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一二反革命的研究

第一节　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及其从这一研究中引出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Leon Davidovich Trotsky，俄文名Лев Давǘдович Трóцкий，1879—1940）自以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事业。换言之，如果说第一国际与马克思的名字、第二国际与恩格斯的名字、第三国际与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看来，第四国际理所当然地与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用《第四国际》的作者、长期担任托洛茨基秘书的皮埃尔·弗朗克（Pierre Frank，1906—1984）的话说：“历史将会表明，在托洛茨基的整个事业中，在保持革命的连续性方面，托洛茨基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我们各种不同的组织都曾用过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名称的话，那么历史也必将理所当然地以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名称赋予我们(的运动）。”^[2]但实际上，尽管托洛茨基自称是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可他对列宁的思想作了“左”的解释这是毫无疑问的。自他与第三国际、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决裂以后一直流亡在国外。

一、与“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分歧所在

托洛茨基主义是在与“斯大林主义”的分歧与对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研究托洛茨基的理论，应当从研究这一理论与“斯大林主义”的分歧与对立入手。两者分歧与对立的方面很多，这里仅介绍两点。

(一）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关于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一直处于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之下。按照弗朗克的说法，“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毫无经验，对它在这段时期中的政策负有全部责任的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斯大林主义是这个集团在政治上的表现——不信任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贫农，对他们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持反对态度。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出于其民族主义政策的需要，支持同中国资产阶级实行和解的政策”，“这项阶级合作的政策实际上导致命令中国共产党参加到国民党中去”。^[3]192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不要谋取领导权，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国民党右派的限制。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放弃了独立的政策，特别是在革命高涨时期反对建立苏维埃，反对土地革命向前发展，以免侵犯国民党军官的土地。曾有好几个月，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竭力吹捧国民党的头头们是无产阶级的盟友，反帝斗争的先锋，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头头蒋介石被说成是中国革命的‘英雄’”^[4]。这样的错误指示有许多，比如，1926年10月，中国农民运动兴起，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机日渐成熟，但共产国际发往上海的一个电报却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5]。

早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就看出了蒋介石的阴谋，因而更加不信任国民党，主张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当时不主张这样做，而要中国共产党人向国民党右派让步。到1927年3月，即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一个月，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退出国民党，停止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军队北伐接近上海时，上海工人发动起义夺取了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他们的阶级本能促使他们拒绝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上海，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上海工人让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开进上海。蒋介石一驻扎下来，就开始进行一场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屠杀。

在《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批评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一些错误，说他们对国民党头面人物过分信任，“首先是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采取独立的政策，然后又支持汪精卫作为土地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不但不信任蒋介石，而且当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前仍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时候，就认为汪不可靠。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群众面前是无比的软弱的”^[6]。遗憾的是，共产国际再一次对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错误的指示，致使中国共产党在汪精卫的屠杀面前措手不及。用弗朗克的说法，“一直按照共产国际斯大林领导集团的命令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久以后又同国民党的一翼，即由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实行合作，执行了相同的政策，并由此带来了相同的结果”^[7]。

托洛茨基的这些主张并不是由于他比斯大林更加了解中国。仔细检查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可以发现许多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东西。但在基本点上，托洛茨基无疑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深刻得多，原因在于他更多地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而不是像斯大林那样站在苏联的爱国主义立场上。毫无疑问，在处理世界革命与“保卫苏联”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表现出一种民族本位主义倾向。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和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不过是这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而已。斯大林关心的只是苏联的生存，而不是英国无产阶级本身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本身。

比较起来，托洛茨基似乎有更多的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他的世界革命论所必然带来的后果。在他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卫苏联”对于世界革命确实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但这仅仅是因为苏联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据点，为世界革命保存火种。如果能以牺牲苏联的代价换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托洛茨基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保卫苏联”的口号。在他看来，这也是列宁的态度。

(二）在国际主义与世界分工问题上的分歧

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迄今为止有许多误解。如果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这些误解是不可能澄清的。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性质问题，即它是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呢，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准备物质技术基础的社会主义？换言之，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建成的是共产主义预备阶段的社会主义呢，还是作为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还高的社会主义？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性质问题，即它是孤立于整个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呢，还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分工的一部分的社会主义？前一问题我们将放到下一节讨论，这里着重研究第二个问题。

在托洛茨基看来，“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在1924年秋第一次提出的，这不仅同马克思主义整个传统，同列宁学派，而且同斯大林本人在同年春天所写的东西完全矛盾；“就原则深度而言，斯大林‘学派’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其意义和彻底性一点也不亚于1914年秋，即斯大林转变的10年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和爱国主义问题上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这一对比并不具有偶然性质。斯大林的“错误”，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样，都是民族社会主义。^[8]所不同的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民族主义，而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在托洛茨基看来，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实践上也不可能成功。

托洛茨基认为，这一点是由世界分工体系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世界经济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由在目前时代专横地统治着各民族市场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所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独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就发展得越过了民族界限，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一事实的表现之一。对此卢森堡曾经在《资本积累论》中作过杰出的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技术方面应代表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既然如此，闭关自守就只能是一种空想。“如果把建立闭关自守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目标，尽管能暂时取得成就，也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当然俄国的生产力水平本来就比发达国家落后，因此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即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技术条件的社会主义。但即使如此，这种社会主义也应当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促进分工的发展，并通过世界分工的自我扬弃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不是脱离世界分工体系，进入闭关自守的状态。“不顾构成世界整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条件，而企图在民族市场内实现各经济部门独立自在的比例，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9]在托洛茨基看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就是这种乌托邦理论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产物。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托洛茨基引用了斯大林在反对美国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时的讲话：“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点是不对的。共产党在其工作中应考虑到这些特殊点。但是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之上，那就更加不对了，因为任何一个共产党，其中包括美国共产党，应作为其立足基础的活动的基础，是基本上对所有国家都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点，而不是该国的特殊点。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10]

斯大林显然忽略了世界分工，把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混同于社会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这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连黑格尔辩证法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为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离开身体的手就不再是手，一个有机体中的部分作为特殊同整体作为普遍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一个机械整体中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用托洛茨基的比喻来说，普遍性不是一张光滑的脸，特殊性也不是脸上的麻子或“赘疣”。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说世界经济似乎是同一类型的民族部分的简单总和，这是不正确的。说特殊点似乎‘只是共同点的补充’，犹如脸上的赘疣，也是不对的。实际上民族特点乃是世界进程的诸基本点的特殊结合。”^[11]这种特殊性在许多年中会对革命战略具有决定性意义。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某些“共同点”上，即抽象的民族资本主义类型上，是完全不正确的。认为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它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在经济上已站不住脚这一点上的，相对于经济全球化来说，民族国家早已过时，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民族资本主义不仅不可能进行改造，并且只能把它看做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不能有别的理解。

在托洛茨基看来，不同国家的经济特点绝不是次要的:只要把英国同印度，美国同巴西作一比较就够了。但是不管民族经济的特殊点有多大，它们正在成为，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叫做“世界经济”的更高的现实的组成部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归根到底是建立在这种世界经济之上的。斯大林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不平衡规律的表现，“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看到，民族特点也就是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最共同的，可以说是最终的产物”。不平衡规律不能用于说明苏联可以脱离世界经济，而只能说明整个世界经济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做的，只是需要正确理解这种不平衡性，从其整体上进行考察，也把它扩展到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中去。生产力较快或较慢发展；各历史时代，例如中世纪，行会制度、开明专制制度、议会制度等扩展或相反地缩小的性质；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机构、文化的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所有这一切都是民族“特点”的基础。民族社会形式的特点是其形成的不平衡性的集中表现。“十月革命是作为历史进程不平衡性的所有表现中最宏伟的表现”，预言了十月变革的不断革命论依据的就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不过不是该规律的抽象形式而是其具体形态，即俄国社会和政治特点的表现。显然，十月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俄国能够脱离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并不意味着俄国经济能够脱离世界分工、独立于世界市场之外。斯大林拿起不平衡发展规律不是为了及时预见到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是为了事后，在1924年，把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强加于已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但是这恰好同不平衡规律全然无关，因为它既没有代替，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相反地，是从属于世界经济的规律的。”^[12]

如果把英国和印度当做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类型来看，那就不能不看到，英国和印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绝不是建立在条件、任务和方法的等同上，而是建立在它们不可分割的相互依靠上。印度解放运动的胜利要求有英国的革命运动，反之亦然。无论印度也好，英国也好，都不能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们两者都应当作为一个部分加入更高级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不可动摇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并且只建立在这一点上。“在提出十月革命的理论预告的时候，我们决不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之后会把原沙皇帝国排除出世界经济范围之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国家政权的作用和意义。它决不是经济进程的消极反映，像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所作的宿命论描述的那样。政权可以有巨大的意义，既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意义，这要取决于哪个阶级掌握政权。“但是国家政权毕竟是上层建筑的一种工具。政权从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之手转入无产阶级手中，这既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进程，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13]诚然，十月革命后在一段时间内苏联同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削弱了，但是这一现象仅仅是辩证过程的一个阶段，如果把它普遍化，那是极大的错误。国际分工和现代生产力的超民族性质不仅保持其意义，并且随着发展经济的高涨，其意义将双倍、十倍地增长。进入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落后国家都经历过不同的阶段，有时减少、有时增加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但是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世界联系的巨大增长，这表现于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额，其中当然也包括用资本进行的交易。英国对印度的依赖当然同印度对英国的依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这种区别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们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程度。印度是殖民地，英国是宗主国。但是如果现在对英国实行经济封锁，那么它要比印度更快地毁灭。苏联也是这样。十月革命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除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外，还有整个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之间的同样深刻的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依靠世界市场。

托洛茨基进一步指出：“要想理解在被十月变革唤醒而进入新生活的广阔领土上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必须清楚地看到，除了由于目前经济成就而复活的旧矛盾之外，又加上了新的最强有力的矛盾: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同苏联经济的孤立状态之间的矛盾，工业的集中性质为空前的发展速度提供了可能，而孤立状态又排除了正常利用世界经济资源的可能性。”^[14]旧矛盾加上新矛盾，造成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令人痛苦的困难。这些困难最直接最沉重地表现在每个工人和农民时刻都感觉得到的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劳动群众的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普遍高涨而得到改善，反而由于现在粮食困难的增长而恶化。苏联经济的尖锐危机不仅是成长中的毛病，某种小儿病，而且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病症，这就是受国际市场的紧紧牵制，苏联同国际市场的关系，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属于它，同它联结在一起，我们脱离不了它”^[15]。当然决不能由此得出否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的结论。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同时的行动。政治上层建筑有自己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权威地干预世界经济进程，但并不废除其较为深刻的规律性。十月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合理的”，而世界革命必然要延续几十年。“第一阶段同第二阶段之间的间隔要比我们所预期的长久得多。但它仍然是个间隔，而决没有变成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立自在的时代。”^[16]

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如果说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主要表现他对整个世界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经济联系的理解，那么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则体现了他对辩证法的发展观点的理解。只不过他对联系的看法体现在他的国际主义观点中，而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则有其明确的哲学基础。

(一）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

同传统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看法不同，托洛茨基把苏联社会主义看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他认为，一般人之所以难以把握这一点，是由于他们不懂辩证法，尤其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因此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文中，他专门辟出一节，讨论《唯物辩证法ABC》。^[17]

瞧不起辩证法的人把辩证法视为虚构出来的东西，掌握不了辩证法的人把它视为神秘主义的东西。在《唯物辩证法ABC》（1939年）一文中，托洛茨基指出，辩证法既非虚构也不神秘，它无非是超出日常生活问题、理解更加复杂和更加持久的过程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之间，存在一种类似于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之间的关系”。诸如“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何看待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等等，就都属于这类问题。

(二）辩证法与形式逻辑

为了说明普通人惯于用形式逻辑思考日常生活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唯物辩证法思考复杂的历史问题的区别，托洛茨基专门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辩证法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和对比。

在托洛茨基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出发点是“A等于A”，即同一律。这一假定被视为一个公理，大量的人类行为和思维概括都是按照这一公理展开的，“但在现实中A并不等于A”。托洛茨基调侃说，这很容易证明，只要我们在放大镜下仔细地观察这两个字母就可以看到，它们是很不相同的。托洛茨基当然知道，这种调侃会引起人们的反对:问题并不在于两个字母的大小和形状，因为它们不过是某种“等量”，例如一“磅”食糖的“量”的符号。1等于1，因此一磅食糖永远等于一磅食糖。托洛茨基说，反对无效，“在现实中一磅食糖永远不等于一磅食糖，因为更加精密的秤会发现在这两个一磅之间存在差异”。托洛茨基也知道，人们继而会反对说:但是一磅食糖总是等于它自身。他反驳说:不是这样——所有的物体，就其大小、重量、颜色等等而言，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智者会说:一磅食糖只是“在给定的时刻”等于它自身。

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晚年的列宁一样，托洛茨基是从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批判出发展开自己对唯物辩证法的分析的。他在自己著作的脚注中引用了黑格尔对三段论中的“个别”、“特殊”和“普遍”三个环节的关系的评论，指出如果脱离了内容，仅从概念之形式上的等同进行分析，那么任何东西都不能从前提推论出来。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某物“与自身的等同”，意味着尽管它在量上发生了变化，但事物仍然维持其为自身，即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对于同一律这一“公理”，托洛茨基认为，不仅就其实践价值而言极其可疑，而且理论上也禁不起推敲。以最严格的意义，即智者对这一公理的解释来说，我们是怎样设想某一给定的“时刻”这一术语的呢？如果是指在时间间隔上无穷小，那么，在给定的时间段内，一磅食糖也仍然有细微的变化；莫非所谓给定的“时刻”只是一个数学抽象，换言之，即零时间？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时间中存在的，而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转化过程，因此时间就是存在的基本要素。托洛茨基得出结论说:所谓“A等于A”的公理，意味着如果一个事物不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它不存在”，它就等于它自身。

托洛茨基评论说，初看起来这些分析有点过于玄虚，但在现实中它们却是极其重要的。公理“A等于A”似乎一方面是所有知识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是知识中的所有错误的出发点。要想运用“A等于A”的公理而不犯错误，只在特定的限度内才是可能的。如果对于我们的任务来说，A在量上的变化可以忽略时，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A等于A”。例如这正是买者和卖者在买卖一磅食糖时的情形。但是超越了特定的限度，量的变化就会转变为质的变化。一磅食糖一旦吸收了水或煤油就不再是一磅食糖。在正确的时刻确定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临界点是极其重要又极其困难的任务，在所有知识领域包括在社会学领域中都是这样。

托洛茨基举了工人做工的例子。每个工人都知道，要做出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不管做工如何精密，都会有误差存在。在误差许可的范围内，我们可以说两个东西是等同的。一旦超出了许可的误差范围，量的变化就引起了质的变化，人们就会认为工人造出的是残品或次品。

托洛茨基认为，科学思维仅仅是包括技术在内的实践活动的一个方面。如果说在实践中存在误差问题的话，那么在思维活动中也是一样。思维活动的产物——概念，也存在“误差”，只不过它不是由形式逻辑的公理同一律即“A等于A”来衡量的，而是由辩证逻辑的“万物皆变”这一公理来衡量的。所谓的“常识”，其特征是超出了辩证逻辑所允许的“误差”范围。

庸常的思维把诸如资本主义、道德、自由、工人国家等概念当做凝固不变的抽象物，假定“资本主义等于资本主义”、“道德等于道德”等。辩证的思维把所有的事物和现象都放在它们持续不断的变化中去分析，以便确定这些变化的条件所要求的“A不再是A”、“工人国家不再是工人国家”等的临界点。

庸常的思维的缺陷在于总是想给由永恒运动构成的现实打上静止不动的烙印。辩证的思维则通过不断的逼近、修正、具体化等手段，给予概念以内容上的和灵活性上的丰富性。托洛茨基把这种丰富性称为“丰美”，因为这一表述可让人联想到有机生命的欣欣向荣。不是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而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定形态的资本主义；不是一般意义的工人国家，而是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的一个特定的落后的工人国家等。

(三）唯心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

托洛茨基也把辩证思维与庸常思维之间的关系比做活动影片和静止相片之间的关系。活动影片并没有排除静止相片，而是按照运动规律把它们结合起来。辩证法并不排除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而是教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永恒变化中的现实的方式把三段论按照辩证逻辑的规律结合起来。托洛茨基指出，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确立了一系列这样的规律: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内容与形式的冲突、连续性的中断、可能性向必然性的转化等。这些规律对于理论思维来说，就跟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对于更为基础的思维来说一样重要。

对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托洛茨基作出了自己的说明。他指出，黑格尔是在达尔文和马克思之前写作的。由于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黑格尔预感到了科学运动的一般形式。但是因为它仅仅是一种预感，尽管是天才的预感，它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其唯心主义的特征。黑格尔把现实的意识形态影子当成了终极现实；马克思则证明，这些意识形态影子的运动应看做无非是物体运动的反映而已。

托洛茨基自称“辩证法上的唯物主义者”，因为这种辩证法的根既不在天上，也不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深处，而在客观的现实中，在自然中。按照这种观点，意识产生于无意识，心理产生于生理，有机世界产生于世界，太阳系产生于星云。在这一运动阶梯的每一级上，量变都被转化为质变。我们的思维，包括辩证的思维，无非是运动着的物质的表现形式而已。从自然的辩证法中生长出来的思维的辩证法，由此带有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特征。

通过量变转化为质变来解释物种进化的达尔文主义，是整个有机体领域的辩证法的最高成就。另一个伟大成就是化学元素的原子量周期表和一种元素依此向另一种元素转化规律的发现。这些转化(物种、元素等）是与分类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分类问题都同样重要。应用物种不变性原理的林奈体系（18世纪），局限于对植物按照它们的外在特征进行描述和分类。植物学的幼年时期与逻辑学的幼年时期非常相近，因为我们的思维形式是像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那样发展的。只有对物种不变观念的决定性批判，只有对植物进化史和它们的解剖学的研究才为真正的科学分类奠定了基础。

同达尔文不一样，马克思是个自觉的辩证法家。他通过分析社会的生产力和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建立了社会结构的解剖学，从而为人类社会的科学分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者用唯物辩证法的分类学，取代了庸常的关于社会和国家的描述性分类学，而这种分类学直到今天还占据着各个大学的讲堂。只有应用马克思的方法才能正确地确定“工人国家”的概念和它衰落的那一时刻。

托洛茨基评论说:这里面并没有那些无知之徒所说的“形而上学”或“神秘主义”的东西。辩证逻辑表现的是当代科学思维的运动规律。相反，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所表现的则是遥远的过去、小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大学教授们的自负，以及对死后生活的一丝渴望。

(四）苏联的本质

有人给“苏联”下的定义是：“既非工人国家也非资产阶级国家。”在托洛茨基看来，这种纯粹否定性的看法表明它的提出者根本不懂得辩证法。那么针对苏联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复杂对象，如何运用辩证法进行具体分析呢？托洛茨基认为应当提出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苏联的历史起源是怎样的？

第二，这一国家在它的存在期间遭受了怎样的变故？

第三，这些变故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吗？换言之，它们创造出了一个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新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吗？

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苏联虽然已经发生蜕变，但它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

托洛茨基指出，辩证法不是一把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它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分析。但辩证法能指引科学分析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确保它不至于迷失在主观主义和经院主义的荒漠中。

有的人把苏维埃和法西斯统治归为同一类范畴，即“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因据说是因为苏联、意大利和德国都由官僚统治，它们多多少少都有某种计划原则，有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有的受限制等。托洛茨基认为，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做法，因为他们把范畴建立在“受控制的经济”、“中央集权的国家”等现象的基础上，而全然不去考虑这些表面上看似相同的现象有着如何不同的阶级本性，这实际上是撇开起源、特质、阶级属性，单纯从某些外部特征的表面相似性来研究社会现象。托洛茨基批评说，这帮先生们像极了生活在达尔文之前的林奈，他们无视黑格尔和马克思已经建立的辩证法，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更糟糕的是那些折中主义者。他们胡说什么苏维埃国家的阶级属性是“无关紧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完全是由战争决定的等。似乎“战争”是一种超社会的实体，似乎战争的性质不是由统治阶级的性质即同时决定国家性质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托洛茨基指责说，这些人连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常识都不懂。

托洛茨基在评论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诸种规律的认识时，谈到了对立统一规律或矛盾规律。在他看来，对苏联的国家性质的认识同样不能离开对立统一规律。他说，不懂辩证法的人会在苏联的矛盾本性面前失去方向。而在他看来，苏联身上所体现的、由十月革命所规定的社会基础和背离十月革命所导致的官僚特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仅是一种均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且是一种发展动力。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就是以这一矛盾为根据的。由此可以看出，极左派认定只有牺牲苏联的社会结构才能废除斯大林的波拿巴式独裁，是一种何其荒谬的观点。把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结构从苏联国家去掉，苏联才会真的变成法西斯统治。

(五）进化论与辩证法

有的人只承认进化论而不承认辩证法，或者把辩证法混同于进化论。托洛茨基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辩证法是衡量真假进化论的尺度。一个真正的进化论者一定会把进化观念贯彻到自己的思维形式当中去。在进化论出现以前创立的初等逻辑是不适合对进化过程进行分析的。黑格尔的逻辑才是进化论的逻辑。不可否认的是，“进化论”本身已经被资产阶级的大学教授们和自由主义作家们扭曲和阉割成一种和平的“进步”。一个人，只要他通过对抗性力量的斗争来理解进化过程，只要他认为微小变化的积累到达一定的点就会炸掉旧的外壳，导致一场灾变、革命，只要他把进化的一般规律应用于思维本身，他就是一个辩证法家，从而与庸俗进化论者区分开来。就跟一个钢琴家训练自己的手指一样，一个革命战士必须用辩证法训练自己的头脑，才能把所有问题都视为过程而不是静止的范畴；而一个庸俗进化论者则局限于仅仅在某些特定领域内一般地承认进化，在所有其他问题上则满足于“常识”的庸俗性。

三、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引出不断革命论

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特征是什么？回答可能惊人的一致:公有制、按劳分配和高度的思想觉悟。当然具体说法会有所不同，但都是从所有制关系、分配形式和思想道德等方面着眼的。如果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回答也都惊人的一致。

那么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中有“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里面就没有呢？难道“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不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吗？显然，对唯物史观的这种片面理解严重妨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的把握。

人们可能很少想到，托洛茨基早就从生产力等方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进行了研究。按照他的标准，无论是苏联，还是当前的中国，其“社会主义”都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而只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要超越这一阶段，唯有“不断革命”。

(一）生产力标准

人们都认为自己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认识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怎样的呢？

综合他们一生的思想，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是生产力，二是生产关系，三是上层建筑，四是社会形态。四者缺一不可。其中，生产力水平必须发展到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物质需要，这是保证人的肉体存在的前提条件。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上层建筑变革又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只有这三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共同实现变革，社会形态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无论就其本质还是就其特征来说，在这四个方面都高于资本主义。

那么如何看待一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呢？托洛茨基把它当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显然，这一“过渡时期”与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不同。因为那个意义上的“过渡时期”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却未达到这一水平。

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在托洛茨基看来，从生产力水平来说，这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技术发展，把它看做是进步的动力，把共产主义纲领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上”^[18]。“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应当是人的经济力量的高度发展，这时生产劳动已不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无需任何鞭策，而生活用品总是富裕的，其分配除了教育、习惯、社会舆论的监督外，无需任何别的监督”^[19]，而苏联却需要国家的监督、政府的监督，具体表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监督。苏联毕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僚国家。

托洛茨基专门研究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理论，并把它同苏联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对立起来。

托洛茨基指出，资本主义为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和力量，即技术、科学和无产阶级。然而共产主义制度不能直接取代资产阶级社会，要做到这一点，过去的物质和文化遗产是全然不够的。工人国家在其初期还不能做到各尽所能，也不能不顾其所做的工作量“按需”分配。为了提高生产力，还得采取传统的工资标准，即根据个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生活用品。马克思把新社会的这种初始阶段叫做“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以区别于高级阶段，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阶段。在高级阶段上，物质上的不平等将随匮乏的最后痕迹一起消失。在这个意义上常常把作为新社会的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对立起来。当苏联宣布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它声称：“我们当然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但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证明这一点的论据是，在工业中居支配地位的是国家托拉斯，在农业中是集体农庄，在商业中是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企业。乍看起来，这样的所有制形式完全符合马克思想象的或假设的方案。“然而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如果不问所达到的劳动生产率，仅看所有制形式，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20]马克思至少把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看做这样一种社会，它从一开始在经济发展上就高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理论上的这种提法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共产主义即使在其初始的第一阶段，同资产阶级社会相比也是发展的较高阶段。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和苏联是否具备了马克思的理论所假设的条件呢？显然没有。

托洛茨基分析说，俄国在资本主义的链条中不是最强，而是最弱的一个环节。目前的苏联并没有高居世界经济水平之上，而只是在追赶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马克思把建立在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社会化基础上的社会叫做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那么这个定义显然不适用于苏联，“因为即使在今天，它在技术、生活福利和文化上都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多”。因此，“准确点说，目前的苏联制度，就其存在的全部矛盾而言，不应叫做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预备性的或者过渡性的制度”。对于可能的反驳意见，托洛茨基仍然诉诸逻辑。在他看来，“在这里讲究名词的准确性丝毫不是学究气”，因为制度的力量和稳定性归根结底取决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在技术上超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经济，其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真正得到保证，可以说自动得到这种保证，遗憾的是对苏联经济来说，还一点也谈不上。^[21]

(二）上层建筑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阶级、国家和政党。在通往消灭阶级的道路上，无产阶级专政是唯一过渡的形式。后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序言中，都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与旧的国家机器不同，它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职业官僚，以不领工资的公社委员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在由于专业分工无法消灭职业官僚时，对他们进行限权，保证他们能够随时被撤换，并仅发给普通工人平均工资，从而断绝以权谋私的可能。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在剥夺了剥削者之后它就会认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首先是警察和常备军，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列宁在1917年夺取政权前两个月写道:“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都这样重复，但他们，机会主义者，忘记补充，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能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22]这一批评当时是针对俄国孟什维克、英国费边社之类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分子的，托洛茨基认为它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苏联国家仍然适用，因为苏联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僚国家，它的全部制度都建立在官僚主义的基础上。

托洛茨基分析说，对官僚的社会需求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即出现了尖锐的对抗，需要予以“缓和”、“调停”和“调节”。当然这种“缓和”、“调停”和“调节”总要符合特权者和有产者的利益，总要有利于官僚自身。因此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不管它多么民主，总是加强和完善官僚机构。列宁写道：“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23]

托洛茨基回顾了列宁提出的消灭官僚阶层的任务。从1917年开始，即从夺取政权成为党的实践问题时起，列宁一直在思考消灭“寄生虫”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每一章都重复和解释说，无产阶级在推翻剥削阶级以后要打碎旧的官僚机器，由工人和职员来创建自己的机关，为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采取类似“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 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 3．立即转到使所有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24]。托洛茨基强调说：“不要认为列宁说的似乎是几十年的任务，不，这是‘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时可以而且应当采取的’第一个措施。”^[25]在夺取政权一年半以后，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大胆看法，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特别是在关于军队的部分中，得到了完备的表述:强有力的国家，但没有清朝官吏；武装力量，但没有日本武士！不是军事防御的任务，而是社会的阶级制度建立了军事的和非军事的官僚制度，这种社会阶级制度也介入了防御的组织工作。军队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残余。自然在工人国家中防止外来危险的斗争也需要有专门的军事技术组织，但决不需要享受特权的军官阶层。纲领要求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常备军。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已不是旧的意义上的“国家”，即迫使大多数人民服从的专门机关。物质权力和武器一起直接转入苏维埃这样的劳动者组织之手。苏维埃在俄国恰如巴黎公社在法国，最为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想。这意味着，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时起，作为官僚机关的国家就开始消亡。这就是纲领发出的呼声，而且至今没有停止。

当然从逻辑上似乎不应排除这种可能，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消亡同它的暂时强化并不矛盾，相反这正体现了所谓的“历史辩证法”。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完全不同于旧的国家机器，而苏联所建立的，恰恰是旧式的国家机器。更何况即使是与旧的国家机器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消亡中的国家，在它未能完成消灭自身的任务之前，根本不能说已经进入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不管如何解释目前苏联国家的性质，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苏联国家已存在将近20年了，但它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没有开始‘消亡’；更糟的是，已经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制机关；官僚不仅没有消失、让位于群众，反而变成一支不受监督的统治群众的力量；军队不仅没有为武装的人民所取代，反而产生了享受特权的军官阶层，享有元帅的桂冠，而作为‘专政的武装体现者’的人民现在甚至被禁止拥有冷武器”。托洛茨基的结论是：“无论怎么想入非非，也难以想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设想的国家同现在斯大林领导的现实国家之间的鲜明的反差。”^[26]在托洛茨基看来，这恰恰说明了苏联的过渡阶段性质，即说明了它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建成”。

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权利，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权利……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7]列宁在解释这几句名言时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28]在托洛茨基看来，列宁的这个结论对于初步理解苏联国家的本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既然负有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国家不得不用强制的方法来维护不平等，即少数人的物质特权，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它就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尽管已经没有资产阶级。这些话既非褒，也非贬，只是如实说明事物。因此苏联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一开始就直接具有双重性质:由于它维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它是社会主义的；由于它在分配生活用品方面借助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并带有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它是资产阶级的。工人国家的最后面貌，应当取决于其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倾向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宪兵的最终消灭，即国家消融于自治的社会之中。仅此一点足以显示，苏联的官僚主义问题无论就其本身而言，还是作为一种症状而言，具有多么不可估量的意义！

正因为列宁运用其全部智慧极端尖锐地表述了马克思的观念，他揭示了未来困难的根源，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困难，尽管他来不及把自己的分析进行到底。“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不相容的。国家的双重职能不能不影响到它的结构。经验显示了理论所不能清楚地预见到的东西:如果说为了保卫社会化的财产，防止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破坏，一个“武装工人的国家”已经足够了，那么在消费领域调节不平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些财产遭到剥夺的人是不愿意创造和维护财产的。多数人是不会去关心少数人的特权的。为维护“资产阶级权利”，工人国家不得不建立“资产阶级”型的机关，即仍然是那种宪兵，虽然穿的是新的制服。

托洛茨基就这样解释了“布尔什维克纲领和苏联现实之间的基本矛盾”。如果国家没有消亡，反而变得越来越专横；如果工人阶级的全权代表官僚化，而官僚凌驾于新社会之上，那么这并不是由于过去的心理残余之类的次要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只要国家不能真正保证平等，就会产生并支持拥有特权的少数这一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结果。因此苏联的官僚主义是一种新的现象，它确切地表明了苏联的双重性质和过渡性质:如果工人阶级战胜官僚，那么它将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从而为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准备上层建筑条件；如果官僚战胜工人阶级，那么它将有可能堕落成彻底的官僚国家，而无产阶级将成为被压迫者。

托洛茨基注意到斯大林后来做了一个修正: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成”。托洛茨基追问说：“没有完全”是什么意思呢？是5％还是75％？关于这一点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根基”——是所有制形式还是技术？只要追问下去就可以看到:任何社会组织的“根基”都是生产力，而苏维埃的“根基”恰恰没有茁壮得足以支持社会主义的茎干及其枝叶——人的福利。总之，无论是就生产力看，还是就上层建筑看，托洛茨基都认为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29]

(三）分析“过渡阶段”的逻辑工具

如果苏联并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而是一个过渡形式的国家，那么如何看待它未来的发展呢？这是托洛茨基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他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逐一进行了分析。

托洛茨基首先设想苏联官僚被革命政党所推翻，这个政党当然是以原托洛茨基反对派为核心组成的，因此托洛茨基认为它“具有老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品质，并且吸收了最近一个时期的世界经验”^[30]。这样的政党会从恢复工会和苏维埃的民主开始。它能够也应当去恢复各苏维埃政党的自由。它会同群众一起并率领群众对国家机关进行无情的清洗。它会取消官僚制、勋章制以至所有特权，会根据经济和国家机关最必须的需求去限制劳动报酬上的不平等。它会根据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作深刻的变革。但由于这里涉及的是所有制关系问题，新政权不会采取革命性措施，不会废除而会巩固公有制。它会继续并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的经验。在政治革命即推翻官僚之后，无产阶级将会对经济进行一系列重要改革，但不会搞新的社会革命。托洛茨基设想的第二种情况是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资产阶级政党推翻了苏维埃统治阶层，它就会在目前的官僚、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经理、党的书记以及整个享受特权的上层中找到不少现成的奴仆。”^[31]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对国家机关进行清洗，只是资产阶级复辟所需要清除的人，要比革命政党清除的人少，因为新资产阶级的成员将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现有官僚转化过去的。届时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将会是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创造条件从力量单薄的集体农庄分出殷实的农场，把富裕的集体农庄变成资产阶级类型的生产合作社，变成农业股份公司。在工业部门，非国有化将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始。计划原则在过渡时期会改变为在国家政权和“公司”之间采取的妥协措施，这些公司从工业部门的苏联官员、其流亡国外的原业主和外国资本家中产生潜在的所有主。尽管苏维埃官僚为资产阶级复辟作了大量的准备，但在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法上，新制度还必须进行大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良。托洛茨基也设想了第三种可能，即“革命政党和反革命政党都没有掌握政权”，“官僚依旧领导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也不会固定不变。决不能指望官僚会为了社会主义平等而和平地自愿地放弃自己的地位。相反他们不仅要从官衔制和勋章制中谋求好处，而且要为自己的后代谋求好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集团。这种好处的追求如果导致所有制的变革，就意味着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反之，无产阶级对官僚的胜利就会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活。

苏联后来的演变显然比托洛茨基设想的要复杂:它首先沿着第三种可能发展，最后又变为第二种可能。苏联崩溃以后，有相当多的新贵确实来自原来的官僚阶层。这一点托洛茨基说对了。但在他看来，如果出现复辟的结果，这也依旧是由苏联的过渡性所决定的。

托洛茨基的分析仍然立足于概念的辩证法。他特别指出，把苏维埃制度叫做过渡性制度或中间性制度，意味着不承认它是像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完整的社会范畴。但是这个定义本身是完全不够的，甚至会引起一个错误的看法，似乎目前的苏维埃制度只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完全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去。“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必然是复杂啰唆的。”^[32]

按照辩证逻辑对苏联社会形态的分析必然是多元的，即不仅要关注其生产力状况、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状况，还要关注其上层建筑等方面的状况。托洛茨基认为，在所有这些方面，苏联都是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第一，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赋予国有制以社会主义性质；第二，由匮乏产生的原始积累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无数毛孔获得发展；第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标准是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第四，经济的增长使劳动者的状况得到缓慢的改善，也促使特权阶层迅速形成；第五，官僚利用社会对抗，使自己成为不受监督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阶层；第六，执政党背叛了社会革命，但在所有制关系和劳动者的意识中社会革命依然存在；第七，所积累的矛盾的继续发展既可以导致社会主义，也可以退回到资本主义；第八，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反革命必须摧毁工人的反抗；第九，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打倒官僚。在分析了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复杂因素之后，托洛茨基得出结论:归根到底，问题的解决要靠民族和国际舞台上的现有社会力量的斗争。

这种分析显然难以满足那些习惯形式逻辑的学者。“他们需要绝对的公式: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如果社会现象总是具有完备的性质，那社会学问题一定会变得简单得多了。遗憾的是，社会形态本身远非这样的简单对象。相反，它自身的复杂性要求分析的复杂性。“如果为了逻辑上的完整，而把今天违反公式，明天会完全推翻这个公式的因素排除出现实之外，那是非常危险的。”托洛茨基认为，在分析社会形态时应特别注意避免把某些东西强加给那种没有先例、没有类似者的变化多端的社会形态。科学任务、政治任务不是给尚未完成的过程作出完整的定义，而在于跟踪观察其所有阶段，区分出其进步倾向和反动倾向，揭示其相互关系，预见到发展的各种可能的方案并从这种预见中找到行动的支撑点。^[33]

(四）不断革命论

能够体现托洛茨基的辩证法的最典型理论是“不断革命论”，这也是第四国际的基本指导思想。

早在1904—1906年间，托洛茨基就同著名的第二国际左派成员帕尔乌斯一道，提出了“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当时正值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他们从1904年秋冬连续出现的群众运动中，敏锐地感到革命即将来临，因此既反对孟什维克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又不同意布尔什维克关于工农民主革命的思想，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他们承认当时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认为这场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由工人阶级在俄国直接夺取政权。换言之，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同西欧资产阶级不同，俄国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完成不了这场革命；针对当时俄国极端反动的形势，只有比资产阶级更加彻底的无产阶级才能矫枉过正，完成这场革命。托洛茨基1906年的著作《总结与展望》是他早期论述“不断革命论”的代表作。

1905年革命时期，现实的革命形势，使他着重阐述的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在托洛茨基看来，由于其阶级本性，无产阶级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不会拱手交出政权；无产阶级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专政，必然通过手中掌握的无产阶级政权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显然这仅仅是针对俄国的状况提出的理论，不断革命论的国际方面只是一般涉及，思想没有展开，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不断革命问题，根本没有提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时期，历史把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是在一国胜利还是在欧洲各国同时胜利的问题直接摆到了共产党人面前，这时托洛茨基才从理论上充分阐述和发挥了“不断革命论”的国际方面，其代表作是《论无产阶级军事纲领》等，实践这个理论的典型事件，是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采取不战不和态度，企图靠牺牲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推进欧洲革命。在他看来，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不能满足于俄国革命政权的保全，要继续把革命推进到全世界。到了1924年，欧洲革命转入低潮，历史把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共产党人面前，托洛茨基又在同斯大林、布哈林的论战中从另一个侧面阐述了“不断革命论”的国际方面，作为这方面理论的最完整的代表作，是托洛茨基在1928年流放阿拉木图时期写的《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不断革命”问题，托洛茨基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确切地说是在1923年的《新方针》中发表以后才提出来的，但是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不断革命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并且与前边谈到的两个方面并列起来，是1929年写的《不断革命》一书及其德、英文版的序言。到这个时候，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托洛茨基在该书中把它概括为不断革命的三个基本方面和14个主要论点。^[34]但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只是简单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不断革命的问题，这方面内容的详细展开是在后来的10年，特别是在1934年以后提出的。托洛茨基在1936年发表的《被背叛的革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它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托洛茨基把十月革命同法国1789年大革命相比较。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法国大革命过于激进，超出了其经济基础所允许的范围，因此必然会有一个反动，再回到经济基础所允许的政权组织形式。托洛茨基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包括上升和下降阶段，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互相取代的“领袖”和“群众”的力量首先在于它们符合那些成为他们的支柱的阶级和阶层性质，这才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得以给一定的历史时期打上自己的印记，而决不是由于其自身有什么高超之处。同样，俄国十月革命超出了其经济基础所允许的范围，因此势必走向反动。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新经济政策缓和了这种局势，但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下，俄国人民对结束动荡、实现幸福生活的渴望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使得官僚主义有了可乘之机，而强调“不断革命”的反对派缺乏吸引力。托洛茨基认为，他模拟官僚的口吻所说的下面一段话很能打动群众的心：“反对派为了国际革命打算把我们拖进革命战争中去。动荡得够了！我们有权休息一下。我们自己一定要在国内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请信赖我们，信赖你们的领袖吧！”^[35]因此托洛茨基把斯大林集团上台称为“苏维埃的热月”。

托洛茨基由此认为，必须认定苏联国家的“过渡”性质，推动它不断向社会主义的前途迈进。在他看来，这首先意味着经济基础的变革。托洛茨基否认苏联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认为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体现了苏联的过渡性质，因为它们都与官僚制度联系在一起。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应当是群众不通过官僚直接行使其所有权。与此相应，为了实现向未来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他试图对过渡时期的按劳分配形式进行探索，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理论。托洛茨基所说的“政治革命”是相对于“社会革命”而言的。他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是社会革命，解决了社会制度的问题，现在还必须进行一次“补充的革命”，解决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的问题。由于这次革命对于经济基础来说只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因此他称为“政治革命”而不是“经济革命”或“社会革命”。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托洛茨基只是提出了初步设想。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整个星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在他看来，这正是历史赋予第四国际的使命。

托洛茨基死后，他的后继者把“不断革命论”发展为“世界革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