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的夺权斗争

革命与反革命的夺权斗争

革命与反革命的夺权斗争

武昌起义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形下发动起来的，士兵们在起义获得初步胜利以后，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建立政权，必须有人出头。当时的群众还没有觉悟到自己打下的江山，应当由自己出头来领导，而是希望别人来领导，把政权让给他。前一晚上起义，因为没有人指挥，临时抓来一个连长，强迫他指挥，现在再强迫他组织政权，他说什么也不敢了。只得另外找人。结果找来了咨议局局长、立宪派汤化龙。他是个文人，不能领导军队，还得找个武官，能领导军队的。后来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就是湖北新军旅长黎元洪。

于是，立宪派和旧势力便趁机钻了进来。既然黎元洪出来了，汤化龙出来了，同他们有联系的人也就都出来了。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那些建立中华民国的真正的元勋们——起义士兵，有许多竟被杀掉了。

说起黎元洪当都督的经过来，倒是一件令人捧腹的事情。他本是湖北黄陂人。武昌起义时，在湖北新军里担任21混成旅协统（旅长），是武汉地区地位仅次于张彪的清军将领。他对革命一贯惧怕和仇视。早在上年十一月间，他就借故把倾向革命的军官潘康时撤职。他又根据亲信侦探到的情况，开除了大批革命士兵。武昌起义的那天夜晚，他呆在旅部窥测动静。这时，一个名叫周荣棠的士兵爬上城墙，挥舞大刀，放声叫道：“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有种的赶快出来，向总督府进攻！”听到这气壮山河的喊声后，他怒不可遏，立即命令卫兵将周荣棠抓来。二话没说，亲手用刀劈死他，把尸体抛进了阴沟；以后他又以同样的方式，杀害了一名革命士兵。他知道大势已去，无法挽回败局，便逃到参谋刘文家里，并以身后事托付他。

后来，革命党人探知了他的行踪，便带了一个排的兵力，把他挟持到咨议局。当时，黎元洪吓得面无人色，两腿一个劲儿地直打哆嗦。过了一阵子，他看出大伙对他没有恶意，还准备推举他做都督，才平静下来。当大家提到这件事情时，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连说自己“才疏学浅，难当重任，请大家另选高贤”。革命党人气愤极了，心想：“真是狗子坐官轿，不识抬举。你杀了我们的同志，大家不计前嫌，拥戴你做都督你还不干。”士兵们用枪指着他，他坚决不干，大家就把他关起来，同时用他的名义发表文告，使他下不了台。可是他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众人无奈，只好代他在布告上写上一个“黎”字。这是黎元洪为自己留的后路，将来革命失败，他可以推说他是被强迫的。

黎元洪被迫刚当都督的那几天，情绪非常消沉。他暗中与清廷大臣柯逢时勾结，订立秘密协议：如果革命成功，就由自己保证柯家安全；革命要是失败，柯逢时就要承担保护黎家安全的责任。

随着武汉三镇的光复，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黎元洪也就顺水推舟答应做都督了。他剪掉了辫子，穿戴上都督的服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痛下决心了。从今以后，我就是军政府的人了。不管革命成功还是失败，生死荣辱都和大家与共。”

黎元洪用假话骗取了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的信赖，他的地位也日益巩固。尽管后来宋教仁等多方活动，想阻止他担任全国首脑，也没有成功。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开后，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湖南、陕西、江西、安徽、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西等十几个省市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的统治，建立了省一级的军政府。这么多的“政府”，急需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统一号令。但是，各省的领袖众说纷纭，有的拥戴黄兴，有的拥护黎元洪。

正在国外筹集革命经费的孙中山，这时回到了上海，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迎。当时，社会上有人传说他从国外带来了大笔钱财。船刚靠岸，一批中外记者便拥上码头询问实情。孙中山郑重宣告：“我身无分文，带回国的只有一颗对革命赤诚的心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凭着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以及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宣统三年十一月十日，在南京召开的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上，他以绝对多数的得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他庄严宣誓：“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为民众谋幸福，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一定奉行不渝……等到清政府倒台，国内没有变乱，中华民国为世界各国公认时，我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与此同时，他还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宣布临时政府的任务是：扫尽专制余毒，确定共和制度。对内坚持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财政统一的方针；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反对外国侵略，也反对盲目排外。黎元洪担任副总统，黄兴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革命党人掌握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实际权力。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摄政王载沣先是派大臣荫昌带领北洋军前往镇压，可北洋军是袁世凯的嫡系，根本不听荫昌的指挥。帝国主义分子看出清廷已经丧尽人心，不堪充当走狗的“重任”，便想走马换将。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被迫重新起用了被免职的袁世凯。

袁世凯接到谕旨后，想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佯装足疾，迟迟不肯赴任。载沣只好下诏检讨自己过去对袁世凯的不敬，同时给袁世凯加上了总理大臣的头衔，命他回京组阁，掌握全部军政大权。

袁世凯心满意足地来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利用帝国主义的支持，把载沣赶下了摄政王宝座，又派人刺杀了北方的革命党人吴禄贞。接着玩弄起两面手腕，对南方的临时政府又打又拉。一方面指使他的死党段祺瑞领衔，纠集各派军事头目40多人联名通电，叫喊“誓死保卫君主立宪”；“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反对”。英、日、美、德等国军舰也紧密配合，在长江游弋，做出临战的姿态；沙俄也把军队集结在东三省北部进行恫吓，为袁世凯壮胆助威。

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各种报刊也大造舆论，重弹中国人民没有资格实行共和的滥调。它们狂叫：南北如不停战议和，影响各国“商务”，它们就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喋喋不休地鼓吹：只有“强有力”的袁世凯才能“统一”南北。此前非法成立的劫夺我国关税的“国际委员会”，竟无理地执行帝国主义拟定的“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的政策，从财政上对临时政府和各省军政府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妥协。

另一方面，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就放出口风，表示愿与南京方面举行谈判。

这时，钻进革命阵营的立宪派政客、旧官僚分子，也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个腔调，大肆散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谬论，使政治上本来就很脆弱的同盟会组织，很快陷入离散状态。不少革命党人已经丧失了革命气味，公开同立宪党人纠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些争权夺利的政客集团。这些人像一堵高墙，把孙中山困在中间，以拯救共和为幌子，胁迫他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大军阀袁世凯。窃取了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要职的立宪派头子张謇，竟公然致电袁世凯，宣称：“清帝甲日退位，乙日便拥你做大总统。这一承诺，东南诸方都已经通过了。”向袁透露他们颠覆南京政府的预谋已经成熟了。

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夹击下，南京政府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孙中山只得电告南方议和代表，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实行共和，我就辞职，由参议院推举他为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之后放心了，于是转过头来，把矛头对准了清廷。他施展出对付革命党人的伎俩，指使那伙通电“誓死保卫君主立宪”的死党，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联名向清帝奏请“立定共和政体”。还威胁说，如果不这样，不但财产不能保存，杀身之祸就在眼前。

腐朽的清王朝在革命的风雷中已成了一具政治僵尸，袁世凯玩弄“奏请共和”的手法，无非是走走过场，借此攫夺革命果实而已。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宣读了清帝退位的诏书。延续了260年之久的清帝国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袁世凯在抢到大总统的位子后，又在建都问题上迫使革命党人做出妥协。

2月25日，南京方面派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专使蔡元培等到达北京。袁世凯一方面假惺惺地热烈欢迎，表示“极愿早日南行”，暗地里却指使他的死党、第三镇统制曹锟发动“兵变”，在北京纵火劫掠，祸害商民；保定、天津等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各帝国主义国家立即呼应，准备调兵遣将，进京维持治安。“副总统”黎元洪以“首义功臣”资格通电全国，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无端指责孙中山坚持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会导致民国灭亡。

孙中山受到由袁世凯动员起来的“舆论”攻击，不禁扼腕叹息。他说：“起义的省份，尚且为袁世凯张目。人情如此，夫复何言！”只好听任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革命的胜利果实，至此便全部落到了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手中。

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成立了中华民国，产生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