南地区各地重要民窑的产品，可能商船当时是从泉州港出发的，所以船装的商品中，都是以出发地泉州及邻近地区的众多民窑瓷器为多。华光礁Ⅰ号沉船作为南宋时期的一艘商船，装载的陶瓷器是当时东南福建沿海地区民窑所烧造的青釉、青白釉和酱黑釉等产品，这是当地较流行的传统外销陶瓷商品。其窑址产地均分布在与该艘商船出发地泉州港相距不远的南安、同安、晋江、德化等地，而泉州港在当时中国海外交通和海上贸易中已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早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外销商品的一个主要集散地，全国各地的货物汇集到此，经装船远销至海外各国及地区。此艘沉船遗址在西沙群岛华光礁的发现和考古发掘，表明从泉州港出发的这艘商船是自北往南，行驶在南海航道上，其航向是再往西，前往东南亚、南亚地区，或许到其他更远的地方。商船可能在穿越海上丝绸之路航行时，不幸遭遇到风暴袭击或其他灾难，沉落在西沙光华礁的礁盘上。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在距泉州港南约900公里的广东阳江市南海海域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打捞出水了陶瓷器和金银器等珍贵文物。经初步鉴定，瓷器是中国南方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宋代民窑生产的，这应是一艘宋代商船，也当与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有关。该沉船被国家文物部门正式命名为“南海Ⅰ号”。

此后，在近20年时间里，又先后对“南海Ⅰ号”沉船进行八次水下考古发掘和物探调查，打捞出大量的文物，其中仅完整的瓷器就有4000多件，大部分是中国南宋时期南方几大民窑的产品，如江西景德镇窑青白瓷、浙江龙泉窑青瓷、福建德化窑白瓷等。器形种类繁多，主要有罐、壶、碗、瓶、盘、军持、杯、盒、碟等，其中，也有一些具有异域风格的瓷器，或许说明当时的民窑可以“来样加工”，根据外国商人的需求，专门生产适合西亚阿拉伯人日常生活所用的瓷器产品。

专家分析，“南海Ⅰ号”沉船的出发地也当是福建泉州港，这艘满载着中国陶瓷器的南宋商船其目的地当是西亚地区，可能在离开泉州始发港不久，航行在南海航线途经阳江海域时，不幸沉没在约20多米深的海底。发现时古沉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据考古发掘者初步推测，该“南海Ⅰ号”沉船可能保存有6～8万件陶瓷器。

华光礁1号沉船和南海Ⅰ号沉船都是南宋时期的沉船遗址，它们可能都从泉州港出发，沿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道往西行，去海外进行陶瓷贸易，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不幸相继沉没在西沙群岛华光礁礁盘上和广东阳江附近海域，正好处在南海航道较北的一南一北的位置，并非偶然。华光礁Ⅰ号沉船装载的主要是泉州地区南宋时期民窑生产的粗瓷货品，仅有少量江西景德镇窑的精瓷制品，它西行的目的地应当是东南亚、南亚地区。而南海Ⅰ号沉船装载运输的约6～8万件陶瓷器商品中，大多数为南宋时期江西景德镇窑和浙江龙泉窑生产的精瓷，仅小量是福建德化窑的粗瓷产品。南海Ⅰ号商船往西驶向的地方当是西亚阿拉伯地区，因这批精瓷货物正是该地宫廷王公贵族和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十分喜好的珍品。两艘商船西行的目的地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装载的都是中国南方众多民窑所生产的外销瓷，正在穿越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去海外进行陶瓷贸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时期海上陶瓷贸易的兴旺景象。

古代东南亚、南亚诸国的社会经济水平较低，无力接受来自中国大陆比较高档的瓷器产品，只能进口中国外销瓷器中较为粗糙的产品，较为适应当地民众日常生活所用。因此，东南沿海地区民窑生产的大量物美价廉的粗瓷比同时期景德镇烧造的精瓷更能适合东南亚、南亚市场的需要。华光礁Ⅰ号沉船所出水的福建泉州地区许多民窑生产的青釉、酱黑釉陶瓷器，因质粗价廉，是较受东南亚地区诸国民众欢迎的日用陶瓷，也是当时海上贸易的外销商品。据目前国外有关的考古材料所知，在南亚、东南亚等地海域中的沉船遗址上都发现有中国古代的陶瓷器，其中就有福建、广东窑口的宋代陶瓷器，如有泉州地区德化窑、南安罗东窑的产品。有的还在东南亚陆地考古中也出土了中国古代的陶瓷器。

西沙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出水的陶瓷器，大部分为福建沿海地区民窑生产的外销瓷产品。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自宋代以来中国陶瓷器大量出口外销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邻近的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等国家地区的历史事实。中国陶瓷器的生产和输出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地沟通交往的重要体现，陶瓷器贸易在近1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南海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贸经济活动，中国的古代陶瓷器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地，即使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亦有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发现。这正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一个辉煌的历史缩影。

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南穆斯林

在浩瀚无际的南海航行中，一些古波斯人“因浮海遇风，惮于反复，乃请其主原留南方，以通往来，货主许焉”。由于当时海洋气候恶劣，变化无常，“诸番舶虽东洋琉球等国，被风飘多至琼”。也就是说，当这些“番舶”航行中突遇狂风袭击，船舶迷失方向飘至海南岛沿岸，幸存的船员将死难者埋葬在荒凉的海滩沙丘之后，自己也只能暂时栖寓海岸，整日遥望着大海，等待航行过来的外国船舶搭救以重返故里。久而久之，一些波斯人、阿拉伯商人和船员便定居在此，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则被海南当地豪强抢劫而沦为奴婢，形成了海南岛最早的回族先民。这些情况在唐宋的一些史料中有不少记载。

1983年前后，在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市与陵水县交界处，连续发现梅山塘、干教坡、番岭坡和土福湾等4处唐宋时期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古墓群。这些穆斯林古墓群不仅数量多，而且非常集中，墓碑雕刻精良，说明是历史上定居在这里的穆斯林的公共墓地。由此可见，海南岛的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经过地，也是当时外地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区，而且三亚、陵水等地历史上也曾是内联大陆、外通海域的重要门户。

仔细研究这些古墓群特殊的造型、丧俗、文字及墓碑，可以看出这些古墓的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侧身葬，头向西北，面向西（意为朝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墓内均无葬具和随葬品，仅在墓穴前后各置一块珊瑚石碑，石碑的正面雕刻有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及云、月、花朵、树枝等图案。其中的一块石碑碑文刻有“殉教者伊本·赛爱德·宛葛斯之墓，死于12月”。据有关专家考证，墓主人应是唐永徽元年（651年）到广州传教的阿拉伯教士宛葛斯之子。这些伊斯兰墓群都面对大海，墓群的位置正处于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航道的必经之地。

藤桥唐宋伊斯兰教徒古墓群位于三亚市海棠湾镇（原名藤桥镇），地理位置东经110°～111°，北纬17°～17°2′。墓葬地处沙丘地带，地势平坦开阔。古墓群绵延数里，珊瑚石古墓葬在绿荫下隐约可见。这一带前后共发现古墓葬45座，是一处迄今为止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墓地。2006年5月，该墓群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证，三亚藤桥唐宋伊斯兰教徒古墓群的发现，与我国史籍记载以及古代波斯、阿拉伯人称雄海上通道的年代大致吻合。

1978年，考古工作者对该墓群中的7座墓葬进行了试掘，初步确定了这些墓葬的形制和年代。已发掘的墓葬形制皆为土坑竖穴墓，长1.8～3米，宽0.8～1米，深1.7米，无葬具和随葬品。每座墓葬前后两端各竖珊瑚石墓碑一块。墓碑雕刻碑文和花鸟图案的一面朝外。碑冠有玉圭形、双峰形、山字形等不同形制，碑高36～37厘米，宽38～54厘米，厚10～13厘米。花纹有圆月形、卷云纹，或是花朵、树枝、双鸟朝阳、锯齿纹带等图案。

墓碑碑文雕刻阿拉伯文，虽然大部分碑刻铭文难以辨认，但通过翻译，不难窥见其内容。其中有一块墓碑上的译文是“除安拉以外，没有可崇拜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还有的译文是：“……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天堂……马达甲”。有的是：“这是……著名的哈桑……的坟墓……斋月日”等等。更有一块墓碑特别引人注目，墓碑上的译文是：“殉教者伊本·赛爱德·宛葛斯巴巴，归真于12月”。有专家考证，该墓主是第一个到海南岛传教的穆斯林，即第一位到中国广州传教的阿拉伯传教士葛斯巴巴之子。

对上述古墓群的葬式考证，其葬式与国内其他地方已发现的伊斯兰墓葬的葬式有着明显区别。如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发现的伊斯兰墓群，墓室一般均用石板或砖砌筑，并用石板压顶。另外，墓前不用前后两块墓碑，而采用一碑双面雕刻，这种形制只是在伊斯兰教的发祥地阿拉伯半岛、阿曼南部海岸的佐德尔古城遗址中有出土。而在三亚、陵水伊斯兰教徒古墓群中采用的珊瑚石做墓碑，目前仅在东非一带的沿海港口遗址中有发现。这表明三亚伊斯兰教徒古墓群的形制和使用珊瑚石作墓碑的习俗，明显来源于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与其他各地伊斯兰教流传地区的穆斯林墓葬相比，带有明显的早期性。

这种早期性除了墓葬形制外，还体现于墓碑的装饰上，首先如以枝条茂盛的“生命树”、卷云纹、弦纹、圆月形为主要纹饰，碑文书写粗犷，两端加花朵图案；其次，墓碑风化程度严重；再次是古阿拉伯人在碑铭中常用花朵图案作为间隔，这与三亚伊斯兰教古墓群的碑文为以花朵、锯齿纹带等图案作为间隔形制是一致的。经考证，这类风格的墓碑应属于唐宋时期。

另外，还有少数墓碑与上述带有早期性风格的墓碑相比，有着较大的区别。除墓碑风化程度较轻之外，纹饰中出现了用文字组成的“长生鸟”图案，装饰性强，花纹图案变小，并突出了碑文，书写的笔画也较为秀丽。这与广州、泉州等地区的一些元、明时期穆斯林碑文有相似之处，因此带有此特征的墓碑可认定为元、明时期的墓葬。因此，从墓葬形制、葬俗考证，三亚伊斯兰教徒古墓群时代跨度为唐、宋、元、明时期，明显带有东非、阿拉伯半岛及其他各国伊斯兰教流传的地区的墓葬特点。

该墓群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年代较早、墓葬方式较原始、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的阿拉伯穆斯林古墓地，同时又是我国南方沿海“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古墓群突出表现了穆斯林活动的历史，在研究中外古代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为研究这些海南岛穆斯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群穆斯林墓葬的发现，为我国沿海地区宗教考古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对研究1300年来分布在海南的穆斯林后裔的文化历史以及民俗风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古墓群的发现，为研究海南岛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根据多方实地的调查资料及专家的研究成果，海南尚存的穆斯林墓葬主要有以下特点：一、墓葬分布集中，未见单一的形式分布，每个墓群中的墓葬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一般墓葬的方向是东西向，而且墓群都集中在沿海较为平缓的沙滩上。在发掘过的墓葬里，墓葬的形制均为竖穴土坑，墓穴的四壁没有壁板，上方也没有盖板，死者侧身屈肢，头在西北，面朝西，表示面向伊斯兰圣地麦加，未发现有葬具和随葬品。二、墓碑是就地取材采用盛产的珊瑚石制成，采用单面雕刻法，雕刻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内容为死者姓名和死亡日期或《古兰经》经文。墓碑上的装饰图案有星状、植物、月亮、神鸟等，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碑首呈圭形、双峰形、山字形等。

根据《汉书》、《后汉书》的记载，最初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为番禺-徐闻-合浦。由于航海技术局限，当时的商船无法驶入深海，只能沿着海岸航行，稍有风浪便要靠岸停泊，海南岛无疑是一个重要避风港。海南岛地处我国南海之中，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东亚、中亚和大洋洲以至东南亚之间的航运要冲，汉代以来就成为我国海外交通门户。唐以来，西域波斯和阿拉伯商船每年都来往于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海航贸易，运来西域和南海的货物，海南岛则成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来往的必经之地，商船在对南中国进行海外贸易往返过程中，或遭台风避难滞留，或遇海盗劫掠上岸。据李昉等的《太平广记》第286卷载：“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舶溺者至，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船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陈武振采用所谓“得牟法”，一种佛教秘咒而致富，实际上就是拦路劫夺漂流蕃舶，才拥有大批财富的。又如真人元开（日本）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对唐天宝年间（742～755年）万安州（今万宁市）大海盗冯若芳的记载：“冯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书中所说的乳头香、苏芳木等海外舶来品，都是冯若芳袭击波斯船只掠夺而来，他就是依靠对波斯的贸易船只进行海盗行为而致富的，还有许多被劫掠为奴而落居海南的穆斯林。

据《宋史》卷489记载：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与海南岛仅一水之隔的占城人因不堪交趾（越南）压迫，由蒲罗遏率百余族人来儋州请求内附。又有史料记载：“凡有交趾侵犯、欺掠，占城亦多向宋朝求援。因交趾所阻，占城遣使多由海道入境。”据《方舆记》载：至元（1264—1294）初，元军南征攻打占城，“纳蕃人降，并其父母妻子发海口浦（今海口境内）安置，立营籍为南番兵……其在崖（今三亚市）、万（万宁市）者皆元初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方番浦。”文中的“番”指的是占城的穆斯林。占城位于中南半岛东岸，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枢纽，有“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薪水，为南方第一码头”之称，同时它也是阿拉伯对华海上交通的中继站，阿拉伯商船东来，往往在此停留，然后前往中国。因此，早在7世纪中叶就有阿拉伯人移居占城，伊斯兰教遂沿着阿拉伯人的足迹开始传入占城。今三亚市凤凰镇的部分回族先民，是于宋元间由占城，“因乱挈家泛舟而来……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这些占城的穆斯林一般是躲避战乱举家驾船渡海来到海南岛定居的。由此可见，海南岛南端沿海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地之一，是当时外地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区。

从地形上看，这一带是河流入海口，海产丰富，土地肥沃，是理想的居住地。可以推测，古代穆斯林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不断在这条海岸线上迁徙，这些墓葬就是他们留下的遗迹。在番岭坡上，至今地面上仍散布有大量宋元时期的陶片、网坠等遗物，在附近的村落也曾发现过大小不等的伊斯兰珊瑚石碑。现在番园村边上的番园田里，还保留有一口“番人井”，据传说为古波斯人所开凿。

公元7—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兴起了一大批国际贸易中心，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巴士拉、西拉夫、苏哈尔诸港，南亚的狮子国，东南亚的诃陵、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唐帝国的交州、广州、福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扬州，都是商业繁荣的国际贸易中心。当时广州是唐代唯一设置市舶使的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海港。于邵《送刘协律序》记载：“南海，有国之重镇，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连毂击，合会于其间者，日千百焉。”宋元时期，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南海诸国商客进出或居留广州。而泉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就被誉为“东方的第一大港”，海外交通非常繁荣，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传教士纷至沓来。这些沿海港口的经济发展，不仅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而且也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

由于地理和环境的因素，广州、泉州、扬州等作为中国的沿海通商口岸城市，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自然也居留了部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由此开始了古代穆斯林的居住史。历史上定居穆斯林的公共墓地中，海南穆斯林墓葬形制较为独特，与广州、泉州、扬州等地发现的穆斯林墓葬形制截然不同，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的穆斯林墓葬是墓穴四壁砌筑壁板，上罩盖板，盖板上放置多层塔式石墓盖，有的在一端竖立一方墓碑，没有双墓碑。在制作墓碑的材料上也各有区别：广州墓碑用花岗岩和油页岩，泉州墓碑多用辉绿岩和花岗岩，扬州的墓碑多用油页岩，只有海南穆斯林的墓碑用珊瑚石。在阿曼南部海岸佐法尔古城遗址，发现过类似海南穆斯林形制的墓葬，东非一带的沿海港口遗址中也发现用珊瑚石制作墓碑的习俗，这些足以证明海南的古代穆斯林直接来源于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与其他各地的伊斯兰教流传地区墓葬相比，海南穆斯林墓葬带有明显的早期特征。

海南古代穆斯林墓群的发现，表明了海南岛已为当时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寄泊、定居及活动场所。它为研究中外经贸活动、文化交流以及海南伊斯兰教的传播、南方沿海地区回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穆斯林墓群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佐证，具有重大科学价值。

史书记载，唐代的岭南，在阿拉伯商人聚居之处都设有“蕃坊”，蕃坊内建有清真寺。番坊（海南史籍上又称“番浦”、“番民所”）是唐宋时大食、波斯等国侨商在中国的聚居地，其中不少番坊以穆斯林为主。在海南岛北部的海口，元时就有“番营”的记载，直到清代，海口的“礼拜寺在土城北街巷内，宣德初，军海兰答建，废”。至今在海南岛各地，仍保留有许多与穆斯林有关的名称，如“番坊园”、“番园村”、“番塘”、“番人田”、“番坊里”、“番坊”、“番村”等，尽管今天海南岛的不少地方已无穆斯林居住，但人们仍习惯这样称呼，足以可见历史上穆斯林对海南岛沿海地名的影响。

时至今日，在三亚市凤凰镇仍保留有回辉、回新两个回族村，村里建有清真寺6座、清真女寺3座，平均不到1000人就有一座清真寺。这里的回族与我国国内其他地区的回族在语言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不以汉语为本民族语言，而是拥有自己特殊的语言——回辉话，这种语言不同于国内任何一种民族语言、方言和土语。

《更路簿》考略

自古以来，海南岛渔民靠海为生，在长年劳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出海航行和捕捞经验。从明清开始，海南渔民就靠着一本《更路簿》和普通罗盘闯荡西沙、南沙海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了现代航海图标和卫星定位系统，《更路簿》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它却是海南渔民最早开发西沙和南沙的见证。

一、《更路簿》的产生与传承

《更路簿》，又名《定罗经针位》、《西南沙更簿》、《顺风得利》、《注明东、北海更路簿》、《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它是海南渔民祖祖辈辈传抄的小册子，可以说是一本文字的航海图，是海南渔民世代航海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琼海县志》记载：“西沙、南沙、中沙群岛是本县远海捕捞的传统渔场。明代永乐年间，欧村港、冯家埠、潭门埠、草塘埠一带的渔民，已往返于西沙、南沙、中沙群岛捕鱼和居住。每年农历十月，驾驶帆船乘东北风南下西沙、南沙、中沙渔场，从事海参、贝类等海珍品作业，然后将鱼鲜品运往南洋群岛销售，换取食物和生活用品，至翌年农历四月乘西南风返航。”

据考古发掘，在甘泉岛唐宋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陶瓷器和铁刀、铁凿、铁锅等生产生活用具，还有人们食肉后丢弃的鸟骨、螺壳以及燃烧后的碳粒灰烬等。这些遗物是唐宋时期船家停靠岛上避风休息所留下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使用这些器物的主人应该是西沙群岛最早的居民。

在《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一书中，也有对西沙群岛古庙遗址的记载，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孤魂庙”或“兄弟孤魂庙”。至于其来历，渔民中流传着一段古老的传说：远在明朝的时候，海南岛有一百〇八位渔民兄弟到西沙群岛捕鱼生产，在海上不幸遇难，后来又有渔民在去西沙群岛途中遭遇狂风巨浪，他们就祈求遇难的一百〇八位渔民兄弟显灵保佑，获救后的渔民就在永兴岛上立庙祭祀。关于建造孤魂庙的最早年代，文献上虽未见明确记载，但可以从遗留下来的庙址、文物和渔民传说等方面考证。佛像和供器，明代、清代和近代的都有，据文昌铺前公社湖石大队91岁的老渔民蒙全洲介绍，他15岁去西沙群岛已经见祖父在长峙（即北岛）、猫注（即永兴岛）的庙里祭祀，并听其祖父说这些庙都是古代所留传。蒙全洲一家从曾祖父蒙宾文起都以此为生，至今已近200年。他还说，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是由同村的老渔民带去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刚好与渔民的传说相吻合，因而可以确认西沙群岛的孤魂庙有些早在明代已经建造，后来又不断地增建、重建和修建。

以上史料都有力地证明，在明代以前，海南渔民已驾驶帆船往返于西沙、南沙、中沙群岛捕鱼和居住了。

《更路簿》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是海南渔民在数百上千年的实际操作中，通过口传、记录，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毕竟依靠出海谋生的渔民本身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如果没有长时间的探索和积累，很难产生《更路簿》这样精准的文字航海图。海上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可想而知，这一本本《更路簿》是多少渔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更路簿》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它是在海南琼海、文昌等东部沿海地区民间产生并世代传承的。其传承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社会传承，二是家族传承。不论是哪一种传承方式，传承人都必须是远航渔船的船主或船长。

社会传承主要是指主动向老船主或船长拜师请教，或是在跟随一些老船主或船长的航行过程中，留意他们的交流而积累航海经验。至于家族的传承方式，父亲当船主或船长，儿子便向父亲请教。《更路簿》的传承，更多的是以家族或亲戚之间的师徒传承的方式传播。

二、更路簿的内容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使到十贰时（更）……”苏德柳抄本《更路簿》开篇为此，“大潭”即琼海潭门港，“东海”即西沙海域，简短的一句话清楚地记录了出发地、目的地、航向以及航程，再次印证了海南渔民曾靠着一本《更路簿》和普通罗盘闯荡西沙南沙海域的历史。

由于每家渔民出海捕鱼的区域不同，每本更路簿所记载的航线都不尽相同，但是其记录的格式都离不开出发地、目的地、航向以及航程等几个因素。除此以外，一些《更路簿》中还可以查阅到有关水文、气象等记载。

1.记录岛礁的地名

海南渔民在长期劳作中，给西沙、南沙海域的岛礁起了很多地名，有些是历代以来一直沿用的，这些地名不仅富有形象特色，与海南话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并未做过实地考证，仅从目前资料来看，各版本《更路簿》中记载的地名也存在差异，还需要做具体认定。

根据《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中的记载，渔民地名中有“峙”、“峙仔”或“沙仔”、“沙（线）”、“沙排”和“郎”等，基本上相当于珊瑚岛礁的五类地貌通名：岛、沙洲、暗礁、暗沙和暗滩。

“峙”即屿，就是小岛。在海南方言中，峙和屿读音相近，文字上以“峙”代替岛和屿。凡有植被的岛屿和无植被的沙洲均可称为“峙”。例如铁峙（中业岛）、锅盖峙（安波沙洲）。

“峙仔”或“沙仔”，一般指沙洲，例如：铜金峙仔（杨信沙洲）、双王沙仔（双黄沙洲）；个别指礁，例如：南乙沙仔（南薰礁）、奈罗沙仔（奈罗礁）。

“沙”或“线”在海南话中同音，指暗礁，如：丑未沙（渚碧礁）、秤钩沙（华礁）、墨瓜线（南屏礁）。

“沙排”或“线排”指淹没水下较浅的暗沙，如红草沙排或红草线排（乐斯暗沙）、沙排（曾母暗沙）。

“郎”：低潮不出露，虽为深水暗礁，有的周围较浅，似有阻拦。例如：八辛郎（湛涵滩）、三匡大郎（滨湄滩）。

南海诸岛基本由珊瑚礁构成，多环礁。岛屿、沙洲或小环礁往往发育在大环礁的边缘。渔民称环礁为圈、圹、筐。例如：大圈（华光礁）、二圈（玉琢礁）、三圈（浪花礁）、圈仔（羚羊礁）、深圈（榆亚暗沙）。有的环礁有缺口水道，水道则称“门”，即礁门，有的礁以“门”命名，例如恶落门（南华礁）、双门（美济礁）。此外还有：

马：露出水面的岛或礁，个别形似马，如渔民叫太平岛为黄山马。

铲：暗礁顶部为展平的，似铲，故称。如目镜沙（司令礁）有人称为眼镜铲。

2.记录的航行范围

笔者查阅了苏德柳、许洪福、郁玉清、陈永芹、林鸿锦、王国昌、秦兴铣、李根深、蒙全洲等九个版本的《更路簿》，其记录的航行范围主要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国内更路又包括去东海和北海两组。“东海”、“北海”是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总称。《更路簿》中有关国外更路的记载不是很多，其中以苏德柳抄本记录的最为详细，其航行范围涉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

3.记录航行针位（航向）

渔民使用的罗盘构造简单，一只普通的圆木盒，中间是指南针，其圆周分有24等份，用四维、八干、十二支等24个字表示各等份的方位，分别从“子”和“午”两字开始，把“子、壬、亥、乾、戌、辛、酉、庚、申、坤、未、丁”和“午、丙、巳、巽、辰、乙、卯、甲、寅、艮、丑、癸”分成对称两部分。子向北、午向南、卯向东、酉向西。把两部分相对的字“子午、壬丙、巳亥、乾巽、辰戌、乙辛、卯酉、甲庚、寅申、艮坤、丑未、癸丁”分成12组，每组表示两个相反方向。所以，便构成了24个方向。每二字之间夹角15°，在每张航海图上都会有罗盘方位的标识。

渔船航行时前后颠簸，罗盘针一般不受影响，但左右摇晃往往会产生误差以致失灵。每艘船上至少三只罗盘，放在船的中部，子午线对准船的中轴线。航行时除依据罗盘外，还要观察日月星辰、海流、潮汐和风向风速等作参考，渔民全凭经验掌握。

4.记录了航程和时间

《更路簿》中，航行的距离和时间都用更数表示。目前学界对更之说看法不一，认为一昼夜为十更者，曰百里为一更，或曰六十里为一更；认为风帆船约行5小时为一更者，曰十海里（即37.04里）为一更。正如清代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所著“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每更约水程60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朝顶风逆则减退”。以前渔民出海多使用风帆船，靠风力推动，因此不管是哪一种记更方法，其船速不仅受风向、风力和海流等因素影响，还与船本身的构造、桅数密切相关。故《更路簿》中，两地间的更路数据往往有几个。如双峙到铁峙，苏本为3更，郁本和麦本则是2更；如第三峙到黄山马峙，苏本和郁本为2更，麦本则是1.5更。

一更所代表的里程，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一步测量考证，《更路簿》及航海图中的记载为此提供了依据。

三、更路簿的保护及现状

说起《更路簿》的保护现状，不得不提到《南海更路经》。《南海更路经》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以手抄本形式传下来的，俗称《南海更路簿》，也就是我们本文中多次提到的《更路簿》；一类是口头传承下来的，俗称“更路传”。《南海更路经》已于2009年2月1日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其传承人有三位：郑庆能，男，76岁；齐见德，男，66岁；苏承芬，男，75岁。

现在已查明的《更路簿》有：苏德柳抄本《更路簿》（广东省博物馆收藏）、许洪福抄本《更路簿》、郑庆能抄本《琼岛港口出入须知》、《广东下琼更路法录》、郁玉清抄藏本《定罗经针位》、陈永芹抄本《西南沙更簿》、林鸿锦抄本《南海更路簿》、王国昌抄本《顺风得利》、麦兴铣存《注明东北海更路簿》、苏承芬抄藏本《南海更路簿》、李根深收藏《东海北海更流簿》、符宏光填绘的《西南沙群岛地理位置图》等。已记录和口传的有韩健元、齐见德、蒙全洲口述的《我的行船经验》、《航海和捕捞经验》、《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其中苏德柳、许洪福、郁玉清、陈永芹、林鸿锦、王国昌、麦兴铣、李根深、蒙全洲等九人的更路簿内容经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整理收录于《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中。

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更路簿》的使用越来越少，有些渔民已经将其珍藏起来，作为传家宝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或被一些收藏家收藏，而更多的是随着老渔民年迈离世而逐渐消失，因此对《更路簿》的保护，刻不容缓。

综上所述，《更路簿》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主要有以下两方面：1.《更路簿》中记载的地名是由海南渔民命名并沿用至今，具有浓厚的海南方言特征，例如以“峙”代替岛和屿、以“沙”或“线”指暗礁等，不仅反映了海南人民的聪明才智，更充分证明海南居民开发建设西沙、南沙的悠久历史，是证明南沙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2.《更路簿》中所记载的航行范围不同于一般的航海针经书，侧重在西沙和南沙海域，有关国外更路的记载不是很多，但书中所记载的航线、岛礁地貌、海况以及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水文和气象信息，对研究我国航海史、南海开发史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