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伊斯兰革命与伊朗的现代化走向
伊斯兰革命的起源
20世纪伊朗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在于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经济秩序的深刻变革与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则是民主挑战专制的物质基础。1905—1911年的宪政运动，揭开了民主与专制抗争的序幕，首开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先河。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宪政运动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议会的召开和宪法的颁布并没有带来民主政治的崭新时代。自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开始，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空前强化，宪政制度成为君主专制的御用工具。礼萨汗当政期间，特定的历史条件即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刻的民族危机制约着伊朗国内诸多社会群体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伊朗各界民众的共同愿望，国王凌驾于社会之上，俨然成为国家主权的体现和民族尊严的象征。1941年礼萨汗退位后，君主权力一度衰微，伊朗政坛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议会成为角逐国家权力的主要舞台。1951—1953年，首相摩萨台及其支持者利用石油国有化运动，挑战王权，掀起新的民主化浪潮。始建于1949年的民族阵线，作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世俗政治组织，构成此次民主化浪潮的中坚力量。摩萨台及其领导的民族阵线试图恢复1906年宪法，实行立宪制，扩大议会权力，进而达到限制王权的目的。然而，在外地主和教界传统势力支持君主政治，反对挑战王权的民主倾向。195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恢复君主独裁，民主浪潮在昙花一现之后宣告流产。
“1953年的政变落下了伊朗政治的铁幕……此前13年间，诸多政治力量的怒吼震撼着伊朗。此后的24年中，除1960—1963年外，伊朗政坛颇显平静。”[324]巴列维国王声称，政坛的平静归功于其卓越的治理。实际上，政坛的平静只是政治风暴的前奏。巴列维国王君主独裁的铁幕只能掩盖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却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在君主独裁的铁幕掩盖下，伊朗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不断加剧。
50年代至60年代初，伊朗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大都表现为世俗的形式。人民党始建于30年代，是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伊朗的产物，系伊朗左翼的激进政治派别。礼萨汗当政期间，人民党被视作非法政治组织，屡遭打击。1941年礼萨汗退位后，人民党死灰复燃，其成员甚至出任内阁部长。人民党尽管在1949年由于涉嫌暗杀国王而遭到政府的取缔，50年代初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成为摩萨台政府的重要政治盟友。[325]1953年政变后，人民党遭受重创，仅在阿塞拜疆和库尔德人地区苟延残喘。巴列维国王称人民党是莫斯科的第五纵队和苏联的特洛伊木马，指责人民党勾结苏联、出卖国家利益、反对私有制和亵渎伊斯兰教信仰，进而取缔人民党，迫害人民党成员。1956年起，人民党与苏联支持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合并，自称伊朗工人阶级的政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无神论信仰，反对财产私有制，支持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张在伊朗建立民族民主共和国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964年，人民党出现分裂，库尔德知识分子宣布脱离人民党，组建库尔德民主党，主张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实行伊朗的民主和库尔德人的自治。1965年，人民党再度分裂，其资深成员卡塞姆和弗鲁坦退出人民党，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风暴，反对人民党的亲苏倾向，主张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326]人民党尽管长期得到苏联政府以及境外诸多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支持，然而其思想纲领与伊朗的历史传统及伊斯兰教信仰相去甚远，缺乏必要的社会号召力，难以形成广泛的政治影响。
民族阵线始建于1949年，50年代初支持石油国有化运动和摩萨台政府，系相对温和的世俗政治派别。50年代初，民族阵线无疑是动员民众政治参与和反对君主独裁的重要角色。民族阵线于1953年政变后遭受重创，1954年改称民族抵抗运动。民族抵抗运动缺乏具有权威性影响的领袖人物，亦无统一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结构，“从未成为严格意义的政党”，只是若干政治群体的松散联合。60年代初，民族抵抗运动内部由于政治观点的分歧，形成伊朗党、民族党、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协会四个派别，是为第二民族阵线。伊朗党和民族党的政治活动主要是批评巴列维政府的具体政策，要求解除对于摩萨台的软禁和扩大新闻自由以及向私人出售国有企业，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协会则主张发动反对国王的思想战争。伊朗党、民族党和社会主义协会将整个教界视作反动势力，解放运动则强调与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教界势力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伊朗党极力倡导实现第二民族阵线内部的高度统一，民族党、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协会则主张继续维持第二民族阵线的松散状态。1965年，第二民族阵线正式分裂。其中，伊朗党沿用民族阵线的名称，主张在伊朗建立世俗的民主共和国，民族党、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协会组成第三民族阵线，认为欧莱玛是自1891年反对烟草专卖运动以来伊朗反对殖民侵略和独裁专制的斗争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主张联合教界进步势力，建立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广泛政治同盟。[327]
世俗与宗教长期并存的二元体系以及世俗倾向与宗教倾向的此消彼长，是伊朗政治与社会领域的明显特征。自1501年萨法维王朝建立开始，什叶派取代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成为伊朗官方的宗教信仰，进而在伊朗诸地广泛传播。什叶派不同于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属于穆斯林社会中的少数派，在中世纪曾经长期被排斥于哈里发国家的政治舞台。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教俗并立的二元倾向和独立于世俗政治的宗教政治逐渐成为什叶派区别于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显著特征，伊玛目学说则是广泛影响什叶派穆斯林政治生活的信仰原则。在什叶派穆斯林看来，只有欧莱玛才是沙里亚的体现者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至于国王的统治只能局限于世俗的范围。
萨法维时代，王权膨胀，宫廷凌驾于教界之上，什叶派欧莱玛构成从属于王权的御用工具。恺伽王朝时期，王权衰微，什叶派欧莱玛构成伊朗政坛中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恺伽王朝时期伊朗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在于世俗君主与什叶派欧莱玛的权力分享；首都德黑兰无疑是宫廷的所在和世俗权力的中心，什叶派宗教圣城库姆则是欧莱玛的据点和宗教权力的象征。然而，伊朗的什叶派教界不同于西方的天主教会，并非浑然一体，缺乏严密的组织体系，其与宫廷之间关系各异，或与宫廷保持密切来往，接受国王的赐封，充当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纽带，或远离宫廷，以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尽管如此，恺伽王朝与什叶派欧莱玛有着共同的国内敌人即巴布教派和共同的国外敌对势力即西方列强；巴布教派的起义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制约着恺伽王朝与什叶派欧莱玛之间的矛盾，却为两者的联合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础。宪政运动集中体现了什叶派欧莱玛在伊朗社会的广泛政治影响；“1906年宪法”的相关规定，诸如承认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伊朗官方的宗教信仰、由欧莱玛上层即穆智台希德组成的最高委员会享有监督议会和政府的绝对权力以及沙里亚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标志着伊朗传统政治模式的延续。
自1925年礼萨汗即位至60年代初白色革命前夕，什叶派传统的宗教政治与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政治处于共生的状态。1925年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和195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皆曾得到什叶派欧莱玛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什叶派传统的宗教理论构成巴列维王朝的官方信仰和御用学说，什叶派传统的宗教政治则是巴列维王朝世俗政治的延伸和补充。另一方面，什叶派欧莱玛长期构成伊朗传统社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伊朗传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采用传统经营方式的宗教地产瓦克夫是什叶派欧莱玛的主要经济来源，清真寺与巴扎的广泛联盟则是伊朗传统宗教政治的社会基础。
巴列维王朝前期，什叶派欧莱玛属于伊朗社会的保守势力，支持君主政体。什叶派欧莱玛与巴列维王朝两者之间不无矛盾；礼萨汗和巴列维国王两代君主的世俗化倾向和世俗政治的膨胀导致什叶派传统教界的政治影响日渐衰微，白色革命的相关举措导致什叶派传统教界的不满和反抗。尽管如此，什叶派传统教界毕竟构成君主制度的历史参与者和传统政治模式的重要社会基础，其对巴列维王朝的不满和反抗大都局限于传统秩序的框架之内。强调沙里亚的神圣地位、遵循1906年宪法关于维护教界利益的相关内容和反对白色革命期间巴列维国王推行的土地改革，是什叶派欧莱玛与巴列维王朝之间矛盾的焦点所在。什叶派欧莱玛无意倡导民主政治，承认传统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什叶派欧莱玛所奉行的基本原则。因此，什叶派欧莱玛首先于1925年支持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试图借助于君主制维护教界的既得利益，抵制共和制的世俗化倾向，继而于1953年再度与巴列维国王携手，共同反对摩萨台政府，旨在通过君主制的政治形式捍卫传统的私有制和遏制共产主义。1953—1960年，巴列维王朝与什叶派欧莱玛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教界领袖布鲁杰尔迪以及贝赫贝哈尼和卡萨尼作为1953年政变的重要支持者深得国王的宠幸。[328]巴列维国王经常前往马什哈德和库姆拜谒圣地，以示虔诚。[329]即使是阿亚图拉霍梅尼，最初亦曾承认立宪君主制的合法地位。
教俗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权力的角逐，而教俗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着教俗关系变化的走向和权力角逐的结局。1906年颁布的“基本法”及其补充条款，可谓20世纪初伊朗教俗之间力量对比的产物，亦是教俗关系的集中体现。然而，法律条款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处于互动的状态。巴列维王朝建立后，教俗之间的力量对比经历此消彼长的历史运动。由于君主专制的强化和极权政治的膨胀，1906年颁布的“基本法”及其补充条款成为一纸空文。日趋紧张的教俗关系抑或官方的世俗政治与民间的宗教政治之间的抗争，成为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
1959年首相伊格巴尔在国民议会提出土地改革法案，导致教界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变化。阿亚图拉布鲁杰尔迪声称，土地改革法案背离伊斯兰教和沙里亚的原则，议会应当阻止土地改革法的通过。由于布鲁杰尔迪的反对，土地改革法案被迫搁置。[330]60年代初，巴列维国王羽翼丰满，欲求垄断权力，遂发动白色革命。在外地主和教界传统势力的既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其与巴列维王朝的政治联盟随之瓦解。1963年初，巴列维国王避开议会，采取全民公决的形式强行通过白色革命的六点纲领，同时宣布授予妇女在地方议会的选举权，引起教界的强烈不满。1963年3月，什叶派欧莱玛在宗教圣城库姆抗议巴列维国王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妇女选举权政策，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二十余人遇害，另有多人被捕。[331]此间，阿亚图拉霍梅尼开始向巴列维国王发难，进而登上伊朗的政治舞台，成为宪法的捍卫者和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风云人物。霍梅尼首先向巴列维国王发难，指责巴列维国王为实施白色革命而举行的全民公决既违背1906年宪法的原则，亦与伊斯兰教不符，呼吁民众抵制全民公决，捍卫宪法的尊严。巴列维国王随后向教界发起攻击，官方媒体将全民公决的反对者称作得到企图把伊朗拉回黑暗时代的封建主支持的黑色反动派，指责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反对土地改革和抵制白色革命的进步思想。[332]1963年6月3日，在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马什哈德、设拉子和大不里士，巴扎商人和工匠、教界和政府雇员、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同日，霍梅尼在什叶派宗教圣城库姆向巴列维国王公开宣战。霍梅尼并未明确反对巴列维国王实行的土地改革和妇女政策，而是抨击巴列维政府独裁专制、操纵选举、侵犯宪法、禁止新闻自由、取缔反对派政党和侵犯民众权利，谴责巴列维国王投靠美国、出卖伊朗的民族利益以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出卖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谴责巴列维国王如同杀害伊玛目侯赛因的倭马亚哈里发叶齐德，号召什叶派穆斯林推翻巴列维王朝。[333]霍梅尼声称：“我们决不允许父辈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宪法受到侵犯。”[334]霍梅尼甚至发出警告：“如果国王仍然任意妄为，那么当他某一天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时，人民将会感到无限的喜悦。”[335]次日，霍梅尼遭到逮捕，罪名是反对土地改革和白色革命。霍梅尼于1964年5月获释返回库姆以后，政治威望倍增，成为深受民众拥戴的宗教领袖和民族英雄。1965年11月，霍梅尼被巴列维国王驱逐至土耳其，而后移至伊拉克，1978年移居法国。[336]此后数年，霍梅尼致力于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活动，其在伊朗民众中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1970年，霍梅尼的追随者甚至将霍梅尼称作“波斯的伊玛目”，而此前尚无人获得如此的称谓。[337]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阶级社会的诸多宗教作为阶级对抗的产物和体现，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一方面，阶级社会的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和压迫民众的精神枷锁，是“人民的鸦片”。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338]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为民众反抗现实的苦难提供神圣的外衣，进而构成社会革命的外在形式。至于理性通过神性的扭曲形式而得以体现和发扬，在历史长河中亦非鲜见。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教无疑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改造阿拉伯社会的重要武器。“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339]
在中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学说趋于保守和僵化，进而演变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理论。然而，伊斯兰教并非孤立存在的意识形态，什叶派欧莱玛亦非一成不变的社会群体。通常认为，伊朗的什叶派欧莱玛始终代表传统的社会秩序，构成现代化进程中的保守势力和逆向因素。阿约曼德认为，什叶派教界尽管与世俗统治者不无矛盾，毕竟构成君主制和传统政治模式的参与者和重要社会基础；巴列维时代的世俗化倾向，特别是白色革命的诸多举措，极力排斥什叶派教界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摧毁了什叶派教界与世俗统治者之间的政治联盟，进而改变了什叶派教界的政治立场，导致什叶派教界从君主制和传统政治模式的捍卫者转变为君主制和传统政治模式的对立面，成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和民主政治的倡导者。实际情况不尽如此。自19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长足发展导致新旧社会力量的尖锐对立，伊斯兰教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随之形成官方学说与民众信仰的明显差异。伊斯兰教的官方学说大都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而民众信仰则往往包含挑战现存秩序的革命思想。20世纪初，现代伊斯兰主义悄然兴起，集中体现了伊斯兰世界之民众信仰与官方学说的激烈抗争。60年代，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潮自埃及和巴基斯坦传入伊朗，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布和阿布·阿拉·毛杜迪的宗教政治学说逐渐影响伊朗教俗各界，进而冲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什叶派教界的传统理论。[340]另一方面，巴列维王朝时期无疑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传统经济秩序的衰落与新旧社会群体的此消彼长构成此间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伴随着伊朗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和新旧社会力量的尖锐对抗，伊斯兰教作为意识形态在诸多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什叶派教界内部亦经历着裂变的过程，进而形成官方教界与民众教界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官方教界恪守传统的意识形态，极力维护传统秩序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民众教界倡导激进的意识形态，现代伊斯兰主义成为挑战君主政治的革命理论。作为阿亚图拉的霍梅尼，并非传统教界势力的代表，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民众教界的化身和民主政治的象征。正因为如此，霍梅尼自1963年起在民众之中久享盛誉，而在教界内部却曾势单力孤。
特定的政治制度决定政治运动的相应形式，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模式决定着伊朗民众的反抗模式。现代世俗政治的重要形式是政党政治。然而，巴列维王朝长期操纵议会选举，排斥世俗政党的政治参与，直至取缔民间政党，禁止民众的自由结社。世俗形式的政治斗争缺乏必要的存在条件和发展空间，世俗反对派政党已无立足之处，宗教几乎成为民众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反对派应运而生，政治斗争随之由世俗领域的议会政治逐渐转化为神权形式的宗教运动，宗教情感成为政治情感的扭曲反映，宗教的狂热成为民众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的首要形式，清真寺则取代议会而成为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主要据点。
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平息以后，民众建立的宗教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布伊朗各地，仅德黑兰就有民间宗教组织达12300个之多，其中大都出现于1965年以后。新兴民间宗教组织大都具有行业背景或地域背景，在巴扎成员和来自乡村的城市贫困人口中颇具影响，成为凝聚下层民众的社会载体，而宗教书刊和音像制品的广泛发行则是民间宗教组织满足民众宗教需要的重要形式。据统计，1976年，仅德黑兰便有48家宗教书刊和音像制品出版商，其中25家系1965—1975年间开始经营。[341]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正是通过这样的渠道而在伊朗社会广泛传播。
什叶派教界的传统理论作为传统社会的客观现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与传统社会群体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舆论工具。相比之下，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则以及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崇尚穆罕默德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社会秩序，其核心内容在于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现代伊斯兰主义貌似复古，实为否定教界传统理论及其所维护的传统社会秩序，是颇具革命倾向的宗教学说和政治理论。现代伊斯兰主义在伊朗的广泛传播，根源于巴列维王朝极权政治的客观环境以及民主与专制激烈抗争的政治需要，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形式初露端倪。
自60年代开始，法赫里丁·沙德曼、贾拉勒·艾哈麦德、马赫迪·巴扎尔甘和马哈茂德·塔里甘尼等人积极倡导通过什叶派伊斯兰教的途径寻求伊朗的进步和解放，阐述宗教政治化的社会原则。法赫里丁·沙德曼（1902—1967年）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伊朗的现代化并非等同于完全抛弃本国的传统和简单的西化，声称伊朗在历史上屡遭外族的侵略，而西方列强是目前伊朗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正在通过文化的形式而不是武力的手段侵略伊朗，他们试图剥夺伊朗民族的尊严和宗教，直至奴役伊朗民族。“西方文明在伊朗的胜利将是伊朗最终的失败，伊朗民族将不复存在。”[342]伊朗抵御西方列强的唯一途径是被西方列强征服之前首先战胜西方文明，而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进而丰富伊朗文明是抵御西方列强和战胜西方文明的先决条件。贾拉勒·艾哈麦德（1923—1969）反对模仿西方，主张通过回归什叶派伊斯兰教抵御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潮，将欧莱玛视作解放伊朗的潜在政治力量，进而倡导欧莱玛与世俗知识分子建立共同反对独裁专制和帝国主义的政治联盟。[343]“每当欧莱玛和知识分子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携手一致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看到成功、进步和社会发展”[344]。马赫迪·巴扎尔甘和马哈茂德·塔里甘尼领导的解放运动沿袭摩萨台的政治立场，支持摩萨台创立的民族阵线，是伊朗最具宗教色彩的世俗政治派别。与法赫里丁·沙德曼和贾拉勒·艾哈麦德的民族主义立场相比，马赫迪·巴扎尔甘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倾向，强调西方现代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诸多概念与伊斯兰教的统一，尤其强调民主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结合，反对教俗分离，认为参与政治活动是欧莱玛和什叶派穆斯林不可推卸的宗教责任。马赫迪·巴扎尔甘声称：“我们是穆斯林、伊朗人、宪政主义的信徒和摩萨台的追随者。我们是穆斯林，因为我们反对信仰与政治分离；我们是伊朗人，因为我们遵循我们的民族传统；我们是宪政主义的信徒，因为我们憧憬自由；我们是摩萨台的追随者，因为我们向往国家的独立。”马哈茂德·塔里甘尼更具激进思想，构成解放运动中的左翼倾向，支持伊斯兰圣战者等民兵组织的暴力活动，崇尚宪政革命，强调伊斯兰教框架内的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马哈茂德·塔里甘尼认为，君主独裁与伊斯兰教之独尊安拉的信仰原则存在根本的对立，专制主义则是偶像崇拜的逻辑延伸。在经济方面，马哈茂德·塔里甘尼认为伊斯兰教并非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意识形态，人民的需要应当得到满足，伊斯兰教倡导公正和平等的社会原则，而社会的公正与平等源于被压迫者的解放。[345]在政治方面，马哈茂德·塔里甘尼主张联合一切进步的教俗力量，克服摩萨台时代民主阵营的脆弱和分裂。
阿里·沙里亚蒂是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先驱和伊朗现代宗教政治的杰出理论家，被誉为伊朗和什叶派伊斯兰教的马丁·路德。[346]阿里·沙里亚蒂早年留学法国，1965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马什哈德大学和德黑兰侯赛因·伊尔沙德经学院任教，1977年被伊朗政府驱逐出境，流亡英国，同年遭到暗杀。阿里·沙里亚蒂援引《古兰经》的相关启示，阐释人文主义的信仰理念，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阿里·沙里亚蒂认为，人生而平等，男人与女人同样享有平等的权利。[347]“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正义的胜利、被压迫民众的解放和邪恶的最终灭亡。”[348]与此同时，阿里·沙里亚蒂认为，早期的伊斯兰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利益的体现，《古兰经》则是规范穆斯林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的蓝本；自16世纪起，什叶派蜕变为历代王朝统治人民的官方学说和君主制度的舆论工具，是保守势力的象征和君主制度的卫士，而现存的伊斯兰教恪守传统的社会秩序，是业已僵化的神学理论；应当摒弃教界传统理论，回归经训的道路，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实现安拉与人民的原则，建立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秩序。[349]阿里·沙里亚蒂主张通过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方式改造伊朗的社会秩序；“民主制是最进步的和最符合伊斯兰教的政治制度。”[350]阿里·沙里亚蒂明确区分两种类型的伊斯兰教，即阿里家族的伊斯兰教与萨法维王朝以及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教，前者作为民众的伊斯兰教，代表进步和革命的运动，后者作为统治者的伊斯兰教，背离经训的教诲。[351]“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前者是被压迫民众的宗教，后者则是哈里发和宫廷的宗教……真正的伊斯兰教并不仅仅是穷人的宗教，而是追求公正、平等和根除贫困的宗教”，“我们需要的是自由和进步的伊斯兰教……我们需要的是战斗者的伊斯兰教……我们需要的是阿里家族的伊斯兰教，而不是萨法维王朝的伊斯兰教”[352]。阿里·沙里亚蒂极力强调，真正的伊斯兰教并非远离政治的个人信仰，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反抗邪恶的统治既是伊玛目的事业，更是所有穆斯林的神圣职责。在阿里·沙里亚蒂看来，伊斯兰教的精髓在于生命的奉献。阿里·沙里亚蒂的名言“殉难是历史的核心”和“时时都是阿舒拉，处处皆为卡尔巴拉”[353]，在后来的伊斯兰革命期间成为广泛流传的政治口号。[354]然而，阿里·沙里亚蒂倡导伊斯兰教的革命而不是教界的革命，否认什叶派欧莱玛抑或教法学家具有神圣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阿里·沙里亚蒂激烈抨击教界保守势力，谴责教界保守势力已经沦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已经与统治者和富人沆瀣一气。“在先知的时代，穆斯林具有独立的见解，相互之间商讨不同的看法。相比之下，现在的许多冒牌宗教学者极力使信众成为驯服的羊群，使信众失去抗争的意识而成为统治者的顺民”[355]；“宗教学者并非法定的权威……伊斯兰教中没有教士，教士是从基督教借用的词汇”[356]。在阿里·沙里亚蒂看来，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意味着现存秩序的否定，而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不能在教界的领导下付诸实践，只有进步的知识分子才能领导民众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357]
40—50年代，霍梅尼持传统的宗教政治立场，倡导教界参与国家事务，却并不主张建立教界的政权。早在1942年，霍梅尼遵循1906年宪法的基本思想，撰文阐述欧莱玛的政治监督权。霍梅尼认为：“穆智台希德从来不反对国王的统治，好使国王实行的政策与伊斯兰教的原则不尽一致。”[358]“我们无意强调国家政权必须掌握在教法学家的手中，只是强调政府必须遵循安拉的法度，因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求政府遵循安拉的法度，而宗教领袖的监督是政府遵循安拉法度的保证。这样的政治原则已经由1906年宪法批准，而且符合公共秩序和国家利益”。霍梅尼认为，欧莱玛的立法监督有助于社会各阶层与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359]60年代初，霍梅尼致力于捍卫1906年宪法，谴责巴列维国王独裁专制和出卖伊朗的国家利益，抨击巴列维国王充当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工具。1964年10月，霍梅尼在批评议会授予美国公民享有外交豁免权时明确表示：“过去，英国人奴役穆斯林国家；现在，这些（穆斯林）国家处于美国的奴役之下”，“来自美国的大资产阶级涌入伊朗，以投资的名义奴役我们的人民……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剥削……另一方面说明现行的政府屈服于殖民主义……现行的政府力图毁灭伊斯兰教及其神圣的法律。只有伊斯兰教和欧莱玛能够阻止殖民主义的侵犯。”[360]然而，直至1965年被巴列维国王驱逐出境时，霍梅尼并未提出发动革命和推翻君主制的政治主张，承认君主制是合法的政治制度。[361]
自60年代后期开始，霍梅尼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独裁专制的基础之上，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伊朗传统的君主制度，同时强调宗教应当超越信仰的范围而走进政治领域，将宗教视作反对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政治武器，主张建立教法学家统治的伊斯兰政府，进而发展了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理论。霍梅尼认为，世俗统治与经训阐述的原旨教义不符，君主制度背离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伊斯兰世界的君主制是倭马亚人从罗马帝国和萨珊王朝继承的异教制度，伊玛目侯赛因与倭马亚人抗争的实质在于反对君主制的统治。[362]“在伊斯兰教中，既没有君主制，也没有王朝的世袭”，“伊斯兰教与君主制的全部观念存在根本的对立”[363]。另一方面，霍梅尼将社会成员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大群体：“剥夺者”与“被剥夺者”。所谓的“剥夺者”即富人、剥削者和压迫者，所谓的“被剥夺者”即穷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巴列维王朝的独裁政府保护“剥夺者”的利益，损坏“被剥夺者”的利益。只有推翻世俗化的君主制度，重建教俗合一的神权政治，才能摆脱独裁专制，保护“被剥夺者”的利益，实现社会秩序的平等和民主。[364]在此基础上，霍梅尼声称：“我们所需要的伊斯兰政府将是宪政的而不是专制的。然而，伊斯兰政府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立宪政府即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定法律。新的国家将严格遵循《古兰经》、‘圣训’和沙里亚所规定的原则。”[365]“既然伊斯兰教的原则是法律的原则，那么只有教法学家而不是别人负有治理国家的使命。他们是理解先知意图的人和按照安拉的旨意管理社会的人”，“教法学家有权支配国家机构、传播公正、保障安全和调整社会关系。教法学家具有确保人民的自由、独立和进步的知识”[366]。“伊斯兰政府不同于现行的其他政府形式。它不是专制的政府，那种政府的首脑支配着民众的思想，损害民众的生活和财产。先知以及信士的长官阿里和其他的伊玛目都无权毁损民众的财产或他们的生活。伊斯兰政府不是专制的，而是立宪的……伊斯兰政府是法治的政府，安拉是唯一的统治者和立法者……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加，得不到起码的医疗和教育，却有许多人腰缠万贯，挥金如土……我们的义务是拯救被剥夺者和被虐待者。我们有责任帮助被虐待者和与压迫者斗争”[367]。
所谓的霍梅尼主义，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共和政体与教法学家统治的合一。“启示关于教法学家是先知代表的内容并不意味着教法学家的权力局限于解释先知的话语。相反，先知的首要目的是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和实行法治，而这样的目的只能由执行法律的政府完成。既然先知是政府的象征，那么伊玛目和他们的继承人即教法学家也应当是政府的象征”。“既然伊斯兰的统治是法律的统治，那么只有教法学家而不是其他人负有管理政府的责任；只有他们能够实践先知的意愿，只有他们能够执行安拉的意志”。“当代的教法学家是先知权力的继承人。安拉托付先知的，就是伊玛目托付教法学家的。教法学家对于一切事务拥有权力。他们被托付的是治理国家的权力”。“教法学家应当在治理国家方面行使权力，应当在传播公正、提供安全和调整社会关系方面行使权力。教法学家具有相应的知识，以保证人民的自由、独立和进步……我深信你们（即欧莱玛）有能力在暴虐和压迫的基础崩溃的时候治理国家。你们可以在伊斯兰教中找到所需要的一切法规，无论是关于治理国家的法规，还是关于税收、权利、惩罚或其他方面的法规”。在此基础之上，霍梅尼批评脱离政治的教界倾向：“不要让西方人和他们的走狗统治你们。应当向人民宣传真正的伊斯兰教……殖民主义者传播阴险的思想，那就是宗教应当与政治分离，教界不得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在先知的时代，教会与国家是分离的吗？教职人员与政治家是分离的吗？”与此同时，霍梅尼批评教界中的温和反对派，强调伊斯兰教的政治革命是根除暴虐、腐败和背叛的唯一途径，进而主张司法审判的权力必须交还教界，伊斯兰国家必须由教界行使最高权力。霍梅尼认为，君主制是与伊斯兰教背道而驰的政治制度，因为先知将世袭王权视作邪恶和蒙昧的现象。“宪政革命期间，英国的代理人欺骗民众，引进外国的法律，意在削弱沙里亚。当革命家坐下来起草国家的宪法时，这些英国的代理人求助于比利时大使，采用比利时宪法。这些英国的代理人复制了比利时宪法，补充了英国和法国宪法的若干内容，然后用伊斯兰教的词语加以掩饰。结果，（伊朗的）宪法成了欧洲的舶来之物，却与伊斯兰教毫无干系”。“我们需要的伊斯兰政府应当是宪政的，而不是专制的。但是，这个政府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立宪政府——法律将由民众选举的议会制定。这个政府之所以是立宪政府，在于国家的制度和法规将严格遵循《古兰经》、‘圣训’和沙里亚。”[368]然而，霍梅尼在公开场合往往回避关于建立教法学家统治的国家即法基赫体制的政治设想，却着力谴责巴列维国王勾结美国和以色列而背叛伊斯兰教的信仰、出卖伊朗民族的利益，抨击政府操纵选举和践踏宪法以及维护富人的利益而压迫穷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恢复伊斯兰教的公正秩序，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改善民众生活，建立民主和自由的伊斯兰国家。[369]
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与法基赫制度的建立
巴列维王朝与在外地主的政治联盟，是20世纪伊朗君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什叶派教界传统的宗教思想，则是维护巴列维王朝君主制度的重要舆论工具。白色革命期间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是经济秩序的剧烈变动与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发展的独裁模式”与巴列维国王实行的诸多改革举措无疑构成推动伊朗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杠杆，乡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标志着伊朗现代化的长足进步。礼萨汗当政期间，着力改造传统工业和发展现代工业，却不肯触及乡村农业的传统秩序和在外地主的既得利益。相比之下，白色革命的核心内容是改变乡村地权的分布状态和否定分成制的租佃关系，在外地主由于土地改革而丧失原有的势力和影响，巴列维王朝与在外地主的政治联盟亦因白色革命而趋于崩溃。另一方面，巴列维王朝长期奉行世俗化的政策，旨在强化世俗君主对于什叶派欧莱玛的控制。礼萨汗当政期间，致力于克服宗教势力的离心倾向。巴列维国王发动的白色革命，则是礼萨汗当政期间世俗化举措的逻辑延伸；土地改革直接触及约占全国耕地面积30%的宗教地产瓦克夫，而所谓的“知识大军”和“公正之家”明显削弱了什叶派欧莱玛在教育和司法领域的传统影响。60年代初，伊朗全国共有穆智台希德约100人，欧莱玛约1万人，清真寺约2万处，宗教学校约100所，宗教学校学生约1万人。[370]1965年至1975年，伊朗全国的清真寺由两万处减少到九千处，教界控制的宗教学校数量锐减。与此同时，巴列维政府在马什哈德创建伊斯兰大学，在德黑兰大学设立经学院，强化控制宗教教育，极力使伊斯兰教成为巴列维王朝的御用工具，实现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国有化”和“巴列维化”[371]。
1960—1963年，教界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教界内部趋于分裂，形成不同的政治倾向。布鲁杰尔迪和贝赫贝哈尼代表教界内部的保守势力，维护传统教界的既得利益，主张远离政治舞台，潜心传布安拉的启示，其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在于极力抵制土地改革，可谓现代化进程中的逆向因素。沙里亚特玛达里和塔里甘尼代表教界内部的温和反对派，无意反对土地改革，甚至声称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并不符合伊斯兰教的原则，其政治目标在于反对国王解散议会和独断专行，强调宪政和恢复议会的地位。霍梅尼以及蒙塔泽里、贝赫什提、穆塔赫里、拉夫桑贾尼和哈梅内伊代表教界内部的激进反对派，谴责巴列维国王对内独裁专制以及对外勾结美国和以色列而出卖国家利益，攻击矛头指向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地位。[372]
1953—1958年，贝赫贝哈尼是巴列维国王的重要支持者，布鲁杰尔迪亦与巴列维国王处于合作的状态。1961年布鲁杰尔迪死后，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不复存在，马什哈德的米拉尼、大不里士的沙里亚特玛达里、纳杰夫的哈基姆和库姆的霍梅尼分庭抗礼，什叶派教界随之分裂为诸多派别。[373]白色革命的相关举措和巴列维王朝世俗统治的强化，导致教界的广泛不满，进而使教界与巴列维王朝分道扬镳。君主政治的膨胀和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的传播，助长着教界内部的革命倾向，进而形成国王的伊斯兰教与民众的伊斯兰教两者之间的激烈对抗。
伊朗乡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无疑由于白色革命的诸多举措而经历深刻的变化，封建地产、家庭经济和资本主义农场的此消彼长标志着伊朗乡村传统经济社会模式的崩坏与现代经济社会模式的长足发展。然而，自耕农作为白色革命后伊朗乡村的主要社会阶层，无缘分享政治权力。70年代，巴列维政府致力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诸多政策损害农民的利益，进而导致乡村广泛的不满情绪。
传统的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是现代化长足进步的牺牲品，尽管其人数呈缓慢增长的趋势，然而经济活动处于相对萧条的状态，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已非往日可比。1953年摩萨台政府垮台后，行会丧失了原有的权利和独立地位。1957年的行会法规定，行会的建立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行会联合会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1971年，政府解散行会联合会，代之以新伊朗党控制的行会委员会，负责监督行会活动。[374]白色革命期间，巴列维政府兴办国营贸易公司和现代商场，导致巴扎商人在流通领域的地位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巴列维政府通过实行各种优惠政策，积极扶植和发展现代工业，许多传统的手工业产品由于缺乏竞争力而渐遭淘汰，手工工匠深受其害。
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塑造着诸多的新兴社会群体。白色革命期间，在外地主相继投资现代工业，兴办工厂，使用雇佣劳动，进而加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随着世俗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官僚机构的膨胀，包括知识分子和政府雇员在内的所谓知识界亦开始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现代产业工人的明显增长。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现象，则是棚户区的急剧扩展。尽管如此，诸多新兴的社会群体无缘分享国家权力，长期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民族阵线和代表下层民众政治利益的人民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左翼激进组织人民圣战者和人民敢死队屡遭镇压。工人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自发组织的民间工会遭到取缔。
1960—1975年，伊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77美元增至346美元，增长幅度接近10%。[375]然而财富的增长本身并不能带来现代的社会；相反，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合理分配的社会愿望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伊朗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石油收入的增长并没有消除贫困，而只是带来了贫困的现代化”[376]。伴随着财富的急剧增长，财富的分配表现为明显的不平衡倾向：富者愈富而中下层民众获益甚少，德黑兰愈富而外省获益甚少。1963—1976年，约占乡村人口60%的贫困农户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35.9%下降为27.3%，约占乡村人口40%的富裕农户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64.1%上升为72.7%，其中约占乡村人口20%的富裕大户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42.4%上升为52.2%，所谓的基尼系数从0.34上升为0.47。[377]进入70年代，伊朗城乡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71年，伊朗个人消费支出共计6995亿里亚尔，其中城市个人消费支出4673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66.8%，乡村个人消费支出2322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33.2%；1978年，伊朗个人消费支出共计16840亿里亚尔，其中城市个人消费支出13566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80.6%，乡村个人消费支出3275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19%。[378]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棚户区的扩张，而棚户区的扩张标志着城市下层民众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1959年，占城市人口20%的富人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52.1%，占城市人口40%的中等阶层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27.6%，占城市人口40%的下层人口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13.8%，基尼系数为0.4681；1975年，占城市人口20%的富人的消费支出上升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57.7%，占城市人口40%的中等阶层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27.9%，占城市人口40%的下层人口的消费支出下降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9.1%，基尼系数上升为0.54。[379]伊斯兰革命前夕，占总人口0.005%的富人支配3.8%的国民收入，占总人口17.2%的下层贫困人口仅仅获得0.8%的国民收入；占总人口1%的富人占有52.3%的财富，占总人口90.6%的穷人仅仅只有18.4%的财富。[380]“石油价格的上涨为巴列维政府提供了使伊朗成为地区性经济和军事强国的绝佳时机，而巴列维政府却把这个绝佳时机引向了革命”[381]。
白色革命摧毁了旧的政治基础，却未能代之以新的政治基础，巴列维国王由此陷于空前孤立的尴尬状态。随着极权政治的膨胀，巴列维国王一方面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众矢之的。传统社会势力的不满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反抗融为一体，结束独裁专制的共同目标导致伊朗民众的广泛联合，政治革命的客观形势日渐成熟。
70年代中叶，巴列维王朝拥有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组织严密的官僚机器和数量可观的石油美元，表面上稳若磐石。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是稳定和持久的。另一些观察家尽管深知巴列维王朝的统治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伊朗日趋紧张的政治气氛，仍然断定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在未来十年不可能发生。然而，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改变了巴列维王朝的命运，而经济的萧条和自由化的政治环境构成导致革命的直接因素。
伊朗的物价在60年代尚且维持稳定的状态，进入70年代开始出现通货膨胀。1970—1974年，物价指数从100升至126，1975年升至160，1976年升至190。1970—1975年，德黑兰的房租上涨300%。[382]自1975年开始，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幅度，1976年为16.6%，1977年增至25.1%。非石油产业的年增长率，1976年为14.1%，1977年下降为9.4%。由于政府大幅削减投资项目和压缩投资规模，失业率从1974年的1%急剧上升为1977年的9%。[383]1974年，巴列维政府尚有2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1978年，政府财政赤字高达73亿美元。[384]“通货膨胀自1973年逐渐加剧，到1976年夏季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而国王却用军人的眼光看待经济问题，向奸商宣战”。1975年8月，巴列维国王宣布实行两项新的经济政策，即私人和公共所有权的延伸和反暴利运动，作为白色革命的增补内容。所谓的私人和公共所有权的延伸，即规定私人企业49%的股份和国有企业99%的股份向民众出售，政府向购买者提供低息贷款。巴列维国王声称，在未来三年中，将有450万伊朗人成为国家主要产业的股份所有者。此外，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强迫许多私人企业主满足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此项政策被认为是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不公正干预，引起私人企业主的强烈不满。所谓的反暴利运动，其主要攻击目标是被称作“商业封建主”的巴扎商人。巴列维国王声称，封建领主在1963年已经被消灭，目前应当与“商业封建主”进行斗争，直至最后的胜利。1975年，巴列维政府强迫巴扎商人主动降低物价，进而对数百种基本生活消费品实行严格的价格控制，同时进口小麦、糖和肉用以平抑物价，成立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复兴党组织1万名学生进驻巴扎，与所谓的奸商进行斗争。萨瓦克匆忙组建的行会法庭对25万人实行罚款，将2万3千人赶出家乡，另有0. 8万人被投入监狱，18万人遭到指控。到1976年初，几乎所有的巴扎商人都受到反暴利运动的牵连。[385]反暴利运动的实施，明显加剧了巴扎商人与国王之间的矛盾。由于受到政府和复兴党的威胁，巴扎商人无力单独对抗巴列维政府，遂转向教界寻求保护。1977年初，巴列维政府削减向教界发放的年金，导致欧莱玛的不满。
与此同时，伊朗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1975年初，国际人权组织宣称，伊朗是世界上人权状况最差的国家之一，要求巴列维国王改善国内的人权环境。[386]美国总统卡特亦于1976年初开始批评巴列维国王的独裁专制，要求巴列维国王改善伊朗的人权状况和恢复民主政治。[387]巴列维国王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开始在国内尝试实行自由化政策，许诺在伊朗创造自由的政治气氛，同时释放357名政治犯，邀请国际红十字会参观20所监狱，允许外国律师出席军事法庭的审判，复兴党则宣布欢迎社会各界发表不同的政见。[388]自由化的改革举措，无疑使反对派势力获得了必要的政治环境。然而，巴列维国王“只是打算给反对派提供有限的喘息空间，却不打算与任何人分享权力”[389]。
1977—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最初表现为世俗知识界发起的自由化运动，具有明显的温和倾向。1977年5月，53名律师发表致巴列维国王的公开信，抗议政府侵犯司法独立和干预司法审判。6月，40名作家致信首相胡韦达，要求恢复1964年遭到取缔的作家协会，取消新闻审查，实行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390]与此同时，前民族阵线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沙赫普尔·巴赫蒂亚尔和达里乌什·福鲁哈尔致信巴列维国王，批评君主独裁，要求尊重人权和释放政治犯，声称“恢复国家统一和民众权利的唯一方式是放弃专制、尊重宪法、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废除一党制、允许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建立得到公众信任和履行宪法的政府”[391]。7月，64名律师聚集德黑兰，起草宣言，要求尊重宪法和实行司法独立，包括作家协会、律师协会、大学教师全国委员会和保卫自由与人权委员会在内的许多民间政治组织随之在知识界相继建立，业已遭到政府取缔的世俗反对派民族阵线和解放运动亦卷土重来。1977年秋，德黑兰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校园的政治自由。[392]此间，反对派势力主要来自世俗知识界，教界尚未直接介入，民众运动仅仅表现为政治宣传和组建社团。反对派并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政治组织，只是强调恢复1906年宪法和立宪君主制以及限制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权力，斗争方式亦颇具温和倾向。民众运动的范围局限于首都德黑兰，并未波及其他地区。
1978年1月7日，复兴党操纵的官方报纸发表文章，诋毁什叶派欧莱玛是“中世纪的黑色反动派”，指责教界勾结国外势力破坏白色革命，诬陷霍梅尼具有外国血统和充当外国间谍。该文章的发表引起伊朗各地的轩然大波。教界由此开始放弃旁观的立场，加入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队伍。教界的介入得到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积极响应，而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民众运动亦逐渐由德黑兰蔓延到诸多城市。该文章发表的次日，在宗教圣城库姆，数千名经学院的学生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玷污教界，高喊口号“我们不要叶齐德的政府”、“我们要我们的宪法”、“我们要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归来”，进而与警察发生冲突，5名学生遭到杀害。[393]1月10日，霍梅尼发表声明，称赞库姆经学院学生的做法是英雄的举动，谴责国王勾结美国、败坏伊斯兰教、损害伊朗农业和将伊朗变成外国货的垃圾场。另一著名的教界领袖沙里亚特玛达里抱怨政府诽谤欧莱玛，声称如果政府将要求恢复宪法视作是黑色反动派的标志，那么自己宁愿成为黑色的反动派。教界势力的介入以及巴扎商人和工匠的响应，标志着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民众运动开始由世俗的形式转化为宗教的形式，遍布各地的清真寺成为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重要据点。
2月18日是库姆惨案的四十天祭日，各地的巴扎和大学纷纷关闭以示哀悼死者，和平示威发生在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马什哈德、阿瓦士、设拉子、拉什特和大不里士等12座城市。在大不里士，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和平示威演变为民众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示威的民众一度占领警察局和复兴党党部，直至两天后被政府军镇压。[394]3月29日是大不里士惨案的四十天祭日，各地的巴扎和大学再度关闭，55座城市举行哀悼死者的活动。[395]在德黑兰、叶兹德和伊斯法罕等地，愤怒的示威者进攻警察局和复兴党党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叶兹德的民众甚至高喊“处死国王”的口号。5月10日又是一个四十天祭日，德黑兰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巴列维国王被迫取消出访欧洲的计划，派出2000名军警封锁巴扎和大学校园，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的民众。在前后三次的四十天祭日示威中，官方宣布死亡22人，受伤约200人，而据反对派的说法，死亡人数为250人，受伤人数超过600人。[396]
白色革命期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产业工人队伍明显扩大。1966—1976年十年间，伊朗的产业工人从137万增至192万，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397]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急剧攀升。21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1974—1975年增长30%，1975—1976年增长48%。熟练工人的工资增长幅度尤为明显；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日工资，1971年时为220里亚尔，1977年增至850里亚尔。由于生活境况的不断改善，产业工人最初大都安于现状，并不热衷于反对国王的政治活动。进入1978年以后，经济危机波及工业领域，产业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398]1978年6月，德黑兰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政府取消年度分红。7月初，阿巴丹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供医疗保险、恢复年度分红和增加20%的工资。7月底，贝赫沙赫尔的1750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实行工会的自由选举。8月，大不里士的2000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恢复年度分红、提高工资和改善居住条件。8月19日，阿巴丹工人区的一处电影院发生火灾，死者超过400人，而萨瓦克被认为是纵火的元凶。此后，产业工人的反抗活动由罢工演变为示威，政治要求取代经济要求而成为工人运动的首要目标，“烧死国王”和“推翻巴列维家族”成为产业工人的政治口号。[399]随着产业工人接连举行的罢工和示威，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伊朗民众与巴列维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变化。“工人、巴扎商人、学生和欧莱玛建立起广泛的联盟”[400]，政治角逐的天平开始向反对派方面倾斜。
1978年8月，巴列维国王迫于民众运动的压力，解除首相阿姆泽加尔的职务，起用温和派人士沙里夫·艾玛米出任首相，采取安抚政策，许诺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度和民主制度，释放在押的政治犯，笼络沙里亚特玛达里、桑贾比、巴扎尔甘和福鲁哈尔等反对派领袖。然而，形势并未出现转机。1978年9月7日，德黑兰50万人举行示威，高呼激进的政治口号“处死巴列维家族成员”，“赶走美国人”，“侯赛因是我们的向导，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独立、自由、伊斯兰”，“我们要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国王则宣布在德黑兰、卡拉季、库姆、马什哈德、大不里士、伊斯法罕、设拉子、阿巴丹、阿瓦士、加兹温、朱赫拉姆和卡兹伦等11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401]9月8日，德黑兰民众与巴列维王朝的军警发生冲突，死伤者不计其数，时称“黑色星期五”[402]。此后，伊朗国内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
世俗的知识界无疑是挑战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其政治纲领相对温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排斥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主张恢复宪政，进而与国王分享国家权力，却无意推翻君主制度。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巴扎尔甘曾向美国驻伊朗大使表示：“如果国王愿意实施宪法的所有条款，那么我们便会接受君主制和参与选举。”[403]巴扎尔甘后来说道：“我们原本企盼甘露的降临，结果到来的却是洪水。”[404]相比之下，霍梅尼尽管只是什叶派的多位阿亚图拉之一，在教界内部并无十分显赫的地位，却由于其长期反对巴列维王朝而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和民主斗士的政治形象而在伊朗民众之中久享盛誉。[405]“霍梅尼赢得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众多的民众把他视作期待已久的拯救者。在小资产阶级看来，他不仅是独裁的夙敌，而且是私有财产、传统价值观念和身陷困境的巴扎商人的保护者。在知识界看来，他尽管具有宗教身世，却颇似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将会完成摩萨台的未竟事业，使国家从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得到解放。在城市的工人看来，他将实现社会公正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把权力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在乡村民众看来，他将带来土地、水源、电力、道路、学校和医疗机构，即白色革命未能带来的物质内容。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他象征着宪政革命的精神，在他身上寄托着此前的革命仅仅燃起却未能实现的希望。”[406]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民主与专制的激烈冲突，特别是“阿巴丹纵火案”和“黑色星期五”之后，世俗知识界之恢复1906年宪法的妥协倾向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实现共和取代回归宪政，成为民众运动的崭新政治目标。现代伊斯兰主义由于超越以往各种政治要求的狭隘界限，强调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代表诸多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适应政治斗争的客观需要，提供了凝聚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社会力量进而实现广泛政治联合的崭新理论工具。流亡巴黎的霍梅尼宣布，国王已经听到了革命者的呼声——他必须退位并接受伊斯兰的审判；民众与国王之间绝无妥协的余地，加入巴列维政府意味着背叛伊斯兰教；民众运动不会停止，直至将“卑鄙的君主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代之以崭新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被剥夺了权力的社会阶层渴望参与政治进程和重建崭新社会与国家的宣言。”[407]“战斗的伊斯兰”体现民众的愤怒，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
1978年10月底和11月初，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巴扎尔甘和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桑贾比相继从德黑兰前往巴黎，会晤霍梅尼。随后，巴扎尔甘代表解放运动宣布，目前的民众运动表明人民拥护阿亚图拉霍梅尼和要求用伊斯兰政府取代君主制。桑贾比代表民族阵线宣布，目前的君主制是独裁和腐败的制度，不能履行法律和沙里亚，不能抵抗外国的压力，需要建立以伊斯兰、民主和国家主权作为基础的民族政府。桑贾比、巴扎尔甘和霍梅尼一致认为，现存的君主制度与伊斯兰教的原则不符，是政治独裁、社会腐败和民族屈辱的根源所在。三人共同宣布，结束伊朗的君主制度，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借以保卫伊朗的独立和民主”[408]。此次会晤标志着“霍梅尼成为伊朗革命运动之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各个阶层实现空前广泛的政治联合。[409]
1978年12月30日，巴列维国王指定前民族阵线成员巴赫提亚尔出任首相。[410]巴赫提亚尔宣布国王将去欧洲休假，许诺解除军事管制和实行自由选举，取消与美国签署的7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计划，停止向以色列和南非出口石油，释放政治犯，解散萨瓦克，冻结巴列维基金会资产，称赞霍梅尼是“伊朗的甘地”并欢迎霍梅尼回国。反对派领导人对巴赫提亚尔政府态度各异。沙里亚特玛达里和许多温和的教界人士宣布支持新首相，以免国家陷于混乱。桑贾比和弗鲁哈尔坚持国王必须退位。霍梅尼则声称任何由国王任命的政府均属非法，顺从巴赫提亚尔便是顺从撒旦。罢工和示威并未由于巴赫提亚尔的许诺而停止，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求国王退位、巴赫提亚尔辞职、霍梅尼回国和废除君主制。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逃往埃及。2月1日，霍梅尼自巴黎返回德黑兰。[411]
1979年3月，伊朗举行全民公决；在2280万选民中，2040万选民拥护国家采用共和制政体。同年5月，霍梅尼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412]
通常认为，教俗合一是传统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而现代化与世俗化呈同步状态。巴列维王朝的支持者认为，伊斯兰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现代化举措超越了观念保守和思想落后的伊朗民众所能承受的范围，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是伊朗走向现代文明的象征，而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伊朗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法基赫制度的建立则构成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亦有学者认为，伊斯兰革命的社会基础在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包括所谓的传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自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413]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77—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尽管具有宗教政治的浓厚色彩，却非教界传统势力与世俗政治的对抗抑或什叶派欧莱玛与巴列维国王世俗政权的较量，而是宗教形式下诸多社会群体反抗独裁专制的深刻政治革命。白色革命期间，新兴阶层与传统势力之间无疑存在着种种矛盾。然而，巴列维王朝的独裁专制与民众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倾向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作为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着其他层面的次要矛盾，导致反对巴列维王朝的诸多社会群体在争取民主的政治基础之上形成空前广泛的联合，巴列维国王则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民众的公敌和反对派政治势力的众矢之的。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与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两者之间的矛盾作为巴列维时代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是导致伊斯兰革命的根本原因。
现代伊斯兰主义作为1977—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并非伊朗的特有现象，而是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诸多地区，埃及和南亚则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主要发源地。现代伊斯兰主义自70年代在伊朗的广泛传播，并非霍梅尼个人能力所致，而是根源于伊朗社会的客观需要，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形式初露端倪。如果说官方的什叶派伊斯兰教是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工具和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那么民众的什叶派伊斯兰教，特别是阿里·沙里亚蒂和霍梅尼阐述和倡导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和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革命手段。巴列维时代伊朗教俗关系演变的实质，在于什叶派伊斯兰教从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转化为“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抑或从政治宗教化转变为宗教政治化；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无疑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发生转化的物质根源，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式的民众领袖则是实现什叶派伊斯兰教转化的关键人物。什叶派关于伊玛目的教义赋予欧莱玛以特有的地位和影响，而什叶派关于马赫迪的教义则为民众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理论。伊斯兰革命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巴列维时代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教俗关系的传统模式，什叶派伊斯兰教由官方的学说转变为民众的信仰，由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转变为民众反抗的政治武器，进而由捍卫传统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倡导现代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
霍梅尼的政治思想表面上包含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内容，看似截然对立抑或水火不容，实则不然。霍梅尼主义借助于回归宗教的传统形式，阐述独立、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现代政治理论，强调以安拉的尊严取代国王的尊严和以伊玛目之神圣的宗教权力取代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权力，旨在否定传统的政治模式和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代表反对君主专制的诸多传统社会势力与新兴阶层共同的利益和愿望，是伊斯兰革命期间凝聚民众的主导思想和反抗巴列维王朝君主专制的革命理论。正是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促使诸多社会群体走向霍梅尼的阵营。霍梅尼作为什叶派现代宗教政治的灵魂人物，俨然是伊斯兰革命的象征和民主的化身，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霍梅尼赢得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堪称克里斯玛式的革命领袖。”[414]霍梅尼的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地位，根源于白色革命期间伊朗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尖锐的政治对抗。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塑造了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式领袖的历史形象。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并非“反现代化基调的和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和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理论工具和革命手段。阿亚图拉霍梅尼与巴列维国王之间的对抗，并非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而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民主主义与现代宗教政治模式的结合，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内容。1977—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与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尽管不乏相似之处，却有根本的差别。1953年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政治风波期间，教俗反对派貌合神离，社会环境尚未塑造出克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普通民众的介入程度相当有限。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和新旧社会力量的对比，决定着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之目标的非同一性、纲领的温和性与基础的脆弱性。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和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表明，相对孤立的社会阶层抑或政治群体皆不足以抗衡巴列维王朝控制的国家机器。与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和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相比，1977—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突出特点在于教俗各阶层广泛的政治联合，是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区别于1963年政治风波直至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条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加剧，导致反对派政治势力的广泛联合。教俗各阶层的广泛政治联合，改变了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巴列维王朝寿终正寝的历史结局。弗兰认为，霍梅尼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教界下层、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其他诸多社会群体则被霍梅尼主义所吸引，伊斯兰革命的性质在于传统势力抵制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逆向运动。[415]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霍梅尼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与诸多政治群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盟，从而获得了从巴扎和教界到世俗知识界和城市贫民以及解放运动和民族阵线的有力支持。巴扎、行会和清真寺无疑提供了伊斯兰革命期间反对国王的重要阵地，然而正是新兴的世俗社会势力点燃了革命的火花并且给以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致命的打击，最终敲响了巴列维王朝覆灭的丧钟。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革命的受益者只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什叶派欧莱玛则是伊斯兰革命的唯一赢家。[416]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治斗争服务于经济目的。历史的进步，包括现代化进程中的改良与革命，均以追求财富作为根本动力。巴列维王朝借助于独裁专制的政治形式，混淆国家与王室的界限，进而极尽所能地控制和占有民众创造的物质财富。至于反对巴列维王朝和参与革命的诸多社会群体，旨在通过伊斯兰的宗教形式，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而改变财富的分配原则。
伊斯兰革命的发生，不应简单归结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狂热，而是根源于巴列维时代世俗领域的社会矛盾，其实质在于世俗的社会反抗与宗教的外在形式两者的结合。综观20世纪的伊朗历史，宪政革命首开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革命的先河，伊斯兰革命则是宪政革命的逻辑延伸；特定的历史环境，尤其是新兴社会力量的脆弱，决定了宪政革命的失败结果，而巴列维王朝在经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举措，为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主主义与现代宗教政治模式的结合，无疑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内容。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崭新起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伊朗传统政治模式的寿终正寝，进而为现代政治模式的诞生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的领袖地位和所谓阿亚图拉的统治，构成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过渡的中间环节。
教法学家的统治与伊朗现代化的历史走向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到1982年伊斯兰共和国建立的三年间，是伊朗政治制度从君主制向法基赫制过渡的中间环节。此间伊朗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二元倾向以及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激烈角逐。
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导致整个国家机器处于瘫痪状态，政局混乱，罢工持续，石油生产锐减，失业率急剧上升，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诸多方面与宪政运动结束初期颇具相似之处。[417]霍梅尼于1979年2月自巴黎返回德黑兰后，指定巴扎尔甘出任总理，组建临时政府，负责恢复国家秩序。临时政府的成员主要来自民族阵线和解放运动两大政治组织，其中民族阵线的成员占据内阁席位的33%，解放运动的成员占据内阁席位的50%。[418]
与此同时，霍梅尼授意组建伊斯兰革命议会、伊斯兰共和党、伊斯兰革命法庭、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被剥夺者”基金会，独立于巴扎尔甘领导的临时政府。“1979年2月到11月，原教旨主义者在临时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外创造了国中之国。在这个国中之国，霍梅尼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和精神的源泉，伊斯兰共和党成为议会和智囊，考米泰成为地方警察，帕斯达兰成为武装力量，革命法庭成为审判机构，被剥夺者基金会成为从属的财源。”[419]伊斯兰革命议会的成员包括世俗政治家巴尼萨德尔、巴扎尔甘、叶兹迪、库特卜扎迪以及教界人士贝赫什提、穆塔赫里、拉夫桑贾尼、哈梅内伊、巴赫纳尔，负责协调各派政治势力和监督临时政府。[420]伊斯兰共和党始建于1979年2月，由阿亚图拉贝赫什提领导，巴赫纳尔、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均系该党的核心成员。[421]伊斯兰共和党借助于宗教形式倡导激进的社会倾向，旨在实现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下层民众的政治联盟，创造由什叶派欧莱玛抑或教法学家统治的伊斯兰社会。伊斯兰共和党在传统中产阶级和社会下层民众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很快发展为伊朗最大的和最有势力的政治组织，在许多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拥有独立的民兵武装。[422]萨迪克·哈勒哈里主持的伊斯兰革命法庭，执行伊斯兰教法，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者清洗政治异己的重要机构和霍梅尼角逐权力的主要工具，革命后初期曾经处死包括首相胡韦达在内的数以百计的前政权高官，数千人被革命法庭关押或流放。伊斯兰革命期间，伊朗各地出现许多民众自发建立的政治组织，即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亦称考米泰。考米泰komiteh源于法语comite，始建于1978年底，最初系自治性的下层民众组织。[423]巴扎尔甘曾说：“考米泰无处不在，没有人知道考米泰的数目，即使伊玛目亦不清楚。”[424]巴列维王朝覆灭以后，各地的考米泰被霍梅尼委派的阿亚图拉麦赫达维·卡尼接管，负责控制各地的政治局势。在德黑兰和其他诸多主要城市，追随霍梅尼的教界人士领导的考米泰，依靠巴扎商人、传统工匠、知识分子和城市贫民的支持，行使政府的职能，成为现代伊斯兰主义者角逐权力和控制局势的政治工具。革命卫队称作“帕斯达兰”，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军事组织，成员招募于下层民众，1979年9月时规模超过1万人。“被剥夺者”基金会创建于1979年3月，隶属于法基赫和伊斯兰革命议会，负责接管巴列维基金会，控制革命期间政府没收的财产，拥有数以百计的公司和企业，为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伊斯兰革命议会、伊斯兰共和党、伊斯兰革命法庭、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被剥夺者”基金会，借助于宗教形式倡导激进的社会倾向，成为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动员和争取下层民众进而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机构。
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伊始，最初的宪法草案由巴扎尔甘领导的临时政府成员负责拟定，强调世俗的政治原则，排斥什叶派欧莱玛的政治参与。宪法草案并未提及建立法基赫制度；宪法监护委员会包括5名欧莱玛、3名法官和3名教授，由议会选举产生，权力有限。[425]随后，由霍梅尼和沙里亚特玛达里两位阿亚图拉共同商定组建新的立宪会议，由蒙塔泽里和贝赫什提两位阿亚图拉主持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成员成员大都来自伊斯兰共和党。新的立宪会议强调神权至上的宗教原则，新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赋予法基赫以治理国家的广泛权力，集中体现了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之教俗合一的政治理念。围绕着新宪法的相关规定，教俗各界形成明显的意见分歧。在立宪会议内部，反对者认为赋予法基赫以无限的权力势必导致独裁政治的再现。然而，在立宪会议内部，法基赫制度的反对者势单力孤，表决时只有8人投票反对而4人弃权。在立宪会议之外，反对派主要来自世俗民族主义组织和左翼群体。桑贾比领导的世俗政治组织民族阵线认为，立宪会议由“宗教集团、独断专行者和戴头巾的人”所操纵，背叛伊斯兰革命的理想，企图创造欧莱玛统治的神权政体和法基赫的政治独裁。左翼政治派别伊朗人民敢死队声称，法基赫制度的真实用意是用霍梅尼式的哈里发国家取代巴列维的国家。另一左翼政治派别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则声称，既然伊斯兰教否认任何社会阶层或群体享有特权的地位，新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关于法基赫制度的条款纯属宗教异端。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出于与什叶派欧莱玛的教派差异，亦反对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关于法基赫制度的相关规定。反对法基赫制度的最有影响的社会势力，是传统的什叶派欧莱玛。伊斯兰革命议会主席阿亚图拉穆塔哈里作为传统教界的代表人物，认为什叶派学说中的法基赫制度并不意味着法基赫本人对于国家的直接治理，所谓的法基赫只是信仰的引领者而不是国家的统治者，法基赫应当充当理论家而不是统治者的角色。[426]传统教界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阿亚图拉沙里亚特玛达里亦反对教法学家直接行使统治国家的政治权力，强调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认为法基赫的主要作用在于宣传宗教、引导信众和充当意识形态的监护者，法基赫只能在非常时期直接干预政治生活。[427]沙里亚特玛达里声称，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一方面强调民众主权的模糊概念，另一方面却赋予法基赫以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两者之间无疑存在着根本的对立，要求取消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关于法基赫制度的条款。“因为解散原有政府的基础在于全民公决，所以民众的意志应当构成新政府的基础。”[428]
伊斯兰革命开始于世俗知识界的发难，却结束于下层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进而导致下层民众政治力量的急剧膨胀，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运动随之经历了由温和向激烈的转变。特定的环境决定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社会的激进倾向，贫困的消除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则是下层民众的迫切愿望。桑贾比领导的世俗政治民族阵线和巴扎尔甘领导的世俗政治解放运动代表现存经济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具有明显的右翼色彩与温和倾向，反对激进的经济社会改革，被视作保守派和富人的代言人。沙里亚特马达里支持的穆斯林人民共和国党具有阿塞拜疆的地方色彩，强调阿塞拜疆的地方分权和民族自治。左翼世俗政治组织人民党以及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和伊朗人民敢死队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差异，却分享共同的政治目标，即反对美国、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主要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境况。然而，左翼组织强调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消灭剥削秩序，创建新社会，其思想纲领在诸多方面与伊斯兰教不符，加之派别林立，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429]相比之下，霍梅尼强调保护“被剥夺者”的利益，宣布伊斯兰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被剥夺者”，实现“被剥夺者”的广泛政治参与和财富分享，在下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政治号召力。霍梅尼授意组建的伊斯兰共和党和“被剥夺者”基金会，借助于宗教形式倡导激进的社会倾向，成为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动员和争取下层民众的重要机构。1979年12月，伊朗举行全民公决，通过新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伊斯兰革命议会声称，1500万伊朗公民支持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只有约3万人反对伊斯兰共和国宪法。
立宪会议制宪期间，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阵营的统治地位尚未确立，反对法基赫制度的诸多派别亦未结成政治联盟，沙里亚特玛达里为首的传统教界以及形形色色的世俗政治组织犹如一盘散沙。巴列维王朝覆灭后，巴扎尔甘领导的临时政府曾经致力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然而，当卡特总统允许巴列维国王自墨西哥前往美国治疗以后，伊朗民众反应强烈，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权力的天平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平衡，进而向霍梅尼一方倾斜。1979年11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激进的学生占领。临时政府谴责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事件违背国际法准则，要求立即释放扣押的人质。霍梅尼支持占领美国大使馆的激进行为，将美国使馆的占领誉为“第二次伊斯兰革命”，俨然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英雄。巴扎尔甘则被视作美国的追随者，成为激进势力的攻击目标，被迫辞职，临时政府由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接管，解放运动的政治影响明显削弱。反美情绪的高涨，为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最后胜利铺平了道路。[430]
1979年12月，由于抵制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全民公决，沙里亚特玛达里被伊斯兰革命卫队软禁于家中，沙里亚特玛达里领导的穆斯林人民共和党遭到取缔。1980年1月，伊朗举行大选，独立候选人巴尼萨德尔获得全部1400万张选票中的1070万张选票，当选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431]随后选举产生的第一届议会由263名议员组成，其中134名议员来自欧莱玛。[432]伊斯兰共和党控制议会的131个席位，是制约总统权力和政府职能的重要机构。[433]“除以色列议会外，伊朗议会是中东诸国最具独立地位的议会。议员在议会公开地和激烈地批评政府的政策。”[434]根据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总理人选由总统提名而由议会批准。然而，由巴尼萨德尔提名的总理人选穆斯塔法·萨里姆被议会否决，拉贾伊在伊斯兰共和党和议会的支持下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第一任总理。此后，巴尼萨德尔与伊斯兰共和党及议会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1981年6月，霍梅尼公开谴责民族阵线，进而取缔民族阵线的合法地位。巴尼萨德尔指责霍梅尼无视宪法和总统，旋即遭到罢免。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拉贾伊获得全部1414万张选票的1300万张选票，以88%的得票率当选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巴赫纳尔出任政府总理。[435]
形形色色的左翼激进派别曾经积极参与反对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革命，进而试图分享国家权力。然而，左翼激进派别大都缺乏必要的民族基础和宗教基础，往往表现为异族色彩和异教倾向。巴尼萨德尔退出政坛之后，主要左翼激进派别人民圣战者组织不断挑战伊斯兰共和党的政治权威，而恐怖袭击则是人民圣战者组织角逐政权的主要手段。1981年6月28日，伊斯兰共和党的会议场所遭到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炸弹袭击，包括贝赫什提在内的70余名伊斯兰共和党重要成员死于非命，巴赫纳尔继任伊斯兰共和党主席。1981年8月，人民圣战者组织再次发动炸弹袭击，总统拉贾伊和总理巴赫纳尔以及其他许多政府要员被害身亡。[436]同年10月举行大选，哈梅内伊获得全部1700万张选票中的1679万张选票，以近90%的得票率当选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三任总统，穆萨维出任政府总理。[437]“哈梅内伊当选总统，标志着伊斯兰革命进入新的阶段。从1981年10月起，欧莱玛不再只是国家的监护者和权力的影子，而是开始全面执掌政府机构。”[438]1981—1985年，人民圣战者组织遭受重创，约9千人死于反政府的恐怖袭击活动或被政府处决，残部大都流亡伊拉克。[439]“至1983年5月，除伊斯兰共和党和解放运动外，所有政治组织均被迫转入地下或遭到破坏。”[440]1985年5月举行大选，哈梅内伊获得全部1422万张选票中的1220万张选票，再度当选总统。[441]
伊斯兰革命造就了伊朗新兴的政治精英，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阵营则是新兴政治精英的核心成分。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阵营尽管来源各异，成分复杂，却在对抗诸多反对派政治势力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凝聚倾向。80年代初，随着诸多教俗政治反对派势力的相继衰落，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阵营逐渐出现裂痕，进而形成左翼激进派与右翼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左翼激进派代表下层民众的共同愿望，倡导社会平等和经济自给，要求实行国家的经济垄断、国有化和进一步的土地改革，主张强化政府的经济干预，通过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实现伊斯兰教的公正原则，同时支持输出伊斯兰革命和对伊拉克的战争直至推翻萨达姆政权。右翼保守派代表富商、地主和教界上层的既得利益，支持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和实行法基赫制度，强调维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同时倡导自由经济和开放政策，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以及国家垄断、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强调与西方世界的必要联系，主张政治解决与伊拉克的战争，对输出伊斯兰革命持消极态度。[442]左翼激进派占据议会的多数席位，右翼保守派控制宪法监护委员会进而否定议会通过的多项改革法案，霍梅尼则凌驾于左翼激进派与右翼保守派之上，实行折中的政策，调和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至80年代中期，左翼激进派与右翼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两伊战争、对外开放和经济政策成为双方对立的焦点。1987年，霍梅尼宣布取缔政党，进而解散伊斯兰共和党。[443]
伊斯兰革命的特定环境即宗教性和民众性，决定了后革命时代伊朗社会的神权统治和激进倾向。然而，神权统治和激进倾向并非后革命时代伊朗社会的实质内容；巴列维王朝覆灭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导致诸多政治势力的激烈较量，现代化进程的延伸则构成后革命时代伊朗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
1979—1989年，霍梅尼无疑是伊朗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此间可称霍梅尼时期。霍梅尼时期，伊斯兰化无疑是伊朗社会的突出现象。恢复伊斯兰教法与强化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构成霍梅尼时代伊斯兰化的基本举措。1982年8月，最高司法委员会宣布，废除自1907年以来实行的所有非伊斯兰法律，伊斯兰教的沙里亚和阿亚图拉颁布的宗教法令构成法官审理案件的唯一依据。伊斯兰革命前把持司法机构的世俗法官被什叶派欧莱玛取代，伊斯兰教的经学院取代德黑兰大学法律系成为培训法官和律师的主要机构。[444]法基赫政府推行的伊斯兰化举措，旨在否定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世俗化倾向，进而排斥巴列维王朝君主独裁的政治传统，可谓伊斯兰革命的逻辑延伸。霍梅尼时期伊斯兰化的最直接的体现，是关于妇女服饰的严格规定。1981年，议会颁布法律，要求所有妇女必须身着伊斯兰服饰。伊斯兰化的相关举措，还包括禁止饮酒、限制西方的音乐和电影、实行男女的性别隔离。1982年8月，最高司法委员会宣布，废除所有与伊斯兰教法不符的现代法律。学校建立伊斯兰学生组织，支持政府的伊斯兰化政策，教科书按照伊斯兰教的思想进行修订。伊斯兰化的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伊斯兰革命的输出和在境外从黎巴嫩到波斯湾诸国和巴基斯坦建立什叶派伊斯兰革命党，旨在扩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际影响，进而遏制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445]
巴列维王朝覆灭后，巴扎尔甘领导的临时政府实行温和的经济政策，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反对扩大国有化和政府的经济干预，强调私人经济的主导地位。上述经济政策显然与当时的激进政治环境不符。进入80年代，伊斯兰化的经济政策逐渐取代温和的经济政策，成为激进政治环境的逻辑结果。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和政府干预的扩大构成霍梅尼时期伊斯兰化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则是伊斯兰化经济举措的宗旨所在。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初期，伊朗乡村的地权分布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占农户总数33.5%的耕作者仅仅拥有2%的耕地，占农户总数0.6%的大地产主拥有13.2%的耕地。地产超过100公顷的大地产之约10000户，而地产不足5公顷的农户约160万户。[446]伊斯兰革命期间，地权差异呈逐渐缩小的趋势。据统计，1975—1983年，土地不足1公顷的农户从73.4万户上升为86.3万户，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从29.6%上升为33.5%，土地总面积从26万公顷上升为30.5万公顷，在全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从1.6%上升为2.3%；土地1—10公顷的农户从129.2万户上升为143.7万户，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从52.1%上升为53.9%，土地总面积从513万公顷上升为555万公顷，在全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从31.3%上升为40.9%；土地10—50公顷的农户从42.8万户下降为33.9万户，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从17.3%下降为12.6%，土地总面积从750万公顷下降为569万公顷，在全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从45.7%下降为43.5%；土地超过50公顷的农户从2.6万户下降为1.5万户，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从1.1%下降为0.6%，土地总面积从353万公顷下降为82万公顷，在全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从21.4%下降为13.2%。[447]1979—1986年，法基赫政府八次颁布土地改革法令，将伊斯兰革命期间没收的土地和无人耕种的荒地以及部分大地主的土地有偿分配给缺乏土地的贫困农民耕种。至1985年底，实际转让土地68万公顷，其中包括荒地47万公顷、新政权没收土地5万公顷和大地主的土地16万公顷，近9万户农民获得土地。根据1986年第八次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令，涉及耕地共计80万公顷，约占全国耕地1300万公顷的6%，获得土地的农民约12万户，而全国共有农民450万户。[448]
1979年颁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控制矿山、水利、电力、铁路、航空、金融、外贸和大型骨干企业。经济实体的国有化和政府广泛的经济干预，成为霍梅尼时代伊朗经济生活的突出现象。1979—1982年，37家私人银行和10家私人保险公司被收归国有。[449]1982年，“被剥夺者基金会”从伊斯兰革命法庭接收203个矿山和企业、472家贸易公司、101家建筑公司、238家商业机构和2786处地产；政府直接控制的非石油领域工业企业，占工业企业总数的14.2%，占工业劳动力总数的68.1%，占工业生产总值的70.9%。相比之下，1976年巴列维政府直接控制的工业企业仅占全部工业企业的3.5%。[450]1983年，法基赫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实现主要工业部门和金融领域的国有化，控制物价和严格管理进出口贸易，强调经济自给和消除失业现象以及向民众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物资供应的配给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补贴和没收财产的重新分配，成为法基赫政府争取下层民众支持的重要举措。
霍梅尼时期，伊朗经济出现明显波动的状态，总体上呈递减的趋势。与1977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1980年减少16%，1984年增长6%，1988年减少17%，1990年减少24%；工业生产总值1980年减少20%，1984年增长1%，1988年减少15%，1990年增长3%。伊朗经济长期依赖石油生产；伊朗的石油收入1983年为210亿美元，1985年下降为140亿美元，1986年下降为60亿美元，1988年只有10亿美元，1990年上升为180亿美元。石油收入的下降导致伊朗政府的严重财政赤字，1986年财政赤字达到50亿美元。按照1982年的官方比价计算，伊朗的人均收入从1977年的29万里亚尔下降为1989年的15万里亚尔。城市人口的失业率，从1977年的4.4%上升为1984年的13.4%，1988年达到18.9%。[451]
霍梅尼时期，伊朗政府强调把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保障。霍梅尼在1984年明确告诫国民：“我们只有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才能确保政治上的独立，而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确保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战略”[452]。巴列维政府长期奉行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政策，农业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自霍梅尼时期开始，伊朗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与1977年相比，农业产值1980年增长17%，1984年增长43%，1988年增长61%，1990年增长81%，1992年增长104%。[453]1977—1993年，主要农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由546万公顷增至719万公顷，大麦的播种面积由128万公顷增至196万公顷，水稻的播种面积由46万公顷增至59万公顷。[454]1977—1997年，小麦的年产量由552万吨增至1002万吨，大麦的年产量由123万吨增至274万吨，水稻的年产量由140万吨增至269万吨，马铃薯的年产量由70万吨增至314万吨。[455]1976—1987年，伊朗总人口由3371万增至4945万，农业劳动力由360万下降为320万，而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8.9%上升为17.7%。[456]
20世纪初，城市人口约占伊朗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自白色革命开始，伊朗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人口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6年的31%增至1976年的47%。[457]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延续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76年的47%上升为1986年的54%，1996年达到61.3%。[458]另一方面，巴列维王朝时期，首都德黑兰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其他城市。伊斯兰革命后，德黑兰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而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976年，伊朗城市总人口的28.6%分布于德黑兰，德黑兰的人口相当于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的6.7倍。1986年，德黑兰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22.4%，相当于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的4.1倍。[459]1971—1991年，德黑兰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9‰，其他城市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5.5‰。[460]
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现象是外来移民人数的增长。70年代中期，城市外来移民的境况日趋恶化，德黑兰尤其明显。外来移民大都分布于城市的棚户区，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处于无助的状态。与此同时，宗教机构和宗教组织的作用逐渐扩大，为无助的移民提供帮助和救济，进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伊斯兰革命后，移民的浪潮继续。1976—1986年，伊朗人口从3371万增至4986万，增长47.9%；城市人口从1572万增至2699万，增长71.8%；乡村人口从1799万增至2261万，增长25.7%。城市化速度明显超过全国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461]伊斯兰革命后，政府增加农业投资，发展乡村工业，改善乡村交通设施，试图缓解乡村人口向城市的移动所产生的压力。乡村的通电率，革命前为24%，革命后增至53%。然而，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尽管粮食产量从1976年的1700万吨增至1984年的1900万吨，伊朗的粮食进口却从1976年的120万吨增至1983年的470万吨。[462]1984—1991年，伊朗政府用于支付粮食进口的资金从37亿美元增至53亿美元。1996年，伊朗主要粮食作物产量2550万吨，满足国内市场73%的需求。[463]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城乡差距逐渐缩小。1976—1986年，7岁以上城市人口识字率从65.4%上升为73.1%，年均增长率7.7%，乡村人口识字率从30.5%上升为48.2%，年均增长率17.7%。1976—1986年，每10万人拥有的小学数量，城市从367所上升为432所，净增65所，乡村从452.0所上升为679.8所，净增228所；每10万人拥有的初中数量，城市从163.2所上升为188.7所，净增25所，乡村从44.3所上升为127.7所，净增83所；每10万人拥有的高中数量，城市从99.1所上升为114.2所，净增15所，乡村从5.7所上升为20.1所，净增14.4所。1976—1986年，城市用电家庭从85.0%上升为88.4%，乡村用电家庭从24.0%上升为53.4%；城市使用自来水的家庭从84.0%上升为96.8%，乡村使用自来水的家庭从14.0%上升为63.8%；乡村婴儿死亡率从115‰下降为45‰。1976—1986年，乡村公路从9785公里增至33618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比例从15.8%上升为24%。政府公职人员数量，城市从140万增至258万，乡村从27万增至88万。公共建设项目的政府拨款，城市从134亿里亚尔增至252亿里亚尔，乡村从50亿里亚尔增至139亿里亚尔。1977—1982年，农业生产用电量在全部用电量中所占的比例从3.26%增至5.32%；是为乡村电气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1977—1984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8.55%增至12.81%。[464]
“在乡村人均收入不及城市人均收入二分之一的社会，在10%的富人拥有40%的财富而10%的贫困人口仅仅拥有1.2%的财富的社会，在富人炫耀财富而令穷人极度反感的社会，伊斯兰教倡导的公正经济原则在民众中产生着极大的吸引力”。霍梅尼时期推行的伊斯兰化经济政策，旨在扶贫抑富、遏制贫富分化和保障下层民众的物质利益。然而，法基赫政府的诸多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亦未消除社会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城市人口中10%的最富有家庭与10%的最贫困家庭之间消费支出的比例，1977年为31：1，1980年缩小为18：1，至1983年重新恢复为原有的比例。[465]
“伊朗的革命不同于其他诸多革命的鲜明特征在于教界的核心作用。历史上的许多革命亦曾包含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革命之后教界的统治则是伊朗的特有现象”[466]。然而，将伊斯兰革命视作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进而将法基赫制度取代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度视作历史的倒退，尚显片面。将霍梅尼时期伊朗经济的萎缩归因于法基赫政府的伊斯兰化举措，亦不足以令人信服。历史的发展体现为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矛盾运动，尽善尽美的结局只能出现于理想之中。霍梅尼时期，法基赫制度和神权政治无疑具有极权主义的明显倾向。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式的宗教领袖，俨然是伊斯兰革命的象征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化身，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行使绝对的统治权力，而议会和总统处在从属于宗教领袖的软弱地位。但是，法基赫制度并非“严厉的中世纪式的神权制度”，其本质亦非“传统主义的神权政治”。霍梅尼时期法基赫制度的极权政治倾向，根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伊斯兰革命期间尖锐的政治对抗、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由此形成的狂热氛围以及霍梅尼作为民主斗士的社会形象密切相关，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则是伊斯兰革命期间狂热和激进的政治倾向在经济领域的逻辑延伸。
综观世界历史，狂热和激进的政治倾向与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内在联系。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导致狂热和激进的政治倾向，是迄今为止诸多政治革命中的普遍现象，亦是新秩序诞生之际的阵痛。法国大革命堪称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运动的典范，同样包含着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狂热和激进的政治氛围、新旧势力的激烈较量、政局的混乱、经济的濒临崩溃以及社会重新整合的复杂过程。20世纪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剧烈的政治动荡和政治革命之后亦曾经历或长或短的经济滑坡。经济的滑坡作为社会对立和政治冲突的逻辑结果，是后革命时代存在于诸多国家的普遍现象。霍梅尼时期，激烈的权力角逐和动荡的政治局面对于伊朗的经济生活无疑具有负面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制裁、石油收入的锐减和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则是严重破坏伊朗经济的首要因素。尽管如此，法基赫政府在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如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乡村电气化程度的明显提高、灌溉系统的进一步完善、教育的广泛发展、数千公里道路的铺设和中下层民众社会地位的改善，亦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1979—1986年，铁路长度从4567公里增至5802公里。1979—1985年，公路里程从63000公里增至14万公里。1978—1985年，发电量从7000兆瓦增至12400兆瓦。1976—1986年，人均用电量从348千瓦小时增至654千瓦小时。[467]
妇女身着伊斯兰传统服饰，在巴列维时代意味着对于世俗君主专制的消极反抗，而在霍梅尼时期则成为强制性的宗教规定。然而，关于妇女服饰的宗教规定不足以证明法基赫政府回归传统的复古倾向。与巴列维时代相比，自霍梅尼时期开始，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走进学校，走向社会。伊斯兰革命前夕的1976年，女性的入学率为36%；至1996年，女性的入学率达到72%，大体相当于同时期土耳其的女性入学率而超过同时期巴基斯坦的女性入学率达一倍之多。在乡村地区，女性入学率的增长幅度尤为明显。[468]1999年，初等学校的女性入学率超过95%。高等学校的几乎所有课程均向女性学生开放，高等学校中女性学生的人数甚至超过男性学生；女性在高等学校的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1978年为28%，1998年增至40%，1999年达到52%。[469]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经济自由化的长足发展，政府逐渐解除对于妇女参与公共活动的诸多限制，女性的就业率明显提高。“就从事的职业而言，越来越多的伊朗妇女成为律师、医生、教授、记者、工程师、经纪人、企业家、体育教练和电视主持人。”[470]与此同时，女性的政治参与范围不断扩大。[471]巴列维时代，参与政治的伊朗妇女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自霍梅尼时期开始，日益增多的中下层妇女逐渐成为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在伊斯兰革命后召开的第三届议会中，妇女占有3个席位；在第四届议会中，妇女占有的席位增至9个。[472]1996年，约200名妇女竞选议会席位，13名妇女成为议员；女性候选人法耶泽·哈什米所得票数仅次于努里，高居德黑兰选区议员候选人的第二位。1997年5月，9名女性公开参加总统竞选，是为伊朗历史上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女性选民成为总统候选人哈塔米与努里竞相争夺的对象；众多女性选民的支持，则是哈塔米得以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哈塔米当选总统后，埃伯特卡尔出任伊朗首位女性副总统，沙贾伊和卡迪瓦尔出任总统特别顾问。在同年举行的议会中期选举中，女性议员增至14人。[473]1999年，女性约占伊朗政府雇员的三分之一，约5000名妇女获准竞选22万个地方议会席位，其中约300名妇女进入地方议会。[474]在德黑兰城市议会的15个席位中，女性候选人获得3个席位。[475]
1989年4月，霍梅尼针对新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在弥留之际授意组建宪法修改委员会，委托哈梅内伊主持修订1979年颁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476]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继承法基赫的职位。1989年7月，修订后的新宪法通过全民公决。1989年修订的新宪法，在沿袭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即法基赫制与共和制的同时，降低出任宗教领袖的条件限制，明确规定法基赫的权力范围即统率武装力量、宣布战争与缔结和约、任命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和最高法官、掌管安全机构以及国家电视与广播系统，同时取消内阁总理，强化总统的行政权力和议会的独立地位。[477]根据1989年修订的新宪法，总统产生于全民选举，任期4年；议会由270人组成，4年选举一次，实行非政党制的议会选举，负责批准内阁成员；12人组成的宪法监护委员会负责批准议会通过的法律和监督议会选举；设立20人组成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由总统主持，委员会成员由法基赫任命，负责制定国家的长期性政策以及裁决议会与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立法争执。[478]
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征，在于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和社会生活开放化。教俗二元的政治体制以及法基赫与总统的权力分享，构成1989年宪法的核心内容。自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起，欧莱玛成为伊朗政坛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1979—2000年，2位法基赫、3位总统、4位议长和1位总理出自欧莱玛。根据1989年宪法，法基赫的权力包括统率武装力量、决定国家基本政策、宣布战争动员、决定战争与和平、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和武装力量高级将领、批准民众选举的总统。然而，法基赫不得超越宪法的框架行使其他的权力。1989年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包括任免内阁成员、制定经济、政治、外交和公共政策、主持国家安全会议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479]
1989年6月，拉夫桑贾尼以230票赞成、1票反对、10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当选议会议长。同年7月，伊朗举行总统选举，拉夫桑贾尼获得全部1419万张选票的1347万张选票，以94%的得票率当选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五任总统。如果说“伊斯兰威权主义”构成霍梅尼时期的突出特征，那么拉夫桑贾尼时期可谓从“伊斯兰威权主义”向“伊斯兰实用主义”转变的时代。与霍梅尼时期的前三届议会相比，1992年产生的第四届议会在人员构成方面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三届议会的82名议员连任第四届议会议员，其中自第一届议会起连任的议员只有12名，另外181名议员则为首次当选。[480]
在1993年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拉夫桑贾尼、塔瓦克里、贾斯比和塔赫里4人参与总统竞选，分别获得63.2%、23.8%、9.1%和2.4%的选票。[481]拉夫桑贾尼获得全部1670万张选票的1055.5万张选票，当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六任总统。[482]与1989年的94%的得票率相比，拉夫桑贾尼在1993年的支持率明显下降。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1997年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约200人竞选总统，其中包括9名女性候选人。经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查，包括努里和哈塔米在内的4人获准参加总统竞选。[483]哈梅内伊和右翼保守派支持努里，拉夫桑贾尼与左翼激进派支持哈塔米。[484]总统选举的结果是，哈塔米获得全部2910万张选票的2010万张选票，当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七任总统。[485]努里获得700万张选票，竞选总统落败。[486]根据哈梅内伊的提议，拉夫桑贾尼出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487]
据统计，两伊战争期间，伊朗超过50%的城市和多达4000个村庄以及30万个家庭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6万人失踪，5万人被俘，伤残者超过50万人，250万人失去家园，经济损失接近6000亿美元。伊朗西部与伊拉克接壤的胡齐斯坦、巴赫塔兰、伊拉姆、库尔德斯坦和西阿塞拜疆5个省人口稠密，是两伊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两伊战争期间，52座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大都分布在上述5省，上述5省30%的村庄亦遭到严重破坏。[488]两伊战争导致伊朗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呈现负增长的状态，物资短缺，财政赤字，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均收入明显下降。[489] 1978—1990年，人均年收入从107042里亚尔下降为58560里亚尔，下降幅度为45%；1978—1990年，小麦年产量大体持平，小麦进口从120万吨上升为530万吨，国内市场的小麦需求从590万吨上升为1060万吨。[490]
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1989—1994年5年间，伊朗经历革命后和战后的经济重建过程。1989—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其中农业产值增长6.0%，石油工业产值增长8.6%，制造业产值增长9.1%，电力工业产值增长12.7%，建筑业产值增长5.3%。[491]自1990年起，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急剧上涨，伊朗的石油产量随之逐年上升。1986年，伊朗的石油日产量为220万桶；1990年，伊朗的石油日产量达到320万桶。[492]
1989年拉夫桑贾尼出任总统后，伊朗政府逐渐放弃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积极推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取消价格控制，扩大自由贸易，削减生活必需品的物价补贴，调整产业结构，开放资本市场，鼓励私人投资，出售国有企业。与此同时，伊朗政府将波斯湾的克什姆和基什两处岛屿划为自由贸易区，吸引国外投资。[493]1990年，伊朗政府开始允许外汇的自由兑换。1984年，伊朗政府恢复德黑兰股票市场；至1991年，近400家国有企业的1200亿里亚尔的股份上市出售。[494]1993年，伊朗政府正式宣布贬值里亚尔，进而实行单一汇率的外币兑换。[495]伊朗政府的上述举措，旨在修补两伊战争造成的创伤，扩大国内生产，逐步完善市场化的经济秩序，进而实行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模式向国际分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转变。1995年议会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标志着伊朗国家政策从意识形态至上向经济建设优先的进一步转变、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开放的出口外向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后霍梅尼时代，法基赫制度依旧构成伊朗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总统无疑是内阁和行政部门的核心人物，法基赫为首的教法学家则控制包括议会、司法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在内的诸多重要权力部门以及安全机构和武装力量。哈梅内伊宣称：“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捍卫法基赫制度……决不容忍削弱法基赫理论进而削弱整个伊斯兰秩序的任何企图。”[496]然而，哈梅内伊并不具有作为克里斯玛式人物的特殊影响，亦不具备霍梅尼所享有的不可替代的绝对地位。与霍梅尼时代相比，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出现诸多政治势力分庭抗礼的局面，进而形成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对抗与消长，法基赫的绝对权力逐渐削弱，议会地位提高，民众选举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民选总统开始成为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法基赫、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分配呈多元化的趋势。“保守势力已经难以阻止伊朗政坛的多元化进程，而伊朗政坛的多元化进程正是建立在共和制政治理念的基础之上”。“1997年的总统选举、1999年的地方选举和2000年的议会选举，标志着伊朗的选举政治进入新的成熟阶段。选举环境相对宽松，内务部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干预程度明显削弱。”[497]另一方面，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特别是所谓保守派与务实派之间的权力角逐依然延续。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致力于整合国家权力机构和强化政府职能，进而改变教俗二元体制。与此同时，宗教领袖依然控制宪法监护委员会、议会、司法机构、国防军和革命卫队以及为数众多的基金会，在国家生活的诸多领域具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和广泛的影响。
哈塔米于1997年当选总统后发表就职演说，其间30余次提及人民，却未提及法基赫制度，仅有1次提及哈梅内伊是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的领袖。哈塔米的就职演说引起教界上层的非议。阿亚图拉贾纳提告诫哈梅内伊，应当遵循安拉、先知、伊玛目、法基赫和人民的排列顺序。阿亚图拉叶兹迪声称，只有法基赫是穆斯林民众的领袖，其他人无权治理国家。巴丹齐安声称，哈塔米之所以当选总统，是因为伊朗两千万选民遵从精神领袖的意愿。[498]左翼激进派与右翼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对立日趋尖锐，议会成为双方角逐的主要政治舞台。
法基赫政府自1981年起解除党禁，然而政党政治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世俗政治和民众参与主要表现为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宪法监护委员会负责审查竞选资格，总统竞选和议会竞选处于教法学家的控制之下。1992年，伊朗举行议会选举，3150名候选人中超过1000名候选人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竞选资格，其中许多人来自左翼激进派，结果右翼保守派取代左翼激进派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派，右翼保守派的努里出任议长。[499]在1996年的议会选举中，约5000人宣布参与竞选270个议会席位，其中40%的竞选者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竞选资格。[500]
1997年竞选总统期间，哈塔米以自由派和改革者的形象登上伊朗的政治舞台，被选民寄予改革现行体制的厚望，西方媒体则将哈塔米称作“阿亚图拉戈尔巴乔夫”。哈塔米倡导社会公正、思想自由和政治宽容，强调政府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人民的主宰者。[501]哈塔米于1997年当选总统后在议会发表就职演说，强调坚持公正、反对独裁和促进公民自由，其间三十余次提及人民，却未提及法基赫制度，仅有一次提及哈梅内伊是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的领袖。哈塔米的就职演说引起教界上层的非议。阿亚图拉贾纳提告诫哈梅内伊，应当遵循安拉、先知、伊玛目、法基赫和人民的排列顺序。阿亚图拉叶兹迪声称，只有法基赫是穆斯林民众的领袖，其他人无权治理国家。巴丹齐安声称，哈塔米之所以当选总统，是因为伊朗两千万选民遵从精神领袖的意愿。[502]左翼激进派与右翼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对立日趋尖锐，议会成为双方角逐的主要政治舞台。
90年代末，伊朗政坛的不同政治声音日趋显见。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延续霍梅尼时期的基本原则，强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世界最大的暴君”即美国之间的深刻对立。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叶兹迪声称，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的活动必须遵循伊斯兰教的准则。相比之下，哈塔米在1997年就职演说以及其后发表的言论中，强调宗教不应成为自由的障碍，国家和民众必须遵守法律的准则，公民的尊严和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对话而不应当对抗，伊朗政府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真正的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倡导的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权在内的政治原则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503]与此同时，哈塔米逐渐放松新闻审查，允许媒体公开批评政府实行的若干政策，自由、民主、法治、妇女权利甚至法基赫制度成为诸多媒体讨论和争执的焦点话题。在缺乏议会政党的特定环境下，新闻舆论提供了不同社会阶层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形式，直至成为诸多派别激烈交锋的政治工具。[504]
1999年2月，伊朗举行伊斯兰革命后的首次地方议会选举，约40万人参与竞选，哈塔米的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赢得71%的选票和全部815个席位中的579个席位。[505]2000年春第六届议会选举期间，伊朗政坛出现自由化和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在1996年第五届议会选举中，40%的竞选者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竞选资格；相比之下，6850人宣布竞选第六届议会的议员，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竞选资格者仅占其中的10%。所谓的改革派以压倒性多数的选票，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会席位。[506]
霍梅尼时期，伊朗经济经历明显波动的状态，总体上呈递减的趋势，两伊战争则是导致伊朗经济形势恶化的首要因素。据统计，1977—1989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5%，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与197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持平。[507]另据统计，与1977年相比，伊朗国内生产总值1980年减少16%，1984年增长6%，1988年减少17%，1990年减少24%；工业生产总值1980年减少20%，1984年增长1%，1988年减少15%，1990年增长3%。伊朗经济长期依赖石油生产；伊朗的石油收入1983年为210亿美元，1985年下降为140亿美元，1986年下降为60亿美元，1988年只有10亿美元，1990年上升为180亿美元。石油收入的下降导致伊朗政府的严重财政赤字，1986年财政赤字达到50亿美元。按照1982年的官方比价计算，伊朗的人均收入从1977年的29万里亚尔下降为1989年的15万里亚尔。城市人口的失业率，从1977年的4.4%上升为1984年的13.4%，1988年达到18.9%。[508]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自1990年起，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急剧上涨，伊朗的石油产量随之逐年上升。1989年，伊朗的石油日产量为256万桶，日均出口石油165万桶。1997年，伊朗的石油日产量达到360万桶，日均出口石油262万桶。[509]伊朗政府的石油收入，1980年仅为130亿美元，1990年增至170亿美元，2000年达到300亿美元。[510]
霍梅尼时期，强调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将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保障。
巴列维政府长期奉行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政策，农业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相比之下，法基赫政府将农业视作发展的“轴心”，在制定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强调农业优先的经济政策，争取在10年内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法基赫实行间接参与的农业发展政策，增加农业信贷和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提高农产品价格，进而明显加快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511]与1977年相比，农业产值1980年增长17%，1984年增长43%，1988年增长61%，1990年增长81%，1992年增长104%。[512]1977—1993年，主要农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由546万公顷增至719万公顷，大麦的播种面积由128万公顷增至196万公顷，水稻的播种面积由46万公顷增至59万公顷。[513]1977—1997年，小麦的年产量由550万吨增至1000万吨，大麦的年产量由120万吨增至270万吨，水稻的年产量由140万吨增至270万吨，马铃薯的年产量由70万吨增至310万吨。[514]1976—1987年，伊朗总人口由3370万增至4950万，农业劳动力由360万下降为320万，而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9%上升为18%。[515]
自白色革命开始，伊朗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延续城市化的进程。据资料统计，1980—1990年，德黑兰人口从453万增至648万，马什哈德人口从67万增至176万，伊斯法罕人口从66万增至113万，设拉子人口从43万增至97万，阿瓦士人口从33万增至72万。[516]
城乡差距与人口流向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白色革命期间，伊朗经济社会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城乡差距的明显扩大。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政府不断增加乡村农业的财政投入。伊斯兰革命后的最初10年，乡村投资超过政府财政投资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城乡差距逐渐缩小。1965年，每户乡村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每户城市家庭平均收入的45%；1985年，乡村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城市家庭的55%。[517]1999年，乡村铺面公路达到6.7万公里，使用自来水的乡村家庭超过85万户，约2.7万个自然村和超过70%的乡村人口实现电气化。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缩小，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数量出现下降的趋势。1977—1986年的十年间，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总数为360万。相比之下，1987—1996年的十年间，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总数仅为190万。[518]
【注释】
[1]阿扎里语系流行于阿塞拜疆的突厥语分支。
[2]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p.394-395.
[3]Ochsenwald，W.，The Middle East：A History，p.216.
[4]凯兹巴什系波斯语，意为戴红头巾的战士，特指操突厥语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苏菲教团成员。
[5]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 398.
[6]Cleveland，W.L.，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52.
[7]Ochsenwald，W.，The Middle East：A History，p.218.
[8]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494，p.417.
[9]Ochsenwald，W.，The Middle East：A History，p.221.
[10]Ochsenwald，W.，The Middle East：A History，p.226.
[11]Mansfield，P.，A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London 1991，p.139.
[12]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伊朗通史》，叶奕良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790页。
[13]Ochsenwald，W.，The Middle East：A History，p.266.
[14]Clawson，P＆Rubin，M.，Eternal Iran：Continuity and Chaos，New York 2005，p.29.
[15]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Boulder 1993，p.22.
[16]Arjomand，S.A.，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New York 1988，p.16.
[17]Morgan，D.，Medieval Persia 1040-1797，New York 1988，p.135，p.137.
[18]Arjomand，S.A.，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p.17.
[19]Morgan，D.，Medieval Persia 1040-1797，p.136.
[20]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423.
[21]Fischer，M.M.J，Iran：From Religious Dispute to Revolution，Harvard 1980，pp.28-29.
[22]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p.44-45，p.33.
[23]Keddie，N.R.，Rootsof Revolution：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New York 1981，pp.21-22.
[24]Morgan，D.，Medieval Persia 1040-1797，p.147.
[25]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25.
[26]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27.
[27]同上，pp.28-29。
[28]Morgan，D.，Medieval Persia 1040-1797，p.136.
[29]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423.
[30]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23，p.30.
[31]同上，p.31。
[32]Lapidus，M.A.，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p.294.
[33]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31.
[34]同上，p32。
[35]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33.
[36]Lapidus，M.A.，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pp.290-291.
[37]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35，p.36，p.38.
[38]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rinceton 1982，pp.36-37.
[39]Kamrava，M.，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Iran：From Tribalism to Theocracy，Connecticut 1992，p.10.
[40]Kazemi，F.，Poverty and Revolution in Iran，New York 1980，p.19.
[41]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38.
[42]Kamrava，M.，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Iran：From Tribalism to Theocracy，p.12.
[43]Lapidus，M.A.，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p.571.
[44]Kamrava，M.，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Iran：From Tribalism to Theocracy，p.12.
[45]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40.
[46]Arjomand，S.A.，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p.212
[47]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p.139-141.
[48]Abrahamian，E.，A History of Modern Iran，p.18.
[49]Fischer，M.M.J，Iran：From Religious Dispute to Revolution，p.30.
[50]Lapidus，M.A.，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p.572.
[51]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p.40-41.
[52]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51.
[53]Karshenas，M.，Oil，Stat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Iran，Cambridge 1990，p.47.
[54]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113.
[55]Karshenas，M.，Oil，Stat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Iran，Cambridge 1990，p.47.
[56]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51.
[57]Karshenas，M.，Oil，Stat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Iran，p.50.
[58]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p.110-112.
[59]马赫德维：《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元文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66—267页。
[60]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115.
[61]Ochsenwald，W.，The Middle East：A History，p.357.
[62]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55.
[63]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110.
[64]Kamrava，M.，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Iran：From Tribalism to Theocracy，p.26.
[65]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110.
[66]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117.
[67]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11
[68]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117.
[69]Issawi，C.，An Economic Histro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 f rica，p.101.
[70]Abrahamina，E.，A Histroy of Modern Iran，p.21.
[71]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p.132-133，pp.133-134
[72]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p.117-118.
[73]同上，pp.119-120。
[74]Abrahamian，E.，A History of Modern Iran，p.28.
[75]Floor，W.，Traditional Cra f ts in Qajar Iran（1800-1925），California 2003，p.4，p.6.
[76]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61.
[77]Nashat，G.，The Origins of Modern Reform in Iran：1870-1880，Illinois 1982，p.6.
[78]Floor，W.，Traditional Cra f ts in Qajar Iran（1800-1925），p.6，p.8.
[79]Nashat，G.，The Origins of Modern Reform in Iran：1870-1880，p.6.
[80]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125.
[81]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59.
[82]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126.
[83]Floor，W.，Traditional Cra f ts in Qajar Iran（1800-1925），California 2003，p.8.
[84]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126，p.128.
[85]同上，p.126。
[86]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p.448-449.
[87]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p.52-53.
[88]Nashat，G.，The Origins of Modern Reform in Iran：1870-1880，p.20.
[89]Kamrava，M.，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Iran：From Tribalism to Theocracy，p.16.
[90]Nashat，G.，The Origins of Modern Reform in Iran：1870-1880，p.25，p.161.
[91]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58.
[92]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p.61-62.
[93]Afary，J.，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906-1911，New York 1996，pp.27-28，p.26.
[94]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456.
[95]Afary，J.，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906-1911，p.26.
[96]Milani，M.M.，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Boulder 1994，p.27.
[97]Khater，A.F.，Sourc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p.62-63.
[98]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163.
[99]Afary，J.，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906-1911，pp.32-33.
[100]同上，p.34。
[101]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75.
[102]Afary，J.，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906-1911，p.41.
[103]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81.
[104]同上，p.82。
[105]同上，pp.82-83。
[106]Katouzian，H，State and Society in Iran：The Eclipse of the Qajar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ahlavis，London 2000，p.35.
[107]Foran，J.，A Century of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in Iran，Minnesota 1994，p.25.
[108]Arjomand，S.A.，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p.37.
[109]Bayat，M.，Iran’s First Revolution，Oxford 1991，p.146.
[110]Hamilton，A.，The Middle East Problem，pp.393-403.
[111]Keddie，N.R.，Iran：Religion，Politics and Society，London 1980，p.74.
[112]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p.87-88.
[113]同上，pp.88-89。
[114]Gelvin，J.L.，The Modern Middle East：A History，p.164.
[115]Hamilton，A.，The Middle East Problem，pp.403-434.
[116]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89.
[117]Afary，J.，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906-1911，p.114.
[118]Bonine，M.E.，Population，Poverty and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Cities，Florida 1997，p.258.
[119]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93，p.95.
[120]Kamrava，M.，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Iran：From Tribalism to Theocracy，p.21.
[121]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97.
[122]Katouzian，H，State and Society in Iran，p.35.
[123]Kamrava，M.，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Iran：From Tribalism to Theocracy，p.40.
[124]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p.100-101.
[125]Afary，J.，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906-1911，pp.261-262.
[126]同上，p.285。
[127]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p.103-104，p.106.
[128]Afary，J.，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906-1911，p.310.
[129]Keddie，N.R.，Roots of Revolution：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p.77.
[130]Keddie，N.R.，Roots of Revolution：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p.79.
[131]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111.
[132]Foran，J.，A Century of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in Iran，p.50.
[133]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114.
[134]Keddie，N.R.，Roots of Revolution：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p.84.
[135]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p.115-116.
[136]Ansari，A.M.，Modern Iran Since 1921：The Pahlavis and After，London 2003，p.29.
[137]Clawson，P.＆Rubin，M.，Eternal Iran：Continuity and Chaos，p.51.
[138]Katouzian，H，State and Society in Iran，p.242.
[139]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103.
[140]Keddie，N.R.，Roots of Revolution：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p.87.
[141]Karshenas，M.，Oil，Stat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Iran，p.63.
[142]Abrahamian，E.，A Histroy of Modern Iran，p.67.
[143]Cronin，S.，The Making of Modern Iran：State and Society Under Riza Shah 1921-1941，London 2003，p.38.
[144]Kamrava，M.，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Iran：From Tribalism to Theocracy，pp.49-50.
[145]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p.120-121，p.124，pp.127-128，pp.158-129.
[146]Kamrava，M.，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Iran：From Tribalism to Theocracy，p.50.
[147]Katouzian，H，State and Society in Iran，p.297.
[148]Karshenas，M.，Oil，Stat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Iran，p.71.
[149]Cronin，S.，The Making of Modern Iran：Stateand Society Under Riza Shah 1921-1941，p.44.
[150]Keddie，N.R.，Roots of Revolution：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p.94.
[151]Martin，V.，Creating an Islamic State：Khomeini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Iran，London 2000，p.12.
[152]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p.136-137.
[153]同上，p.138，p.139。
[154]同上，p.141。
[155]Arjomand，S.A.，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p.69.
[156]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223.
[157]Banani，A.，The Modernization of Iran：1921-1941，Stanford 1961，p.79，p.118.
[158]Kamrava，M.，The Modern Middle East：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Berkeley 2005，p.60.
[159]Ansari，A.M.，Modern Iran since 1921：The Pahlavis and After，p.62.
[160]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p.140-141.
[161]同上，p.163。
[162]Lenczowski，G.，Iran Under the Pahlavis，Stanford 1978，p.99.
[163]Kamrava，M.，The Modern Middle East：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Berkeley 2005，p.60.
[164]Kamrava，M.，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Iran：From Tribalism to Theocracy，p.56.
[165]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143.
[166]同上，p.144。
[167]Ansari，A.M.，Modern Iran since 1921：The Pahlavis and A f ter，p.57.
[168]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224.
[169]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 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223.
[170]Yapp，M.E.，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p.26.
[171]Issawi，C.，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 f rica，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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