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条约宣布，各国议论蜂起。”[1]英国《泰晤士报》刊登该条约，列强闻讯，纷纷向清王朝外务部发出威胁，如果《拉萨条约》第九款中关于“外国”的界说不加予澄清，那么，它们将效法英国在西藏所为，在中国再次掀起划分势力范围的浪潮。俄国对英国单方面撕毁其做出的保证尤为愤懑，向英国发出抗议，并申明俄国的立场：“英国在此种情况下显然打算放弃在中国的传统政策。英国在中华帝国的至今与外国隔绝的地区获得特别于它有利的权利和优势，它就破坏了它也宣扬的、近来常常用以对付俄国的‘门户开放’的原则……自然，帝国政府只得反对英藏条约，因为它将改变西藏的现状，并且为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制造了新的理由。”[2]
刚刚近乎起来的英俄关系被拨了一桶冷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拉萨条约》公布后不到一个月，“北海事件”爆发。俄国海军上将罗日斯特温斯基带领舰队由波罗的海出发驰援远东，10月21日夜间，在英国赫尔港附近误把英国渔船当作日舰轰击。事件发生后，英国向俄国提出抗议，英国国内反俄情绪高涨，报刊发出对俄作战的号召。
德国皇帝喜出望外，连连致电、致信沙皇，热情洋溢地表示为能在困难的时刻为沙皇效力感到高兴，引诱俄国与德国建立一个反对英国的联盟，沙皇复电表示同意。德国立即向俄国送交同盟条约草案，草案规定：“如果两帝国之一遭到欧洲某一大国攻击时，它的同盟国就必须以全部陆海军力量予以支援”[3]，是否与德结盟，俄国正在犹豫不定之中。
法国向英国发出警告：英法“协约”经不起英国对法国的盟国的攻击，并威胁法国有可能从伦敦各大银行提走法国的资本，给英国的金融造成灾难。
是沿着英俄和解的道路，消除因《拉萨条约》和北海事件而产生的摩擦，建立对抗德国的英法俄协约，还是以北海事件为由发动对俄国的战争，而冒在欧洲大陆形成反英同盟的风险，在亚洲掀起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巴尔福内阁选择前者，极力排除干扰，贯彻其与俄法协约的方针。
英国要继续与俄国调解矛盾，在西藏问题上就要信守它对俄国做出的保证，换取俄国做出保证，从而使西藏成为隔离英俄势力的“隔离地带”。英内阁的“隔离地带”与寇松的“缓冲国”有着重大的不同。“隔离地带”，是基于英俄均不干涉西藏事务，不兼并西藏土地，而由中国中央政府来承担起保证西藏不受外部势力影响的责任。换言之，它以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为基本前提。
英国内阁仔细阅读了《拉萨条约》后，为荣赫鹏公然对抗内阁指示而激怒。巴尔福痛斥荣赫鹏损坏了英国的国家荣誉，破坏了英国的外交政策，他说：“与那个强国（按，指俄国）就中亚问题达成长期性安排的唯一可能依赖于对于信守承诺的相互信任，而正如我所担心的，荣赫鹏上校想要用他自己的行为来把他的意志强加于政府——无疑，他并不同意这个政府的政策——他已伤害了我们，与这种伤害相比较，任何对于我们西藏政策的物质方面的损失都是微不足道的。”[4]安普塞尔把矛头引向寇松，指出：“他（按，指荣赫鹏）是作为寇松的人到西藏去的，全盘受寇松思想的灌输，满腔热情地贯彻寇松的思想……他一直与寇松经常通信，仰仗他的支持和最终的批准。”[5]布罗德里克于是严词正告安普塞尔：“寇松的观点不是这里的政府的观点，他们被人蓄意架空了。我们决不容重复荣赫鹏在拉萨所为，我们的指示必须得到执行。”[6]
11月3日，内阁会议“充分讨论”西藏问题，一致同意不接受关于江孜专员到拉萨访问的专款，并决定缩减赔款，以减轻国际上对英国的压力，缓和俄国的愤懑。11月11日，安普塞尔受令发布批准《拉萨条约》，同时声明放弃专款，缩减赔款为250万卢比。
英国内阁知道《拉萨条约》是一个非法条约，没有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是毫无国际法依据的，因此，在得知《拉萨条约》后，就指示与清政府外务部商议进行中英谈判。
1904年9月19日，安普塞尔电令荣赫鹏在拉萨等待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以进行修约谈判。9月27日，清政府外务部宣布唐绍仪赴藏与英使谈判。荣赫鹏虽在回印途中收到安普塞尔电令，却置之不理，带非法条约匆匆返印。
1904年10月初，清王朝外务部指示驻藏大臣有泰照会荣赫鹏由中英双方进行修约谈判。荣赫鹏回电称他已告假回国，不再参与此事。庆亲王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商谈后，清王朝随即任命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为代表，张荫棠、梁士诒为参赞，前往印度加尔各答谈判。
寇松仍未放弃分裂中国吞并西藏的阴谋，反对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主张无须中国批准就在西藏强制施行非法条约。内阁批驳寇松，指令他进行谈判。寇松安排印度外务秘书费利夏（S.M.Fraser）为代表，参加荣赫鹏远征军的威尔顿为辅佐，而他则在会外指挥，策划在谈判中把他的意图强加于中方。
1905年2月2日，唐绍仪等抵达加尔各答。谈判之前，唐绍仪对寇松做礼节性拜访，寇松傲慢狂妄，“登殿高座，以见印度土王礼见唐使”[7]。
唐绍仪对谈判的基本立场是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取消《拉萨条约》中所包藏的对中国主权的侵害和英国对西藏的保护关系。寇松则要坚持《拉萨条约》所包藏的分裂中国，把西藏变为英国保护下的“缓冲国”的政治阴谋。双方交锋的焦点是承认还是否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会谈伊始，即围绕这一点，展开了争辩。
在3月1日预备会上，唐绍仪指出《拉萨条约》是非法条约，应由中英缔结新约代之。费利夏断然拒绝，声称《拉萨条约》是既成事实，唐绍仪所能做的不过是在经过安普塞尔声明更改后的条约上举行一个签字手续罢了。3月6日，正式会谈，唐绍仪提出了一个草案，主要内容为：原《拉萨条约》中加诸西藏地方政权的责任概由中国政府承担；英国对藏交涉只通过中国中央政府，如对于1893年条约的修改由中英政府进行，而不是由《拉萨条约》所说的由英国与西藏地方政权进行，赔款由中国驻藏大臣派人到春丕交付；英国保证不干涉西藏地方事务，不兼并西藏土地；《拉萨条约》第九款中规定的禁止事项同样适用于英国，唯有中国享有这些权利而不受此约束；倘英国同意这些条件，《拉萨条约》则可作为附约。
费利夏提出反建议：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中国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利益；只有在其他国家不违背《拉萨条约》第九款的情况下，英国才遵守该条款；英国有权建设和维持从印度边界到江孜的电报线。
唐绍仪提议将费利夏提案中的“宗主权”一词改为“主权”，遭拒绝。唐绍仪做出妥协，提议以“中国在西藏的现有权力”来取代“宗主权”的提法，但又被拒绝，唐绍仪再做妥协，建议在条约中回避“宗主权”和“主权”的提法，英方还是顽固拒绝，强逼唐绍仪在英方所提出的约稿上签字，宣称：“此稿断不能改。”[8]唐绍仪的回答也很坚定：“若照此稿，我手上断不能画押。”[9]
在谈判中，费利夏还提出中国不得在亚东及新设的江孜、噶大克海关雇用外籍人员。其时，赫德即将卸任，英属印度担心他国人取代赫德充任总税务司后，会派非英籍外国人担任这三个海关的税务官员，监视英国在西藏的侵略活动。唐绍仪指出，英人的这一无理要求“侵我国用人主权”，断难应允。[10]
5月中旬后，谈判陷于僵局。寇松悍然宣称：“当前的谈判将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唐要么全盘接受费利夏的草案，要么开路回国，让《拉萨条约》作为一个勿须中国参与的合法的条约。”[11]在这种情况下，唐绍仪感到在加尔各答已无谈判余地，清政府批准他因病回国，留下张荫棠等与英印磋商。
英国政府并不赞同寇松，依然认为没有中国中央政府批准，《拉萨条约》是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鉴于在加尔各答无法达成协议，拟与清王朝外务部商议另选地点，在伦敦或北京开谈。
寇松担任印度总督的时日所余无几了。他与基钦纳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尖锐对立，遂以辞职相要挟。英国内阁正欲抛开这个难以控制的总督，爱德华二世很快批准了他的辞职。11月中旬，寇松就要卸任回国。在离开印度前夕，他决计采用非常手段，强迫张荫棠在其准备好的条约上签字，造成既成事实，完成其阴谋。11月13日，费利夏与寇松密商后，从西姆拉赶到加尔各答，通知张荫棠翌日会谈。当天，费利夏私访张荫棠，见面后即声称：“据前送来约稿已属妥洽，无可再商，请即画押。”张荫棠回答，所送约稿尚未经双方协商，中方也未表示同意。费利夏威胁说：“英政府已允删除第一款，其余各款，寇督已请英政府允准，照末次约稿办理，否则当请英廷罢议。”所说第一款即为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在以前的谈判中，唐、张极力反驳，会谈因此而陷入僵局。后来，英国政府同意在条约中回避“宗主权或“主权”的提法，删去该条，但是对于费利夏草案的其余条款，尤其是关系到《拉萨条约》第九款的部分，双方尚未商谈。寇松强令张荫棠在此约稿上签字，就是要把非法的《拉萨条约》强加于中国。张荫棠据理力争，指出：“我政府以第一款中英文义不同，以致彼此龃龉，久未能成议，是以暂行删去，使以下各款，易于商讨，并非放弃主权，亦非允将各款画押也。”[12]
14日，张荫棠至印度外部会谈，费利复断然拒绝任何商讨，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蛮横宣布：“今日只问画押与否，如仍不允，即以此时定局，作为罢议。”张荫棠不为其凶焰所慑服，严正声明：“英政府既认接议，即明知此约稿未妥，所以续行商定。贵大臣自应遵照英政府训条，妥商办理。今贵大臣并未与我开议，仍以未经妥洽之约稿，速请画押，实属无此办法。非俟开议后两相认可，不能允准。如果罢议，则系出自英廷，非由我中国作罢也。”[13]
加尔各答谈判破裂当天晚上，寇松写了一份备忘录，声称：“就我的看法而言，现在留下的唯一的办法是国王陛下政府正式通知北京，放弃要求中国政府对《拉萨条约》的承认；他们（按，指英国政府）过去、现在一直认为《拉萨条约》本身是完整的和完全合法的，他们将不与中国政府磋商而自行采取他们认为执行该条约所必需的措施。”[14]17日，寇松将这个文件交给后任明托（Minto），次日悻悻离印。
纵观加尔各答谈判，双方争执的主要问题是“宗主权”和“主权”的提法，即便在英国提出的条约中回避这两个提法，费利夏与唐绍仪仍力图通过条约行文来体现“宗主权”或“主权”的含义。[15]
在谈判中，唐绍仪引证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论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费利夏则坚持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强制中国方面接受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武装劫盟造成的所谓“既成事实”。费利夏在提出“宗主权”的同时，还多次散布所谓“西藏自治国家”的谬论，称西藏是一个“自治国家，自己管理行政，自己征收赋税，自行与邻国缔结条约”。显然，“宗主权”“自治国家”之说都是为寇松建立“缓冲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唐绍仪识破寇松阴谋，一针见血地指出：“彼（按，指寇松、费利夏等）必强我为上国，以为将来扶持西藏‘独立’之基础。”[16]实际上，当时寇松、怀特、欧格讷等人已在后藏施行“独立”的阴谋活动。
荣赫鹏拉萨劫盟后，寇松等人即谋划将建立“缓冲国”的阴谋付诸实施。由于达赖出走，清王朝暂行革去达赖喇嘛名号，由班禅额尔德尼暂摄，寇松、荣赫鹏等人遂把活动的重点转移到日喀则，谋图要挟班禅充当他们阴谋建立的“缓冲国”的傀儡。为此，荣赫鹏派遣欧格讷在返回印度途中取道日喀则访问班禅。欧格讷会见班禅，通报《拉萨条约》，煽动班禅“把他自己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17]。此后，欧格讷被寇松任命为江孜商埠的商务专员，他与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怀特多方活动，拉拢威逼班禅，鼓动后藏“独立”。
1905年，英属印度筹备英国王储威尔斯亲王访印，欧格讷与怀特密商后向寇松提出，在王储访问期间安排班禅到印度访问，“一方面让西藏人亲眼看看英国的友谊，另一方面通过接见的威仪显示英国的力量，使这个胆怯的活佛明智起来，信服这种友谊”[18]。寇松批准实施计划。9月22日，欧格讷带领武装卫队到日喀则面见班禅，提出：“本年（阴历）十月内，（英）国王太子要到噶里噶达（按，即加尔各答），彼时班禅佛爷若往见面，与后藏睦谊更好，甲噶尔国王替身（按，即英属印度总督）会商各大臣已致迎请信函，不日可到。”[19]班禅当即推辞，声明：“我历辈叠蒙颁赏敕印，鸿恩优渥，行止一切必须格遵大皇帝圣意，并无任意妄行之事……此事难从国王替身之意，无论如何，实不能前往。”[20]欧格讷极为不满，厉声呵斥：“该国有信，不去不行。”[21]会见后，汉番僧俗官员到欧格讷住所“婉求”，欧格讷“声色俱厉”，蛮横强逼。10月2日，欧格讷向班禅递交寇松的“邀请函”，指定班禅“初十日内启程”。班禅再次告之“一切行止必须格遵大皇帝圣意”，“无论如何，实属不便前往”。[22]当日，札萨克喇嘛等再至欧格讷处劝说，欧格讷呵斥：“普天之下只有甲噶尔国（按，即英属印度）大，国王替身之谕，谁敢有违。”并“怒容逼迫”，以命令的口气，要求将班禅起程日期、随行人数、沿途站程，即刻回复。[23]
11月7日，欧格讷武装挟持班禅赴印，一路“防卫”严密，班禅到住宿地，“洋兵紧围把守”，“与押无异”。班禅行前曾将欧格讷威逼情形多次禀报有泰，有泰虽严令班禅不得为英人威胁所动，并转告在印的张荫棠与英印交涉，但并未采取实际行动制止英人，班禅行抵江孜再向有泰函告被逼赴印情景，陈述其不得已苦衷：“情迫不由自主，并非不念大皇帝恩德，越理行事。”[24]
班禅于11月23日出关，欧格讷武装劫持班禅的阴谋得逞。出关的当日，欧格讷提出了一个策动后藏“独立”的计划。该计划的要点是：一、“保卫与印度接壤的地区免遭外国的影响，完成最近西藏使团（按，即荣赫鹏侵略军）因目前形势未能落实的目标”；二、把江孜商务处迁至日喀则，以便用商务处的卫队武装“保护”班禅，“而且，把商务处设在西藏人口最集中的两大城市之一，就能把握住西藏的政治脉搏”；三、以支付补助金、提供保护等方式控制班禅。欧格讷强调说：“一句话，我们所提议的在西藏采取的政策是：抓住目前有利时机，巩固我们与班禅的友谊，如果必要，甚至可以采取支付补助金、提供保护的手段；依照《拉萨条约》规定，在日喀则开设新的商埠。让人们清楚地知道，任何其他势力在拉萨的阴谋活动，都将导致我们在藏和藏南的扩张。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不公开触犯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之下进行。”[25]支付补助金、提供保护等手段，是自东印度公司以来英国在印度进行扩张兼并屡试不爽的伎俩。寇松及其追随者妄图在后藏故伎重施，建立英国保护下的傀儡政权。加尔各答谈判中费利夏一切所为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在寇松等人看来，一旦中方接受了“宗主权”的提法，他们在后藏的建立傀儡政权，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就可以披上合法的外衣了。要不要排除《拉萨条约》中包藏的改变西藏地位使之成为英国保护下的“缓冲国”的政治阴谋，这就是“主权”和“宗主权”之争的实质所在。加尔各答谈判陷于僵局的症结也即在此。
但是，当欧格讷挟持班禅进入印度时，英国和印度的政局发生了变化，一个星期前，明托取代寇松成为印度总督。12月，英国政府更迭，自由党取代保守党组阁，坎贝尔—班纳曼（Campbell Ban nerman）任首相，格雷（E．Grey）任外务大臣，莫利（J．Morley）任印度事务大臣。自由党内阁加快与俄国和解的步伐，调和与俄国在东方诸问题上的分歧，在西藏问题上首先要消除摩擦，造成双方遵守已做出的“保证”的气氛。而在英属印度诱逼班禅之时，俄国对流亡到库伦的达赖大加拉拢。1905年6月，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到库伦会见达赖，暗中许诺俄国将予援助。1906年3月，德尔智第五次出访俄国，策划在俄国的支持下组织布里亚特武装护送达赖返藏。俄皇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堡接见德尔智。4月5日，尼古拉二世致电达赖，称达赖为俄国大量的佛教徒的“精神领袖”，表示“我请求您相信我对您的忠诚和尊敬”[26]，怂恿达赖回藏。俄国政府批准了德尔智的由布里亚特武装护送达赖的计划。英国就此向俄国提出抗议，拉姆斯道夫态度强硬地反驳：“俄国政府难以拒绝俄国佛教徒的请求，由他们中一些人陪同他们的师尊返回以保证其神圣的身体免遭可能的攻击。”拉姆斯道夫同时也表示俄国没有干涉西藏事务的意图。[27]显然，俄国做出跃跃欲试的姿态，将视英国的行动而行动。英俄各自谋图控制一个大活佛，争夺西藏斗争又将故态复萌。为了消除英俄谈判的障碍，自由党内阁制止英属印度对后藏进行阴谋活动，欧格讷的计划被批驳，他要挟班禅的活动受到追查。
班禅进入印度后，明托采取低调处理的办法。在与班禅的会晤时，明托尽量不谈政治问题，回避欧格讷在威逼诱骗班禅赴印时夸下的武装支持与庇护的诺言。班禅在异域的复杂环境中，没有做有损祖国利益的事。在会见威尔斯王储时，班禅特意将“历蒙圣恩御赐黄轿幡幢，仪仗刑仗，全行摆列执事”以示不忘中朝之心，“见英太子时，卧克纳（按，即欧格讷）令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28]随同班禅到印度的扎萨克喇嘛等禀报尚在印度的张荫棠，张当即指示：“班禅如能作主，十七日即便启程，不得逗留，使英人另生枝节。如英人强留不允，自有本大臣主持；如虑夫马一切为难，应用一万八千，即在本大臣处支用。”[29]班禅遵嘱，1906年1月6日离印度回国，清廷电谕令其照旧恪遵职守。
与俄国谈判西藏问题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消除《拉萨条约》中包藏的英国对西藏的保护，英国明确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由中国中央政府保证西藏不受外国干预。为此，英国政府重开与中国的谈判。
谈判在北京重开，以唐绍仪提出的草案为基础，在对个别词句进行修改后，于4月27日达成《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习称《北京条约》[30]。条约规定：中英双方将《拉萨条约》作为附约予以批准；英方承诺不占并干涉西藏，中国承诺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西藏一切内治；《拉萨条约》第九款第四条规定的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或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政府商定，英国得在商埠架电线通至印度境内；1890年和1893年中英所订有关西藏的条约与本约及附约无违者均为有效。
《北京条约》虽然没有明文写上中国在西藏“主权”的字样，但已寓意在各条款的行文中。条约排除了原《拉萨条约》把中国暗列为“外国”的含义，中国承担起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西藏的一切内政，这就表明中国中央政府是西藏唯一合法外交代表，对西藏地方政权负有指导、管辖、监督的权力。条约明确表明英国属外国之列，它在西藏的商埠架设电线的权益是经过中国中央政府批准才取得的。按照英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它应该停止对西藏进行的干预西藏内政、分裂中国，建立英国保护下的“缓冲国”的一切非法活动。
清王朝也是做了让步的。没有坚持废除非法的《拉萨条约》，而把它列为附约，批准开设新的商埠，这样就继1890年和1893年条约之后进一步打开了西藏的门户，此后，在1908年又订立《中英修改藏印通商章程》，英国在西藏取得治外法权，西藏沦为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半殖民地。
可以这样说，《北京条约》排除了原来《拉萨条约》中包藏的改变西藏地位，使之成为英国保护下“缓冲国”政治阴谋，转而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通过中国中央政府来扩大、加深西藏半殖民地化，使西藏成为在中国主权之下的英俄间隔离地带。清王朝外务部评论：《北京条约》“虽认《拉萨条约》为附约，其正约五条看似平淡，实已煞费苦心，于《拉萨条约》已失之权利暗中收回不少……拉萨定约而后，西藏已非复中国所有，赖北京一约仅乃维持。”[31]
这一评论是合乎实际的。《北京条约》对于挫败寇松的“缓冲国”阴谋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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