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

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原本先在于自己的学科而客观存在；对于研究对象的进一步考察，必然构成该学科的内容体系；对历史学科而言，其内容体系所反映的研究对象的时间序列及其阶段性，随之又发生了该学科的分期问题。一门学科无论其研究对象的清晰程度还是其完整内容体系的形成，抑或分期问题的合理解决，都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而其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最后标志，是正确地解答了本学科的基本问题。当一门学科还没有回答或者没有正确回答自己的基本问题，那就不能认为这门学科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也是这样。

（一）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迄今为止这是一个尚待探索的课题。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相关资料还未见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更没有看到对这个问题的强调和论证。因此我们认为，由于对这个问题的不明确，使这门学科还处于不成熟或“准成熟”状态。不过从我们的考察中已经看到，涉及这门学科基本问题的相关论述及其为建构这门学科而出现的争论，如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基本问题，构建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目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的标准、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主题、中心、实质、精髓，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乃至某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或历史形态的基本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展开了研究和讨论，而且已经达到非常深入的程度。可以说，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距离正确回答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其实只剩下一层窗户纸。正是看到并理解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及其论断，启发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涉及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是我们当前建构这门学科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认识成果，所以正确解决这一问题也是可能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恐怕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提出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亦即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与学科构建有何关系、这个问题是否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等。思考这一问题使我们想到了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35]恩格斯如此明确地提出并正确回答哲学这门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并非偶然，而是考察了哲学这门古老而常新的学科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欧洲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得出的结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已经有所认识。黑格尔曾经说：“（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36]费尔巴哈也说过：“神是否创造世界，即神对世界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关于精神对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类对个体的关系如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属于人类认识和哲学上最重要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整个哲学史其实只在这个问题周围绕圈子。”^[37]黑格尔讲的“哲学的起点”“哲学的全部意义”，费尔巴哈讲的“最重要又最困难的问题”和“在这个问题周围绕圈子”，指的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虽然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但他们已经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并指出这个问题在哲学学科中的重要地位，为恩格斯最终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认识基础。且不论马克思主义史同哲学史具有本质上相似的学科性质，哪怕仅就学科建设的一般性要求而言，提出并正确解决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都不是无关痛痒的事情，更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恩格斯提出并正确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对解除人们的哲学困惑、抓住哲学世界观的实质、澄清长期存在于哲学理论上的种种迷雾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于哲学和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正是这一重大问题的正确解决，排除了哲学研究的一切盲目性，哲学历经数千年发展终于进入了自觉发展的成熟阶段，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言也是这样，只有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才能真正揭示这门学科的本质；只有抓住了这门学科的本质，才能删繁就简、排除遮掩、澄清疑惑、凸显主线；只有明确了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才能够知道我们应做什么、能做什么，才能真正明确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才能把这门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严格地区别开来。由此我们可以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在其学科建设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万万不可忽视。而且如费尔巴哈所言，它不仅是最重要而且是最困难的问题，我们必须全面考虑各种复杂因素，才有可能达到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

（二）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含义

恩格斯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路及其显示出来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我们提出并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具有示范作用和指导意义。他不仅告诉我们提出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告诉我们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赖于学科发展所奠定的认识基础以及相关思想方法，而且告诉我们这一问题的基本含义，亦即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首先，它是贯穿这门学科始终的问题，亦即它既是这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又是这门学科的归宿；其次，它是学科内容无法回避的问题，亦即其学科内容的展开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这个问题；再次，它是学科所有问题的深刻根由，亦即学科内容论及的其他各方面各层次的问题都是由这个基本问题衍生出来的；最后，它是学科本质内涵的根本体现，亦即它决定学科内容的主题、主线或主体，体现学科研究对象的实质和核心、灵魂和精髓。总而言之，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是对其研究对象的本质抽象，是贯穿始终的最原初、最稳定、最关键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基本问题也具有这样的一般含义，它是我们认识其研究对象的基本关系、分析它的基本矛盾、揭示其演进规律必须把握的最深层次问题，它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本质和目的意义。

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必须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亦即对它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是正确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思想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至今尚无一个属于学界共识的简洁定义，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两句话难以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些较为成熟的定义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及其基本特征。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已经提出的经典性定义外，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传统定义基础上，已经提出并论证了一些有助于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定义。较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定义问题最新认识成果的是，2007年作为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正在全国各高校通用的教材，在吸收总结相关认识成果基础上较为全面、深入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首一，该教材从创造者继承者、阶级属性、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这三个角度进行定义；其二，又着眼于创造者和继承者的关系从广、狭二义进行定义；其三，还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的概括上更为深入地阐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在“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的总体概括下，分别从哲学基础、政治立场、理论品质和社会理想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进行概括，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38]。

其次，我国学界还超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精辟论断，如：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各理论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39]，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40]，“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41]，“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42]，等等。这些精辟论断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

此外，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还必须以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基本问题的正确判断为前提。在加深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本质和特征的基础上，国内一些研究者在不同的意义上提出并回答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各种“基本问题”。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问题》一书，在其《编辑推荐》一文中提出“四个分清”^[43]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周向军等在《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观基本问题的回答》《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观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观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等文章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或观点，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本质、特点、结构、体系、功能和命运等问题；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或观点，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问题^[44]。李龙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中最富于哲理、最容易理解、最经得住时间考验，而又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三个命题”是“人类原理”“实践原理”和“辩证原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理想理论”“现实批判理论”和“社会实践理论”“三个理论板块”^[45]。王浩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不断形成、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实践和实践解读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其他所有问题都是由这个基本问题衍生出来的。”^[46]这些研究及其认识成果虽然同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还有一段距离，但却是我们抽象这一问题最有借鉴意义、最为接近的思想材料。

基于上述认识给予的启发，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在于：第一，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及其基本特征；第二，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三，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矛盾运动及其基本规律；第四，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的本质内涵和基本要求。据此我们试提出，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正确反映和揭示其历史过程中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本质联系、基本矛盾及其基本规律。从其完整性来说，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当然是一个问题，但从其内涵的全面性来说，又可以将这个问题分解为几个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问题，亦即这些问题均属“基本问题”范畴：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其特征；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四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五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性质，尤其是普遍性和特殊性、持续性和阶段性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学科概括。

（三）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依据

上述五个问题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成为我们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依据。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其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质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就是具有如此本质及特征的理论体系的演进历程，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具有这样的本质及特征。无论人们如何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特征，都必须以其固有的本质及特征为依据；无论马克思主义在其演进中以什么样的理论形态或历史形态出现，都不能丧失其本质及特征；而且马克思主义愈发展，它固有的本质和特征就愈突出。就是说，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实质、基本精神的主题、核心、灵魂、精髓等是贯穿始终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的基本特征也是贯穿始终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特征也只有在其演进的历史中才能得到强化和彰显，与时俱进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又是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条件和保证。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必须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实质和基本精神，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主题、核心、灵魂和精髓，是纵贯马克思主义发展全程的主线，是衡量其各种理论形态具有马克思主义共性和判断马克思主义历史形态一脉相承的根本依据。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反映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源泉及理论价值的现实依据。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指导实践中获得发展。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矛盾运动、前进上升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与具体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复循环、交替上升，显示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呈现出当原初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实践基础之上产生后，在广泛传播中为劳动阶级所认识和接受，以指导思想的作用回到劳动阶级的革命实践之中，继而在新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并获得新的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完善、充实、丰富和发展，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这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客观逻辑程式，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演进的逻辑线索，因而是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最深刻的现实依据。

第四，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的内在动力，因而是规定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根本内涵的内在依据。马克思主义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既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斗争中实现的，又是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与其对立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其相对性和绝对性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发展，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科学内涵，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其内外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下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真理“自己运动”的内外机制及其规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

第五，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性质是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方法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在其广泛的联系中持续发展，首先在与实践的矛盾中发展，其次在与谬误的矛盾中发展，最后在自己既绝对又相对的矛盾中发展。这些具有主导性的矛盾，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遵循着由特殊到普遍、由普遍到特殊以及从量变到质变、从质变到量变的矛盾转化的曲折道路，呈现出在持续进步中不断发生阶段性突破、在曲折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前进上升的演进规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演进进行矛盾分析，就是揭示贯穿马克思主义历史全程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规律。所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性质从方法论上提出了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基本要求。

就像恩格斯概括哲学基本问题就是揭示世界观中思维和存在的矛盾一样，人们在谈论“基本问题”时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矛盾分析。表明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就是这门学科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矛盾统一体，就是体现其本质联系的最根本的矛盾，这一矛盾横贯研究对象各方面，纵贯研究对象始终，决定和制约着研究对象及其该学科研究的其他所有矛盾。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也是这样，它就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全程的根本矛盾，这一矛盾既决定和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各方面各阶段的其他矛盾，也决定和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科研究必须面对的所有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早在1987年就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一基本矛盾运动，具体表现为新的实践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过程中本身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积累和扬弃的矛盾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的矛盾运动。这些矛盾运动基于社会实践，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学规律，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永不衰竭的生命力。”^[47]2008年，梁树发教授更为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矛盾主要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坚持与发展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化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与教育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发展要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素质的矛盾，等等。在这个矛盾体系中，基本矛盾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它决定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发展以及怎样发展，决定马克思主义坚持与发展的关系的矛盾，它还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根据。”^[48]这些认识无疑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发展的真谛，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所要解决和所能解决的基本问题。因为作为学科形式，马克思主义史只能反映不能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而且即使“反映”也只能凭借抽象的理性形式去反映。所以虽然，我们在前文中也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现实基础和客观依据，但并不主张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直接视为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而是将其作为决定基本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主义史作为“思想史”应该是理论自己的运动历程，理论自己的运动当然是其内在矛盾推动的。所以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内在矛盾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的本质内涵就是由此矛盾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这就是“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矛盾及其规律。就是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矛盾运动，一方面记述这一矛盾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反映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性，这两方面统一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史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如同上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认识一样，人们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讨论，人们总是基于对发展实质的辩证理解更为强调在坚持基础上的发展和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正如徐崇温先生所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反映出的理论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始终都是在顺应时代潮流、应对时代挑战、揭示时代主题中不断丰富发展、显示强大活力的，始终都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推动社会变革中发挥强大威力的。”^[49]正是基于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运动和理论自我否定的矛盾运动这两个视角，有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合律”和“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的发展”的“发展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演进规律就是这两条规律及其有机统一^[50]。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讨论中最有启发性的概括当属梁树发教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同错误倾向和思潮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地总结和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中发展；只有科学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51]如此概括唯一不足的是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自我否定中发展的内在机制不够。这恰好是规定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最要紧之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如何在坚持、继承自己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不断促使自身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相互转化从而拓展和深化真理，推动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本质上说，绝不是割断历史、从头再来，或者否定一切、脱胎换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首先应是承袭，其次才是跃进；既是与谬误斗争的结果，更是自我否定的结果。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变飞跃之中，哪些是灵魂精髓、横通纵贯、永葆本色而不丢的东西，哪些是因时而变、与时俱进、创建新生的东西，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必须着力论述和解答的基本问题，犹如“遗传变异、自然选择”是生物界演进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因而是生物学的基本问题一样。

仅从抽象的学理论证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问题是不够的，如果结合马克思主义自创生以来走过的实际路程，那么可以看到，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时时处处都存在“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矛盾，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一，马克思主义从孕育到形成、从产生到初期发展贯穿着“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矛盾。其主要表现：一是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等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基础上产生的；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所有现存的或历史的文化资源以及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持辩证否定、积极扬弃的科学态度，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适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新的实践要求正确解决“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矛盾的结果。其主要表现：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无产阶级为根本物质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实践追求最远大的社会理想，必然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一方面，伟大的实践创造着伟大的时代，无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是两制并存、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时代，都无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伟大的时代规定着实践的主题，不断地提出新的实践任务和理论需求，从而在已有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催生着新的理论。如此产生的理论创新必然是原有理论的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只能发生在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具体实践的结合是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只有在实践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在实践之中检验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的理论意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亦即既是从普遍到特殊的理论坚持和继承过程，又是从特殊到普遍的理论发展和创新过程。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持续性和阶段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既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的持续过程，又因其“不断革命”、不断更新实践主题而呈现出一个个阶梯，实践运动的持续性和阶段性决定马克思主义演进的持续性和阶段性。马克思主义演进的持续性就是其继承性，那是实践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阶段性就是在理论认识上的重大飞跃，这是时代、实践及其理论主题转换的结果，是新的理论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标志。四是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关系。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前者只强调坚持和继承，而忽视发展与创新；后者则以发展、创新为借口，从根本上篡改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教条主义的后果是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修正主义的后果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防止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必须把“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统一起来，这既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原则。

第三，马克思主义者与其论敌的每一次战斗，都无不体现着“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矛盾。这主要有两个表现：

一是割裂“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差不多是所有论敌的共同手法。历史上那些非马反马的论敌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上明火执杖地诋毁马克思主义，另一类是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在假马克思主义者中，一部分是鉴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不可战胜性和马克思主义强大的影响力，不得不转换其“非马反马”的岗位和手法，由“外线”转为“内线”，采用极其卑劣极其隐蔽的手段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而另一部分假马克思主义者则滋生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在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条件下，“非马反马”的论敌主要是这一部。第一类论敌犹如消防队，主要通过带有阶级偏见的非理性主义的手法对马克思主义作拆毁性论证，以便阻挡马克思主义的蔓延生长从而消灭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不让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对于这一类论敌，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当然主要是捍卫，为了捍卫就必须发展壮大自己，必须解决自己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第二类论敌显然比第一类论敌更难防范，因为他们的“非马反马”手法更为多样和隐蔽，对质朴或理论素质不高的人们有极大的迷惑性。他们要么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借坚持、捍卫、继承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公式化、教条化、绝对化、凝固化之实，搞经验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和神秘主义，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将马克思主义搞成原封不动的僵死的东西。他们要么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自居，借反对教条主义之名，行修正、篡改、肢解、断裂马克思主义之实，搞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断章取义地肢解利用马克思主义本本，人为地制造“两个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对立”“马列对立”等，造成马克思主义整体联系的分割和过程联系的断裂。对于这一类论敌，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当然是区别对待。对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假马克思主义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对于以修正主义为特征的假马克思主义要强调坚持和继承。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论敌总是采用割裂“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行“非马反马”之实？表明“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和发展的至要，连它的论敌都将其视为致命的攻击。

二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论敌的战斗毫无例外都是捍卫与消灭、坚持与抛弃、承续与割裂的斗争，正是这些斗争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契机。同所有真理的发现一样，马克思主义真理一开始就是克服谬误的结果，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52]。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两个伟大发现，它们是在与谢林启示哲学、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神圣家族”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蒲鲁东之流的经济理论的批判和论战中，完成了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改造和批判继承的；基于这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划清了自己与众多“社会主义”流派和布朗基主义的界限，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继承，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转战于内线、外线之间，与形形色色反动思潮和错误思潮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和批判，这些思潮除了那些来自敌人营垒的反动思潮外，主要是流行于工人运动中的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以及工联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战和批判，无一不是在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后，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又展开了与俄国民粹主义、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孟什维克代表人物的论战和批判，这些论战和批判也无一不是在坚持、捍卫马列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发展马列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过程也是这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无不是在与谬误的战斗中得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本本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论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抵制和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思想斗争以及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批判，乃至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围绕改革开放问题的思想政治论争等，也都无一不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之争。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真理与谬误的战斗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每一次这样的战斗，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的捍卫、坚持和传承，然后是在此基础上获得理论认识的完善、提升和发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战斗”的主旨，又是这种“战斗”的特征和胜利的成果。所以，他们总是在与论敌的战斗中，“把革命的批判和理论上的创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更注意创造方面，因为只有理论上的创造，才能更有力地进行批判”^[53]。就是说，理论的批判，就是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获得历史性飞跃的契机。

综上所述，“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为基础的。离开实践，“继承”毫无意义，也无所谓“坚持”，更谈不上发展与创新。我们坚持的、继承的应该是真理，而真理是由实践来检验的。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首先是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其次是对理论前提的“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基本问题所要强调的基础和前提，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决定的。正是“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对立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辩证否定、自我革新的运动过程，从而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基本特征。可以说，“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对立统一，是人类一切具有生命活力的观念文化演进的普遍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在与时俱进的历程中始终保持自己先进性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总之，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矛盾运动，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历史过程始终的内在本质和基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注释】

[1]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新版后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2页。

[2]《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3]郭继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4]《陈先达文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5]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6]俞可平等：《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7]《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8]《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页。

[9]《陈先达文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页。

[10]《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11]《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12]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13]俞可平等：《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14]郭继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15]梁树发：《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定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

[16]梁树发：《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定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

[17]科尔施在其1923年发表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套用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段论公式，把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演变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第二阶段从1848年到1900年，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庸俗化；第三阶段从20世纪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意识重新觉醒。见徐崇温：《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译本序》，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18]《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19]《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20]《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21]梁树发：《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定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

[22]《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23]王怀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24]白琳：《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综述》，《天府新论》2005年第5期。

[25]王贵明：《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26]鲁开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20页。

[27]顾海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转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8]郭继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韩喜平、庞雅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29]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1页。

[30]高放：《历史的丰碑：从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理论》，《文史哲》1999年第1期。

[31]梁树发：《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导报》2008年第6期。

[32]根据各种分期意见或者明确提到、或者虽未明确提到但其分期时间实际所指共有12处：1842年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理论研究、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1895年恩格斯去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24年列宁去世、1945年毛泽东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二十大、1991年东欧剧变、1997年邓小平理论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

[33]鲁开荣教授划分的3个大时期即3个大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个显然不能称为“时代”，可根据顾海良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交流和冲突、对抗中发展自身”一说（见顾海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转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提为“两制并存时期”，这也符合列宁关于我们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点”的说法。

[34]即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3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25页。

[3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21页。

[3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第12～16页。

[3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

[40]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41]《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42]李龙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问题》，《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43]这四个分清是：第一，要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二，要努力分清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第三，要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第四，要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44]周向军、刘吉余：《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观基本问题的回答》，《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45]李龙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问题》，《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46]王浩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基本问题》，《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9卷第2期，2010年6月。

[47]黄治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学规律初探》，《求索》1987年第2期。

[48]梁树发：《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定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年第3期。

[49]徐崇温：《一部抓住了根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50]李兴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演进规律研究》，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51]梁树发：《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定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年第3期。

[52]《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53]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