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托洛茨基的主要思想成就，是他对沙皇俄国工业化导致的政治发展的理解。他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准确地预言了推翻沙皇专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顺序：1917年的历史与他十年前的预测大体一致。此外，托洛茨基比其他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更敏锐地认识到，这样一场革命将要面临的困难，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困难出现时，他更有可能不会低估这些困难，即使他并没有为克服这些困难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尽管在革命后的年代，托洛茨基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和反复，但他的理论的深度和连贯性都远远超过布哈林和斯大林。
对托洛茨基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支持，来自具有最强烈的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他对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详尽分析，就是以类似托洛茨基使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他对专制统治下工业化逻辑的描述与托洛茨基相类似。他把俄国发展的独特性作为大陆模式的一部分，充实了托洛茨基对1789-1905年欧洲革命序列的分析。此外，通过对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对理解落后地区的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的强调，格申克龙对托洛茨基把他的理论应用到俄国的西方地区提供了支持。当然，这种理论的普遍化对马克思自己的分析提出了重要挑战。尽管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正在普遍化的生产方式，但是在托洛茨基看来，作为历史转型的发动机，它并不像马克思本人暗示的那样强大有力。在这一点上，经验证据明显地支持了托洛茨基：在英国和法国——马克思眼中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样本，旧制度的主要因素在整个19世纪一直存在。这已经成为现代欧洲史学的主题。
托洛茨基更为具体的“时代概念”的有效性显然是值得怀疑的：1914年并没有引发大国之间的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稳定的资本积累，并没有像托洛茨基认为的那样已经结束，而且正式的殖民帝国已经瓦解。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能够适应转型形式，它的灵活性比托洛茨基预计的要大。然而，20世纪上半叶托洛茨基的观点，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历史是一致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见证了一系列最漫长、最深重的危机。这不能被视为是纯粹偶然的情况造成的结果。在托洛茨基设想的形式中，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为了有效地运行，资本主义要求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一个类似于民族国家在自己疆域内形成的组织。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组织的重要雏形是由英国的海上霸权提供的。自20世纪中期开始，一个更加全面的美国霸权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在这两段时间之间，由单一民族国家行使国际霸权的经济基础并不存在，并且类似的替代组织也不存在。结果，欧洲军国主义势力高涨，国际经济遭到大规模的破坏，爆发了彰显帝国主义野心的两次世界大战。
此外，也就是托洛茨基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为理解这一中间阶段为什么是一个过渡期提供了基础。他承认，相对于美国而言，欧洲战争削弱了重要的好战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到20世纪20年代，在同欧洲相联系时，美国已开始展示它的经济力量，它的长期利益在于瓦解所有的殖民帝国，以便实施“门户开放”政策
托洛茨基没有意识到这对他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因为他坚持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了一场仅靠自身无法从中解脱的危机。相反地，他坚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断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相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是唯一的选择。但是，与大多数持同样的总体的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在个别孤立的要点上，他对未来持有的观点具有更少的决定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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