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专制主义的发展

“高等法院”法国文化取得这种支配地位，与一个轻视政治自由的政权息息相关。这种文化装饰美化了历史学家口中所谓的路易十四“君主专制制度”，尽管这位国王从来就没有做到“专制制度”一词使人认为的那样：“权力大无边”。太阳王必须要获得贵族和其他社会阶级的合作；他的权力方方面面都受到各种地区机构的制约，各种法国法律传统的制约和一种支离破碎的地方经济制度的制约。从封建观点来看，法国具有政治自由传统。它与欧洲其他各国一样，也有过相同的封建自治历史。法国有三级会议，虽然从 1615 年以后就一直没有召开过，但在法律上也从未被取缔过。有些地区，省三级会议仍经常举行，保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和课税的权力。大约有十二个机构称为“Parlements”。这些 Parlements 与英国的议会（Parliament）不同，已经发展成为法院，每一个都是国内某一地区的高等法院。这些高等法院坚持一些它们认为国王不能违反的“基本法”，并常常拒不执行它们宣称为违法的国王敕令。揭开外表，法国的内部结构几乎与德意志一样四分五裂（见第 153 页地图）。法国市镇持有特许状，享受公认的权利；许多大省依据与王室达成的古老协议，享有自治特权。这些地方自治权是酿成制度一片混乱的主因。大约有三百种“习惯法”或地区法律制度；人们发现，出外旅行，途中有时更换法律比更换马匹还要频繁。古老的省界上，内地税卡林立。庄园领主征收形形色色的通行税。国王征税，在有些地方轻一些，在其他地方就重些。全国既没有统一货币，也没有统一度量衡。法国是一块块拥土自立的领地，凭效忠国王的纽带连结在一起。

当这种较为古老的封建自由在德意志取得胜利，从而把神圣罗马帝国弄得分崩离析的时候；当它在英国成功地过渡到较为现代的政治自由形式，即带有贵族色彩的议会国家的时候；在法国，它却是自毁信誉，不受重视。这种中古时代的或地方的自由，在法国成了混乱的同义词。上文已经讲述过，16 世纪宗教战争动乱以后，人民是怎样如释重负地转向君主制度，亨利四世以及随后的黎塞留是如何着手加强君主制度的。“投石党”动乱更激发了人们对法国中央集权制度的渴求。

史诗诗人的灵感

作者：尼古拉斯·波斯恩（法国人，1594—1665 年）

这幅画显示，波斯恩对古典主义的题材和形象都饶有兴趣。画中人是一个诗人。他渴望获得桂冠诗人的荣誉，因为他正神游于希腊神阿波罗（手持竖琴者）和司史诗的缪斯女神卡利欧碧之间。此画显示了 17 世纪许多法国艺术十分注重对称平衡的特点。（Scala/Art Resource,NY）

投石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刚刚签署，就爆发了“投石党”动乱，那时路易十四还是个小孩，动乱的矛头直指摄政的红衣主教马萨林。这是一场未遂革命，领导革命的是高等法院和贵族，与 1789 年发起法国大革命的领导成分相同。1648 年，各地高等法院，尤其是巴黎高等法院，力主它们有权宣布一些敕令违法。巴黎蓦地垒起路障，爆发了街头巷战。像往昔经常发生的那样，贵族起来叛乱了。领导权操在一些头面贵族手中，他们财雄势大，相信一旦遏制国王的权力，就可掌握国家的治理大权。贵族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期望在会议中能够控制资产阶级和教士。《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立后，失业的士兵带着武器，在贵族的率领下成群结队地流窜农村，骚扰农民。倘若贵族能为所欲为，那么庄园制度将会更加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这是很有可能的。东欧的情况就是如此。那儿得胜的领主此时此刻正榨取农民，迫使他们提供更多的劳役。后来，反叛贵族还把西班牙军队引进国内，尽管法国与西班牙处于交战状态。到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高等法院一起，撤销他们对反叛贵族的支持。这场骚动以彻底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因为资产阶级和贵族不能一道工作，因为贵族引进西班牙士兵参与反叛，激起全法国人民的愤懑，还因为“投石党”分子没有系统的或建设性的纲领，尤其在高等法院抛弃他们以后更是如此。他们的目的只在推翻不得人心的红衣主教马萨林，为自己捞取一官半职和好处而已。

“投石党”动乱以后，如同宗教战争过后那样，法国的资产阶级和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反对贵族的种种要求，有心欢迎国王行使强权。而年青的路易十四正是这样的人物，他是惟恐不能把一切大权独揽在手的。1661 年，马萨林一死，年方二十三岁的路易就宣布，他要亲自治理国家。他是波旁家族的第三代国王。亨利四世和黎塞留曾经确立的波旁家族的传统，是要收拾闹独立的贵族，不许他们捣乱，路易十四也照此办理。他并不是一个有非凡才干的人物，然而他却具有在能干的执政者身上往往找得到的那种能力：从与专家谈话中学到许多东西。他所受的教育，因为原来特意安排得浅一些，所以并不是很好的。然而，他自有自己的本事，就是能够理解和坚持执行确切的政策路线。他在日常工作中特别井井有条、勤勤恳恳，终生谨慎小心，躬亲朝政。他孤芳自赏，很爱他的国王地位，极愿人家谄媚奉承。他喜欢大摆排场，喜欢繁文缛节，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这只是他使用的策略手段，而不是个人的灵机一动。

“联即国家”由于路易十四的统治，现代形式的“国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的抽象概念，对说英语世界的人来说，向来似是玄之又玄的。我们不妨简单地说：国家就是正义与权力的一种熔合体。一个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施行正义和使用武力拥有垄断权。个人既不能私设公堂，对他人作出法律判决，也不能保有自己私人的军队。因为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中，凡未经认可而这样做的个人，就构成谋反罪行。这与早些时候的封建惯例适成对照。根据那种惯例，封建领主设有庄园法庭，率领侍从参加战斗。路易十四极力反对这种封建惯例，为此不断努力工作，虽然未取得十分成功。他声称他本人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对立法程序和王国的武装军队拥有垄断权。这就是他那句著名的夸大之言——“朕即国家”——的内在含义。在阶级对立和地区割据的 17 世纪法国巩固国家权力，说实在的，除了大家服从一人之外，别无他法。

国家，尽管在国内象征法律与秩序，但在与别国的关系上，却处于一种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因为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行使法律和武力的高级垄断权。作为法国化身的路易十四，对别国或别国统治者的要求毫不尊重。他常常要么与他的邻国交战，要么就是准备与它们开战。的确，现代国家是为了在国内保持安定、在国外策动战争的需要而创建的。路易十四等人设计的政府机构，就是维持国内治安的一种工具，也是招募、供养、控制军队，以对付别国的一种工具。

专制主义由合法国王来垄断国内的法律和军队的思想，是 17 世纪专制制度学说的精髓。路易十四时代这一学说的首席理论家是波舒哀主教。他发展了古老的基督教学说，认为一切权力来自上帝，一切掌握权力的人在如何运用权力方面对上帝负责。他认为国王是上帝处理世间政务的代表。按波舒哀的观点，王权是专制的，但不是专横的。不是专横，因为王权务须合理、公正，宛如所反映的上帝意志；是专制，因为王权不受高等法院、三级会议或国内其他从属机构的支配。因此，法律就是至高无上的国王意志，只要这种法律符合原是上帝意志的那种更高的法律。

这种肯定“君权神授”的学说，当时在法国广为人们接受，并在教堂作为讲道内容加以传授。“专制主义”和“君主专制政治”在 17 和 18 世纪成了风靡欧洲大陆许多地方的政府观念。可是，务须记住，这些术语，多是用来表示法律原则，而不是事实。统治者是“专制的”，因为他在法律上不受国内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机构的约束。实际上，他得依赖一大群的顾问和官僚，常常得与既得利益集团妥协，仅仅是地方风俗的压力就可使他遭受挫折；他还可能遭遇律师、教士、贵族、显贵、世袭官员和形形色色的要人的反抗。而且，那时的交通速度和通讯速度都太慢，根本无法使现代早期“专制”统治者能像现代国家的政府那样，又快又有效地去控制他们的国民。