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及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处境密不可分，正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和严重的危机，为中国人抛弃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的契机。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探索国家出路的过程中一直“以西为师”，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仁玕效法西方改革方案，从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主张的民主共和，以至早期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推崇法兰西式之革命，无不如此。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逐渐改为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普世意义的看法。

发生在西方文明发源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尖锐的形式显现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使人类文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世人为之震惊，产生了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在成就较高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并未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相反，却使人类陷入空前的自相残杀的严重灾难之中。

当时中国思想的保守派人士怀疑西方文明的价值，提出了“东方文化救世论”。1916年10月，《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文章中说:“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67]到1918年6月，他又提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解决方案，“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68]1920年，旅欧归来的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欧游心影录》，生动描述了战后欧洲各国呈现的凄惨衰败景象，认为欧洲文明已经是穷途末路，积重难返，不值得中国人去效法。他认为欧洲人失去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所的最大原因，就是迷信科学万能，“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69]他主张以中国固有文明为主体，吸收若干西方文明，以构成新的文明，来避免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并幻想以此拯救即将破产的西方文明。

先进人物也对西方文明发出质疑，提出要另寻救国济民的新途。李大钊在1916年5月发表文章指出:“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70]表达出了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怀疑。1918年7月，李大钊又发表文章说，欧美人向来将东洋民族视为劣等国民，偶见其长处也以为是黄祸，有时对于东洋人之言论有赞誉之词，也多出于一时之好奇心，或属于外交辞令而已。“然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71]毛泽东于1917年8月也说，东方思想固然存在着许多不切于实际生活之处，但“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72]先进人士思想中产生对西方文明的怀疑，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新途径，为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事实上，中国的许多先进分子正是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刺激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一战结束后召开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巴黎和会，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虚伪的本质，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感到厌倦。此后，中国先进分子真正把目光转向苏俄，改变了十月革命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很关注马克思主义但真正赞同的还为数不多的局面。

1919年1月18日，由一战的战胜国主持的会议在巴黎凡尔赛宫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7个战胜国，但实际上，会议是美、英、法、日、意五个国，特别是美、英、法三个国家操纵。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都亲临会议，他们成了会议发号施令者。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成员，也被邀请派代表出席会议。会前，由威尔逊鼓吹的“公理战胜，强权失败”的口号风靡一时。中国社会各界也都希望中国借和会之机能够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一洗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共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七条希望条款，包括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裁撤外国邮电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等。第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旨在灭亡全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三，归还日本在一战期间抢占去的原德国在我国山东占有的租界、铁路、矿山等各种权益。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前两项要求无异与虎谋皮，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因为操纵和会的各大国根本无意真正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也不可能在中日“二十一条”问题上支持中国。巴黎和会以这两项要求不在会议权限范围内为由，拒绝予以讨论。中国代表团唯一的希望就是山东问题能够顺利解决。

山东自19世纪末逐渐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1898年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其中规定:“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先以九十九年为限。”整个租借地称为“胶澳租界”。当时中国报刊，有的称青岛，有的称胶州。五四运动中提出所谓青岛问题者，即指整个胶澳租借地而言。条约还规定了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胶济铁路和在铁路沿线三十里内采矿的权力。^[73]这样，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在一战期间，由于西欧列强无暇东顾，无形中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这为日本帝国主义加深侵略中国提供了时机。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相继占领济南、青岛，逐步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条约化。1918年，段祺瑞政府为取得向日本借款二千万元的合同，在山东问题上表示同意日本在青岛和济南驻军，同意中日合办胶济铁路。9月24日，中日双方互换照会，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复照中对此表示“欣然同意”。^[74]日本在巴黎和会上以此为借口拒绝将山东归还中国。

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与日方就山东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初获得一定成功。但4月下旬以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形势急转直下。4月22日意大利奥兰多因对阜姆领土的要求未能如愿，忿而离会，和会顿时陷僵局。日本代表乘机向和会施压，宣称如果山东问题不能满意解决，将仿效意大利。美、英、法担心如果真的这样，他们利用和会分赃掠权、主宰世界的如意算盘也会随之落空。^[75]在这种情况下，操纵和会的大国都不再支持中国代表在山东问题上的要求，决定在山东问题上置中国的利益于不顾，而向日本让步。

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在事先没有征求中国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让予日本，并在对德和约中单列条款予以规定(后列入《凡尔赛和约》第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条)。至于日本须将山东权利交还中国的问题，由于日本代表坚持只作口头承诺，反对在和约内予以明文规定。因此上述三条款对此只字未提。^[76]中国代表团在得知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裁决后，于5月4日向三国会议提出强烈抗议。但美、英、法三国对中方的抗议置若罔闻，仍按原定计划于5月6日公布了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其中有关山东条款的三条，把德国所强占去的领土、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都归日本继承，其规定的详细，措词的强硬，无一不是对中国的侮辱。^[77]

经过了几个月的讨论，中国从巴黎和会中一无所获，而日本强夺到的山东权益却被明文规定下来。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竟和战败国一样，任列强宰割。这是对威尔逊等帝国主义分子所标榜的“公理”、“正义”的极大讽刺，充分暴露了和会是帝国主义分赃会议的实质。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中国人民，清醒过来的人们将对巴黎和会的失望和对卖国政府的愤恨一齐迸发出来，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

【注释】

[1]《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3]《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4]《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9页。

[5]《江苏奏稿卷一》，《林文忠公政书》，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5页。

[6]《云贵奏稿卷九》，《林文忠公政书》，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274页。

[7]《海国图志》，《鸦片战争资料》(五)，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45页。

[8]李永协:《中国资本主义思潮先驱者——魏源》，《暨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9]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6页。

[10]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9－410页。

[1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印书》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79－692页。

[12]《上清帝第二书》，郑大华:《强学——戊戌时论文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13]《上清帝第二书》，郑大华:《强学——戊戌时论文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14]《上清帝第六书》，姜义华:《康有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9页。

[15]《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姜义华:《康有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8页。

[16]《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17]《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18]《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19]《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1485页。

[20]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3页。

[21]王建初:《中国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22]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23]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24]《管子·牧民》，《诸子集成》(五)，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25]《荀子·天论》，《诸子集成》(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05页。

[26]王雅轩:《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7]张岱年:《思想·文化·道德》，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页。

[28]李振宏:《中国古代均平文化论纲》，《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29]由于《礼运》已有较完整的阴阳五行思想，所以，它不会早于阴阳五行思想盛行的战国晚期，很可能是秦、汉时期的作品。见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页。

[30]《礼记训篡》，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31－33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32]李军林:《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33]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2页。

[34]罗炳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严复天演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5]王栻:《严复》，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36]沈茂骏:《康南海政史文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37]《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饮冰室文集》卷一，大道书局1936年版，第252－253页。

[38]《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一，广智书局1948年版，第231页。

[39]《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饮冰室文集》卷一，大道书局1936年版，第253页。

[40]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20页。

[41]《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2页。

[42]《革命军》，《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43]《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民智书局1928年版，第3页。

[44]《警世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页。

[45]《〈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7页。

[46]《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页。

[47]《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7页。

[48]《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49]《袁世凯复活》，《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9页。

[50]《复辟与尊孔》，《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9－230页。

[51]《圣人与皇帝》，《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52]《答吴又陵》，《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9页。

[53]《宪法与孔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8页。

[54]《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5页。

[55]《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56]《孔子与宪法》，《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57]《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8页。

[58]《偶像破坏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7－278页。

[59]《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60]《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1页。

[61]丁守和:《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41页。

[62]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页。

[63]丁守和:《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页。

[64]程道德:《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65]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167、173－l75页。

[66]《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大钊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7页。

[67]伧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68]伧父:《迷乱之现代人心》，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69]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6页。

[70]《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71]《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

[72]《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73]彭明:《五四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74]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1册，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1页。

[75]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76]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77]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