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共和国的兴起
黎巴嫩地区曾经是古代腓尼基人的家园；腓尼基人是古代世界的著名商人，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古典时代，黎巴嫩地区长期处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黎巴嫩地区隶属于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伊斯兰教兴起后，黎巴嫩地区的土著居民与阿拉伯人逐渐同化。自1516年起，黎巴嫩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黎巴嫩山区是马龙派基督徒和德鲁兹派穆斯林的共同家园，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承认马龙派基督徒和德鲁兹派穆斯林在黎巴嫩山区享有自治的权利。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黎巴嫩山区的马龙派基督徒与德鲁兹派穆斯林长期处于对立的状态；其中，马龙派基督徒大都生活在黎巴嫩山区的北部，德鲁兹派穆斯林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山区的南部。
马龙派系叙利亚地区的基督教分支，信奉基督一性论，拒绝承认基督教官方信条三位一体说，创始人是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基督教隐修士马龙，曾被拜占廷帝国视作异端，公元7世纪后期自叙利亚移居黎巴嫩山区。马龙派自称腓尼基人的后裔，十字军东征以后承认罗马教皇的宗主地位，进而与罗马教会建立密切的联系。[547]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黎巴嫩山区设立埃米尔封邑，是为近代黎巴嫩国家的前身。17世纪初，德鲁兹派贵族法赫尔丁在罗马教廷和意大利商人的支持下控制黎巴嫩山区。1635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入黎巴嫩山区，处死法赫尔丁。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黎巴嫩山区处于大马士革以及沿海城市西顿、阿克的奥斯曼帝国帕夏的直接控制之下。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鲁兹派穆斯林与马龙派基督徒在黎巴嫩山区激烈角逐。[548]1843年，奥斯曼帝国将黎巴嫩山区划分为马龙派控制的北部行政区和德鲁兹派控制的南部行政区。1849年，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协议，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承认马龙派处于法国的保护之下。此后，法国与马龙派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黎巴嫩山区成为法国在东地中海进行贸易扩张的主要据点。19世纪50年代，马龙派的活动范围开始从黎巴嫩山区北部延伸到南部的德鲁兹派地区，进而导致什哈卜家族为首的马龙派基督徒与马安家族为首的德鲁兹派穆斯林之间爆发大规模内战，1万人死于战乱，10万人无家可归。1861年，奥斯曼帝国与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政府在贝鲁特召开国际会议。根据贝鲁特会议签署的协议，奥斯曼帝国在黎巴嫩山区约4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设立黎巴嫩桑贾克，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区域，直接隶属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黎巴嫩桑贾克西侧的沿海城市贝鲁特、的黎波里、阿克、西顿和提尔隶属于贝鲁特桑贾克，黎巴嫩桑贾克东侧的巴勒贝克和贝卡谷地隶属于大马士革桑贾克；黎巴嫩桑贾克在承认伊斯坦布尔苏丹宗主权的前提下享有充分自治的地位，由基督徒出任地方长官，按照教派的原则划分权力，处于欧洲列强的保护之下。[549]19世纪60年代，黎巴嫩山区的居民分别属于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不同教派，其中马龙派基督徒约23万人，东正教徒5.4万人，德鲁兹派5万人，希腊天主教徒3.4万人，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3万人。[550]黎巴嫩桑贾克的协商会议，根据不同教派的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设12个席位，其中马龙派占据4个席位，德鲁兹派占据3个席位，东正教占据2个席位，希腊天主教、什叶派和逊尼派各占1个席位。[551]
一战前夕，黎巴嫩山区人口约40万，其中五分之四是基督徒，五分之一是穆斯林；马龙派是黎巴嫩山区最大的基督教派别，约占黎巴嫩山区基督徒总数的60%。一战期间，黎巴嫩山区丧失原有的自治地位，加之饥荒和瘟疫流行，人口锐减。一战结束后，包括黎巴嫩山区在内的大叙利亚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继而形成权力真空的状态。英国与法国在大叙利亚地区展开激烈角逐，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黎巴嫩山区的马龙派基督徒分别成为英国和法国争夺对于大叙利亚地区控制权的政治工具。1918年10月，费萨尔亲王在大马士革成立阿拉伯王国政府；1920年3月，费萨尔亲王被拥立为阿拉伯王国国王。此间，黎巴嫩山区的穆斯林要求实现与穆斯林人数居多的叙利亚合并，进而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马龙派主导的基督徒主张黎巴嫩山区脱离叙利亚和大马士革的穆斯林政权，削弱穆斯林在黎巴嫩山区的政治影响，寻求在北起的黎波里和阿克、南至哈斯巴耶和拉沙耶、东起贝卡谷地、西至提尔、西顿和贝鲁特的范围内建立法国保护下的基督教国家。[552]
1920年4月，法国正式行使对于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继而任命组建包括15人的黎巴嫩地方行政会议，其中马龙派6人，希腊东正教3人，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各2人，德鲁兹派和希腊天主教各1人。法国委任统治下的黎巴嫩行政区，最初局限于马龙派基督徒居住的黎巴嫩山区的范围。1920年9月，逊尼派穆斯林人数居多的西部沿海城市贝鲁特、的黎波里、西顿、提尔，以及什叶派穆斯林人数居多、穆斯林与希腊东正教徒混居的东部贝卡谷地，正式并入黎巴嫩行政区，名为大黎巴嫩，是为黎巴嫩共和国的雏形。[553]与原有的黎巴嫩山区相比，大黎巴嫩的人口构成发生明显的变化；基督徒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55%，马龙派仅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554]此后，基督徒、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三足鼎立，逐渐取代德鲁兹派与马龙派的南北对峙。1922年3月，选举产生的黎巴嫩议会取代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任命组成的黎巴嫩行政会议，议会席位依旧按照教派划分。1925年，在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授意下，黎巴嫩议会起草宪法，承认黎巴嫩处于法国保护国的地位。与此同时，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开始向黎巴嫩政府移交权力。1926年5月，黎巴嫩议会通过1925年拟定的宪法草案，黎巴嫩共和国宣告成立。1926年宪法规定，黎巴嫩共和国实行总统制，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有权任免总理和内阁部长，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和解散议会。[555]随后，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任命希腊东正教徒查理·达巴斯作为黎巴嫩共和国总统。1929年，查理·达巴斯再度出任总统。1933年，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任命哈比卜·萨阿德取代查理·达巴斯作为总统。1936年，黎巴嫩议会选举埃米勒·埃德出任总统。[556]1936年11月，法国高级专员德·马特尔与黎巴嫩总统埃米勒·伊迪签署协议，法国承认黎巴嫩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保留在黎巴嫩的永久驻军权。[557]
黎巴嫩共和国缘起于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划定的大黎巴嫩行政区，包括马龙派在内的基督徒与包括德鲁兹派在内的穆斯林各占人口的半数。[558]1922年，黎巴嫩人口为63万；1932年，黎巴嫩人口增至86万。[559]根据1932年的统计，在黎巴嫩共和国的总人口中，基督徒约占52%，穆斯林约占48%，其中29%属于马龙派，22%属于逊尼派，19%属于什叶派，10%属于希腊东正教，7%属于德鲁兹派，6%属于希腊天主教。[560]马龙派基督徒主要分布在中北部山区和贝鲁特东区，逊尼派穆斯林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的黎波里和西顿以及贝鲁特西区，什叶派穆斯林主要分布在贝卡谷地和南部乡村，德鲁兹派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561]马龙派强调其与西方列强以及罗马教会之间的宗教文化联系，是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控制黎巴嫩的主要政治盟友。希腊东正教是仅次于马龙派的第二大基督教派，信众分布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诸多地区，强调黎巴嫩与叙利亚之间的密切历史渊源和文化同一性，具有泛叙利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明显倾向，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杰出人物安吞·萨阿达、米歇尔·阿弗拉格和乔治·哈巴什皆系希腊东正教徒。[562]在穆斯林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普遍持亲叙利亚的政治立场。相比之下，德鲁兹派尽管反对马龙派的权力垄断，却支持黎巴嫩独立，长期抵制叙利亚的政治影响。[563]
马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在黎巴嫩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长期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教派色彩。黎巴嫩共和国建立初期，总统和内阁总理均为基督徒，其中总统出自希腊东正教徒，内阁总理出自马龙派。自1934年起，总统由马龙派出任；自1937年起，总理由逊尼派出任，议长由什叶派出任。1943年，教派之间达成协议，基督徒与穆斯林在议会中的席位分配比例为6：5，内阁成员中马龙派与逊尼派各有2—3人，什叶派、德鲁兹派、希腊东正教徒和希腊天主教徒各有1人。[564]
贵族政治是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黎巴嫩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逊尼派穆斯林贵族大都具有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背景和城市商业的经济背景，代表人物包括西顿的苏勒赫家族、贝鲁特的萨拉姆家族以及的黎波里的卡拉米家族、基斯尔家族和阿扎卜家族；其中，基斯尔家族的穆罕默德于1926—1932年出任议长，阿扎卜家族的哈伊尔丁于1937年成为首任穆斯林总理。什叶派贵族大都具有乡村和大地产主的背景，代表人物包括南部山区的阿萨德家族和贝卡谷地的哈马达家族。德鲁兹派贵族亦大都具有传统的经济社会背景，代表人物包括阿尔斯兰家族和琼布拉特家族。相比之下，基督教贵族大都具有西方的文化背景而非奥斯曼帝国的背景，兼有乡村和城市的背景。希腊天主教贵族米歇尔·什哈和萨利姆·塔格拉从事银行业，希腊东正教贵族佩特洛·特拉德从事商业贸易。马龙派贵族多为乡村的地产主，代表人物包括埃米勒·埃德和比沙拉·胡里。[565]马龙派政党宪政集团和国家集团始建于1932年，是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黎巴嫩政治舞台的主导势力。宪政集团的领导人是马龙派贵族比沙拉·胡里，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扩大与叙利亚民族主义组织的联系。国家集团的领导人是马龙派贵族埃米勒·埃德，持亲法的立场，1936—1941年出任黎巴嫩总统。[566]
1941年6月，盟军占领黎巴嫩。同年7月，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府任命法尔德·纳杰什为总统，萨米·苏勒赫为内阁总理。11月，自由法国政府宣布放弃在黎巴嫩的委任统治。1943年9月，黎巴嫩议会选举马龙派政党宪政集团领导人比沙拉·胡里为总统，逊尼派贵族里亚德·苏勒赫出任内阁总理。[567]比沙拉·胡里与里亚德·苏勒赫达成口头协议，是为不成文的民族宪章。根据民族宪章，黎巴嫩是独立、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阿拉伯国家，马龙派放弃寻求法国支持的立场，穆斯林亦放弃与叙利亚合并的努力；基督徒与穆斯林依据1932年的人口统计，按照6：5的比例划分议会席位；总统和武装部队司令职位属于马龙派基督徒，总理职位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议长职位属于什叶派穆斯林，副议长职位属于希腊东正教徒，武装部队参谋总长职位属于德鲁兹派。1944年，美国和苏联正式承认黎巴嫩的主权和独立，黎巴嫩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1946年 12月，法军撤出黎巴嫩。[568]
战后黎巴嫩共和国的政治走向
黎巴嫩是最早建立共和政体的阿拉伯国家。战后的黎巴嫩共和国沿袭1926年宪法和1943年民族宪章确定的政治框架，采用西方模式的宪政制度。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国家，战后普遍经历威权政治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之下，黎巴嫩政党林立，政治自由，可谓政治环境最宽松的阿拉伯国家。教派基础上的国家权力分配原则和议会框架下的多党制构成战后黎巴嫩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议会选举则是战后黎巴嫩国家权力更替的基本形式。黎巴嫩宪法并未对国教或官方宗教作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宗教的影响无疑渗透到黎巴嫩社会生活和政治舞台的各个角落。基督徒与穆斯林长期按照教派人口比例划分议会席位，体现黎巴嫩政治生活的教派原则。1926年议会初建之时，设44个席位。1943年的民族宪章规定，议会24个席位属于基督徒，20个席位属于穆斯林。1957年，议会设66个席位，其中36个席位属于基督徒，30个席位属于穆斯林。1958年，议会席位增至99个，基督徒和穆斯林分别占据54个席位和45个席位，其中30个席位属于马龙派，20个席位属于逊尼派，19个席位属于什叶派，11个席位属于希腊东正教派，6个席位属于德鲁兹派，6个席位属于希腊天主教派，4个席位属于亚美尼亚东正教派，1个席位属于亚美尼亚天主教派，1个席位属于基督教新教，1个席位属于其他人数较少的基督教派。[569]
黎巴嫩社会犹如教派镶嵌的马赛克，呈支离破碎的状态。社会成员分别从属于不同的教派，教派内部的聚合性与教派之间的排异性是黎巴嫩社会的突出特征。黎巴嫩长期实行多党制的政治制度，教派林立的社会结构是制约政党政治的重要因素。诸多政党具有浓厚的教派色彩，通常局限于代表特定教派的政治利益，缺乏超越教派界限的广泛社会基础。教派政治与政党政治的错综交织，长期构成黎巴嫩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马龙派政党国家集团和宪政集团始建于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战后长期活跃于黎巴嫩的政治舞台。社会进步党始建于1949年，系德鲁兹派政党，领导人是卡迈勒·琼布拉特，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支持纳赛尔主义和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主张改善教育、医疗、住房和就业环境，倡导公共领域的国有化，具有明显的世俗色彩和左翼倾向。[570]国家自由党始建于50年代末，系马龙派政党，领导人是卡米勒·查蒙，持亲西方的立场，倡导自由经济，代表马龙派上层的利益。长枪党始建于1936年，系马龙派政党，领导人是皮埃尔·杰马耶勒，持亲西方的立场，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抵制叙利亚的影响和干预，强调黎巴嫩国家利益高于阿拉伯民族利益的原则，代表马龙派中下层的利益。阿拉伯民族运动始建于1960年，系逊尼派政党，具有泛阿拉伯主义的浓厚色彩，持亲埃及的立场，强调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571]民族党系希腊东正教徒安吞·萨阿德于1932年创建的政党，主张实现黎巴嫩与叙利亚的合并，具有世俗色彩和暴力倾向，战后初期一度活跃于黎巴嫩的政治舞台，40年代末遭到取缔，长期处于非法地位。[572]黎巴嫩共产党始建于1924年，成员来自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穆斯林以及基督徒，与民族党同为黎巴嫩最重要的世俗政党，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系叙利亚共产党的分支组织，处于非法状态，1944年起脱离叙利亚共产党，1948年遭到黎巴嫩官方的取缔，1970年恢复合法地位。[573]
黎巴嫩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是教派之间的权力分享和政府权力的限制。战后诸多阿拉伯国家威权政治的逻辑结果，是国家权力的强化和社会局势的相对稳定。相比之下，战后黎巴嫩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国家权力的软弱和社会局势的长期动荡。1947年，黎巴嫩举行独立后的首次选举，马龙派政党宪政集团领导人比沙拉·胡里当选总统。马龙派议员卡米勒·查蒙和德鲁兹派议员卡迈勒·琼布拉特创建社会民族阵线，成为议会的主要反对党。1952年，比沙拉·胡里辞职，卡米勒·查蒙当选总统。此后，卡米勒·查蒙拒绝卡迈勒·琼布拉特提出的社会改革和宪政改革方案，社会民族阵线解体。[574]
50年代的黎巴嫩经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同时出现了黎巴嫩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矛盾的加剧；首都贝鲁特和黎巴嫩山区的基督徒成为经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南部穆斯林人数居多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卡米勒·查蒙依靠马龙派贵族的支持，致力于强化总统的威权政治，不断削弱总理的权力和议会的地位，排斥穆斯林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导致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教派对立的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卡米勒·查蒙放弃中立的立场，推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1953年，美国向黎巴嫩提供6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1954年，黎巴嫩向美国提供空军基地。1955年，黎巴嫩与美国签署长期经济合作协议。1956年苏伊士战争结束后，卡米勒·查蒙置阿拉伯国家峰会通过的决议于不顾，拒绝与英法断绝外交关系。[575]
1958年2月埃及与叙利亚合并后，黎巴嫩的穆斯林普遍希望加入阿联，遭到卡米勒·查蒙和马龙派基督徒的反对。同年3月，黎巴嫩反对派举行示威和罢工，抗议卡米勒·查蒙推行的内外政策，要求卡米勒·查蒙辞去总统职位。5月，反对派控制黎巴嫩四分之三的地区，军方则持中立的立场，拒绝镇压反对派。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贝鲁特。9月，卡米勒·查蒙下台，福阿德·什哈卜出任总统，穆斯林与马龙派基督徒实现和解，美军撤出贝鲁特，黎巴嫩放弃加入阿联。[576]
此后，黎巴嫩出现相互对立的两大政治派系。卡米勒·查蒙领导的民族自由党、雷蒙·伊迪领导的国家集团党和皮埃尔·杰马耶勒领导的长枪党代表商业贵族和马龙派的利益，持保守和亲西方的立场，构成黎巴嫩政坛的右翼派系。福阿德·什哈卜领导的民主集团、拉希德·卡拉米领导的民主阵线和卡迈勒·琼布拉特领导的民族阵线代表新兴中产阶级和知识界以及穆斯林的利益，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和经济社会改革，要求重新分配国家权力，构成黎巴嫩政坛的左翼派系。[577]福阿德·什哈卜执政期间，放弃亲西方的立场，实行中立的外交政策，改善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组建中央银行、计划委员会和社会保险基金会，颁布信贷与货币法，强化政府的经济干预，增加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福利事业投资，兴建利塔尼河水利工程，发展公共卫生和教育事业，改善包括南部山区和贝卡谷地北部在内的贫困地区以及什叶派和德鲁兹派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578]福阿德·什哈卜执政期间，政府雇员增长1倍，不同教派在政府的任职比例发生相应的变化。马龙派占黎巴嫩人口总数29%，卡米勒·查蒙执政期间拥有超过二分之一的政府职位，福阿德·什哈卜执政期间在政府职位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不足三分之一。[579]
1964年8月查理·希路当选总统后，延续福阿德·什哈卜的内外政策。1965年11月，查理·希路颁布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投资2.72亿里亚尔，用于改善民主住房环境和发展教育卫生事业。此间，马龙派和逊尼派长期控制议会和政府，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什叶派游离于政治舞台的边缘。1970年，来自黎巴嫩北部、持右翼立场的马龙派贵族苏莱曼·弗朗基耶当选总统。[580]
黎巴嫩毗邻叙利亚和以色列，位于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缓冲地带。阿以之间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构成制约黎巴嫩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外部因素。尤其是巴勒斯坦难民的涌入，明显改变黎巴嫩国内教派之间的力量对比，进而深刻影响着黎巴嫩的政治生活。
自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巴勒斯坦难民不断移居黎巴嫩境内。1948年，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约1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0%，分布在贝鲁特周围的难民营。[581]此后三次中东战争，导致更多的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境内。70年代，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约37万人，分布在17处难民营，成为黎巴嫩国内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和政治势力。[582]
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是接受巴勒斯坦难民的主要国家。然而，叙利亚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长期处于叙利亚政府的控制之下，约旦政府于1970年驱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平息巴勒斯坦难民的政治骚乱。相比之下，黎巴嫩缺乏强有力的政府和军队，无法约束巴勒斯坦难民和巴解民兵武装。1948—1973年，阿以之间经历4次大规模的战争。黎巴嫩尽管毗邻以色列，地处阿以战争的前沿，却长期保持中立的立场，是以色列周边地区唯一没有卷入阿以战争的阿拉伯国家。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后，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军事训练营地。自1968年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黎巴嫩南部作为军事基地，袭击黎以边境以色列一方的目标，引发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报复，导致黎以之间的紧张状态。
巴勒斯坦难民大都属于逊尼派穆斯林，巴勒斯坦难民的涌入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建立，导致黎巴嫩国内政治天平的失衡，加剧了黎巴嫩国内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巴勒斯坦难民成为黎巴嫩国内矛盾的焦点。黎巴嫩政府拒绝给予1948年以后移居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以黎巴嫩公民的身份，试图维持黎巴嫩国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围绕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黎巴嫩国内逐渐分裂为明显对立的政治派别。黎巴嫩的基督徒大都主张对巴勒斯坦难民和巴解武装采取强硬的政策，限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境内的活动，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以及德鲁兹派在内的穆斯林则普遍同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68年，黎巴嫩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开罗协议，黎巴嫩政府承认巴勒斯坦难民在黎巴嫩境内享有自治的地位。[583]此后，巴勒斯坦难民营俨然成为黎巴嫩境内的国中之国，参与黎巴嫩国内的教派冲突，尤其是与马龙派长期处于对立状态，进而改变黎巴嫩国内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力量对比。1969年，马龙派主导的黎巴嫩安全部队与卡迈勒·琼布拉特领导的德鲁兹派激进势力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生流血冲突。在随后举行的开罗会议上，马龙派与德鲁兹派达成妥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诺停止干预黎巴嫩内部事务。[584]1970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从安曼迁至贝鲁特，巴解武装组织亦从约旦移入黎巴嫩境内，黎巴嫩南部的黎以边境地带成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攻击以色列的主要据点，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和德鲁兹派则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治盟友。至1974年，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达到1万人的规模。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与皮埃尔·杰马耶勒领导的马龙派军事组织长枪党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黎巴嫩濒临内战的边缘。[585]
1975年4月13日，一辆客车在贝鲁特东区遭到袭击，28名乘客被杀，其中大都是巴勒斯坦人。马龙派长枪党宣布对此事负责，引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与马龙派长枪党之间的暴力冲突。[586]德鲁兹派民兵公开支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黎巴嫩内战爆发。拉希德·索尔赫领导的内阁垮台，总统苏莱曼·弗朗基耶指定努尔丁·里法伊组建新政府。此后，黎巴嫩内战的范围逐渐扩大，苏莱曼·弗朗基耶、皮埃尔·杰马耶勒、卡米勒·查蒙和查拜尔·卡希斯创立右翼基督徒政党联盟黎巴嫩阵线，卡迈勒·琼布拉特组建左翼穆斯林政党联盟黎巴嫩民族运动，马龙派长枪党主导的基督徒武装与德鲁兹派主导的穆斯林武装形成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巴勒斯坦难民普遍支持黎巴嫩民族运动。在首都贝鲁特，黎巴嫩阵线控制基督徒聚居的东区，黎巴嫩民族运动控制穆斯林聚居的西区。[587]1976年1月，长枪党民兵进攻贝鲁特郊区的巴解组织营地受挫，被迫退守北部山区。[588]与此同时，黎巴嫩政府军出现分裂，逊尼派将领艾哈迈德·哈提卜宣布成立阿拉伯黎巴嫩军，支持黎巴嫩民族运动，进而卷入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内战。[589]
黎巴嫩与叙利亚具有密切的地缘政治联系，是叙利亚抗衡以色列的重要屏障。1976年2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提出黎巴嫩基督徒与穆斯林和解方案，旨在避免黎巴嫩国家的分裂和排斥以色列对黎巴嫩事务的干预。和解方案的内容包括：黎巴嫩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议会席位实行5：5的分配原则，取代原有的6：5的分配原则；内阁总理由议会选举，取代原有的总统任命制度；废除政府公职的教派分配原则；中止1969年开罗会议对于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人所做的限制。阿萨德提出的和解方案得到总统苏莱曼·弗朗基耶以及马龙派的赞同；然而，卡迈勒·琼布拉特领导的德鲁兹派以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军事上占据明显的优势，拒绝接受和解方案。1976年5月，叙利亚军队进入黎巴嫩，支持总统苏莱曼·弗朗基耶、马龙派武装和黎巴嫩阵线，攻击德鲁兹派民兵以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黎巴嫩内战的形势急转直下。[590]
1976年6月，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巴解组织、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在利雅得召开六方会议，签署停火协议，组建阿拉伯维和部队，进入黎巴嫩监督停火协议的实施，同时接受黎巴嫩阵线的建议，将黎巴嫩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四个自治区域，即包括西顿在内的黎巴嫩南部作为什叶派控制区，贝鲁特作为基督徒与穆斯林混合居住区，贝鲁特以北的沿海地带作为马龙派控制区，包括的黎波里在内的东北部作为逊尼派控制区。[591]同年9月，黎巴嫩举行大选，伊亚斯·萨尔吉斯当选总统，内战告一段落。[592]10月，以叙利亚为主的阿拉伯维和部队3万人进入黎巴嫩，驻扎黎巴嫩北部和首都贝鲁特，巴解武装移至黎巴嫩南部。[593]
黎巴嫩内战貌似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冲突，却有深层的社会背景。长期以来，基督徒主导黎巴嫩的经济生活，穆斯林大都处于相对贫困和落后的状态；黎巴嫩南部与北部以及贝鲁特西区与东区的诸多差异，集中体现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基督徒在黎巴嫩的政治舞台亦占据上风，穆斯林尽管人数居多，却在国家权力和议会席位的分配方面处于下风。黎巴嫩内战的真正起因，并非信仰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贫富分化的加剧和权力的角逐。不同教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作为黎巴嫩国内矛盾的外在形式，提供了导致内战的直接诱因。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导致包括叙利亚、以色列和伊朗在内的诸多外部势力的介入，而外部势力的干预加剧着黎巴嫩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黎巴嫩在内战中遭受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损失，黎巴嫩的教派分布亦由于内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叙利亚则是黎巴嫩内战的最大赢家。1975—1976年的内战可谓黎巴嫩共和国政治生活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黎巴嫩由此进入动荡的时代。
1975—1976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西部的贝卡谷地成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主要军事基地。总统伊亚斯·萨尔吉斯和黎巴嫩政府持亲叙利亚的立场，系叙利亚操纵黎巴嫩事务的政治工具。皮埃尔·杰马耶勒之子巴希尔·杰马耶勒继任长枪党和马龙派的领导人，持亲美和亲以色列的立场，控制贝鲁特东区和北部沿海地区，抗衡穆斯林和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政府。与此同时，卡麦勒·琼布拉特之子瓦里德·琼布拉特领导的德鲁兹派民兵和巴解组织武装在黎巴嫩南部的势力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1978年3月，以色列出兵2.5万人入侵黎巴嫩，进攻黎巴嫩南部的巴解武装，占领利塔尼河以南地区。[594]同年6月，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根据联合国第425号决议，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黎以边境的安全区。[595]1979年，在以色列的支持下，萨阿德·哈达德领导的希腊天主教民兵在黎以边境成立所谓“自由黎巴嫩政府”，作为黎以边境的缓冲区，俨然是黎巴嫩境内的国中之国。[596]
1982年6月，以色列军队再次入侵黎巴嫩，占领黎巴嫩南部，直至进入贝鲁特，迫使巴解武装撤出贝鲁特西区，分别转移到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总部迁往突尼斯。然而，仍有40万巴勒斯坦人留居黎巴嫩，分布在黎巴嫩境内的10个难民营。以色列的入侵导致黎巴嫩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出现明显的变化，持亲以色列立场的马龙派和长枪党成为黎巴嫩国内最具实力的政治派别，以色列扶植的马龙派和长枪党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出任总统。同年9月，巴希尔·杰马耶勒遭暗杀身亡，其兄阿明·杰马耶勒继任总统。随后，马龙派和长枪党武装攻占贝鲁特的萨布拉难民营和沙提拉难民营，巴勒斯坦难民死伤无数。[597]
1983年初，黎巴嫩分裂为两大阵营：抵抗以色列军入侵的阵营与支持以色列军占领的阵营。在贝鲁特、黎巴嫩山区、南部和贝卡谷地，黎巴嫩民族抵抗阵线不断袭击以色列占领军。[598]1983年5月，总统阿明·杰马耶勒和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签署协议，双方宣布结束自1948年以来的战争状态，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同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850平方公里的安全区，约占黎巴嫩总面积的十分之一。然而，以色列要求叙利亚军队撤出贝卡谷地，遭到叙利亚政府的拒绝。[599]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武装，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扶植马龙派和长枪党主导的亲以色列政府。[600]然而，1983年5月黎以协议签署后，总统阿明·杰马耶勒和黎巴嫩政府面临来自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以及马龙派内部的挑战，无力控制国内局势，遂逐渐放弃亲以色列的立场，开始寻求叙利亚的支持。1985年6月，以色列完成从黎巴嫩的撤军，黎以边境地带的安全区交由萨阿德·哈达德领导的马龙派武装南黎巴嫩军控制，黎巴嫩的中北部地区依旧处于叙利亚军队的控制之下。[601]
1975—1976年的内战和1982年的以色列入侵，导致黎巴嫩政治秩序的剧烈变动。什叶派的政治崛起和黎巴嫩政治秩序的重建，成为80年代以来黎巴嫩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
什叶派祖居黎巴嫩南部乡村和贝卡谷地，分成制佃农居多。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改变着黎巴嫩教派人口的分布格局；70年代，黎巴嫩南部约40%的什叶派农民和贝卡谷地约25%的什叶派农民离开祖居的乡村，移入城市，贝鲁特成为新的什叶派聚居地。进入80年代，什叶派人口增至100万，占黎巴嫩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超过马龙派和逊尼派，成为黎巴嫩人口最多的教派。[602]然而，“基督徒和逊尼派穆斯林长期主导黎巴嫩政坛，什叶派穆斯林构成游离于黎巴嫩社会边缘的贫困群体”[603]。与此同时，什叶派开始活跃于黎巴嫩的政治舞台。
什叶派武装组织阿麦勒运动始建于1975年内战期间，在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西区的什叶派下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阿麦勒”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希望”，阿麦勒运动的前身是什叶派阿亚图拉穆萨·萨德尔于1974 年7月创建的被剥夺者运动。穆萨·萨德尔出生于伊朗，60年代初移居黎巴嫩。1969年，伊斯兰什叶派最高会议成立，穆萨·萨德尔出任主席。穆萨·萨德尔代表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呼吁政府增加在南部什叶派地区的投资，改善南部什叶派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主张建立自由和公正的秩序。[604]1980 年4月，纳比·贝里出任阿麦勒运动总书记。阿麦勒运动的基本纲领是，复兴什叶派伊斯兰教，强化国家权力，废除教派基础的权力分配体制，改善下层民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实现社会公正，密切与叙利亚的联系，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反对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入侵和占领。[605]80年代初，阿麦勒运动得到叙利亚政府的支持，发展为黎巴嫩最具实力的民兵组织和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阿麦勒运动与德鲁兹派民兵结成政治同盟，抗衡马龙派和长枪党主导的黎巴嫩政府，同时与巴解武装激烈角逐黎巴嫩南部的控制权。[606]1983年4月，阿麦勒运动召开第五次大会，制定明确的政治目标，即寻求黎巴嫩的政治统一，解放以色列占领的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领土。1984年9月，纳比·贝里加入黎巴嫩民族团结政府。1985年4月，阿麦勒运动与德鲁兹派民兵击败逊尼派民兵，控制贝鲁特西区。[607]
1982年以色列入侵期间，阿麦勒运动内部出现分裂，以阿拔斯·穆萨维为首的阿麦勒运动激进派反对阿麦勒运动领导人纳比·贝里与政府合作的温和立场，另立伊斯兰阿麦勒运动，随后改称真主党。真主党崇尚霍梅尼主义，强调什叶派欧莱玛在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倡导暴力原则和殉教思想，主张废除基督徒和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政治秩序，建立伊斯兰政体和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608]真主党深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得到伊朗政府和伊朗革命卫队的支持，亦接受叙利亚政府的援助。[609]真主党总部位于巴勒贝克，在贝卡谷地建立训练营地，在贝鲁特等地设立真主党分支机构，与德鲁兹派民兵、阿麦勒运动结成同盟，抗衡马龙派和长枪党武装。80年代后期，真主党取代阿麦勒运动，成为黎巴嫩最重要的什叶派政党和武装组织。[610]
黎巴嫩共和国建立初期，基督徒的人数多于穆斯林的人数，逊尼派穆斯林的人数多于什叶派穆斯林的人数，马龙派是人数最多的教派，逊尼派次之，什叶派再次之。此后数十年间，基督徒的人口增长相对稳定，穆斯林的人口增长迅速，基督徒与穆斯林的人口比例经历明显的变化过程。1975年，基督徒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40%，穆斯林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为60%，其中什叶派超过总人口的30%，马龙派占25%，逊尼派占20%，德鲁兹派占10%。1983年，黎巴嫩总人口357.5万，包括基督徒152.5万和穆斯林205万，分别占总人口的42.6%和57.3%，其中马龙派基督徒90万，占总人口的25%，逊尼派穆斯林75万，占总人口的21%，什叶派穆斯林110万，占总人口的31%。[611]教派人口比例的变化，挑战着国家权力的传统分配原则。尤其是人数居多的什叶派，普遍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变动马龙派主导的国家权力分配原则，分享更多的国家权力。1983年，黎巴嫩各教派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同意增加穆斯林的议会席位，却未能就削减总统权力达成共识。1984年9月，黎巴嫩民族团结政府决定将议会席位从99席增至122席，穆斯林与基督徒平分议会席位，不同教派之间的议会席位划分依然悬而未决。1985年12月，黎巴嫩各教派签署大马士革协议，同意在1年内结束内战和解散民兵组织，在3年过渡期后废除国家权力的教派分配原则，削减总统权力，扩大总理权力。然而，总统阿明·杰马耶勒拒绝批准大马士革协议。[612]1988年9月，阿明·杰马耶勒任期届满，总统位置空缺，马龙派将领米歇尔·奥恩自任总理，控制贝鲁特东区，萨利姆·胡斯在黎巴嫩议会和叙利亚的支持下亦以总理的身份组建内阁，控制贝鲁特西区，黎巴嫩陷入政治危机。[613]
1989年10月，62名黎巴嫩议员在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举行会议，签署阿拉伯国家联盟起草的民族和解宪章，在维持原有政治框架的基础上，将议会席位由99席增至108席，基督徒与穆斯林平分议会席位，逊尼派与什叶派各占穆斯林议会席位的二分之一，废除长期以来基督徒与穆斯林之6：5的议会席位分配原则，其他政府职位亦由基督徒与穆斯林平分；总统依旧由议会选举马龙派基督徒出任，任期6年，总理和内阁成员由总统任命，然而总理和内阁不再对总统负责，而是改为对议会负责，总统颁布的法令必须与总理共同签署；议长的任期由1年延长为4年，强化议会对于政府的监督权力；解除教派武装；叙利亚军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负责维持黎巴嫩的国内秩序。[614]塔伊夫协议的赢家是逊尼派，马龙派则是塔伊夫协议的输家，什叶派关于废除教派权力分配原则的要求遭到否决。同年11月，黎巴嫩议会选举马龙派的雷恩·穆阿瓦德出任总统，任命逊尼派的萨利姆·胡斯出任总理。数日后，雷恩·穆阿瓦德死于暗杀，马龙派的伊亚斯·哈拉维出任总统，宣布解散米歇尔·奥恩领导的军人内阁，任命埃米德·拉胡德为武装部队司令。然而，米歇尔·奥恩在伊拉克政府的支持下拒绝承认塔伊夫协议和黎巴嫩新政府，继续控制贝鲁特东区和总统府。1990年8月，黎巴嫩议会根据塔伊夫协议的主要内容，通过宪法修正案。同年10月，叙利亚军队和黎巴嫩政府军攻占贝鲁特东区，米歇尔·奥恩政权垮台，奥马尔·卡拉米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包括马龙派6人、逊尼派6人、什叶派6人、希腊东正教徒4人、希腊天主教徒3人、德鲁兹派3人和亚美尼亚人2人。[615]1991年，黎巴嫩政府解除各教派政党的民兵武装，控制巴勒斯坦难民营，只有叙利亚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获准在南部保留民兵武装。[616]自1975年爆发的内战，至此结束。
塔伊夫协议签署后，总统的地位明显削弱，总理和内阁逐渐取代总统成为国家权力的重心所在。“总统尽管依然是国家元首、国家统一的象征和宪法的监护者，实际上丧失了原有的大部分行政权力。总统依然出席内阁会议，却失去否决内阁决议的权力；以往，总统主持内阁会议，内阁不得在总统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任何决议。内阁总理以往由总统任命，现在却由总统与议会协商决定人选，总统必须接受议会多数票的表决结果。内阁取代总统行使解散议会的权力，总统必须与内阁总理共同签署法令而不得单独签署法令。”[617]1990年12月，奥马尔·卡拉米当选总统。1992年，议会通过选举法修正案，议会席位由108席增至128席，穆斯林和基督徒各占64席，其中马龙派36席，什叶派27席，逊尼派27席，希腊东正教14席，希腊天主教6席，德鲁兹派8席，亚美尼亚人6席，其他少数派4席。[618]同年10月，黎巴嫩举行1972年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拉菲克·哈里里出任总理。[619]阿麦勒运动获得17个议会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阿麦勒运动领导人纳比·贝里出任议长，哈桑·纳斯鲁拉领导的真主党获得14个议会席位。[620]1998年，埃米勒·拉胡德当选总统，任命萨里姆·豪斯为内阁总理。[621]2000年10月，拉菲克·哈里里再度出任内阁总理。
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黎巴嫩山区和沿海平原人口稠密，耕地匮乏，农民大都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供应长期依赖于外部市场。17世纪初，法赫尔丁将桑树种植技术和生丝加工技术引入黎巴嫩山区。与此同时，法赫尔丁驱逐黎巴嫩山区的什叶派穆斯林，鼓励马龙派基督徒移民黎巴嫩山区种植桑树和加工生丝。此后，生丝成为黎巴嫩山区出口国际市场的重要商品；农民普遍种植桑树，养殖蚕茧。商人收归蚕茧，雇佣手工业者加工生丝。[622]进入19世纪，在黎巴嫩山区以及贝卡谷地和沿海平原，桑树种植面积超过2万公顷，桑树总数达到4000万株，其中黎巴嫩山区的桑树种植面积1.4万公顷，桑树2800万株。[623]自19世纪中叶起，生丝构成黎巴嫩山区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要商品，生丝的出口成为沟通黎巴嫩山区与国际市场的主要贸易纽带。随着国际市场生丝价格的不断上涨，黎巴嫩山区生丝的产量明显增长。黎巴嫩山区的生丝加工企业，1850年不足10家，1880年增至近百家。[624]黎巴嫩山区的生丝加工企业大都由土著商人经营，亦有少量企业由法国人经营。1827年，34家出口欧洲市场的生丝加工企业中，21家属于土著商人；1862年，44家生丝加工企业中，33家属于土著商人。[625]1867年，生丝加工企业67家，其中规模最大的7家属于法国商人。1885年，生丝加工企业105家，其中5家属于法国商人；生丝加工企业雇佣15000名工人，其中12000人为女工；生丝加工企业的工人主要来自基督徒，其中马龙派8500人，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各2500人。[626]贝鲁特的生丝出口额，1850年约240万法郎，1857年增至979万法郎，增长幅度达到400%。黎巴嫩山区是大叙利亚最重要的生丝产地；19世纪60年代，大叙利亚五分之四的生丝来自黎巴嫩山区，其中三分之一出口法国。19世纪末，约占黎巴嫩山区人口二分之一的5万农户种桑养蚕，约45%的耕地种植桑树，生丝的出口占黎巴嫩山区出口额的50%。[627]桑树种植面积的扩大导致谷物种植面积的减少，三分之二的粮食和饲料依赖于贝卡谷地和叙利亚内陆的供应。[628]生丝产量的增长导致流通领域的活跃和交换关系的扩大，货币地租逐渐取代传统的实物地租。随着生丝加工规模的扩大，纺织业亦经历长足的进步。19世纪80年代，黎巴嫩山区约有30家纺织工场，雇佣纺织工人4200人。二战前夕，黎巴嫩的900家工业企业雇佣工人约20000人，其中丝织企业雇佣工人达到14000万人，约占黎巴嫩全部劳动力的12%。[629]
黎巴嫩是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化程度最高的阿拉伯国家，有“中东瑞士”的美誉。[630]二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诸多阿拉伯国家经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工业化进程，工业生产增长迅速。相比之下，黎巴嫩未曾经历国有化的进程，政府的经济干预微乎其微，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调节构成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和包括商业、金融业和旅游业在内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工业的增长速度呈相对稳定的状态。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956年，黎巴嫩国内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金融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领域，20%来自农业，13%来自工业。[631]另据统计，1950—1997年，黎巴嫩的总人口从144.3万增至400.5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29美元增至3911美元，其中1950—1974年年均增长3%；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55%下降为15%，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20%下降为6%，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11%上升为15%，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4%上升为15%，服务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34%上升为70%，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66%上升为79%。黎巴嫩工业化进程的另一明显特征是，工业企业规模有限，中小企业数量居多。1955年，黎巴嫩共有工业企业7946家，其中雇佣劳动力不足5人的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77%，雇佣劳动力5—49人的中等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22%，雇佣劳动力50人以上的大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1%；1955年，工业企业雇佣劳动力总数50827人，其中小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33%，中等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39%，大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29%。1998年，黎巴嫩共有工业企业22025家，其中雇佣劳动力不足5人的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74%，雇佣劳动力5—49人的中等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38%，雇佣劳动力50人以上的大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2%；1998年，工业企业雇佣劳动力总数141923人，其中小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40%，中等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40%，大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20%。[632]乡村剩余劳动力的有限、自由主义的市场体系、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和国家权力的软弱，明显制约着黎巴嫩的工业化进程。
黎巴嫩的基督徒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密切交往由来已久。19世纪至20世纪初，数以万计的黎巴嫩基督徒移居欧洲。始建于1866年的贝鲁特美国大学和始建于1875年的法国圣约瑟夫大学，则是西方文化在黎巴嫩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据点。[633]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长期动荡的政治局势，黎巴嫩人移居海外者甚多，散居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人数量远远超过留居本土的黎巴嫩人。二战结束后，移居欧洲的黎巴嫩基督徒纷纷投资国内市场，成为促进黎巴嫩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1950—1974年，黎巴嫩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4%；其中，1950—1964年，黎巴嫩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634]1975年内战爆发之前，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非产油国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635]
黎巴嫩基督徒长期控制以商业为主的服务业，构成经济实力雄厚的社会群体；什叶派穆斯林大都以务农为生，或徘徊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在经济方面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636]50年代末，基督徒与穆斯林在工业领域所占的投资比例为10：2，在金融业所占的投资比例为11：2，在服务业所占的投资比例为16：2。1973年，基督徒与穆斯林在工业所占的投资比例为67.5：32.5，在商业所占的投资比例为75.5：24.5，在金融业的投资比例为71：29。相比之下，以什叶派为主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在工人中所占的比例为75：25。商业构成黎巴嫩举足轻重的经济部门，马龙派商人是黎巴嫩最重要的社会阶层。与此同时，农业投资严重不足，乡村和农民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70年代初，贝鲁特的人均年收入高达803美元，南部乡村的人均年收入仅为151美元；64%的小学、73%的中学和100%的大学分布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山区。贝鲁特人口占总人口的27%，拥有65%的医生，而南部地区人口占总人口的18%，仅有5.5%的医生，贝卡谷地人口占总人口的13%，仅有3%的医生。另一方面，贝鲁特在战后经历明显的城市化进程，贝鲁特周围的乡村逐渐演变为城郊的贫民区。基督徒主要分布在贝鲁特西郊，25万什叶派穆斯林以及众多的巴勒斯坦难民生活在贝鲁特东郊。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原本大都生活在南部乡村；至70年代，超过四分之三的什叶派穆斯林涌入城市，城郊的贫民区成为什叶派穆斯林新的家园。[637]富庶的城市与贫困的乡村之间以及发达的北部与落后的南部之间形成鲜明的贫富对比，进而提供了教派冲突之深层的经济社会背景。1990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的经济重建进程步履维艰。1993—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7%，远远低于1975年内战爆发前的6.2%，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局势依然处于动荡的状态。[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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