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把对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特殊道路的描述，建立在不平衡发展的逻辑基础上，说明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地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尽管托洛茨基承认民粹主义并不是没有洞察力，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民粹主义是托洛茨基得出他的结论的重要影响因素。像俄国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托洛茨基也经历过赞同民粹主义思想的阶段，而且也很典型的是，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就再也没有转向民粹主义思想。事实上，他有关农民革命能力的观点，使他的理论明显地呈现出反民粹主义的特征。因此，在说明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特征时，我们必须寻找其他方面的影响。

其他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亚历山大·赫尔凡德（其笔名帕尔乌斯更为著名）的思想和1905年的事件。托洛茨基相信后者证明了前者的思想，并超越了前者的思想。帕尔乌斯是一位俄国犹太人，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度过的，他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他到1924年逝世，一直表现出标新立异的倾向。他概略地叙述了大量包含在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主题， 55毫无疑问，他深深地影响了托洛茨基思想的形成。然而，具体的影响程度则不清楚。在1904-1906年期间，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联系密切，并且详细地讨论了俄国革命的所有问题。考虑到托洛茨基的学识，这种影响是否是单向的是值得怀疑的。托洛茨基把相关的见解发展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这样做时，他超越了帕尔乌斯，帕尔乌斯不相信俄国的工人政府能够构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而不只是彻底解决民主任务的手段。托洛茨基并没有直接接受帕尔乌斯思想中的某些因素，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使民族国家过时了、这些发展将造就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观点。后来，托洛茨基接受了这种观点（我们将在以下一节看到），这使得他的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主流马克思主义。然而，即使那时，他也因为同正统派的彻底决裂，而不断地受到批评。

毫无疑问，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了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的概念和俄国的情况联系起来，最早是由大卫·梁赞诺夫在1903年提出的，这一观点主要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上，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十分发达，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参与到俄国革命中去。梁赞诺夫通过对1848-1850年间马克思策略发展的分析，来支持不断革命思想的针对性（参见以上第七章）。我们并不知道托洛茨基（或帕尔乌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梁赞诺夫的实际影响，关于俄国革命的激进性质和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的观点，是20世纪早年托洛茨基所生活的环境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观点很少准确地被表述过。正统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为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的统治将受到怎样的限制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参见以上第八章和第十一章）。当1905年革命爆发时，无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上升曲线向托洛茨基表明，实际的约束可能已经被克服了。

作为“不断革命论”的基础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思想，也不是由托洛茨基本人，或是由他同帕尔乌斯一起带入俄国马克思主义中的。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早期著作中，只是简单地预见到这一概念（参见以上第八章和第九章）。更重要的是，梁赞诺夫认为，沙皇专制不只是旧社会的残余，沙皇专制还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他也承认，土地条件能够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支持。考茨基也指出俄国的国外投资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认为俄国革命必然显示一种历史的独特性。最为重要的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他的著作准确地聚焦于沙皇时代工业化的不同方面，为托洛茨基的分析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参见以上第九章）。但是，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中广泛地引用考茨基的论述时，从来没有表明他在理论上受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恩惠。考虑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阵营，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考虑到《19世纪的俄国工厂》这部著作的分量，认为托洛茨基不曾读过，或者这部著作不曾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然而，托洛茨基的思想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同正统派是彻底决裂的。毫无疑问，他的思想最初出现时，这种评价是正确的。在我们考察托洛茨基反对他的批评者并捍卫自己的观点之前，关注一下马克思著作中的两个特征是有意义的，托洛茨基可以从中寻求支持。这两个特征虽然不会消除认为托洛茨基严重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指控，但确实可以使人认为这种指控只在一般意义的性质上是成立的。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尽管托洛茨基是一位激进的创新者，但他同时也在突出马克思思想的深层结构。

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概括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转型时代是两种生产方式交织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的时代。它们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进步的生产方式获得了超前的发展，而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则滞后了，最终带来的危机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解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坚持认为，这有利于建立在单一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新的有机体的形成。但是在其它地方，他承认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可能是更加普遍的现象：例如，马克思认为，西欧的封建制源自古代奴隶制与征服了罗马的德意志野蛮部落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渗透。马克思也注意到，19世纪的英国这一“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要求贵族必然丧失他们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在另一个极端，他认为法国农民代表了“文明中的野蛮”。这是他鄙视农村生活落后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对农村渗透的迟缓。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更具一般性的阐释之间存在矛盾，在这种阐释中，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是隐含的和受到限制的。因此，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被视为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具一般性的框架而进行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尝试，在这个框架中，马克思承认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复杂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保持了一致。托洛茨基自己从来没有明确地宣称这一点，但他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特别是在他把分析拓展到世界经济层面和非俄国的外围资本主义之后（我们将在以下一节讨论这一点）。

托洛茨基确实声称，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因为这一思想源自马克思1848年革命期间的观点。这不是一种冒险主义，尽管在19世纪中期不断革命并不成熟，但是通过考察1789年、1848年和1905年革命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嵌入社会主义革命是这一时代的内在属性。这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拉萨尔、考茨基、卢森堡，甚至普列汉诺夫所承认。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论，同对孟什维克理论的毁灭性批判和同对布尔什维克观点稍微不太有利的评价联系在一起了。孟什维主义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一个正式的与俄国发展的独特性无关的历史类比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不存在独立的革命的中产阶级。因而坚持孟什维克主义，就意味着采取了一种客观上反革命的立场。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也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布尔什维克的保守性只在革命成功后才显现出来。一旦投身于无产阶级，农民就无法抑制自身的激进主义。并且，没有认识到实施反资产阶级措施的革命，随后就会被动地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开辟道路。

1906年到1917年间，托洛茨基强化了他的主张，表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他在《总结与展望》中作出的最初的说明，主要来自俄国的立场，并没有在国际资本主义的结构内说明俄国的现代化。他也没有以一种严格的方式，把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联系起来，没有理由证明，当俄国的革命成功时，欧洲的条件将有利于俄国革命的扩展。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先决的物质条件的确存在于先进国家，但他也注意到，对俄国来说，阶级斗争在决定革命的爆发方面至关重要，但他对西方的阶级冲突的发展几乎没有说出什么内容。然而，到1917年时，托洛茨基做了许多有损他这些观点作用的事情，因此他的观点更接近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接近于布哈林和列宁的思想（参见以下第十三章）。托洛茨基对自己的理论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是在1917年之后作出的，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托洛茨基可以宣布，他已经建立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